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明 等

左岸文化

　　《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4期

　　1950年代以后的小二黑

　　王 晓 明

　　从去年秋天开始，应我指导的博士生的要求，我开了一门讨论课，集中阅读自赵树理开始的“社会主义农村小说”——一时想不出确切的概念，姑且这么讲吧。说是我开的课，大部分时间却是听学生们说。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课堂上常起争论。有几个外国的博士进修生也参加了这门课，背景和立场各不相同，七嘴八舌，讨论起来就更热闹。

　　从阅读的趣味上讲，我其实并不怎么喜欢赵树理的小说的。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读过《小二黑结婚》，当时只觉得故事简单，没什么意思。后来听人说，1950年代就有苏联作家批评俄文版的赵树理小说：这是儿童故事嘛！再后来，知道了“文革”前赵树理怎么忧虑农民的苦难，“文革”中他自己又怎么被“造反派”打成重伤，我对他这个人开始有了敬意，但对他的小说，依然印象不佳。直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我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逐渐变化，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左翼”等等的理解，都和1980年代大不相同了，我才开始感觉到，他的小说可能确实具有我以前未能认识的意义。不过，说实话，我至今还是对他的小说有点“隔”，不能从情感上真正走进去。

　　但我理解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要读他的小说。最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日益深刻。社会似乎是持续地向右转，不满现实的年轻人，就本能地要往左边看。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多半觉得1950—70年代的那一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样板戏、《金光大道》……是彻底失败了吧？我个人更相信，这样的失败至少有几分必然。但是，这些年轻人却似乎不同，眼前的种种恶劣状况，令他们强烈地怀疑“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相比之下，倒是并未亲身感受过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其充满激情的理论、文学和其他文化表现，隔着几十年时间的距离，遥遥地吸引他们。最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翻阅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到1950—70年代的小说、电影和理论著作当中去寻找批判的工具、资源、乃至安慰。重新阅读赵树理的小说，就正是这样的一种寻找吧。

　　大概是对那“社会主义”时代的记忆过于暗淡了，我到现在还不能完全首肯这样的寻找。但是，对比中国人以成败论英雄的陋习，这寻找所表现的反抗时俗的热忱，却当然值得肯定。

　　集结在下面的这一组文章，就来自这门课上的一部分讨论。这里用不着我评价它们的优长缺短，只想说说我由它们引发的一点感想。

　　和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借鸡生蛋、水到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走的是列宁的道路，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单军突破，在一个远未完成“现代化”的地方，创造一个比西方现代社会好得多——也即是更现代——的社会。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这新的图画里，当然少不了新的制度、经济和文化，但最重要的，是新的人。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正由此领得了一个重大的任务，那就是，令人信服地描绘出新人的清晰面貌，呈现其成长的精神历程。

　　赵树理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也努力做了，小二黑就是他从笔下走出来的第一个这样的农村新人。可是，在1940年代，他可以生动地画出小二黑的单纯明朗的笑容，到了1950年代，他却不容易续写小二黑的形象了。事情已经变了，当初只是国内革命、土地改革、打倒地主阶级，现在却复杂得多，是同时进入了国际“冷战”和列宁式的国内社会主义改造，要收回前不久刚刚分给农民的土地，要将他们组织进人民公社，甚至开始要牺牲农村、为了工业化而“内部殖民”了。因此，小二黑的身体和感觉愈来愈复杂，既有强烈的翻身感，也开始有了重新被控制、被剥夺的感觉，越往后，这后一类感觉还越强烈。那么，已经成为新人的小二黑，他如何继续成长？小说家赵树理，又如何接着讲小二黑在1950年代的故事呢？

　　赵树理显然是为难了。他是一个要替农民算实际的生活账的作家，不但要算小二黑所属的国家的账，也要算小二黑所属的集体的账，还要算小二黑个人和他这一户的账。他当然认可社会主义，他不喜欢农村的现实，因为其中蕴含了太大的倾向资本主义的力量，因此，他坚信农村应该社会主义。但同时，他也坚信，这个社会主义应该能同时在政治和身体的层面令农民信任，应该能确实地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不相信单靠描绘未来图景——无论那多么新、多么美——就能长久地打动农民。必须有实际的数据，才能支持历史的逻辑，光用文字画一条历史进步的逻辑线条，小二黑是不会长久相信的。

　　几乎和赵树理同时，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里，开始出现另一种新人，另一种描绘新人的方式。到了1960年代，这种新人及其描绘方式，在浩然的《艳阳天》里得到近乎完满的展示。它不呈现新人的成长过程，它不从头讲起，它就直接将已经成长完了、稳定成型的新人展示给读者。它也很少算实际生活的账，很少——甚至几乎不——提供数据。它越来越只是让新人长篇大论地说话，堆积观念的逻辑。当然，也可以说，它是呈现了另一种算账的方式：“国家”和“集体”的帐，被命名为“大账”，农民们每家每户的生活帐，则被判定是“小账”。如此命名的结果，自然是该舍小账，单算大账。历史进步、集体将来的利益、个人的现实利益：这三者的复杂关系，被大大简化了。

　　但是，赵树理没法这样做。尽管他努力这么做过，但最终，只要看看他1950年代写的那些关于农村建设的意见，就可以知道，他没法接受这样的简化。

　　在这样的情形下，1950年代中期以后的小二黑，会变成怎样呢？1960年代，赵树理笔下再次出现了一批被称为“中间人物”的形象，他们一径低着脑袋，顽固地算着自己一家一户的小帐。这些人物和当年那位意气风发的小二黑，是什么关系？

　　我以前一想到小二黑，就觉得他是梁生宝、萧长春一路的人。可现在我怀疑了：他可能怎么也成长不成梁生宝和萧长春那样的新人吧？在梁生宝和萧长春的世界里，他是不是反而无处立足，不得不分散变形，嵌落在各类不同人物——包括那些“中间人物”乃至“落后”人物——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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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个怀疑能够成立，那么，我们是不是就需要特别用心去仔细分析，从赵树理笔下的各种人物身上，辨识、剔取和聚拢这些属于小二黑的碎片？通过这样的辨识和汇聚，是不是就有可能勾勒出小二黑在1950—60年代的神情复杂的新形象？

