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

     ●我们不主张文学把人神化，但这决不是说，文学可以把人兽化。

　　 ●“新新人类文学”在作品中对个人性经历的暴露，不过是在物质欲望追求中进行商业炒作的一个卖点而已。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生活准则，每一代人对审美需求的相类似态度，就形成了人们所说的主流文化。近来，图书市场飙行以一些女性作家为主体的“新新人类文学”（也有人称之为“文学新人类”、“另类写作”）。开始，这些作品并未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但后来媒体报道的规模令人瞠目，大有时尚文化的流行势头，一些作品被炒得沸沸扬扬之后，更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因此，对“新新人类文学”现象的分析和透视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何为“新新人类文学”

　　“新新人类文学”最近出版得相对集中，且重复性较大，市场上见到的大约有十几种。这些被称之为“新新人类文学”的特点是“个人化写作”，刻意暴露私生活，在表露感官欲望，提供新奇刺激，追求物质享受中表现出“反叛性”探索，并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表现出空虚、冷漠、颓废和浮躁。“酒吧、毒品、酗酒、做爱……”是其词语的主要符号，大城市“边缘人”的生活常常成为他们描写的重要资源，他们有着浓厚的“酒吧”、“旅馆”、“迪厅”情结，常以自由职业者或无业游民等城市“灰色人群”作为描述对象，在寄生的生活中自闭、自恋、自虐和自狂。有人直言不讳：“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的冲动，服务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不要上学不要工作是我们对生活的理想，我们从出生那一刻就退休了，在这个工业社会我们日夜游荡，除了寻找自己的影子外无事可做。”读着“新新人类文学”代表者这样的内心独白，看着他们毫不遮掩地把自己的性经历和感受直面读者，我们感受到的是精神层面的颓靡与堕落，对理性的绝对否定，对积极向上的社会主流精神的排斥与反叛，以及对欲望的疯狂追求与恣意满足。他们不去也不屑于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大众认识生活的窗口，而只为记录个人生活体验，在乎自我感受。其实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个性张扬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个性化创作横空出世，并能得到大众的认同，这本身就代表着时代的进步———对个性化的尊重与宽容。人们有选择的权利，也有确定个人生活方式的自由。我们不主张文学把人神化，但这决不是说，文学可以把人兽化，可以把“性”与“爱”随意分离，可以沉浸在无休止的酗酒、做爱、甚至毒品中，可以充分享受寄生生活，在空虚无聊中靠玩游戏机打发时日，任由自己自生自灭。

　　作家有创作的自由，但作家的作品通过媒体正式出版，那就成为社会的产物，它就不仅是个人体验，而要影响整个受众，作品所流露的思想倾向就在事实上成为一种主张。作者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活动都是通过作品中人物言行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并在或大或小或深或浅地影响读者。事实上，“新新人类文学”虽然表面上是在自闭状态中进行“个人化”创作，实质上对社会并非漠不关心，他们是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关心着社会的发展，关注社会潮流和时尚的演变，通过自己的作品与社会沟通，寻求同类，感动他人，进而得到更多的人的认同，否则也就不会积极找出版商并急于出版和炒作了。

　　“新新人类”产生的社会背景

　　“新新人类文学”的出现决非偶然，是有着深刻的时代因素并以复杂的文化思潮为背景的。作为创作主体，“新新人类文学”的作者都诞生于七十年代。那个时候，“全国山河一片红”，知识青年带着“造反”的印记，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在西方世界，新的一代青年脸上挂着愤世嫉俗、叛逆不羁的表情提出口号：“毒品加革命”，“到大街上做爱”。尽管这两个世界互相封闭隔绝，但都表现出时代的疯狂性。到他们懂事时，中国已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他们接受的是与父辈们完全不同的教育，传统的文化常常受到外来思想的冲撞。在他们步入青年的时候，正是我们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社会的转型与人格的再造在他们身上同时经历，他们在受到社会良好的文化教育同时，崇尚金钱、重视价值、追求时尚、摆脱性压抑、强调个人化、忠实于内心感受等各种观念铺天盖地向他们涌来。九十年代在他们开始择业时，愈来愈浓的商业意识教会了他们务实，涉世不深的他们没有经受集体主义的熏陶，过分讲究实际的结果，又一度使人们对社会责任和政治信仰弱化，这使他们对父辈们的传统话语有很深的隔膜，也使他们所受的教育在快速发展的现实社会中显得苍白无力。面对他人的说教，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和感受，更相信自己对生活的理解，而与脱胎于同时代背景下的同类相交流，彼此认同，有助于摆脱个体孤立于社会的恐慌，填补与父辈代沟的真空。在精神意义上，他们没有经历过像父辈那样的创伤与耻辱，不去在乎他人的议论与评说，行为上表现出很强的随意性。他们感受强烈的是缺钱时的尴尬，求职时的妥协和恋情受挫时的忧伤。在同类之外，他们关闭自己的内心，为了不去压抑自己，他们不仅在工作之余与酒吧、舞厅、时尚书刊等紧密结盟，而且把对事业的妥协与玩和乐的疯狂奇妙地集中在一起。这就是时代的因素为这一代人留下的刻痕。

