——对语文教育回归传统的一些流行概念的思考

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附中语文教研室    邮编273165

    三、关于传统语文教育对汉语言特点的利用

    我们的先人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充分认识到汉语言的规律和特点，通过不断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巧妙地利用汉语言的规律和特点来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其中最典型的是韵语集中识字教学。像传统语文教育中的蒙学教材“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都是用三四字的短句，每句押韵，讲究对偶，琅琅上口、易读易背，非常符合儿童的学习心理特点；同时又融合知识教育、道德教育、审美教育于一体。尽管有教材内容有脱离学生生活实际的缺点。应该说，确实是非常成熟的经验，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

属对也是传统语文教育中的一种符合汉语文特点、有一定科学性、综合性的语文基础训练方法。但也要作科学的分析，经过改造之后才能利用。

追溯属对的起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有了类似属对的对偶训练。当时骈体文盛行，为了写好骈体文，学生要进行严格的音韵和修辞训练，对偶就属于这种音韵修辞训练。刘勰的《文心雕龙》云：“故丽词（对偶语）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可见当时的对偶训练已经很复杂了。到唐宋时期，属对训练已经非常成熟，而且不仅是为了写作骈体文和近体诗，而是已经成了一种重要的语文训练方法。元明清三代，属对成了一种最常用的语文训练方法。元代著名的语文教育家程端礼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说：“……但令习字演文之日，将已说《小学》书作口义，以学演文……更令记《对类》单字，使知虚实死活字，更记类首‘天、长、永、日’字，但临放学时，面属一对即行，使略知轻重虚实足矣。”可见属对在当时普遍运用的情况。而这种方法到明清时因写作八股文的需要而更为盛行。

属对是一种综合性的语文训练方法，它既是语音语汇训练，也是语法修辞训练，同时还包含逻辑训练的因素，是传统语文教育中非常成功的经验。但是，对于现代语文教育，它能不能适用，是有疑问的。现代语文教育立足于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并不需要吟诗赋词，更无需写作八股文。作为一种语言训练的方法，过于严格的形式要求，在现在看来也没有必要。虚实死活字的陈旧说法，也已过时。因此，属对这种训练方法非改造不能利用。

    如何改造呢？我们试做分析。第一，保留它作为语言训练的方法，但形式要适当放宽。比如，现代语文教学常用的“仿句”训练就与之类似，它不要求所谓的“虚实死活字”相对，只要求句式相同、语气一致，也有很好的语言训练效果。我们可以根据古人属对训练的经验创造一种运用现代汉语的更宽泛意义的“属对”，要求上下句词性大体相对、意义相关，前后构成较整齐的句式。从小学开始，由短句随年级的升高逐渐加长，相当于一种要求严格一点的造句。这对提高学生驾驭语言能力一定会有好处的，并能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写作修辞能力。值得一提的是，２００４年的高考语文试卷中出现了传统的拟对联的题型，２００５年又发展变化为要求较低、形式灵活的“宽对”题，证明传统语文的生命力。第二，通过学生训练这种“属对”，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汉语言特有的美，从而提高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汉语言文学作品，尤其是古典文学作品中的诗词曲（也包括部分散文和小说），除了讲究意境美之外，一般还讲究形式美和音韵美。形式美就是注意对偶手法的运用、句式整齐，音韵美是注意音节的和谐、平仄的谐调。一般理论性的阅读鉴赏指导，学生的体会可能比较肤浅；如果通过这种“属对”训练，学生在语言实践过程中体会汉语言特有的美，认识肯定要深刻的多，更能提高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

    四、关于诵读积累

    诵读积累是传统语文教育的一条重要经验，非常符合母语教育的规律。但是也需要认真梳理改造。

    传统语文教育历来对诵读非常重视。早在先秦时期，诵读就已经是最基本的读书方法了。《礼记•文王世子》云：“春诵，夏弦，大师诏之。”《论语•子路》：“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见在孔子的教学中，诵读诗歌是一项重要的教学方法，而孔子本人也能“弦歌之”。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使者往来往往要诵《诗》，用来委婉地表情达意。由此可以推知，诵读教学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教学活动。