　　这当然也是一种新人的形象，一种梁生宝们没法代表的中国社会主义乡村和农民的新形象！□

　　探索新的“文学”的可能

　　——我读赵树理

　　[日本] 池田智惠

　　1953年，竹内好曾就赵树理的作品写过一篇文章：《新颖的赵树理文学》。在这篇文章里，他引用了一位名叫冈本的学生对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的评述。

　　在冈本的评述里，我们可以看到她最初接触《李家庄的变迁》时的“惊讶”和“新鲜”感。她提出，《李家庄的变迁》是“过去的小说中不可能见到的”；并且，她还提到了其中“人物和背景的统一问题”，她分析说，这问题乃是“新文学的本质问题”。

　　她最核心的观点，就是认为赵树理的文学跟她接触过的日本或外国文学不一样，并非“以个人的个性为中心”。她很激动地写道：“他们通过抛弃自己和自己所处的世界，而获得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并在那世界中得到了自由的自己。没有得到自己安身的环境这件事本身，说明了他们可以在无限广阔的空间游弋。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悠然自得地生活在与自己息息相通的世界之中。上述情况，是只有作为集团（民族、国民）的典型而完成时，才能达到的境界。因此，小常和铁锁在完成典型的同时，就融入背景中去了。不言而喻，这时的所谓文学作品的背景就是社会（集体）了。”①竹内好指出，冈本完全抓住了赵树理文学的核心；而竹内好本人，则一直给予赵树理文学非常高的评价，这后面有背景。

　　铃木将久在《竹内好“国民文学论”与中国人民文学的问题》里指出：“更重要的是1950年代初期高度评价赵树理的作品，同时倡导了日本国民文学。”②竹内好对赵树理的评价和国民文学论之间显然存在相当密切的关联。据铃木将久介绍，1940年代后期到1950年代，竹内好开始讨论国民文学问题。他很激烈地批判日本普罗文学缺少负有责任感的政治意识，而且没有拯救民族的意识；也批判日本文学的“近代主义”——由于日本文学只有“近代主义”，所以没有能适当地处理民族问题；由于过去的负面的历史，他要拯救日本的民族意识。对他而言，1950年代的国民文学问题不只是“文学”的问题，它更是日本独立的问题。他重视赵树理或“人民文学”对民族意识的保留，他把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中国文学当成日本国民文学的榜样。

　　在《新颖的赵树理文学》里，我特别关注的，是竹内好提到的以冈本为代表的当时的“青年”和“文学”的情况。“最近，现代中国文学一般说来是受欢迎了。我想读者中的大多数人可能是青年吧。但我认为，大概并不是所谓的文学青年。现在所谓文学青年，很多是投机分子，他们不能成为创造未来文学的力量。基于求生的欲望而读文学作品的读者，在当今是不能成为文学青年的。否则，进行探究求索的真正读者好像就产生在他们之中了。”③

　　从上面的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竹内好对所谓“文学青年”的失望，这表明竹内好所想要的“文学”和当时的“文学”的面貌不同。中国文学的读者是“青年”，但不是所谓的“文学青年”。那么他们为什么这么看中国文学呢？竹内好接着说：“我所接触的学生们，由于不满现状，总是想追求某种带根本性的东西。因此，他们想接近中国文学。固然，也有学生从开始就想专攻中国文学。但是，与其那样说，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在学习西欧文学、日本文学时感到不满足，于是就不断摸索，最后终于找到了中国文学这个方向。这样的学生数量居多。他们素质好，而且很热情。这种学生的数目正在与日俱增。他们中间有不少优秀的学生。冈本氏就是其中之一。”④

　　其实日本的1950年代，乃是人们研究或介绍赵树理最热烈的时期之一：到现在能查到的不少关于赵树理的文章，大部分是当时写下来的；不只是赵树理，人们关于“新中国”的研究，在当时都是最活泼的一个时期——当时，对中国文学的翻译数量相当多，人们对中国的期待与兴奋由此可见一斑。釜屋修在其著作《赵树理研究与小野忍》中介绍了日本赵树理研究的情况。釜屋修认为，二战之后的中国研究有两个很有特色的观点，第一是祝福中国革命的胜利、确信此胜利在世界史上的意义——这跟日本将来的政治展望密切相关；第二是反思军国主义与侵略战争，在讨论日本再生的问题时，将中国与亚洲的历史和文化当做一种可能性⑤——就是说反思日本过去的中国观——竹内好也抱持这样的观点。而且很有趣的是，关于赵树理的研究并非发表在学术杂志上，相反，很多文章都发表在一般的“文艺杂志”上。就是说，一般的“文艺杂志”也很瞩目中国或世界的文学的情况，一般的读者也能看到关于赵树理的文章。由此看来，当时很多老百姓可能比较关注中国的情况；日本的青年也可能比较关注中国的革命。换句话说，当时的“青年”还相信革命有改善社会状况的力量，而日本共产党在当时也还比较活跃，所以对他们而言，新中国是让他们相当兴奋而期待的存在。

　　我们还是回到竹内好。在评价赵树理时，竹内好还说，以冈本为代表的青年的“问题是跟中国文学寻求的一样”，就是“整体中个人自由问题”。按照竹内好的说法，他们的思路的核心与赵树理文学的非常相近。冈本这样解释自己的“羡慕”：“我在读《李家庄的变迁》的时候，不禁对小常、铁锁这些人物产生了羡慕之情。他们生活在一种悠然自得、自我解放的境界之中。我无论怎样努力，也不可能达到这个境地。我是多么憎恨自己的小市民习性啊！因为过于习惯‘自我修身养性’，其结果对于我说来，很难恢复与别人感情上的联系。个人的事件同社会的事件，对于我来说，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其实，是当时的日本社会，使这两者不得不对立起来。”⑥冈本这里头说到的就是“个人”与“整体”的问题。而在我看来，当时是很难建立一个“整体”的时代。

　　日本当时刚刚经过二战，国内情况还不稳定，而且跟美国有很强的依附关系，二战之前的日本民族意识已经完全被否定掉，我估计当时的人一直会自问“日本”是什么，他们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意识，换句话说他们失去了“整体”。当时日本有一个重新建立“文学”的潮流，很多人在关心“文学”该怎么办。竹内好在别的文章里面也提到“国民文学”，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反应。二战以前的文学无法面对战争；二战之后，很多“文学家”搁笔了。这也许是竹内好对日本文学、对“所谓的文学青年”感到绝望的一个理由吧。

