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明理

      对于人教版、沪教版、苏教版等多处中学语文教材都选用的文章《向中国人脱帽致敬》（作者钟丽思，据说是上世纪80年代赴法留学生，现为《天下华人》主编），笔者刚一读便觉胸闷不已。为便于剖析，先将此文转引如下：

      记得那是十二月，我进入巴黎十二大学 。

      我们每周都有一节对话课，为时两个半钟头。在课堂上，每个人都必须提出或回答问题。问题或大或小，或严肃或轻松，千般百样无奇不有。入学前，前云南省《滇池》月刊的一位编辑向我介绍过一位上对话课的教授：“他留着大胡子而以教学严谨闻名于全校。有时，他也提问，且问题刁钻古怪得很。总而言之你小心，他几乎让所有的学生都从他的课堂上领教了什么叫做‘难堪’……”

      我是插班生，进校时，别人已上了两个多月课。我上第一堂对话时，就被教授点着名来提问：“作为记者，请概括一下你在中国是如何工作的？”

      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写我愿意写的东西。”

      我听见班里有人窃笑。

      教授弯起一根食指顶了他的无边眼镜：“我想您会给予我这种荣幸：让我明白您的首长如何工作的。”

      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的首长发他愿意发的东西。”

      全班“哄”地一下笑起来。那个来自苏丹王国的阿卜杜勒鬼鬼祟祟地朝我竖大拇指。

      教授两只手都插入裤袋，挺直了胸膛问：“我可以知道您是来自哪个中国的么？”

      班上当即冷场。我慢慢地对我的教授说：“先生，我没听清楚你的问题。”

      他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又重复一遍。我看着他的脸。那脸，大部分掩在浓密的毛发下。我告诉那张脸，我对法兰西人的这种表达方式很陌生，不明白“哪个中国”一说可以有什么样的解释。

      “那么，”教授说，“我是想知道：您是来自台湾中国还是北京中国？”

      雪花在窗外默默地飘。在这间三面墙壁都是落地玻璃的教室里，我明白地感受到了那种突然冻结的沉寂。几十双眼睛，蓝的绿的褐的灰的，骨碌碌瞪大了盯着三个人来回看，看教授，看我，看我对面那位台湾同学。

      “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我说。马上，教授和全班同学一起，都转了脸去看那位台湾人。那位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正视了我，连眼皮也不眨一眨，冷冷地慢慢道来：“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

      话音才落，教室里便响起了一片松动椅子的咔咔声。

      教授先生盯牢了我，又递来一句话：“您走遍了中国么？”

      “除台湾省外，先生。”

      “为什么您不去台湾呢？”

      “xx不允许，先生。”

      “那么，”教授将屁股放了一边在讲台上，搓搓手看我。“您认为在台湾省问题上，该是谁负主要责任呢？”

      “该是我们的父辈，教授先生，那会儿他们还年纪轻轻哩！”

      教室里又有了笑声。教授却始终不肯放过我：“依您之见，台湾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如今？”

      “教授先生，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们的父辈还健在哩！”我说，也朝着他笑，“我没有那种权力去剥夺父辈们解决他们自己酿就的难题的资格。”

      我惊奇地发现，我的对话课的教授思路十分敏捷，他不笑，而是顺理成章地接了我的话去：“我想，您不会否认邓小平先生该是你们的父辈。您是否知道他想如何解决台湾问题？”

      “我想，如今摆在邓小平先生桌面的，台湾问题并非最重要的。”

      教授浓浓的眉毛如旗般展开来长起：“什么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呢，在邓小平先生的桌面上？”

      “依我之见，如何使中国尽早富强起来是他最迫切需要考虑的。”

      教授将他另一边屁股也挪上讲台，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坐好，依然对我穷究下去：“我实在愿意请教：中国富强的标准是什么？这儿坐了二十几个国家的学生，我想大家都有兴趣弄清楚这一点。”

      我突然一下感慨万千，竟恨得牙根儿发痒，狠狠用眼戳着这个刁钻古怪的教授，站了起来，一字一句地对他说：“最起码的一条是：任何一个离开国门的我的同胞，再不会受到像我今日要承受的这类刁难。”

