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葵，1934年生，原籍江苏溧阳。1956年复旦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任研究员，《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编著有《大叙事品格论》、《小说家喜爱的小说》等，并参与创作集体著作多种。 

　　我有幸与钱钟先、杨绛先生成为老文学所的同人，钱先生是古典组研究员，杨先生是西组的研究员（当时外文所尚未成立），我是新分配来的大学生。我与他们年龄和学术辈份悬殊，但因为那时侯工作人员少，他们又没有架子，所以彼此就不算陌生，后来在干校又有一段“同窗”之谊，更多了一些了解。因为这点缘由，我读起钱先生的《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就多了一份亲切，仿佛平时聆听他那细声儒雅、睿智幽默的谈话，也常常联想一些有关无关的人和事，这就增添了阅读的兴味和感悟，也就更加喜爱起这两部小说来。 

　　《围城》和《洗澡》是两部难得的珠联璧合的小说，以往关于它们的评论，多半是分别加以研究的。其实我以为最好的读法，就是把它们联系起来认识和思考。读《围城》不可不读《洗澡》；读《洗澡》，不可不读《围城》。这样更能把握和理解这两部小说的涵意。这不仅因为两位作者是夫妇，主要是这两部小说的文本，有着诸多共同或相通的要素，甚至可以说《洗澡》就是《围城》的续集和姐妹篇。《围城》并非一般的情节小说，它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要为它写续集和姐妹篇是很困难的事，因此《洗澡》的出现，使两部作品构成了“双璧合”现象，这就更值得我们珍视和研究。

　　他俩在创作过程中彼此就多有支持、切磋和爱助。杨先生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告诉我们，当年生活困难，她甘愿做“灶下婢”让钱先生写《围城》，“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小说中有些情景，例如王美玉的卧房，孙小姐的梦魇等等，都是杨先生对他说过的。“苏小姐做的那首诗是钟书央我翻译的，他嘱我不要翻得好，一般就行。”（分别见《围城》170、191、77页）后来杨先生写《洗澡》要为书中人物许彦成写旧体情诗数首，又求钱先生捉刀；待杨先生读到他所代拟的诗时，便觉得“韵味无究，低徊不已。绝妙好辞，何需小说框架？……若复黏着填实，则杀尽风景”，所以她没有用在小说中，而收在他的《槐聚诗存》一书里，同时杨先生还写了一则生动有趣的《钱钟书代拟无题七首缘起》，透露了他们夫妻之间论文谈艺的和美情景。

 

 

      
　　他们的创作有许多共同之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他们创作心态和文艺观点一致的缘故所造成的。钱先生在《写在人生边上》的“序”中说，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作家“只能算是书评家”、有人“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但是有的人却“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空白上注几个字”。钱先生称自己的散文就是“写在人生边上”的随感和眉批。我以为这种出入于人生与创作之间的自由潇洒、淡泊静处、深邃达观的心态和操守，不仅是他们夫妇立身处世的人生哲学，也正是他们艺术生命和创作灵感的源泉。 

　　《围城》和《洗澡》正是他们旁观人生和边缘倒事的代表作品。《围城》所描写的是抗日战争初期，置身于斗争风暴之外的某些知识分子生活和心理的变迁沉浮。小说从1937年7月下旬显现“兵戈之象”，留学生方鸿渐等乘船回国时写起，先是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后来到偏僻的湖南乡镇，又经香港回孤岛，写到1939年末方鸿渐夫妇回老家吃冬至晚饭为止，围绕这个怪圈的是他们婚姻和职业等一系列问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人生和文化心理。《洗澡》在时间上与《围城》相接，一写解放前、一写解放后。除少量对过去生活的补叙外，《洗澡》主要从“共产党要过长江了”，写到1952年秋“三反”运动结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大都也不属于先进知识分子行列，游离于土改、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建设之外，通过他们的精神的“围城”，展示了世态人情和人性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