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出来就被同时代最优秀的同行认为是世界文学经典。它想不是都不可能。屠格涅夫说，此书一出，作者“在公众的心目中便占据了首屈一指的地位。”福楼拜说：“这是莎士比亚，是莎士比亚！”――尽管托尔斯泰很不喜欢莎士比亚。以后即便作者自己思想转辙，自我贬低自己的文学成就也否定不了这部杰作。伯林说托尔斯泰是想做刺猬的狐狸。更具体一点，我们也许可以说，他早期是不折不扣的狐狸，晚期则想做一只大刺猬；他在文学中、尤其小说中一般都表现得像狐狸，而在政论中则像刺猬。而《战争与和平》大概是他长篇中最具狐狸气味的一部作品。

　　《战争与和平》描写了俄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战争、也是对19世纪的欧洲乃至那时的世界来说最重要的一场战争。这就是俄法之间的战争：从1805年的俄奥联军对法国的战争，到1812年俄罗斯对法国的战争。尤其1812年的战争，构成一个历史的转折点。1789年的巴黎发起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拿破仑则在客观上以武力输出这革命，普及这革命――托尔斯泰称之为“自西而东的民族运动”。但是，这一“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在俄罗斯遇到了他第一次重大的失败，他开始走下坡路。 1815年“滑铁卢”一役后拿破仑最后退出历史舞台。这时他才46岁。他在圣赫勒拿岛被幽禁的日子里写道，远征俄国的战争假如取胜，欧洲本来可以很快“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祖国”，“我要会同我的儿子掌管帝国政治；我的独裁要结束了，他的宪政要开始了，” 法国的国界将永远不变，但“巴黎将要成为世界的首都”。这自然可视作一个失败者自我转圜的说法。但也还是可以假设，如果拿破仑的法国没有失败，欧洲将会怎样？今天的世界又将会怎样？就像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人们也可能问，如果希特勒的德国没有失败将会怎样？历史是否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可能性？

　　 俄法战争胜利后，俄罗斯此时还不到40岁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以主角的身份进入欧洲舞台――那也是当时世界的主要舞台。欧洲进入了他发起和主导的神圣同盟的 “秩序”，这一秩序是对法国革命和群众运动的反动――托尔斯泰称之为“自东而西的相反运动”。它是反动的，但这一运动却给欧洲带来了一个世纪的大致和平，一直到1914。俄罗斯在19世纪看来扮演了一个保守和稳定的角色，而它在20世纪则将要扮演一个革命和激进的角色。生活在这世界上最广袤也相当寒冷的一块土地上的一个民族的精力看来必须释放出来。这种力量不仅是来自它的广袤和气候，更来自它的一种独特的精神信仰力量。俄国革命似乎是法国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如此看来，1812年的战争就又还不是很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了。从战争的角度看，更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就有可能还是别的战争，比如科耶夫就认定“耶拿之役”。苏联在20世纪中的巨大力量和影响的确使人们一度要将1812到1815开始的19世纪欧洲历史只是看成一段曲折，但世纪末的变化又使我们不敢完全肯定地作此断言。

　　当然，我们这可能只是在考虑大陆，我们暂时忽略了海洋。我们暂时忽略了拿破仑心中一直耿耿于怀的、法国西面的英国。在欧洲大陆之西那时还有一个海洋性的、但也许因此更具世界性的英帝国，而更遥远的西面还有当时正在悄悄准备崛起的美国。我们今天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将美国称之为“帝国”了。它可能还是人类有史以来力量最强大和影响最广泛的“帝国”。而21世纪将会发生什么？今天如日中天的、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是还要 “继续升起”还是即将“夕阳西下”？俄罗斯是否还能够在新的世纪里复兴，乃至重执世界的牛耳？而惟一拥有连续的三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又是否能够全面复兴，乃至获得如黑格尔所说的“世界性民族”的引领地位？还有试图整合以在某种程度上恢复昔日风光的欧洲、由信仰和文明建立起某种联系的伊斯兰世界、以及东亚等地区的未来变数等，都值得我们深深思索。

　　《战争与和平》不愧是一部宏伟壮丽的史诗，它不仅描写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场战争，它还唤起我们对民族和世界历史的浓厚兴趣、唤起我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深切关怀。这是任何专门描写和研究战争的论著代替不了的。而作为一部伟大而深刻的文学作品，它还是任何学术论著代替不了的，因为它还是一部人们心灵的史诗，一部生命的史诗。我们在这里不仅看到了战争和民族的历史，还看到了在战争与和平的转换中活生生的人和他们的心灵，看到了他（她）们深深的渴望、痛苦、欢乐和追求。今天几乎所有学术的论著都是题目有限的，分析的，因而也是片段的；而它是综合的、完整的。战争构成了历史的突出节点，而历史则不过是人的生命的展现。三者的核心是人的生命：肉体的和精神的生命。下面我仅撷取这三个重要方面中的重要点，亦即仅就战争行为的伦理、历史的法则与责任、以及面临死亡对生命的认识来思考其中提出的困难问题。我在前两点上也许与作者还在某些问题上有异议，而在最后一点上则不可遏止地被其吸引。
　　一 战争
　　在莫斯科城西的波罗底诺战役前夕，安德烈公爵遇到了来前线闲逛的皮埃尔，他对皮埃尔说：不管《提尔西特和约》是怎么规定对待战俘的，如果我有权的话，我要做一件事，我不收容俘虏，而是要处死他们。其理由在他看来是，俘虏应当是骑士，只有作为骑士的对手才配作为俘虏。而法国人则是罪犯，他们毁掉我的家园，现在又在毁掉莫斯科，他们每分钟都在侮辱我，现在还在侮辱我。他们是我的敌人，他们全是罪犯。“1805年我领教过什么叫骑士精神和军使的责任，他们欺骗我们，我们也欺骗他们。他们抢劫别人的住宅，发行假钞票，最可恶的是屠杀我的孩子们和我的父亲，同时大谈什么战争的法则和对敌人的宽大。”而皮埃尔也赶紧说，他完全赞同安德烈的意见。

　　杀死战俘！这会是骄傲的、极其珍视军人荣誉的安德烈说的吗？难道敌人一进国门就把什么都改变了？以前他可也说过，即便拿破仑打进俄罗斯、打到他家乡他也不管。他是认真的吗？而且，他自己说的1805年的经历也不对，1805年法军可是好好待了他的，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他受了伤，倒在战场上奄奄一息，被拿破仑亲眼看到，马上叫人救治，很快又释放回乡。那他为什么说这些话？而且，看来他总是当着皮埃尔说这类“疯话”。他跟皮埃尔说永远不要结婚；跟皮埃尔说永远不要去解放农奴、不仅实际上解放不了，而且解放他们就是害他们；为什么他喜欢和皮埃尔说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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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说那些话都是在他心情恶劣的时候。他是面对他最好的朋友。这次也是一样，他和娜塔莎解除婚约后正万念俱灰。安德烈这样说可能只是表示一种态度，是爆发出一种强烈的情感――表面上看是一种对祖国正被侵略和蹂躏的强烈情感；深处还有一种自己极度的心灰意冷突然转成愤怒的情感。皮埃尔是他最好的朋友，他习惯在他面前说出自己最恶劣的心情和最隐秘的思想。