　　冈本不是很传统的“文学青年”，他要寻找的，乃是“整体中个人自由的问题”。我觉得当时的“青年”处于一个想要找到“整体”、却又看不清“整体”在哪里的时代，所以他们很羡慕赵树理文学里面的“整体”感，这是一个很大的理想，他们在赵树理文学里看到了这个理想。

　　也就是说，当时的“青年”是为了寻找理想，所以才看“中国文学”的。他们还相信“文学”的力量，就说明那是一个“文学”对社会还会有力量的时代。

　　现在我们换个时代来看赵树理文学。

　　现在的“青年”怎么看赵树理文学呢？我认识的一位大学教授，在讲解现当代中国文学时，以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为题材。情况是，中文系本科生对《小二黑结婚》的感受让他很意外；大部分学生对作品有好评。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现在学生的感受跟冈本的一样：“很新鲜”、“没看过的小说的类型”。但是他们的新鲜感大概起因于赵树理文学所具有的“连环画”性质，也就是竹内好在《新颖的赵树理文学》里分析过的其小说的结构特点： “不是平铺直叙，而是重叠交错。每个场面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有意义地向前发展和变化的。即随着情节的展开，场面本身也在开展。”⑦这表明，较之冈本对文本里登场人物的共鸣，现在的学生是完全站在文本的外面来看作品的。

　　从1950年代到今天，日本社会也经历过了很多事情，有巨大的变化。经过在美国身旁的冷战、1970年代“安保运动”、社会党的解体等事件之后，“革命”和“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这样的价值观在日本社会已很难建立，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东西已经过时。日本年轻人对社会（或者可以说某种“整体”）的关注、批判在1970年代达到高潮（当时有很多学生运动），以后年轻人对政治或社会越来越没有兴趣了——比如，现在参加选举的人就非常少。对我个人来说，冈本对赵树理文学的感受很有隔世之感。冈本很羡慕铁锁、小常，因为他们融入到了“整体”里；而现在的“青年”已经很难想象一个“整体”了，有可能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无法从“整体”里感觉到共同的“价值观”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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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文学”的情况也跟1950年代完全不同。现在日本文学里面，“纯文学”和“大众文学”已经没有差别了，可以说我们在像消费“大众文化”一样消费“纯文学”。对年轻人来说，看漫画、动画、小说（纯文学也好，大众小说也好）、电影都是一样的。这种情况至少表明看以上的东西的时候，人们没有明确的统一的“价值观”。每个人的理想不同，就很难讲有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文学提到的都是个人的情况、个人的内心、个人的生活，这里面几乎没有“整体”。现在的学生也提到赵树理文学跟现在的很“内心化”的小说比起来，故事情节更清楚、很有新鲜感。但是，有可能他们的新鲜感起因于赵树理文学所具有的“整体”性，也即竹内好在《新颖的赵树理文学》里说的赵树理的核心——“整体中个人自由问题”；其实冈本也提到“个人的事件同社会的事件，对于我来说，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⑧就是说当时个人与社会之间也已经是对立的了，但是现在的“个人化”跟当时比起来，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有可能现在的年轻人也不知不觉地跟冈本一样寻找“整体”而感到“新鲜”，有可能他们的反应表现了现在日本的“个人化”的界限。□

　　①③④⑥⑦⑧竹内好《趙樹理文学の新しさ》，《文学》岩波書店1953.09。

　　②《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⑤《趙樹里研究と小野忍　（附）日本における趙樹里研究資料〔初稿〕》，釜屋修《和光大学人文学部纪要第16号》（1981）。

　　在历史难题面前的叙事文学

　　李阳

　　《李家庄的变迁》是赵树理的第一个长篇。故事从一场官司始，由犯人归案终，官司双方是地主恶霸和普通百姓，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讲，它很容易被当作一个阶级矛盾的典范。周扬就曾经这么评论：“农民对于地主恶霸的仇恨心理……在《李家庄的变迁》中就成了爆发式的：农民们在龙王庙将汉奸地主李如珍活活打死的那个血淋淋的场面，也许会有人感觉到农民报复太残忍了吧；但是请听一听农民怎么说的：‘这还算血淋淋？人家杀我们那时候，庙里的血都跟水道流出去了！’还有比这更正当、更公平的辩白吗？”①

　　周扬想要论证阶级仇恨和阶级矛盾，然而有趣的是，他在论述中悄悄地把“地主恶霸”换成了“汉奸地主”。这两个概念的差别是相当大的，前者只与阶级矛盾相关，后者不仅涉及到阶级矛盾，还涉及到民族矛盾。这个滑动仅仅是周扬的一时疏忽吗？

　　事实上，李如珍等人的身份转换在小说当中就已经存在了。1920、1930年代，他们处处为难农民，其性质属于“地主恶霸”。日本人打来以后，他们招引日本人残杀抗日农民，因而变成了汉奸地主。周扬所引的那句农民的控诉，指的就是这个时期。1920、1930年代，他们作为地主恶霸，尽管坏事做尽，却没有造成血的后果，造成了血的后果的其实是他们的汉奸行径。正是这一点，使他们成为让人无法容忍的他者，一群民族共同体的背叛者，也正是这一点，给了农民报复他们的合法性。所以，如果我们认真辨析农民们的仇恨性质的话，这笔达至血海深仇地步的情感，其最后推力是来自于民族主义仇恨，而非阶级仇恨。把汉奸的身份派给地主是一个很聪明的叙事策略，借此，这部始终铺展阶级矛盾的小说，在进入高潮的关键环节，巧妙地将民族主义情绪嵌入到了阶级矛盾当中，从而将阶级矛盾扩展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通过这个巧妙的嵌入，小说也把阶级叙事嵌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当中了。我们知道，在1940年代，最深刻地影响到人民生活的是战争，抗战才是那个时代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在这种背景下，民族解放和民族主义叙事成为了首要的历史任务和文学叙事，社会革命和阶级叙事必须退居次要地位，变得艰难。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叙事的难题，更是一个阻碍着社会革命的历史难题。我们从赵树理这篇小说中不难看到化解这一难题的叙事策略。正如周扬评论中所表明的那样，赵树理正是通过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相互嵌入突出了农民和地主两大阶级间的血海深仇；阶级斗争、土地改革，都因此获得了合法性。

