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既无外在超越的神性目标，又无内在超越的自我期许，在这样的文化传统背景之下，谈忏悔岂是容易之事？

　　余杰要求余秋雨就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忏悔而余秋雨未能如余杰所愿，为此一伙人颇打了一些笔墨官司。我们或许也可以对此事略说几句。

　　其实，忏悔是西方的传统。古代基督教奥古斯丁曾著《忏悔录》，是书乃西方的名篇。《忏悔录》原文“confessiones”，在古典拉丁文里，一义作“承认、认罪”解，一般人注重的乃是这一义；另一义是承认神的伟大，实际上这对于忏悔是一个暗含的前提。法国作家卢梭也著有《忏悔录》，不过这一“忏悔录”乃是自传的一种，并无多少忏悔之意。我们了解忏悔的另一途径是一些西方的电影，教徒在教堂向上帝或神父“承认、认罪”。这些感性的经验帮助我们建立了“忏悔”的习惯用法，但其中的意义大不一样。在基督教的忏悔仪式中，必须有全知全能的上帝或上帝的人间代表神父作为聆听和仲裁的一方，必须有一个罪过累累的“迷途羔羊”，而且这个迷途羔羊还必须有改过迁善的决心和意识。忏悔的人必须是一个“知罪者”，如果他混然不知“罪”，那么忏悔便无由发生，因为忏悔乃是一种赎罪的行为。这里的“罪”并不是一般法律和道德意义的“罪”，在本质上，罪是一种脱离上帝的状态。罪的行为是对上帝的不服和反叛，人以自己的意志来对抗上帝的意志，把自己与欲望置于万物的中心，而不把上帝作为中心，就会显现出顽迷的意志和傲慢的本性（参见阿德勒的《西方的智慧》一书）。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中透露人之迷罪的原因常常不在于有罪的事物或行为，而在罪本身，即“反抗上帝法律的刺激”。奥氏的这一分析具有心理学上的普遍性，反叛的刺激即我们平常所谓的“逆反心理”，对于我们了解青少年的心理尤有帮助。

　　我们的改过迁善的传统是“反省”。孔子讲“克己复礼”；曾子讲“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孟子讲“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书经》中说“惟狂克念作圣，惟圣妄念成狂”。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亦是承袭这一传统。佛家和道家把狂念未去的人称之为“凡夫”，把狂念已去的人称之为圣人，与《书经》的传统是一致的。孔子的“克己复礼”也是讲要把自己的妄念、邪念、情欲加以克服，而走上正思即所谓“思无邪”，也就成仁了。孔子所谓“礼”，既有礼仪的意思，也有庄严虔诚的意思（参见南怀瑾的《论语别裁》）。显而易见的是，在反省的模式中，并无一个外在的人格神，有之则是一个观念上的高度，一种内在的觉悟。我们内在的冲突是“人天之战”而非“人神之战”，我们的历程是“凡夫向圣人”的过渡而非“凡人向神”的过渡。故学人余英时称中国的超越之路为“内在超越”，而西方的超越为“外在超越”。故我们讲主观、讲自觉、讲觉悟、讲反省、讲主观能动性等等，长处是强调了人的自主性，短处是容易流于似是而非。

　　在这样的文化传统背景之下，谈忏悔岂是容易之事？如果按忏悔的经典做法来进行，马上会碰上种种问题，其一 ，尼采谓“上帝已死”，余秋雨向谁去认罪？其二，余秋雨并无罪的意识，又何忏悔之有？其三，实际上，对于余秋雨在那个非常时期的表现，尚有不少不清楚的地方，我们还没有看见对余秋雨的全面还原。或者，我们在一种模糊的意义上使用忏悔，又意味什么呢？让余秋雨认错？检讨？悔罪？但前提仍然是事实必须存在，而且还要看是什么事实。余杰不能要求余秋雨忏悔，因为他不是上帝，他没有资格。也许他是在良知的意义上如此要求的，但是这一道德的裁判有多少实际意义？余秋雨彼时不过是一个２０多岁的小青年，要求他有一种道德承担的精神未免强人所难吧？在政治权势的强力操作中，良知的作用其实有限。故追究一个小青年的过错，或者会模糊了对大问题的注意。又或者小余是希望大余能起带头作用，起表率作用，但这样的作用不能要求别人，愿意的话可以自己去尝试——老话说得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关键是我们既无外在超越的神性目标，又无内在超越的自我期许，至少对多数人而言，忏悔已不是方向。在一个变化了的时代，以前的经验和教训到底有多大的价值，实在值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