　　但作者让自己的正面主人公安德烈这样说，是不是还有别的意思？而且作者在自己的直接议论中也同样说出了类似的轻视战争行为伦理（Jus in bello）的意见。他看来赞许库图佐夫默认军队抢劫的做法：“既然劈木头，难免木片飞”。他直接发表意见说，1812 年的俄法战争就像两个持剑的人按照剑术的全部规则进行决斗；忽然有一方觉得自己受了伤――他知道这非同小可，是性命交关的大事，于是扔掉剑，顺手抄起身旁的一根棍子挥舞起来。要求按照击剑规则来决斗的是法国人；把剑扔掉而抄起棍子打的是俄国人；而那根棍子就是人民战争。“拿破仑感到这一点，自从他在莫斯科摆出正确的击剑姿态，他看到的不是剑，而是对方将一根木棍高举在他的头上，他便抱怨库图佐夫和亚历山大皇帝，说这场战争违反了一切规则（就好像杀人也有什么规则一样）。”中国的孔子说： “杀人之中又有礼焉”，许多人，尤其骑士和贵族军人们也肯认同样的思想，而托尔斯泰似乎是怀疑的、甚至不屑一顾的：“就好像杀人也有什么规则一样。”杀就杀呗，管它怎样杀的。

　　但说归说，做归做。书中的俄军并不杀俘虏。即便有的俄方游击队首领不愿保留俘虏，一般也还是遵守了不杀的原则。书中的好少年彼佳甚至表现了对法军少年鼓手被俘后强烈的同情。法军亦然。后来皮埃尔也进了战俘营，虽然法军在从莫斯科逃跑后一路上枪杀过不能再走的俘虏，但那是逃跑溃败之军所为。以上安德烈所提供的杀俘的理由类型大致是“对等的理由”，或者说是“以牙还牙”或“以恶报恶”的理由。但与书中的描写显然矛盾。杀俘坑降无疑与人们的生命本能相忤，也与军人的勇敢和荣誉无缘，因为这时是面对即便可恨但也可怜的人们，是面对已经被解除武装、已经失去战斗力的人们。安德烈这样说，但自己其实也不会这样做。那么，安德烈为什么要这样说？作者为什么要让自己的书中出现这样的矛盾？这样说的意思是什么呢？

　　安德烈提出的第二个、也是更一般的轻视战争规则的理由是：战争就是战争。战争本身是残酷的，毫不留情的。他继续对皮埃尔说，现在我们在战争中奉行的――诸如宽大为怀之类，简直令人作呕。这种宽大和同情类似千金小姐的宽大和同情，她一看见被宰杀的牛犊就会晕倒，她是那么慈善，见不得血，但是她却津津有味地蘸着酱油吃小牛肉。我们谈论什么战争法，骑士精神，军使的责任，对不幸者的怜悯等等，全是废话。

　　但是，这里随即出现了转机，出现了对我们上面的问题的答案。主人公以及后面的作者并不是好战，并不是就喜欢残酷无情、喜欢杀戮。恰恰相反，他们是希望和平、是痛恨战争。在安德烈看来，如果增加战争的残酷性，单这一条就能使战争改观，就能减少战争。如果在战争中没有宽大为怀，那么我们就只有在值得赴死的时候，就像现在的自卫战争中才去打仗。那时，就不会因为某某君主得罪了某某君主而开战了。那样的话，拿破仑所率领的其他国家的人就不会跟随他到俄国来了，我们也不会莫名其妙地到奥国和普鲁士去打仗了。战争不是请客吃饭，而是生活中最丑恶的事情，应当了解这一点，不要把战争当儿戏。要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一可怕的必然性。这就在于去掉谎言，认识到“战争就是战争，而不是儿戏。”不然的话，战争就会成为懒汉与轻浮之辈喜爱的消遣了。然而，今天军人阶层在各国都是最受尊敬的。人们也都以参战为荣。但是，究竟什么是战争呢？怎样才能打胜仗呢？军界的风气又是怎样的呢？“战争的目的其实就是杀人，战争的手段就是间谍，叛变，对叛变的鼓励，蹂躏居民，为了军队的给养抢劫他们或者盗窃他们。军人阶层的习俗就是没有自由，也就是说，守纪律、闲散，愚昧无知，残忍成性，荒淫和酗酒。虽然如此，军人仍是人人都尊敬的最高阶层。所有帝王，除了中国的皇帝例外，都穿军服，而且谁杀人最多，谁就得到最高奖赏，就举行感恩祈祷，隆重地宣布胜利，而上帝将怎样从天上看他们，听他们啊！“

　　有一种对战争不妨更残酷的希望并不是好战，而恰恰是希望和平，而且是全面的和平、永久的和平。作品中对战争恐怖的描写，对和平的希望有时甚至达到了怀疑任何战争、指称任何战争为罪恶的程度。托尔斯泰在叙述1812年俄法战争的开始写道：“六月十二日，西欧军队越过了俄罗斯的边界，战争开始了。也就是说，一个违反人类理性和全部人类本性的事件发生了。数百万人互相对立，犯下了难以计数的罪恶：欺骗、背叛、盗窃、作伪、生产伪钞、抢劫、纵火、杀人。世界的法庭编年史用几个世纪也搜集不完这些罪行。而对此，当时那些干 这些事的人却并未把它作为罪行来看待。”

　　于是，这里奇怪的现象出现了：放纵战争的行为，恰恰是为了遏制开战的权利。如果全然没有战争，自然也就不会有战争中的罪恶。那么，就不妨让战争来得更残酷些吧，以便人们不再敢进行战争。这后面的思想不再是残酷无情的，不道德的了，而简直是一种极高的道德理想主义。但这可不可能呢？

　　对待战争的确可以有两种道德态度：极高的理想主义者更看重战争权利的伦理（Jus ad bellam），或者说，认为战争权利的伦理更具有优先性；而现实主义者更看重战争行为的伦理，或者说，认为战争行为的伦理更具有优先性。因此，极高的理想主义者更看重战争的原因、看重开战的理由――而实际上他倾向于否定有任何真正能成立的“理由”；而现实主义者更看重战争的手段、战争进行的方式。极高的理想主义者更乐观，心底相信人类能达到永无战争的一天；而现实主义者则比较悲观，隐隐地觉得人类其实不可能完全避免战争，既然如此，就不如先来驯化战争，使它至少不太残酷，至少不造成太大的损失。

　　我们还需要注意有意的行为残酷对人性的影响，对和平时期的影响。生命是连续的，生活在和平时期的人还会是生活在战争时期的人，如果战争中可以随意使用任何残酷的手段，可以任意地虐待、侮辱、折磨、处死人的生命，他不是容易把这种习性也带到和平时期中来吗？对敌人采用的手段变成了习惯，不是也可能对自己的同胞采用吗？

　　不过，极具讽刺性的是，一个活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人，将看到战争的残酷倒的确在某种意义上阻止了新的世界战争。由于核武器的出现，美苏放弃了直接对抗。使用这样的大规模杀人武器虽然可能还不同于有意的行为残酷，但后果将是一样的，它将杀死不仅有可能投降的人们、不愿战斗的人们、杀死大量的平民，乃至毁灭整个世界。在这样的一幅图景面前，人们终于却步了。但这也许只是暂时的却步，而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也不是没有可能爆发热核战争的危险时刻。