　　中国的革命进程是一个不断处理历史难题的过程，每一个历史难题都会在文学叙事中留下烙印。这些烙印往往包含着比阶级叙事的逻辑本身更为丰富的历史内容。许许多多的历史难题并不会像这个例子一样在小说叙事和革命实践中都得到完满的解决，它们往往变成了讲不清楚的东西，或者不能讲的东西。比起明朗的阶级叙事，这些被巧妙地讲掉的、讲不清的以及不能讲的部分，往往更为重要，需要更为仔细地观察。

　　赵树理最后一部“讲得清楚”的长篇小说是以展望合作化为主题的《三里湾》。1952年，赵树理跑到太行山的一个合作社做了几个月会计，随后创作的《三里湾》留下了非常鲜明的会计风骨。赵树理借人物之口，不厌其烦地计算合作化以后，通过统筹安排每块土地的种植，会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增多少产。通过这些计算，合作化的合理性就建立起来了，而农村的现代化理想就建立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小说有意安排了一位画家，合作社领导请他画了三幅画：第一幅画的是“现在的三里湾”；第二幅画的是“明年的三里湾”，也就是合作社成立的第二年，村里开通了水渠，方便了集体灌溉；第三幅画的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三里湾”，路上跑着汽车，地里开着拖拉机，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机械化。赵树理在描写农民们热情看画的过程时，特别添加了一句：农民们对第二幅画的热情远远高于第三幅。这显然暗示了赵树理对农民的现代性觉悟程度的认识。就是说，赵树理认定，高远的社会主义理想并不那么打动农民，农民更关心眼下的利益得失，因而无论怎样搞建设，都必须以当下农民的利益得失为标准；农民在新的历史过程中发生本质改变，甚至农民以新的本质推动历史展开等情况，都处于赵树理的想象以外。

　　李杨从现代性的层面评论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叙事的意义，在于将现代性组织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自然化、客观化、历史逻辑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它就必须通过典型化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新人的典型塑造，将外来的理性话语与人物情感自然统一起来。”②“赵树理总认为‘人民’会与他同在，他不会想象有一天‘人民’会离他而去。因为与‘工农兵’一样，‘人民’并不是赵树理意识中的传统农民，而是种新生的、正在不断成长甚至在文革中还将产生质变的抽象本质。”③在这个逻辑下，我们是否只能把站在“旧农民”立场上的赵树理创作看作必然被历史淘汰的消极存在呢？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来探讨一下“积极”的现代性叙事不会是没有助益的。

　　在1955年的中国，所谓“现代性组织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集中表现在推动激进合作化运动的现代性叙事。这个叙事首推毛泽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一文。该文在谈到这个运动的历史主体的问题时，认为“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④这是个相当大胆的设想，它暗示只要以政策之力推动合作化的历史步伐，新的历史主体就将在新的历史过程中产生出来。毫无疑问，如何叙述这个主体的生成过程，成为了当时文学的首要任务。柳青的创作之所以引人注目，原因正在这里。他很清楚地将《创业史》的写作，定位在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⑤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他创作了著名的历史新主体——梁生宝。

　　李杨研究发现，这一有着历史自觉的新农民，其本质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特点，缺失成长过程。他解释说，“《创业史》不是一部以故事为主体，通过情节与叙事来描述本质形成过程的‘成长小说’，而是一部通过主人公的性格来展示已经形成的阶级本质的带有强烈象征性的现代小说。”⑥这里的“已经形成”多少有点暧昧不清，它显然并不是指在历史之中已经形成，因为李扬已经仔细地比较过梁生宝与其历史原型王家斌的差异，后者还在为合作化与自身利益的分离而苦恼；它当然也不是指在文学叙事中已经形成，因为梁生宝是第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新农民。透过这层暧昧不清，我们能够抓住的仅仅是李杨的问题：怎样解释文学叙事与历史实体的差异？怎样解释梁生宝缺失成长过程的现象？假如无法解释第一个问题，就只能承认新主体是一个现代性想象的理想性投射，因而是一个让赵树理无法相信的神话；假如无法解释第二个问题，那么不仅是梁生宝本身，连整个合作化的历史实践都是可疑的，因为新主体的成长标志着历史的前进，正所谓人在历史中成长，成长过程的缺失意味着历史并没有像构想的那样前进。假如这两个问题得不到解释，我们就只能这样推论下去：社会主义文学叙事再也无法弥合其现代性理想与历史实体之间的巨大鸿沟，因而，“现代性组织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自然化、客观化、历史逻辑化”的任务并没有完成，甚至这一现代性进程本身也是可疑的。

　　也许，李杨的这一判断更有启发性：“要将社会主义变成为农民自身的内在要求，必须创造全新的中国农民形象，使其成为新的农村变革中的真正主体。”⑦这个判断在文学实践的意义上改变了对文学的功能性的理解。文学叙事的意义不仅仅是将“现代性组织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自然化、客观化、历史逻辑化”，而在于为改造“旧农民”提供理想的样板。因此，历史主体的塑造过程就不再是完成于文学内部，而是完成于样板的推广过程。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比较容易地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文学逐渐淡化叙事，大力发展可以通过大规模饰演拉近人民与样板的距离，从而询唤新主体的样板戏，以及许多推行样板的行政手段。在此，文学被前所未有地征用为解决历史难题的政治武器。只有在历史难题的解决有所进展的情况下，亦即只有讲述出样板实现的历史过程，叙事文学才可能复生。可是直到那场社会主义实践结束时，叙事文学也没有出现。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叙事只能是一个未完成的叙事，因而在反思的意义上，它试图克服的对象——赵树理笔下的农民，仍然具有意义。□

　　①出自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原载《解放日报》1946年8月26日。

　　②③见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第117、93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④语出《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原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69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⑤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原载《延河》1963年8月号。

　　⑥⑦李杨《五十——七十年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第170、152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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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与政治