      教授倏然地离开了讲台向我走来，我才发现他的眼睛很明亮，笑容很灿烂。他将一只手掌放在我肩上，轻轻说：“我丝毫没有刁难您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国家的。”然后，他两步走到教室中央，大声宣布：“我向中国人脱帽致敬。下课。”

      出了教室，台湾同胞与我并排儿走。好一会儿后，两人不约而同地看着对方说：“一起喝杯咖啡好吗”。

      此文大概写于上世纪80年代末。呜呼，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要让我们的中学生去学习这类刻意回避矛盾、粉饰现实、宣扬敏感脆弱的所谓“民族尊严”、鼓动狭隘民族情绪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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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让我们就文中写到的作者与法国教授的四个回合对话，看看作者说的是不是实话，是不是“维护了人格、国格”（教学参考书为教师所作的解读）。

      第一个回合，对于教授所问的中国记者及其首长怎样工作，作者回答“写我愿意写的”、“发他愿意发的”，这符合事实吗？

      回顾一下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充斥报刊电台的“亩产万斤”新闻、六七十年代铺天盖地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报道，再看看各时期各地对爆假揭丑说真话记者的打击报复，看看各有关方面出于维护一己私利之目的对舆论的严厉管制，每一个理性的中国人都会为此文作者的死要面子、强词夺理感到脸红！虽然上世纪80年代我们确曾有过稍微宽松的时期，但也远没有作者所说的那种境界。再看看眼下我们的网络封锁，看看在广州被活活打死的孙志刚的家人的最初遭遇，看看各地失地下岗上访民众所遭受的歧视冷漠与无助，看看有关敢说真话的媒体所受到的整肃，看看辽宁西丰那位县委书记派警察进京抓记者的冲天牛气，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为这样的文章仍被选入中学教材感到羞愤。我在这里这样说可能又会惹某些人不快，编发我这篇文章的编辑也要掂量掂量自己可能要承受的压力，但这岂不同样正好印证我们眼下的处境？

      第二个回合，对于“你来自哪个中国”的问题，作者的回答“只有一个中国”，固然体现了大陆中国人的普遍愿望和大陆政府方面的一贯原则，文中那位台湾同学当时的回答也有可信之处。但如果用文末细节两人相约“一起喝杯咖啡”来显示作者与台湾同学对“一个中国”没有分歧，那则又是完完全全在说假话。

      对于大陆人，一个中国当然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对台湾人，他们对“一个中国”的认知绝不会跟大陆人一样。台湾作家龙应台指出过，真实的情况是，台湾人虽然也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从头到尾就不曾觉得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受过日本统治的台湾人固然被历史归位为日本国民，1949年渡海到台湾的则是彻底的“民国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认识是：“中华民国”代表正统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国，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历史“意外”。一直到1991年李登辉宣告“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台湾算是正式承认了大陆政权是控制大陆的“政治实体”，也就是说，第一次试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做一个“平等”的存在。因为自觉是民国正统，所以台湾人从来不觉得自己要“脱离”中国大陆这个政权，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属于、从来就不曾效忠过那个政权。（龙应台《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大陆有感》，《中国青年报》2005年05月25日）

      正因为此，海峡两岸用中华民族的特有语言创造出了“九二共识”，以此作为两岸和平对话与发展关系的基础。大陆方面甚至提出“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什么都可以谈”。最近马英九先生当选为台湾新领导人后，大陆方面也一再释放善意，愿意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重开两岸对话。近日胡锦涛主席与布什总统的热线电话又重申了这一原则。这是充分尊重台海客观现状的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海峡两岸将来能够和平统一的重要基础。作者的文章离现在已经近20年，那时固然还没有“九二共识”，但用那时的大陆人所受封闭教育培养出的观念来灌输给现在的中学生，又如何能教育他们充分了解并正视台湾社会实况，实事求是“向前看”？

      第三个回合，教授问台湾问题谁该负主要责任、该怎样解决，作者的回答方式（答：那是“父辈的责任”）即使是在当时，也是一种刻意回避、逃避责任的表现。台湾问题固然可以笼统地说是“父辈的责任”，也可以说后辈“没有那种权力去剥夺父辈们解决他们自己酿就的难题的资格”，但是，难道作为“后辈”，我们就不能根据自己的独到理解和独立判断去分析一下到底是谁的过错，到底“谁该负主要责任”？我们怎么会“没有权力”去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建设性意见”？何况已经过去近20年的今天，“父辈”一代大多已经去世，台湾问题不让“后辈”去解决，又待谁解决？