　　我们也许还可以在书中发现轻视战争行为规则的第三个理由：即所有相关各方、或对方所有人对战争的爆发都是有责任的。这一理由隐藏在托尔斯泰对战争原因的理解中。他认为，战争的原因多不胜数。在探索战争原因时我们愈是深入，发现也愈多。每一个孤立原因或是一系列原因就其本身来说都是正确的，但就其与事件的重大比较所显出的微不足道而言，这些原因又同样都是错误的，亦即就这些原因如果没有其他各种原因巧合，不足以引起事件的发生来说，它们作为原因又是不真实的。如同拿破仑拒绝将自己的军队撤回到维斯拉和归还奥尔登堡公国一样，我们同样可认为一个法国军士愿不愿服第二次兵役是这类原因：因为，如果他不愿服役，第二个，第三个，第一千个军士和士兵都不愿服役，拿破仑的军队就少了一千个人，那么，战争也就不可能发生了。如果拿破仑不因人们要求他撤回到维斯拉后而感到受侮辱，不命令军队进攻，就不会有战争；但是，如果所有军士不愿服第二次兵役，战争也不能发生，如果英国不玩弄阴谋，如果没有奥尔登堡公爵，如果没有亚历山大受辱的感觉，如果在俄罗斯没有专制政权，如果没有法国革命和随之而来的个人独裁和帝制以及引起法国革命的所有因素等等，也同样不能爆发战争，这些原因中只要缺少任何一个，就什么也不会发生。由此可见，所有这些原因――数十亿个原因――巧合在一起，导致了已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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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要考虑战争的人为原因，而且是可以在道德上追究的人为原因。也就是作为责任乃至罪责的战争原因。在某种意义上，对方的每一个士兵都不是完全无辜的，都是要对这场侵略战争负责的。但他显然也不能像拿破仑那样负责。这种责任的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我们在考虑可以追究、尤其是在法律上追究的战争罪责时，就可能只能考虑那些最直接的原因，甚至就只能考虑那些在一定程度上行动者可以自由选择的原因。当然，对何谓“可以自由选择”及其程度会有无穷无尽的不同理解，但缩小到“罪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说，不管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又被后面的原因所推动乃至“被决定”，第一，我们要看这个人做出如此的行为个人是否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第二，我们要看这个人做出如此的行为是否要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正是在这两点上将区别开拿破仑和一个普通士兵对战争的责任。

　　一个普通士兵拒绝再服兵役将对他产生很严重的后果，他可能被罚款、被监禁甚至受更严厉的惩罚。而一个普通士兵的拒服兵役要产生阻止战争的效果，则有赖于将有千百万的士兵不约而同地都采取同样的行动。在前一点上他将承受的个人后果对他来说是极其巨大的；而在后一点上他将起的个人作用却是微不足道的。看来作者并没有区分统帅和士兵这样两种相差悬殊的作用和责任，而他后来对历史法则论述的失误似乎也可以在这里找到。

　　二 历史

　　不仅在《战争与和平》一书中散见有对历史的议论，在全书最后还有数十页作者对历史哲学的专门论述。一些评论者认为这是不必要的，读者甚至可以撇开不看这一部分。无论如何，这样做对一个文学家来说是很独特的。但我们要考虑19世纪俄罗斯的思想主要是通过文学发展的，托尔斯泰也越来越有志于做一个 “真理的探索者”，按照巴赫金的观点，他还是一个“独白”的文体作家。这倒也好，我们的议论将以他的议论为据。

　　托尔斯泰的思路是这样的：历史的主题是各民族和人类的生活。传统的史学家用神意来解释历史；而新的历史科学摒弃神的旨意，转向英雄史观，且认为各民族和全人类朝着一个既定目标行动。这目标是各民族或全人类的幸福或福祉，但对这福祉却有不同的理解，或是某民族的强盛，或是世界上欧洲一个小角落里开始的自由平等。那么，推动各民族如此前进的力量是什么呢？专题史学家认为是英雄，主要是帝王将相；通史家则认为是与事件有关的许多人或所有人的相互作用，是他们的合力，或许其中主要的还是群众或人民。文化史学家则认为动力主要是从事文化和精神活动的人们，如哲学家、文学家、诗人。但这里还需说明英雄和人民的关系、观念和群众的关系。两者结合才成为“权力”。“权力”是历史的主要问题。为什么英雄能统领人民，为什么观念能把握群众？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人民会服从英雄，群众会信服某种观念？为什么能构成一种“权力”？托尔斯泰认为，这种权力不可能是一个强者对一个弱者的体力优势或一个智者对一个愚者的精神优势。这种权力的源泉一定在人的身外，在掌握权力的人与群众的关系之中。但这是不是又把问题说回去了？

　　托尔斯泰继续说，权力是群众意志的总和。群众或以明显的表达、或以默然的许诺把权力移交给他们所选出的统治者。那么，如何移交呢？史学家对此有三种解释，亦即有三种移交方式：第一是群众的意志无条件地移交给统治者；第二是在明确的人所共知的条件下移交给统治者；第三也是有条件的移交，但是这些条件是不为群众所知，不明确的。但我们从这几种解释中都只能得出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历史，而不是各民族生活的历史。我们不能光注意头羊，而要注意整个羊群。还有，何谓“群众意志的总和”，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总和”吗？又何谓“移交”？有这样一种“移交”吗？所以，托尔斯泰又说，群众意志移交给统治者的理论，不过是一种代用语，不如直接考察命令和事件的关系、考察发令者和受命者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权力的关系。这样我们会看到一个金字塔：越往上，人越少，参加直接行动也越少，但发号施令越多；越往下，人越多，参加直接行动也越多，但发号施令越少。一个群体，就主要让那些不直接参加行动的人为他们的集体行动考虑、策划和进行道德辩解，换言之，让那些不劳力者“劳心”。那些道德辩解都是互相矛盾的，但在当时却有必要的意义。历史无法考察原因，而只有无限循环的相互作用，就像物质世界中原子永远在相吸相斥一样。

　　但是，由于历史法则与自然法则不同，它与人有关，就还要考虑自由意志的问题。人在历史中是否有自由意志？人在行动中的确经常感到自己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可以做或不做某个行动，可以这样做或那样做。这就是自由吗？但是，我回忆得越远，我其实就越对自己是否自由发生怀疑，我们越是往前追溯一个事件，我们就越觉得那些事件不是任意做出的，必然性的法则也就越明显。我们越是追溯“原因的原因的原因”，自由意志就越是可疑。但由于我们不可能追溯得那么远，不可能知道得那么多，我们就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由”的。但不论对原因的了解有多么困难，我们永远得不出完全自由（也就是说，完全没有原因）的观念。在理性看来， “自由”不过是刹那间的、无法确定的生命的感觉而已。我们在历史中把已知的东西称作必然性的法则，把未知的东西称作自由意志。而就历史来说，自由意志不过是对我们已知的人类生活法则中未知的剩余部分的一种说法。如果承认人的自由意志，就不会有任何法则存在的地位。

　　所以，历史不再去寻求“初始原因”，而是把寻求法则当作它的任务。历史也不寻求“最终目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而这种目的又是为那人类无法理解的总目的服务的。人类揭示这些目的的智慧越高，也就更加难以解释清楚，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人类所能了解的，只是观察到人类的生活和别的生活现象相对应的关系而已。对历史人物和各国人民的活动目的，也应如此理解。近代各种自然科学都开始扔开“原因”和“目的”问题来寻求法则。历史学也应是这样。假如历史的研究对象是各民族和全人类的运动，而不是叙述少数英雄伟人的生活，那么，它也应扔开“原因”的概念来寻求那些为一切相等的、互相紧密联系的、无穷小的自由意志的因素所共有的法则。只有采取无限小的观察单位――历史的微分，即人们的共同倾向，并运用积分法（即得出这些无限小的总和），我们才有希望了解历史的法则。为了研究历史法则，我们应该完全改变观察目标，撇开帝王将相，转而研究群众所遵循的同一类型的无穷小的因素。只有这条途径有获取历史法则的机会；而人类智慧在这方面付出的努力，目前还不及史学家用来描述帝王将相的行动所费精力的百万分之一。