　　——阅读赵树理

　　朱羽

　　1965年底，赵树理“最后一部完整的大型著作”《十里店》四易其稿，终于杀青。这个剧本一改再改，赵树理亦在不断揣摩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幻，①在1966年的自我批评中，赵树理对于《十里店》有如下评论：“《十里店》的领导力量本来是可以写出来的，但是因为在形式上不愿意落套，就写不出……”②耐人寻味的是，不愿落“形式上”的“俗套”却不仅仅是个“形式”问题。正如黄修己所说，赵树理熟悉的移风易俗情节与不断加强的阶级斗争内容捏合在一起，使得作品并不成功。③《十里店》的失败，某种意义上宣告了赵树理改造自身文学叙事的失败，而这一挫折所带出的问题远远超越文学。从1940年代赵树理被树立为“延安文学”方向，到1958年之后逐步陷入“批斗”漩涡，并最终遭遇“叙事危机”，这不啻暗示出“再现”农村的文化霸权之转换，此一转换背后更暗含着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发展的危机。赵树理的书写，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打开了形式与政治的内在联系。本文尝试从赵树理文学的“形式”讲起，试图勾勒出“形式”所带出的农村文化的建构问题，并在具体的历史脉络中进一步追问此文化背后更为具体的农村社会主义想象。

　　早在延安时期，来访者杰克·贝尔登就谈过对于赵树理创作的印象：对故事情节只是进行白描，人物常常是贴上姓名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得不到充分的展开。④然而，正像竹内好所指出的，赵树理文学的“新颖之处”恰恰就在于超越了立足于“深度”的“现代文学”。⑤落实到具体历史现实来看，赵树理所要做的正是“接住”农村读者的“感觉结构”。赵树理极其看重戏曲评话的功用，甚至他的其他体裁的创作也带有戏曲评话的痕迹。这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赵树理的个人趣味，也不能说赵树理是个没有接受过“五四”文化影响的“农村作家”（事实上赵树理也有过狂热写新诗、做新小说的时期⑥），相反，赵树理的“形式”表明了他的政治选择。无论是要求作品短小精悍，要求小说能“说”，还是不专门描写风景或心理等，都是出于对“工农兵”的考虑，说得更准确些，是出于对“农”的考虑。当然，农民的感觉结构之中会残留许多旧文化的痕迹，但是赵树理所考虑的是用一种渐进的、慢慢渗透进去的方法“挪用”旧的形式以至农民已有的感觉结构，用农民所熟悉、喜欢的方式讲出一个关于新社会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在1940年代到19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合作化策略基本上也是此种渐进的方式。⑦

　　赵树理追求一种既能够让农民“听起来过瘾”，又能让他们从中接受政治教育的文学。⑧教育的目的是让农民逐渐具有某种新的“感觉”，这种感觉一定是配合生产与劳动而获得的，在土改的时候是“翻身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则是对社会主义的信任感。赵树理的创造性正在于这里：承接已有农民的感觉结构，除了照顾审美接受之外，还需要处理农民长期积淀下来的社会心理（比如单户发家）。进一步说，如何通过将这些社会心理放置在历史现实（新的农村生产关系）与政治动员（比如平等观念、集体合作观念）面前，使其发生改变，正是文学叙事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三里湾》里马多寿与马有余“算”入不入合作社的“经济账”。从理论上说，马多寿单干比入社收入更多，然而在现实上，又比入社要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根本找不到雇佣劳动力来耕种多余的地。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所带来的必然后果，是农村生产关系改变了的后果。新的历史条件造成了切身利益的变化，对于农民来说，恐怕是比空洞的社会主义教育来得有用得多的“教育”。事实上这与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的相关论断并无太大出入。⑨

　　然而，从1950年代初遭受胡乔木批评开始，赵树理的“文学”可谓已经失去了“方向”的意义。1955年中国迎来“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1956年全国农村的大部分都建立了合作社。这恰好是在《三里湾》出版一年之后，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赵树理的思想开始“和农村工作的步调不相适应”。⑩另一方面，他的文学叙事也开始遭遇“危机”。白描式的人物，“小天小地”的农村日常生活场景，过短的篇幅，已经不能够承载更为激进的政治动员，更重要的是，试图“接住”农民的感觉结构来“说”的方式，已经无法达到新的文化领导权要求塑造“新人”的要求。由此看来，1958年已降赵树理创作屡屡受到责难便毫不奇怪了。

　　1958年对于赵树理来说或许是个分水岭。自创作《三里湾》后，1956、1957两年赵树理回到晋东南参加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设，虽然1956年他写信给长治地委谈了自己对于当下农村问题的看法，但是由于1957年见证高平、赵庄大面积丰产，冬天又参观了丹河、陈渠的水利设施，从“现场看到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便于次年创作了小长篇《灵泉洞》上部和短篇《锻炼锻炼》。但是等到赵树理再次“接触”实际（担任阳城县书记处书记），看到想象与现实的落差时，才真正遭遇了叙事困境。赵树理在给中央某位负责同志的信中写道：“为《红旗》写文章，当然是光荣的任务。可惜自去年冬季（指1958年）以来，发现公社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有些抓不着要处，而且这些事又都是自上而下形成一套体系的工作安排，也不能由公社或县来加以改变。……我到公社去说，公社说上级要那些东西，公社无权变更。我在这种情况下游来游去，起不到什么积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但写不成小说，也找不到点对国家民生有补的事，因此我才把写小说的主意打消，来把我在农业方面（现阶段）一些体会写成了意见书式的文章寄给你。”

　　赵树理一向将自己的小说称为“问题小说”，一向强调写作者必须要与劳动人民“共事”，只要接近农民的感觉、感动与困惑，总能够发现“问题”，自然会产生出创作对象。“问题小说”必然包含对于“问题”叙事上的解决，这一解决同时亦是施以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是，叙事解决总是已经暗示出现实的解决，“写不成小说”这一叙事的失败表明了“问题”已经无法用叙事来缝合，至少在赵树理的“形式”中无法缝合。他曾明确表露没有胆量在“创作中多加一点理想”，“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一旦“问题”大到无法解决，文学就无法“圆场”，必然要求在现实上提供解决措施，改变现实。这些“问题”赵树理也看得很明白：国家、集体（公社）与个体（户）之间矛盾，国家征购指标过高、定得太死，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背后更有城乡差距、工业积累过高等难题。在此后一系列现实意见甚至是文艺评论中，赵树理反复提及整治集体（公社、管理区）的重要性，因为农民直接与各个层级的集体发生利害关系，另一方面，他又筹划设立“伦理性的法律”，提倡“分家”，改造农村的“户”。不难看出，赵树理希望通过某种渐进的、“接住”农民当下感觉的方式（包括由来已久的伦理性法则）来治理农村，进行政治改造，希望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回应人民公社这一新生事物给农民所带来的无措感。

