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斜茧

          九七年四月十一日凌晨，王小波先生心脏病突然发作，病逝于北京。据说，人们在王小波去世的房间里看到病人临终前用指甲把墙壁划出的道来，可见当时的痛苦非常激烈。想象这个场景，人心里会不舒服。我知道这种病致命是很迅速的，病人一般不会有大的痛苦。二十年前，我有个远房亲戚因心脏病辞世，也是在凌晨，几分钟前丈夫还听见她起夜的声音，躺下就断气了。这位亲戚死在壮年，大家都很惋惜，唯一能使其家人安慰的就是： “倒还快，没受什么苦。”当然这是一般情况，王小波不幸承受到了痛苦，是很遗憾的事情。有一种习惯，愿意把某些人的死亡看成象征，从隐喻的角度讨论。如果按照这种习惯来解读王小波的心脏病，我从中看到的，是激烈与温和的对立。 

          王小波去世后，他的妻子李银河写了一篇《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的文章悼念他。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李银河对丈夫的评价，其中之一即认为他是位“自由思想家”。王小波说过：“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在现今的中国，自由是样奇妙的东西，对一部分人来说舞权弄金之余的消闲，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却是觅食寻衣之外的奢侈。这两部分包括了中国的绝大多数，只剩下极少的在那里研究、分析、辩论、争取……以及为此付出不自由的代价。自由作为消闲和作为奢侈，性质都是温和的。 

          在关注自由的那个很小的论域里，有些观点是激烈的，有些观点是温和的。王小波属于后者。在杂文自选集的自序里，王小波的观点是以“反对”的形式提出来的：“伦理问题……首先就是：我反对愚蠢。”“在社会伦理的领域里我还想反对无趣”。相对于“提倡”而言，“反对”是温和的态度。虽然“反对”也要求权利，但这首先是要求消极的、无所作为的权利。 王小波在他著名的《沉默的大多数》里详细地解释了这种温和的态度：沉默的由来，沉默的教诲，沉默的选择。有关“话语征募”的说法，甚至给出了比沉默更加温和的态度：“因为有征话语捐的事，不管我们讲过什么，都可以不必自责：话是上面让说的嘛。”王小波开始发言的时候，已经过了四十岁，和他的中年身份相比，同样是面对“话语征募”，最近文化论坛上青年余杰“要求忏悔”的态度激烈得多。不过，王小波并不是余杰的对立面，后者的激烈朝向另一种温和：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涂了“文化口红”的文化大师。王小波的温和从沉默开始，因为激烈的心脏病而中断；余秋雨的温和从唠叨出发，因为激烈的批评而更加唠叨。 

          王小波的发言截止于三年前，他讨论的内容则截止地更早。这也是他温和的一个方面。文革已经结束二十多年了，王小波所批判的，还是那个时代的愚昧、野蛮和疯狂。秦晖在他的纪念文章（《流水前波唤后波——论王小波与当代批判现实主义的命运》）里委婉指出王小波对现实的关注“慢了半拍”。的确，在乌托邦政治已经破产、贪污腐败继续蔓延、贫富差距日益增大、道德底线逐渐溃烂的今天，文革时期的种种极左观念已不再是威胁现实的最强力的毒品，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伪愚昧”、“更野蛮”和“教唆疯狂”。理性对于愚昧的高姿态、文明对于野蛮的高姿态、冷静对于疯狂的高姿态，随着“魔高一丈”竟显出“秀才遇到兵”式的滑稽。这几天刘军宁茅于轼等人受到批判，似乎意味着温和又将被迫退回到沉默的地步。或者如王小波所说，“赖在文学上”。 

          有一次，我和朋友聊起王小波。我说我喜欢王的小说，更喜欢他的杂文。朋友说他喜欢王的杂文，更喜欢他的小说。我们在这个话题上争了半天，后来才发现，要是照这么争下去，首先王小波自己就得起上一身冷痱子，而且我们的牙也会给酸掉。争论停止，分歧仍存在。王小波本人瞧不起讲理的杂文，但我不这样看。我觉得把理讲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几十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面在发言和沉默之间，一面在激烈和温和之间摇来晃去，找不到自己。这么长一个时期，这么多文化人，到最后能够免于指责的代表人物屈指可数：激烈发言的梁漱溟、激烈沉默的陈寅恪、温和沉默的钱钟书、温和发言的王小波。能把理讲得漂亮的，也就是小说写得好看的王小波。文学容易顾左右言他事，结果一事无成，不过文学家布罗茨基说了：宁可在自由的国度里一事无成，也不在专制的土地上功成名就。温和的态度如果用了激烈的说法就是：要么象王小波那样发言，要么象陈寅恪那样沉默。 

          文学认为，凌晨最是暧昧，种种游离的审美因素象鬼魂一样飘来飘去。很多时候，激烈与温和互相争斗，互相妥协，互相安慰，久久不能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