　　希望学者去注意整体、尤其是注意下层、注意普通人的活动富有教益，这正是今天史学努力的一个方向。但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即少数英雄还是在历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不是“主人”的作用：即不是作为了解他们行动的意义、能够实现他们行动的目的的作用；但还是一种“主角”的作用：即在历史的舞台上还是主要由他们在活动，也是他们的活动在发挥主要的效力。强调这一点也是为了突出道德责任。托尔斯泰强调历史的法则，完全否认历史中人们的行动自由，否认少数居于金字塔上层的人作为事件原因的重要性，就等于是要将道德责任的因素从历史中驱逐出去。这一点我们可以更具体地看一下他对1812年战争的叙述。

　　托尔斯泰写道：拿破仑所以要同俄国开战，是因为他不能不到德累斯顿，不能不被荣耀地位所迷惑，不能不穿上波兰军装，不能不受到六月早晨诱发出的野心所影响，不能不突然发怒。参加这场战争的无数的人，他们都是按照各自的特性、习惯、环境和目的而行动。他们以为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并且是为了自己而做的；其实他们都是未意识到自己当了历史的工具，做了他们自己不明白而我们却了然的工作。他们所处的地位越高，就越不自由。天意差使所有这些人竭力追求他们自己的目的，从而造成一个巨大的历史后果。然而，当时任何一个人，无论是拿破仑还是亚历山大，更不用说战争的某一个参加者，对这个历史后果也未曾有一丝一毫的预见。

　　换言之，人们，不管是英雄还是群众，他们都是在“创造”历史，但都是在盲目地“创造”历史，没有谁能成为历史的主人，而只有主角、配角和默默无闻的数字的差别。我们无法事先预测行动的后果，我们对历史只能有“后见之明”。这里有天才的思想。但是，如果一切都是“不得不”，那就将勾销道德的责任，也勾销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处在金字塔不同层位的人的行动的效力和影响是非常不同的，拿破仑的一丁点意志表示甚或仅是在场就可能引发重大的后果，一个经典的场景是：在宽阔的维利亚河边，他在河岸上一根圆木上坐下来，头也不抬地说了句什么，大概是命令寻觅一个过河的浅滩，一个波兰枪骑兵上校，因皇帝在旁，激动得语无伦次，向副官请求允许他不用找浅滩就带领自己的枪骑兵泅水过河。副官没有明显的异议，这位胡髭浓密的老军官立刻喜形于色，大呼“万岁！”命令枪骑兵跟他走。几百名枪骑兵都随后跳进水里，河中央的急流又冷又可怕。一些马淹死了，而人也淹死了。余下的奋力向前游向河对岸，虽然半俄里外就有一个渡口，他们仍以在那个人的注视下泅水过河和淹死在这条河里为骄傲，而那个坐在圆木上的人甚至连看也没有看他们做了些什么，还觉得他们有点妨碍他思考。最后有约四十名枪骑兵就这样无谓地淹死了。大多数人被河水冲回到原来的岸边，只有上校和少数几个人游过了河，艰难地爬上对岸。但他们刚一上岸，湿透的军服还滴着水，就高呼：“万岁！”神情激动地望着那个拿破仑刚刚呆过而现在已经离开的地方，那时他们认为自己很幸福。

　　而敌对的一方也同样如此。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前夕，尼古拉?罗斯托夫参加了一场由皇帝检阅的阅兵式。在队列中，每个将军和士兵都觉得自己非常渺小，也意识到自己只是这个人海之中的一粒沙土，同时又觉得自己强而有力，意识到自己是这个浩大的整体中的一部分。他们高呼：“乌拉！”那呼声震耳欲聋，经久不息，令人欢欣鼓舞。众人本身所构成的这个庞大的队伍的人数和威力使他们自己也大吃一惊。罗斯托夫站在库图佐夫统率的军队的前列，国王先向这支军队奔驰而来。罗斯托夫体验到这支军队中每个人所体验到的那种感情――忘我的感情、国家强盛引起的自豪以及对那个为之而举行大典的人的强烈的爱戴。他感觉到，这个人只要说出一句话，这支庞大的军队（他自己虽是微不足道的一粒砂，但是他和这支军队息息相关）就要去赴汤蹈火，去犯罪，去拼死，或者去建立伟大而英勇的业绩。他想“只有效死，为他而死！”甚至皇帝表现的一点犹豫不决也使他感到庄严和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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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曾经历过这样的时刻。今天的人们也许不会如此疯狂，但还是少数人在决定，在发令，在影响大多数人的生活和命运。这是一个事实。而许多人，包括本应最具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也愿意、有时甚至热望将自己的意志融入由一个专断意志统率的群体的意志。甚至皮埃尔也这样想：“当兵去，就当一名地地道道的士兵！全身心地投入到这种共同的生活中去，深刻体验使他们变成那样的一切。但是，怎样抛掉自己身上一切多余的、可恶的东西呢？”

　　一个政治家诚然不能预见自己行为的全部后果，尤其是不能预期那作为自己行动目的的结果，他们常常并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这一结果。但是，他完全可以预见自己行动和决策的另一种后果，即这一行动将影响多少人的命运，将带来大致什么样的伤害和损失。于是，政治家在事先就有一种必须顾及这种后果的责任，而在事件之后，也可以对决策的政治家追究这种责任。尤其在战争的事情上是这样。

　　总之，表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托尔斯泰历史哲学的方法特点是：他是像文学家而不是像学者那样思考，他不依据或借助别人的观点和思路思考，他是独立地想问题，且善用各种比喻。诚然，他不可能不受前人思想材料的影响，但他基本上是使用他自己的观念，遵循他自己的思路。但他又毕竟不是学者，不是严格的哲学家。他不依傍前面的学者，而后面的学者也不太理会他。他不使用学者的思路和“行话”，而且他思考的都是一些最根本的问题。所以，他同时和前后的学者都不易和他 “接轨”。

　　而托尔斯泰的历史哲学的基本结论是：他否认历史学中的“初始原因”，也否认历史的“最终目的”，或者说否认人能认识这种原因和目的。为此他甚至反对或轻视任何周密的计划――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战争的看法和对库图佐夫的推崇上，他认为在战争中重要的是理解人们行动的意义和趋势，是自然而然地因势利导。但是，他认为有历史运动的法则，有历史的必然，而且，人在这种必然法则面前几乎没有任何意志自由可言，所谓“意志自由”只是我们尚未认识的东西。人受铁定的历史法则支配。但是，这种历史法则又是无原因、无最终目的的（或者我们无法知道），类似于天体运动的法则。

　　这一思想中包含着一些很有意思甚至天才的思想萌芽，但从总体上评论是困难的，尤其是历史法则和自由，原因和目的等问题。我们宁愿从书中的描写而非作者的议论中来寻求一些启发。托尔斯泰多么想把握全体、把握所有人的活动，发现历史的规律，可是，我们更愿注意他“狐狸”的一面，或者说文学家的一面。