　　“新新人类”与外来思潮

　　本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兴起的当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进行新的反思和变更的需要，但由于其基本哲学思维方式并无本质的改变，致使原有的各种矛盾不仅无法解决，而且由于商业炒作等原因，更加走向极端，具有更为强烈的主观主义、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等倾向，陷入了哲学的困境，以致使那种试图以取代和超越它为目标的所谓后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也由之而起。与此同时，由于对越战的厌倦和“水门事件”带来的对政治的失望，美国青年在文化和精神上茫然、困惑，又出现了以威廉·伯罗斯等人为代表的“垮掉派”和后来的“垮掉的一代”，他们不顾社会的约束而满足自己的一切冲动。尽管“新新人类文学”接触当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和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并不直接，也没有因果和师承关系，但哲学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孔不入，观念和思想并不一定都是通过理论来繁衍和传播的，很多行为本身、言语交际、艺术形态和社会交往等都在事实上将哲学的思潮表现出来并在发生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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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他文化思潮相比，摇滚乐对他们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这从他们对摇滚乐队的欣赏和对摇滚乐的描述中可以得到印证。摇滚乐于本世纪五十年代兴起于美国，八十年代崔健作为中国摇滚第一人，以当代城市无业游民形象，抱着电吉他在台上大吼《一无所有》，反映出在社会转型中“文革”、后“文革”一代青年的痛苦、迷惘和无可奈何的精神状态。崔健之后，黑豹（窦唯）又异军突起，他演出时高分贝的电子乐、打击乐和叫喊声混成一片，构成相当的震撼性和冲击力，口语化的歌词直接将人世间的沧桑与挫折、痛苦与欢乐，触目惊心地展示给人们。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反文化”心态源于他们面临巨大的心理冲突和文化矛盾：他们从自身需要出发，既相信内心的冲动，服务于灵魂的燃烧，又常常不得不屈服于传统的规范和现实的制约；既要肯定自我生命的价值认定，又常常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并且苦恼于父辈乃至社会对他们行为的否定；既渴望自己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又哀叹在现实生活中的挫折和失落。反映到作品中，就不可避免地流露出疯狂的焦虑，颓靡的烦躁，在空虚的生活中自我封闭，对人冷漠，自恋自狂。至于他们在作品中对个人性经历的暴露，不过是在物质欲望追求中进行商业炒作的一个卖点而已。

　　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不仅要认识个别人的行为，而且要看到他的反社会根源。本来，出现这样的消极作品也不过是文坛中、出版过程中的一些疵点，不足为奇，不足为怪。但被一些媒体特别是一些小报大肆炒作，并要成为一种文化思潮的时候，那就不能坐视不顾了。常常是一些有素养的评论家们不屑于关注的，却往往被某些不称职的或不负责任的评论者炒得火热，而炒作又并不去分析作品的内容，却在用作者本人或其经历招徕读者，进而达到商业的目的。对于“新新人类文学”的作者，我们不愿意看到他们轻易地断送自己的创作生命，希望他们能贴近社会，投身于能唤起激情的改革事业中去。他们毕竟还年轻，人生的路途还很漫长，时间的长河和社会的实践将逐渐教会他们如何寻找价值的坐标，担负起历史所赋予的文学创作使命，成为我们伟大时代前进的积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