    汉代学生学习特别强调自学，读书有疑问，自己钻研，反复诵读领会，求得解决。诵读是一种重要的自学方法。《汉书•朱买臣传》载：“朱买臣，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可见当时的诵读方法的盛行。当时的“诵”和“读”是有区别的，“诵”是吟唱，一般用于吟唱诗歌；“读”是朗读，一般用于读文章。朱买臣在这里可能是大声地吟唱，声情并茂，更有利于记忆。魏晋南北朝时期学童要大量的诵读，《三国志•魏志》记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在童年少年时期利用记忆的黄金阶段大量的诵读，丰富积累，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只不过曹植做的更好而已。这一时期，也很讲究吟唱和朗读，并且吟唱时有一种特殊的腔调，当时叫做“洛生咏”，据《世说新语》记载，东晋名相谢安就长于此道。唐代的语文教学除了读经之外，也重诗歌的诵读。

    宋元时期，语文教育有了更大的发展，关于诵读的研究也更加成熟。朱熹以主张“熟读精思”而著称，关于诵读，他说：“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解说自晓其义也。”  [1]朱熹的主张可以概括为：一是大声读；二是读得准确；三是多读遍数，熟极而流。朱熹还主张读书“三到”，即心到、眼到、口到。诵读得好，就保证了足够的语言积累，为今后的读书作文打下坚实的基础。明清时期关于诵读的认识又有新的发展，清代学者崔学古就主张读书要“凡读文，亦可略仿读书法，探读数遍，篇只求明，不先求熟；明则自然易熟；明后复讲完篇。或正在读时，提一句，责令自讲，讲后再读，然后再温。得趣全是涵泳”[2]。他强调先懂了意思再熟读，又提出先探读、再熟读、最后温读。这是符合记忆规律的科学认识。关于诵读，他的认识比朱熹更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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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述关于诵读教学的简要历史回顾来看，传统语文教育关于诵读积累的经验可得出如下结论：其一，诵读是古代阅读教学的主要方法。其二，古人对诵读的要求很高。一是要求熟读成诵的内容多，蒙学书如“三、百、千、千（《千家诗》）”要成诵，“五经”“四书”以及解释经文的传文也要背熟。二是诵读要讲究方法，读出最佳的效果。其三，诵读的目的是积累大量的书面语言材料和提高理解能力和思维能力，并为写作打基础。

    今天来看诵读教学，必须进行选择和改造。我们首先要吸取古人的在少年儿童早期大量诵读以积累语言材料的经验（教材的编写同样也要学习古人，以适合儿童的阅读），因为这是符合母语教育规律和儿童心理特点的。其次我们还要学习古人有效的读书方法，如熟读、温读等。但是从21世纪的时代特点来看，很多方面又必须摒弃。其一，我们没有必要再让学生记诵那么多的语言材料，时间也不允许，毕竟学生要学更多的学科。《义务教育新课标》规定，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背诵240篇（段）优秀诗文。这个数量远远低于古人的诵读数量，是比较适合的。其二，古人特别讲究诵读的腔调，这一点我们也没必要照搬。但是应该学习古人那种感情高度投入、声情并茂的朗读方法。

    五、关于“多读多写”

    强调实践，在读写实践中提高读写能力，确实是非常有效的。但我们现在也不能照搬，为什么呢？因为时代不同了。古人面对的只是一门综合性的经学，而今天的学生面对的是几十门学科，“书读千遍，其义自见”，“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样的名言虽然是正确的，但对于今天的学生来说，可行性已经不大了。从长远来看，语文课的时间只会减少，不会增加，我们要考虑语文教育的“经济性”问题，即怎样在有限的时间里更好的完成教学任务。尽管如此，“多读多写”这条经验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它对我们的启示在于强调了语文学习的实践性。它可以纠正我们以前在语文教学中讲解分析过多以至使学生失去了读书作文的时间的错误做法。新世纪的语文教育重视语文学习的实践性，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在自主的读写中提高读写听说能力。

注释

[１] 《朱子童蒙须知》转引自张志公著《张志公自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121

[２] 崔学古《少学》转引自张隆华等著《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5: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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