　　三 生命

　　《战争与和平》有三个主人公：安德烈、皮埃尔、娜塔莎。

　　安德烈公爵出身军人世家。他参加了1805、1812年两场战争，而战争就是要和死亡打交道。第一次他怀着对荣誉的渴望和对婚姻生活的厌倦上了战场，他渴望着他自己的“土伦”。但他没有他的“土伦”，反而负了重伤，只是侥幸没死。第二次他在万念俱灰中上了战场，他已经没有了对荣誉的热望，但怀着保卫祖国和乡土的决心，但这次他又被炮弹击中，并且，这次他终于不治而死。他第一次伤愈回到家中，恰遇妻子临产，孩子生下来了，但妻子死了。生命与死亡是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怀着对妻子的深深内疚和个人命运的深深失望，他的心灵很久不能平复。但是，人生是不会在31岁就结束的，他遇到了娜塔莎，唤起了他自身生命的热力，他又重新燃起了生命的热焰。他和她秘密订了婚，但给了娜塔莎一年自由的时间。就在他和她快要重逢并结合的时候，娜塔莎遇见一个放荡的年轻军官，并准备与他私奔。私奔被偶然地阻止了，但婚约也被解除了。即便有微弱的可能重合，两颗重创的心灵也还需要痊愈的时间。但是，安德烈不久又上战场了，这次他的团队作为后备队还没有投入战斗就被炮火摧毁过半。他也又一次倒下了。安德烈是不幸的。但最后他在死前的一个月里又遇见了娜塔莎又是幸运的。他在娜塔莎的看护中死去。

　　皮埃尔是私生子。他性格的突出特点是似乎总有点心不在焉、心神恍惚。他总是在想事，想和周围环境没有多大关系的事。他是一个大块头，力气也很大，但有点笨拙，他走进上流社会的交际场，总有点像是一头大牛走进了瓷器店。他没有算计之心甚至防人之心，他也似乎从来不为自己的利益坚持斗争。但他的幸运是多少算计和防范也很难达到的；他的境界也是多少苦修和磨炼也很难达到的。他意外地得到了最大一笔遗产，于是也成为许多人“猎婚”的对象。他厚道、宽和、甚至会被人觉得窝囊。他在一种似乎必须说什么话的情势之下，嗫嚅地说出了“我爱你”，于是成了海伦的丈夫。他似乎总是闯到自己不该去的地方，其实那正是一些关键的地方。比如他偶然地逛到了波罗底诺战役前夕的战场，后来又一直呆在战役中最关键的一个堡垒。作者喜欢通过他的眼睛来 “看”。

　　安德烈是严肃的、常常是激烈的。而皮埃尔是宽容、随和的。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他们的内心真正是善良的。对皮埃尔的这一评语是安德烈说的，他要在他出国时等待的娜塔莎在需要的时候只找他商量；对安德烈的这一同样的评语是他妹妹、圣洁的玛丽亚公爵小姐说的。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沉思，就是不断反省自己的生活，就是不断追求更高的真理。他们俩的多次谈话，尤其是在晚暮渡口的一次谈话感人至深。但皮埃尔更像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他觉得只有自己纯洁，才可以批评别人。他参加了重视自我道德修养的共济会，在那里他意识到人类头脑无穷无尽的多样性，以致任何真理在两个人的理解中都不一样，甚至和他站在一边的人，志同道合的人们，对他的理解也各有不同，带有一定的限度和改变。他在书中最后有点得意地说，他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具有简单而伟大的思想，可以向世界指明方向的思想，这就是，如果坏人能集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势力，那么，好人也同样应当这样做。但是，如果考虑到前面所说的那种即便在好人中也存在的多样性，这种联合如何可能呢？或者不是以人划线来联合，而是以一种基本的、起码的道德原则来集合多元的人？这其实正是今天取胜的自由主义仍然面临的主要难题。

　　但皮埃尔也有愤怒的时候，明显的一次是他对他放荡的妻子；另一次是对已经结婚、却以结婚引诱娜塔莎私奔的阿纳托利，他认为这像殴打老人孩子一样卑鄙无耻。他在1805年的贵族晚会上试图为拿破仑做某种辩护，认为他善于理解革命、战胜革命。而到1812年拿破仑侵入俄罗斯后，虽然他羞于像狂热的莫斯科人那样表达自己的爱国主义，但是准备个人去刺杀拿破仑。

　　皮埃尔也多次面对了死亡：别人打赌，站在三楼的窗口上仰头一气喝完一瓶酒，他也站到了那窗口上，且不要任何赌注。他连开枪都不会，却要和一个年轻军官决斗，虽然当决斗时他也觉得这事很无聊，但还是坚持把这事做完。他击伤了对方，然后惊慌地走近对方，茫然地敞开胸脯面对对方的枪口。他只是很侥幸地没死。他的确有过对死亡漫不经心的时期，他将自己对娜塔莎的爱深深地埋在心里，他的妻子不是他的爱人，而是一个高贵的“荡妇”。他感到心灰意冷。不过决斗的那一枪还是震惊了他，他后来对安德烈说活着多好。但后来他还是准备赴死。他和安德烈一样勇敢。甚至，更勇敢。他呆在波罗底诺战场上，周围的士兵大都死了。在莫斯科的大火中，他抢救出一个女孩，随后被法军逮捕，准备以“纵火犯”的罪名处死。但好运一次又一次降临了他，面对以残忍著称的达乌元帅，由于偶然地交换了一下“人类的视线”，他得救了。作者似乎有意、而我们也希望世间保留这样一个好人。他其实很早就开始、并一直暗暗地爱着娜塔莎。但他觉得自己还不够好，他觉得自己配不上。他甚至要到与娜塔莎结婚七年后才相信自己不是个坏人。他看到娜塔莎第一次参加盛大的舞会，还没有人去邀他跳舞，他就悄悄地要安德烈去和她跳舞，从而使他和她进入了爱情――虽然这使他感到欢喜而又痛苦。

　　娜塔莎联结着上面两个人，她先和安德烈订婚，后与皮埃尔结婚。安德烈和皮埃尔也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真理的探求者们也理应成为好朋友，即便他们探求的道路不同，但就凭他们的人数如此之稀少，他们也应当成为朋友。她所犯的错误也是过于热烈的生命所容易犯的错误。娜塔莎不是思想者，她不是对生命的思考，然而，她就是生命本身。她就是青春、就是快乐、就是阳光。而即便一个阴郁的生命也是要寻找阳光的，一个严肃的生命也是要追求快乐的。她被许多人爱、被人喜欢：家人、客人、多年的朋友、乃至只是过往的路人。甚至古板的军人杰尼索夫、势利的鲍里斯、放荡的阿纳托利也被她吸引。她想爱所有的人，也希望被所有的人爱。她也是和平。她是和平时期的主人公。她热爱美，在一个美丽的月夜，她站在阳台上，向往着抱紧自己的胳膊飞翔起来。

　　娜塔莎也面对了死亡，虽然不是自己的死，而是他人的死，是至亲至爱的人的死。她的才十几岁的弟弟彼佳的死、她父亲的死、尤其是安德烈的死。她受过两次重创，一次是因她自己的过错而导致与安德烈废除婚约；一次是安德烈的死。但她又复苏了。是她强大和青春的生命力本身使她治愈、使她复苏。因为她就是生命。生命的本质是女性的、或者说是母性的。所有的生命都由女性生产，女性喂养、女性护理、女性送终。因为有女性，生命显示出自己更纯正的本色。因为有女性，生命不致被过于好斗的激情摧残或毁灭，也不致被过于沉重和严肃的思索掩盖或弄得黯淡。