　　赵树理始终认为自己的创作忠实于毛泽东的“讲话”精神，立意于农民感觉结构的文学实践背后饱含着某种可感、可欲的社会主义想象。然而，真实历史的展开并没有为之提供太多的空间与条件，赵树理在国家利益与农民利益产生矛盾之时遭遇到了最大的悖论。“理想”与“眼睛”之间往往是分裂的，而赵树理的意义或许正在于努力地寻找一种统一的方式，正因为如此，赵树理独特的文学“形式”成为某种政治决断，虽然这种形式自身遭遇到了危机，并最终在新的文化领导权面前崩溃。我们却不能不说，这种溃败本身拥有着巨大的历史意味。□

　　①《十里店》初稿成于1964年7月，而最终第五稿成于1965年底。初稿与其他几稿差异极大，而四稿、五稿只是二稿、三稿的场次调换，改动很小，五稿与三稿基本相同。整体改动中，降低了红英与家骏的婚事分量，将表现贫下中农“屈尊”语言删去，突出他们反抗的主动性，并逐步加大了党内斗争以及敌我斗争的分量。

　　②⑩赵树理《赵树理全集5》第382、378、380、327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③参见黄修己《赵树理研究》第1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④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见中国赵树理研究会编《赵树理研究文集（下）——外国学者论赵树理》第12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

　　⑤参见竹内好著、晓洁译《新颖的赵树理文学》，见中《赵树理研究文集（下）——外国学者论赵树理》。

　　⑥比如，赵树理创作于1929年的两篇小说《悔》、《白马的故事》就明显具有围绕主体情感展开叙述的特征，颇似“五四”之“新文学”。

　　⑦See Mark Selden,“Cooperation and Conflict:Cooperative and Collective Formation in China’s Countryside”,in Mark Selden,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Chinese Development, Armonk,New York and London: M.E.Sharpe,1993,p,103。

　　⑧赵树理《赵树理全集4》第408、631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⑨参见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5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对于“户”的关注贯穿在赵树理的文艺创作、评论与现实意见书中。对于赵树理来说，农村的“户”之改造是农村合作化运动之关键。“户”是中国农村传统家庭单位，积淀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聚焦在这个单位之中。赵树理的“分家”策略正是想从法理上动摇这个伦理单位的霸权，将年轻劳动力从家庭陈旧文化中解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赵树理最后所计划的创作《户》可谓用心良苦，户的“小天小地”其实关乎农村基层集体化道路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关乎某种真正可欲可感的农村生活方式之建构。

　　然而，就算在农村日趋激进化的氛围下，赵树理依旧保有了重视农民“感觉”的看法，1965年秋到1966年，林彪搞“背警句”、“走捷径”、“活学活用”等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风气到了晋城，别人不敢说话，赵树理敢顶。他说：“这样宣传毛泽东思想，群众听了不入耳，接受不了。”“背语录是形式主义”。贴标语刷红墙是“瞎误工，不如在地里多干点活”。参见王中青《回忆与评论》第14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赵树理与“算账”

　　邱 雪 松

　　凭借1943年发表的《小二黑结婚》迅速成名的赵树理，一直强调作品的功利实用性，他认为“小说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人去教育人”。①要“政治上起作用”。同时，赵树理自觉地把自己定位为服务于农民的“文摊文学家”。为了成功地实现这两者的融合，我们会发现赵树理除了在小说形式和语言风格上的尝试外，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都存在一个相同的虚拟空间——“算账”。借由这个空间，地主和农民，农民和集体，农民和国家等等诸多关系在此充分展开。同时，“算账”还是一个依附性的动作，他笔下的人物总是执着于“算账”。他们锱铢计较于每一个数字，他们小心地计算着每一笔经济账，文化账，政治账。“算账”说明了赵树理对于生活在中国农村的人执着于实际利益、眼前利益的深切体认，虽然在实际生活中，“算账”应该是每一人，尤其是生活在农村的人都具有的能力，但在赵树理的作品中，“算账”这个行动的主体却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而相应地，在不同时期，“算账”的背后也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而这个转变过程是和中国农村的变化息息相关的，所以，以“算账”为切入点能够使我们更好地考察赵树理本人及其作品。

　　在赵树理1949年以前的作品中，“算账”人经历的是一个由地主向农民转变的过程。在赵树理看来，旧社会地主正是由于精于“算账”，才达到了盘剥农民的目的。例如在《李有才板话》中，老恒元父子让丈量土地的方法和过程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达到了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而在《李家庄的变迁》中，以李汝珍为代表的地主也是通过勒索高利贷，从而一步步地将铁锁一家盘算一空。赵树理显然认为农民只有明白了“算账”的重要性，才能够实现真正的翻身。《小经理》是颇有代表性的作品：作为经理的三喜，当他能够记账后，他对落后分子王忠才具有了真正的领导权；在小说《地板》中，赵树理让王老三一笔笔地算着账，使王老四明白了粮食是劳动而不是土地换来的道理。较之于这种具体的经济数字上的“算账”，赵树理更看重的是“算账”所能带来的政治内涵。在小说《福贵》中，福贵向老万算着一笔笔的账，他的最终目的却是要老万说说“我究竟是好人呀是坏人？”可以看到，正是通过这一行为，福贵打破了长期以来别人对于自己的歧视，取得了道义上对于老万展开批判的合法性。这一意义在《李家庄的变迁》中公审大会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农民仔细地清算出了李汝珍杀了42人、白狗打了79人。正是通过这种算账，赵树理充分地展示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对立，凸显了地主和农民不同的阶级属性，赋予了自己笔下农民最终行动的合理性。赵树理显然认识到当时的各种运动——减租减息、土改——都是要在算账的基础上展开。通过算账，各项政策才能够充分地为农民所了解，而各项运动才能够为农民所拥护，而赵树理的创作充分迎合了这些趋势，因此他的作品不仅被以周扬为代表的文艺界领导人看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个重要收获，而且的确受到了当时农村地区农民的欢迎，起到了现实功用。