      对第四个问题，我们则完全可以看出，作者已经是神经过敏、情绪过激，只会赌气了。作者在文章开头就先写到了这个法国教授很“刁钻古怪”几乎所有学生都领教过，怎么唯有她感觉到了作为中国人受到了“刁难”，感到了“屈辱”呢？ “中国富强的标准”怎么会是“任何一个离开国门的我的同胞，再不会受到像我今日要承受的这类刁难”？无论如何，中国富强的标准都不应有这一条。一遇追问挑战就觉得是受“刁难”受欺负受伤害，就过敏反弹、暴跳如雷，这完全是一种敏感脆弱的弱国国民的封闭自卑心态。何况这还只是在课堂上的正常的学术探讨。时至21世纪，理性的中国人早就懂得，一个人出国受不受“刁难”，跟他的“民族自尊”划不上等号。即使是世界最富强的美国权力最大的总统，出国也照样受“刁难”。美国总统出国访问，常常可见到到访国民众的抗议、示威、喊口号、扔鸡蛋，常常还要受媒体记者的追根究底、讽刺挖苦，那种“刁难”远甚此文作者百倍。美国白宫对面的拉法叶公园并且长年容纳来自美国国内外的抗议民众。一个真正的大国国民、大国领导人，真正拥有的应是一种充分包容、开放、宽宏、自信的心态，坦荡自如应对人家的“追根究底”乃至“恶意挑战”。

      当年的里根总统访问加拿大，在一次演说过程中，一群举行反美示威的人不时打断他的讲话。作为加拿大的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对这种无理的举动感到非常尴尬。面对这种困境，里根反而面带笑容地安慰主人说：“没关系，这种情况在美国经常发生。我想这些人一定是特意从美国来到贵国，希望我在此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听到这话，尴尬的特鲁多也禁不住笑了。当年朱镕基总理访美，面对国外有人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和环境保护不力的批评，朱总理轻松地说：“我这次去美国的另一目的，也就是准备给美国人消消气。”我们需要的正是这样的雍容大度与坦荡自信。

      中国大陆确实有人在海外被人鄙视，那根本原因是某些人的修养素质确是难以令人恭维，如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也如媒体曾报道过的东北那位利用公款出国大包小包购物还无理占据飞机座位被法国人赶下飞机的某市长。而这也绝大多数与“民族歧视”、“民族尊严”没有关系。（倒是自己的国民，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在自己的国土上得处处忍受歧视和“刁难”：户口、入学、就业、定居、保险、养老……不知钟丽思对此又会有什么高见？）

      综上所述，对于法国教授所提出的几个问题，不管是否“敏感”“尖锐”， 在这伏尔泰、卢梭的故乡，在这产生过《人权宣言》的伟大国度，作者钟丽思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坦诚面对，大胆自由言说、独立评判，即兴来一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充分展示中国知识人士的自由精神和独立个性，即使有所偏颇有所愤激也无伤大雅，那反而更显直率可爱，就如五四时代的先贤，或如我们近年来一贯推崇倡导的美国式教育培养出的美国中学生一样，也不用管是对着国人还是对着“外人”。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这个钟丽思却只会下意识地敏感反弹、回避粉饰、巧舌如簧。这哪里是什么“维护了人格国格”？说到底，作者只是一个旧有僵化意识形态灌输之下教化出的头脑“全面而正确”化了的丧失了独立评说能力的可怜虫，活脱脱一个忌讳头上烂疮疤、一有人善意指出便过敏反弹的当代阿Q。可悲乎？可怜乎？可叹乎？

      中学阶段是一个人能否健康成长形成正确积极世界观的极其重要的阶段。对于当代中学生，我们迫切需要的是真正能培养他们具备直面现实、自由言说、坦诚直率、自信宽容的大国公民现代公民素质的好文章。再也不能用这样的劣文来误人子弟了！

      强烈要求有关方面撤除类似的毫无理性和自信可言，严重背离“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宗旨，背离世界文明发展潮流，背离时代要求，只会误导还处在成长阶段的中学生形成封闭自卑、盲目排外、敏感脆弱心态的劣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