　　娜塔莎与皮埃尔结婚七年后生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她变得有点不修边幅，琐碎、忌妒、甚至有时吝啬了。她神情娴静、脸上不常见先前那种赋予她特殊魅力的洋溢着热情的青春活力了。她甚至很少唱歌。偶而兴致突发唱起歌来，她才会重新燃起热情。而这时她就显得格外富有魅力。平时她不唱歌，不注意梳妆打扮，说话时不斟酌词句，主要是因为她根本没有时间去那么做。人能把全部精力贯注于一件事，不管这件事是多么微不足道。而一旦全神贯注，它就变成极其重要的大事情了，而它可能本就是真正的生活。她因为接二连三地怀孕，生育，喂奶，时刻参与丈夫的生活，只得谢绝社交活动。但她很重视亲戚的来往。她会穿着睡袍、披头散发、喜形于色地从育儿室大步跑出来，把不再沾着绿色屎斑，而是沾着黄色屎斑的尿布给他们看，听他们安慰地说孩子身体好多了。皮埃尔对妻子言听计从，妻子把皮埃尔的学术活动看作正经事，尽管她对此一窍不通，但很重视。皮埃尔工作时，也就是当他在书斋里读书写作时，全家人都踮着脚尖走路。

　　凡是在娜塔莎婚前就认识她的人看到她这种变化，无不像看到一件新奇事那样感到吃惊。只有老伯爵夫人凭着母性的本能懂得，娜塔莎原本的热情根柢上正是出于她需要家庭，需要丈夫。她本性上其实是个贤妻良母。伯爵夫人说：“她把全部的爱都用到丈夫和孩子们身上，爱到极点，简直有点傻了。” 有关妇女权利、夫妻关系、夫妻的自由和权利的议论，当时也已存在。不过，没有像现在一样看成那么重大的问题。不过，娜塔莎对这些问题不仅不感兴趣，而且一点也不能理解。托尔斯泰说，这些问题在当时也同现在一样，只对那些把夫妇关系纯粹看成某种满足的人才存在。他们只看到婚姻的开端，而没有看到家庭的全部含义。

　　我们也许还可以更仔细和专门地看一下面对死亡对生命的思考。

　　当安德烈负伤躺在奥斯特里茨的战场上时，他躺在大地上，只能凝视天空，除了天空什么也没有。在安静、肃穆、高远的天空面前，他感觉过去觉得重要和伟大的东西都不再重要和伟大了，诸如荣誉、功绩、尘世的伟人、甚至生死、这一切历史和时代的东西都变得十分渺小了，都像是空虚和欺骗。他只是感动于天空的永恒、无限和伟大，但他并不知道这伟大是什么。他所有知道的东西都是渺小的，而他所知道的伟大的东西却是他不清楚的。他意识到永恒。但这永恒的天空其实也还是空虚的、空洞的。他不知道这真正伟大的东西是什么。他还是想活。他觉得生命还是美好的。所以，当拿破仑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动了一下。

　　他活过来了。当他回到家里，却又遇上儿子的降生和妻子的死去。他其实是怀着内疚和赎罪的心情回到妻子的身边。但他没有赎罪的机会，妻子就死了。他心中的创痛有多深只是在他和皮埃尔在渡口谈话时才第一次真正地表达出来。特别是他永远忘不了妻子临死前秀丽、僵冷的面容仿佛在对他、对所有人说：“我爱你们，我没有做过坏事，你们为什么对我这样？”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很老很老了，他只希望不伤害和妨碍别人、也不关心别人和社会、就这样默默地了此残生。他希望只是避免受良心责备和疾病这两件坏事，为自己生活。但是，皮埃尔告诉他，所有生命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也要为别人生活。

　　皮埃尔的话震动了他，在他心里播下了新生的种子。但是，新生的种子并不是很快就能发芽成长的。当春天来临的时候，他经过一片树林，在经过一个寒冷的冬天之后，其他的树木和青草都重新欣欣向荣，只有一棵满身疮疤的老橡树不愿屈服于春天的魅力，依然是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他觉得自己就是那棵老橡树，他所持的立场就是那老橡树的立场、他对生命的态度就是老橡树表示的态度。“你自万象更新，我自岿然不动”。但在过了些天，他重新经过那片树林的时候，老橡树却已是树叶苍翠茂盛了。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他遇到了充满活力的娜塔莎，也在下面的阳台上听到了她要在美丽的月夜飞翔的话。所以，他对自己说：“人生不会就在 31岁的时候就完结。我应当和所有的人在一起生活。”

　　他又回到大地上的生活了。但天空或者说永恒的视野仍然保留着。他和娜塔莎相恋了，但因为自己家庭的阻碍，也希望17 岁的娜塔莎充分地认识自己。他给了她一年自由的期限。给予这样的自由是否合适？是不是应该不顾一切马上结婚？这样结婚后是否在幸福中将达不到后来体会生命的深度，甚或娜塔莎的生命力还可能有再一次不惜烧毁自己的爆发？对这些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在一年的终了娜塔莎出事了。安德烈没有原谅她，他说，“我说过要原谅堕落的女人，但是我没说我能够原谅。我不能够。”那天安德烈和别人谈话特别活跃，而只有皮埃尔完全明白他所以这么活跃的内在原因。

　　在波罗底诺战役中，作为团长的安德烈一直镇静地看着自己周围的人被炮火击中、抬走。终于一颗炮弹落到他身边了，在一丛苦艾旁边，像陀螺一般冒着烟旋转。 “难道这就是死吗？”安德烈公爵一面想，一面用完全新的、羡慕的眼光看青草、苦艾，看那从旋转着的黑球冒出的一缕袅袅上升的青烟。“我不能死，不愿死，我爱生活，爱这青草，爱大地，爱天空……”。但过了一会儿他又想：“不过，现在不是一切都无所谓了吗？来世会是怎样？今世曾是怎样的？我过去为什么那样留恋生命？在这生命中有一种我过去和现在都不明了的东西。”这东西是什么呢？

　　他被抬进了战地手术帐篷，他看到血淋淋的人体似乎塞满了这低矮的帐篷，这使他想起几星期前，在那炎热的八月的一天，士兵们纷纷跳进一个脏污的水塘，那许多挤在一起的赤裸裸的强健肉体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他一下就深深地理解了何谓“炮灰”。这时他又认出旁边一个痛哭失声、虚弱无力、刚被截去一条腿的人正是他一直寻找想与之决斗的阿纳托利。他也想起了娜塔莎，忍不住流出了温柔、深情的眼泪，他哭了，哭别人，哭自己，哭他们和自己的错误认识。他想，“对兄弟们、对爱他人的人们的同情和爱，对恨我们的人的爱，对敌人的爱，――是的，这就是上帝在人间散播的、玛丽亚公爵小姐教给我而我过去不懂的那种爱；这就是我为什么舍不得离开人世，这就是我所剩下的唯一的东西，如果我还活着的话。但是现在已经晚了。我知道这一点！”

　　但是，如何可能去爱敌人呢？“爱一个亲人，用人类的爱来爱就行了；但是爱敌人，只有用上帝的爱才办得到。……用人类的爱，这种爱可能转化成恨；但是上帝的爱永无变化。”他先前感到对背弃他的娜塔莎又爱又恨，但这时他多想再见她一面。恰巧她那天知道了他与她同在旅途，深夜光着脚悄悄来到了他床前，他对她说： “我比以前更爱你，更知道怎样爱你了。”