　　但在建国以后赵树理的小说中，“算账”的人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算账”，尤其是“算细账”，不再是一个翻身的农民，一个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农民所应该具有的品质，它变成了落后农民才会关注的问题，这是意味深长的转变。这一点，在他作于1954年的小说《三里湾》中已经开始有所表现：小说中的落后分子总是精于“算账”，“铁算盘”甚至成为了马有余的“绰号”，而赞成入社的农民却是不屑于这样做的。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分家”就是一个典型的场景——进步的一方对于分家的具体操作，分家所涉及到的各种实际利益从来是不在意的，他们在乎的是分家出去后获得的“自由”；而落后的人极其不赞成分家，即使不得不分家了，他们也会从各方面仔细盘算——拿菊英分家时对于财产无所谓的态度，对比在作品结尾马多寿和老婆商量分家后应该和哪个儿子住在一起时的小心算计，我们就可以很明显地体会出这种转移。越到了他创作的后期，这个转变就越明显；“算账”不再具有解放前的进步的政治内涵，它成为了区别“两条道路”的一个界碑。《老定额》中，曾经十分积极的农民林忠由于总是在定额上斤斤计较而被视作不再有革命精神，因此被人称作“落窝鸡”；《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因为总是计算着做工分多的活才被杨小四贴了大字报，要求她改造；而在《十里店》中以王瑞为首的总是计较个人得失的人则直接受到批判。 “算账”意义的变化无疑是与当时的中国现实紧密联系的。1949年以后，中国的农民在面对国家、集体、个人三者间的关系时，如果还执意于个人，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他们只要大公无私地为公社劳动，自然有人为他们计算工分，“算账”不再是农民需要的了。赵树理建国后的大多数作品也是循此思路创作的，因此他小说中的“算账”主人公发生变化也在情理之中。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比于过分理想化的正面人物，正是由于落后的人物要“算账”，因此他们更贴近农民的真实心理状态，这些人物反而塑造得更为成功，当时的文艺评论界才会得出结论，认为赵树理“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现进步的一面”，②而这一点甚至赵树理都给予了承认。作为一名真正了解农村的作家，赵树理明白“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只有经得起算账的政策才能说服农民，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作为一名党员，他却又不得不站在国家一边，所以赵树理在《回忆历史，认识自己》中才会说“我的思想是矛盾的”。今天来看，赵树理超越于同时期大多数作家的地方，其实正在于他有意无意地在自己的作品中保留了这种矛盾。可惜当时的历史条件注定了赵树理的想法是要受到否定的，这在客观上导致了赵树理1949年后创作的逐渐衰竭，建国后作品的冷遇和他本人被新一代的作家所取代。③

　　赵树理1949年后逐渐地放弃了文学创作，除了客观原因不允许外，还出于他自我的选择，他在给陈伯达的信中坦承：“我不但写不成小说，也找不到点对国计民生有补的事。因此我才把写小说的主意打消，来把我在农业方面（现阶段）的一些体会写成了意见书式的文章寄给你。”④这说明他显然已经看到文学作品已经无法、也不可能担当为农民“算账”的作用；他需要另一种表达形式。如果说在他的文学文本中，他是借由人物来“算账”的话，那么现在赵树理则是通过非文学文本来亲自为农村“算账”。翻阅赵树理所有的文字材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此时期写就的大量的论述、杂感、书信都发挥了这一功能。赵树理以他对中国农村的了解，认真地算着农村各种生产的账，以此来向上级反应激进路线对于彼时农村生产的破坏，还有他对于恢复农村生产的建议，《给长治地委××的信》、《给邵荃麟的信》、《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代表。如果说1949年以后的小说创作中“算账”的人的转变对于作家赵树理而言是不成功的话，那么现在赵树理终于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形式，1962年的大连会议对此给予了肯定，认为“我们的社会常常忽略独立思考，而老赵，认识力，理解力，独立思考，我们是赶不上的，五九年他就看得深刻”。可惜这份肯定来得太晚，更为让人痛心的是，不久之后赵树理却又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赵树理曾说过“（自己的世界观）就是小天小地地钻在农村找一些问题叽叽喳喳以为是什么塌天大事”。而他还说过“我自参加革命以来，……始终是自成一个体系的。入京以后，……其他方面未改变过我的原形”。只有深刻地理解这一点，以“算账”作为一个切入口，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在赵树理的文学文本、非文学文本都有着大量的计算内容，正是这些内容反应了中国农村各个阶段的发展变化，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以及他作为一名农民作家的价值也由此凸显。赵树理成名于他的作品能够“算账”，可他的悲剧结局也恰恰是由于他固执地要“算账”，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一个玩笑。今天我们回望赵树理，认真品味赵树理“我愿意等到最后洗牌时刻，再被检点”这句话，想想与他同一时期那些曾经大红大紫现在却如过眼烟云般的作家和作品，我们或许可以说，赵树理的“算账”及其背后的深刻内涵，也许正是今天陷入迟滞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走出困境的惟一出路。□

　　①本文引用赵树理的言论皆自《赵树理文集》（4卷本），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下文不一一注明。

　　②竹可栩《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人民日报》1950年1月15日。

　　③与赵树理的选择不同的是，周立波和柳青都在作品中削弱甚至取消了“算账”这个彰显“农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暧昧空间。例如，周立波在谈到《山乡巨变》时也说过：“算账是运动中一个很好的发动群众的方法，但光写这个，别人看了就会感到很枯燥，因此书里写得非常少。”周立波《谈创作》，《周立波研究资料》第8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④赵树理《写给中央某负责同志的两封信（1959）》，转引自陈徒手《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赵树理》，《不仅为了纪念》第524页，三联书店2007年版。

　　从《三里湾》到《户》

　　——1955年以后的赵树理

　　朱杰

　　1955年，赵树理的长篇小说《三里湾》开始在《人民文学》连载，并于当年出版发行。据他自己说，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乃在于他“感到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农业合作社应不应该扩大，对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和对扩大农业社有抵触的人，应该怎样批评。因为当时有些地方正在收缩农业社，但我觉得社还是应该扩大，于是又写了这篇小说。”①

　　赵树理将自己的小说定义为“问题小说”，其所针对的，都是他“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②换言之，赵树理的创作，总是有着极强的现实感；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总有其现实依据。这一次，赵树理觉得合作社应该扩大，也同样自有其现实依据——赵树理亲自参与了山西长治专区的合作化试验，③试验所取得的“良好”效果，看来正是他赞成合作化的主要原因。

　　虽然赞成合作化，但赵树理对于农村实行合作化的形势分析却耐人回味——尽管在小说里，他也写到了“好党员”、写到了“可爱”的“翻身贫民”、写到了有“朝气”的“青年学生”，但是在谈到小说里的落后分子时，赵树理说了这样一段话：“但原来的农民毕竟是小生产者，思想上都有倾向发展资本主义的那一面，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正是为了逐步消灭那一面”。④在氛围更为宽松的1962年，赵树理更为坦诚地说道：“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这是肯定的。农村的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得不合适。”⑤