　　自此，娜塔莎一直看护着他。她常坐在斜对着他的扶手椅里，遮住烛光，编织袜子。因为安德烈曾经告诉她，在织袜子的动作里，有一种令人感到慰藉的东西。安德烈一直躺在床上，不仅知道他会死去，而且感到他正在死去，并且已经死去一半了。他体验到了远离尘世的意识，和愉快而奇怪的轻松的感觉。他不着急不慌张地等待他正面临的时限。但是，安德烈又想，“难道命运这样奇特地让我和她相聚，就是为了让我去死？……难道人生之真理展现在我面前，仅仅由于我在虚妄中度过了一生？我爱她胜过世界上的一切。可我爱她又能怎么办？”“爱？爱是什么？爱干扰死。爱便是生。”

　　安德烈梦见许多人在做无谓的谈话。渐渐地这些人物全部开始消逝，一切只剩下一个关门的问题。他起身朝房门走去。他觉得一切都有赖于他是否来得及紧闭房门。但他的脚不能迈动，他于是知道他来不及关门，但仍然徒劳地鼓足全身力量。他陷入痛苦的恐怖之中。这恐怖是死亡的恐怖：“它”就站在门外。但就在他无力地笨拙地朝房门爬去的时候，这一可怕之物已从另一边压过来，冲破了房门。某种非人之物――死亡――破门而入。于是，安德烈公爵死去。但就在死去的那一瞬间，安德烈公爵想起他是睡着的，同时，在死的那一瞬间，他一努力，于是又醒了。“是的，这就是死。我死了――我醒了。是的，死――便是觉醒。”突然间他的心里亮了起来。他感到好像挣脱了以前捆住他的力量，感到了再没有离开过他的那奇怪的轻松。

　　这是正在死去的人的感觉。这是不是第一次有人想象地描写濒死者在渐渐地死亡过程中的感觉？它是真实的吗？任何一个读者都无法对之进行判断。那么，这濒死者周围的生者对他的感觉呢？当安德烈变得特别温和并容易感动，娜塔莎和他妹妹感觉这是临死的迹象。在最后的时间里，她们感到已不是在照料他（他已经没有了，他离开了她们），而是在看护对他的最亲密的回忆――他的躯体。她俩都看到，他愈来愈深地，缓慢而平静地离开她们，沉入到一个她们所不知道的地方去。当灵魂离开躯体，躯体发出最后一次颤抖的时刻，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娜塔莎都在他跟前。“过去了？！”在他的躯体一动不动，并且冷却了几分钟之后，玛丽亚公爵小姐说道。娜塔莎走过去，向那双不动的眼睛俯下身去，急忙阖上了它们。她没有亲吻那双眼睛，而是伏身在他的躯体上，心想： “他到哪里去了？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哭泣了，她们哭泣是由于面对死亡的奥秘而产生的虔敬的感动，死亡的奥秘简单而又庄严。

　　使安德烈死去的原因是战争。皮埃尔面临的则是另一种集体的“合法杀人”――死刑。他在莫斯科大火中被误当作纵火犯，后经达乌元帅简单审讯、对进来打断的副官说了句什么即被押走，皮埃尔这时以为自己已经被判死刑了，脑子里只有一个思想：究竟是谁，最后是谁判决他的死刑？不是委员会里审问他的那帮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愿意、而且显然不可能这么办。也不是达乌，他是那么富有人情味地瞧着他。只要再等一分钟，达乌就会明白他们是在做蠢事，但是这一分钟被走进来的副官搅和了。这个副官看来也并不是想使坏，但是他本来是可以不进来的。究竟是谁处决、杀死、夺走那满怀回忆、志愿、希望的他皮埃尔的生命呢？这是谁干的呢？皮埃尔觉得并没有具体的那一个人一定要这样干。

　　和个别人的谋杀犯罪不同，这样的合法处死和更大规模的集体杀人（战争）的根源是制度，是各种情况的汇合。是一种制度要杀害他的生命，剥夺一切，把他消灭掉。同样，这一机器也要同样地杀死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们。

　　皮埃尔被押往枪毙的地点――一个菜园子里。和那些同样忙乱和草率地被判决的人们一起，一次两个地被带出来枪毙，头两个人只用眼睛默默地、枉然地寻求保护，显然不了解也不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不能相信，因为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生命对他们有什么意义，所以他们不了解也不相信生命可以随意被人夺去。皮埃尔觉得，在所有俄国人、在法国士兵和军官脸上，没有一个例外，他都看到和他内心所感受的同样的惊悸、恐怖和斗争。“ 这事究竟是谁干的呢？他们和我一样感到痛苦。究竟是谁？究竟是谁？”皮埃尔排在第六个，但这一次只带一个出去，他看着那个年轻工人喊叫着被带到柱子前，到了柱子那里突然不叫了：他掩上衣襟，用一只光脚搔搔另一只光脚。开枪了，皮埃尔看见那个工人突然在绑他的绳子上坠了下来，身上只有两处露出血来，士兵们笨手笨脚地慌忙把尸首拖到柱子后面，推到坑里。“显然，大家都确切地知道，那些人是罪犯，他们是在掩盖犯罪的痕迹。”最后所有人都低着头，沉默不语地离开。

　　皮埃尔随即被送往战俘营，在那里他悟出了一个道理：人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幸福，而幸福就在他本身，幸福在于满足人的自然需要，而一切不幸并不在于缺少什么，而在于过剩。在三个星期的押解途中，他又悟出了一个新的、令人欣慰的道理：世上没有什么特别可怕的事。世上没有哪个环境人在其中一定能过得幸福和完全自由，也没有哪个环境人在其中一定会过得不幸福和不自由。痛苦有一个界限，自由也有一个界限，而这两个界限又非常接近；他现在为睡在光秃的湿地上感到苦恼，而另一个人也可能会为他的锦绣衣被折了一个角而感到苦恼。他也懂得了一个人身上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和自救力量。多少次，他以为明天自己冻坏的双脚再也无法走路了，但第二天他又一瘸一拐地走了起来，慢慢甚至不觉得疼。

　　在俘虏营他还遇到了一个普通俄国士兵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他长得圆滚滚的，成天乐呵呵的，从不抱怨，好像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疲倦和病痛。他对所有的人和事情似乎都情投意合，但并不眷恋什么。他在被押解途中的一个晚上讲了一个故事：一个规规矩矩、敬畏上帝的老商人被错判杀死同伴而流放做苦役，一天大家都讲述自己的犯事，老人哭着说了自己的冤屈。听者中恰好有一个真凶，听了心感到刺痛，于是跪倒在老人面前，说“你是为我遭的罪”，并向官府自首了。当沙皇下令平反，公文下来到处找那个老头，找来找去，最后发现他已经死了。这个故事皮埃尔其实熟悉，使他感到惊奇和神秘的是普拉东讲述它时的那种始终挂在脸上的极大的恬静和欢喜。第二天早上，皮埃尔发现普拉东不肯走了，他靠着一棵白桦树坐着，脸上露出欢喜、感动和恬静、庄严的表情。不久，从后面他坐着的地方响起了枪声。皮埃尔想到：“生命是一切。生命就是上帝。一切都在变化和运动，这个运动就是上帝。只要有生命，就有感应神灵的快乐。热爱生命就是热爱上帝。而比所有一切都更困难但也更幸福的就是：在苦难中，即便在无辜的苦难中，也热爱这个生命。”

　　皮埃尔被游击队救出来了，治疗了三个月。他觉得，没有了使他苦恼的妻子和法国人，活着是多么好、多么美妙啊。先前一直使他苦恼的，他经常寻找的东西――人生的目的，现在对他来说已不复存在了。因为他觉得这个人生的目的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正是因为这个目的的不存在，才给了他完全的自由感，而这时他的这种自由感就是他的幸福。他不能有目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信仰，不是信仰某种制度，或言论，或思想，而是信仰一个活生生的可以感知到的上帝。他在以前是抱着他给自己提出来的一些目的去寻求上帝的。可是，他在被俘期间突然认识到，上帝就在眼前，就在这里，它无所不在。他认识到，在卡拉塔耶夫心目中的上帝比共济会会员们所承认的造物主更伟大、更无限、更高深莫测。他觉得像一个人极目远眺，结果却在自己的脚跟前面找到了他所要寻找的东西，他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一生都在迈过周围人们的头顶向远方望过去，其实用不着睁大眼睛向远方望过去，只要看看自己跟前就行了。他先前无论怎样都没有本领看到那个伟大的、不可思议的、无限的东西。他仅仅感觉到，它应当存在于某一个地点，于是便去寻找它。但在一切靠近的、可以理解的东西中，他只看见有限的、渺小的、世俗的、没有意义的东西。他曾经用一具幻想的望远镜装备自己，并用它去?t望遥远的空间，他觉得隐藏在远方云雾中的渺小的，世俗的东西之所以显得伟大和无限，只不过是由于看不真切罢了。像欧洲生活、政治、共济会、哲学、慈善事业，就都是这样的目标。而现在他已经学会在一切东西中看见伟大、永恒和无限了，因此，他欢欢喜喜地看他周围那永远变化着的、永远伟大的、不可思议的、无限的人生。他看得越近，他就变得越平和，越快活。原先曾毁掉他的全部精神支柱的那个可怕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对于他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对“为什么？”这个问题，在他心中常常准备了一个简单的答案：“为什么？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于是，安德烈所眺望的“天空”变得具体和落实了。“天空”和“大地”连接到了一起。当然，这里还有一种命定论，一种让人心安的命定论，但它是否过于强烈？无论如何，皮埃尔的生活和性格由此有了改变。外表他和先前差不多，心不在焉，好像所关心的不是眼前的事，而是他自身的某种特别的事情。从前，他虽然显得是一个善良的人，然而，却是一个不幸的人；因此，人们总是远远地躲着他。可是现在，他的嘴角边上经常挂着人生欢乐的微笑，眼睛里闪着对人同情的亮光。只要有他在场，人们都感到愉快。从前，他一说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慷慨激昂，只顾自己说，很少听别人说话；现在他善于听人家说话，因此人们也乐意把最秘密的心事告诉他。他能理解和欣赏别人灵魂中的优秀品质，乃至常能唤醒和引发这种优秀品质。他也承认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索、去感觉和去观察事物；承认不可能用语言来改变一个人的信念。这一点博得了所有人的普遍好感。这种人的多元性在以前曾经使皮埃尔激动和恼怒过，而如今却成为他能同情别人和激起兴趣的一种基础。人与人相互之间在生活中的观点不同，甚至于观点完全相反，这使皮埃尔感到高兴，使他显现出嘲讽的、温和的微笑。当同伴一路上不停地抱怨俄国比欧洲穷，落后，愚昧无知，觉得到处死气沉沉，而皮埃尔却在漫天大雪中，在这一望无垠的大地上看见了非常强大的生命力。但他并不去反驳。在一些实际的问题上，皮埃尔现在也出乎意料地感到自己对遇到的事情有了主见，他对金钱问题仍然像以前一样漫不经心，但是他现在明显地知道什么事情是应当做的和不应当去做的。他学会了拒绝。

　　他和娜塔莎的重获自由，还使他觉得自己有了获得她的爱情和缔结婚姻的希望。在这一时期，他觉得，不仅对他一个人，而且对整个世界来说，人生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他的爱情，在于她能不能爱他，有时他甚至觉得所有的人所忙的就只有这一件事――就是为他俩的未来幸福而奔忙。所有的人都被他的光辉感情照得通体透亮，不管遇见什么人，他立刻毫不费力地从他们身上看出一切好的值得爱的东西来。皮埃尔后来经常回忆在这一段时间里幸福的狂热。但他认为，在这一段时间里所形成的对人们和对环境的见解，永远都是正确的。皮埃尔的狂热就在于，他不像以往那样，一定要在人身上发现他认为人应具有的优秀品质时才爱他们；现在他的内心是充满了爱，他在无缘无故爱人们的时候，总能找到值得他爱他们的无可争辩的理由。

　　这是不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的态度？这里是不是把握到了自由主义行为和态度的核心――承认多元、宽容待人？而且这是否还是一个自己快乐、也给人快乐的自由主义者的态度――热爱生活，发现和欣赏他人的优点？再进而言之，这里是不是还提供了对自由主义的一种恰当的精神信仰――上帝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就在普通的事件之中，人们就就应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上帝？人生无目的、或者说多目标，亦即没有一个涉及所有人的根本的、既定的、统一的目的、而只有各个人的具体的生活目标，人也没有必要去寻求那种惟一的根本目的、终极目的。而且，主人公似乎在这里认定，这一自由主义观点虽然是在他狂热的幸福时期得出的，但却是永远正确的。难道在个人生活中，我们也同样达到了一种“历史的终结”，哪怕这种“终结”是限制在一个极其基本和微小的范围内？

　　就这样，安德烈从不满和厌倦自己的生活、包括厌倦自己的婚姻和妻子、厌倦爱开始，最后走到了对生命及所有人的接纳、承认和爱，他也重新接受了娜塔莎的爱，他等于是死在娜塔莎的怀抱中；皮埃尔从茫然和胡闹开始，最后走到了认为上帝就在眼前，就在我们的生命之中，上帝就是生命；追求上帝就是善待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走到了一种认为人生无自己的根本目的，人们的具体目标是多元的，应当学会理解和平等对待所有人的类似自由主义的观点。安德烈死了，皮埃尔还活着，而且和娜塔莎结了婚，生了几个孩子。安德烈的儿子也在长大。生命之线将继续延续下去。而不管作者如何具有如一些人所称的反自由主义的倾向，他在作品中的议论如何透露出一种强烈的宿命论的色彩，但他的主人公却走到了一种类似于自由主义的生活态度和承认精神选择的自由的观点。这似乎是很奇怪的：一个反自由主义者却让自己走到了自由主义的结论。作者作为一个文学家，更忠实于生活本身的逻辑而不是自己思想的逻辑。

　　主人公的精神探索还会继续下去，包括对社会政治和个人生活的关注。事实上，我们在“尾声”中看到，皮埃尔又在和朋友谈论政治了，而他们的观点继续表现出分歧。但目前我们只能停在主人公目前所达到的终点上，它还能告诉我们几句什么最后的话呢？

　　首先大概是热爱生命，且就按生命的本来面目那样热爱生命，包括热爱自己的命运：那可能是幸运的生命，但也可能是被冤屈、被错待、被冷落的命运。而要如此热爱命运，就包括要热爱和原谅那冤屈、错待和冷落你的人。亦即也要按人们的本来面目去热爱亲人、邻人、旁人、以至敌人。

　　其次，我们要关注灵魂、但无论如何不要轻视肉体，正是这肉体给了我们所知道的生命，正是这肉体使我们能经受莫大的痛苦和打击而重新恢复生命，也恢复精神的探索。于是，正由于肉体生命的这种意义，所以我们要慎重对待最容易大规模毁灭肉体生命的战争，恰当地坚持战争的权利和行为伦理，提醒和追究人们、尤其是追究英雄们在历史行动中的道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