　　赵树理的这一说法，与毛泽东有关合作化运动的看法恰成对照——在毛泽东看来，“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⑥因此，合作化运动，本来就是与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改造密不可分的。而之所以强调合作化运动的社会主义面向，是因为这一运动不仅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将“土改”之后归私人所有的土地重新集体化，这正是在向几千年以来的“私有”作斗争，——而且与当时中国的工业化问题息息相关，为了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必须努力使农业增产，以提高农业向工业提供原材料和向工人提供粮食的能力，同时使国家获得更多的用于出口换取资金和技术的粮食。毫无疑问，惟有“组织起来”、成立农业合作组织，农业的增产才能有保证。而具体体现这一工业化策略的，就是与合作化相伴而生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很显然，能够主动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做出牺牲的，只能是那些具有了“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农民！

　　回头看看赵树理，在他那里，合作化与社会主义，正呈现出令人尴尬的“脱节”；而这种“脱节”果然使得他在面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时很快就变得无所适从：1956到1957年，赵树理一方面为“高级合作化迅速发挥出来的优越性”而感到“兴奋”，另一方面看到“同时存在着一个几年前就已经出现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征购（特别是购）任务偏高，……结果使丰产区多吃不了多少。”⑦ 面对这一问题，赵树理感到进退两难：“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想是矛盾的——在县地两级因任务紧张而发愁的时候我站在国家方面，可是一见到增产了的地方，仍吃不到更多的粮食，我又站到农民方面。但是在发言的时候，恰好与此相反——在地县委讨论收购问题时候我常是为农民争口粮的，而当农民对收购过多表示不满时，我却又是说服农民应当如何关心国家的。”⑧

　　显然，对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赵树理是支持的，因为正如他1940年代的小说所反映的，正是共产党在农村进行的革命——特别是土地革命，使得已经走投无路的农民重又获得了新生⑨；而正如他在合作化试验中亲眼见到的，农民的确从合作化中受了益；可是当社会主义现代化采取了“盘剥”农村、从而使得农民利益受损的发展道路时，赵树理感到了由衷的困惑——他该支持哪一方呢？国家，还是农民？

　　正是在这个时候，赵树理的农村叙事开始“落伍”了——尽管作为梁生宝原型的王家斌在理解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方面同样存在着困难，⑩但是《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却几乎“本能”地就具有极高的阶级觉悟；而小说第一部结尾，梁生宝的互助组一获得成功，就马上积极热情地完成了向国家纳粮的任务，这样的安排当然更绝非偶然——“新的主体”对于新的国家的强烈认同，本来就是此一时期“叙事”的要义所在；而这种通过先创造这样的“主体”、进而通过其示范作用来“召唤”千百万此类主体生成的写法，与赵树理“问题小说”式的创作方法，自然更是格格不入。

　　果然，因为这样的“落伍”，赵树理此后接连不断地遭受到打击；特别是1959年冬因为“右倾”而遭围攻，对于赵树理而言，更是刻骨铭心的经历。此后，赵树理的创作成绩平平，始终没能写出与那个时代的要求相呼应的作品来。他在“文革”期间检查自己的时候说：“这八年中（公社化前后八年）我的最大错误是思想跟不上政治的主流，没有把我们的国家在反帝、反修、反右倾的一系列严重斗争中用自力更生的精神在生产建设上所取得不可想象的伟大成绩反映在自己的创作上。”——此话大概既语含讥诮，又属真心慨叹。

　　1962年，各地纷纷举行会议，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赵树理在他的发言中，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巴金写了一本《家》，为了表现农村生活，也可以写本《户》。户是农村的生活单位，生产队就是以户为单位……结算、分配都是以户为单位的。在养老社会化以前，户还不能撤了，这对社会主义生产还是有利的。……在一个户里，总是教育孩子要为自己家里好。有时也说为集体，也是因为多干可以多挣工分，……关于户和队的关系：没有按工分分配的时候，劳力足的户，按劳分配，劳力少的户，有困难，国家负担了。现在以户为核算单位，你不要来找队里了，你这个户的所得部分给你了，生活自己去安排。这样，农村也会发生一些问题，例如有的户，只有一个劳动力，他要负担三口人，生活就困难。……这个问题五五年、五六年就存在，不是现在才有的。”

　　赵树理在“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里曾说：“检查我自己这几年的世界观，就是小天小地钻在农村找一些问题唧唧喳喳以为是什么塌天大事。”即使是有了1959年被围攻的痛彻“教训”，赵树理依然秉性难移，环境稍有好转，他那“小天小地”、“唧唧喳喳”的“毛病”就又发作了，即如这里对“户”的分析——他一会儿觉得“在养老社会化以前，户还不能撤了”，因为“这对社会主义生产还是有利的”；一会儿又觉得“现在以户为核算单位”，对于那些劳动力少的家庭来说，生活会因此而发生困难，并且“这个问题五五年、五六年就存在，不是现在才有的。”赵树理在这里所表露出的矛盾心态，不是正与他对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的矛盾态度一样吗？似乎是，赵树理就一心闷在了这“小天小地”中，他在其间回环往复，就是跳不出来！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恐怕应该是赵树理在这里点出的“农村”的几个问题：“养老社会化”、收入归户后“生活自己去安排”，以及“劳动力少的家庭”“生活会发生困难”……而“农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是因为当“城市”居民可以指望国家提供住房、收入、津贴、教育以及医疗卫生服务的时候，“农村”人口就只能将获得这些东西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自己的“家庭”——他们所属的“户”上了。而这样的制度设计，正是与当时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规划息息相关的——转来转去，赵树理还是没能绕开那个他怎么都没能彻底想通的老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当赵树理还在忙于计算“户”的得与失的经济账的时候，对于“户”的政治账的核算已经被提到了更为紧要的地位——1963年，话剧《千万不要忘记》迅速“流行”全国，它所反映出的对于“日常生活”、“小天小地”的深刻“焦虑”，正预示出更为激进的意识形态洪流的到来——而赵树理的《户》，自然也不会再有写作的可能了。□

　　①②《赵树理全集》第4卷第425、424、500—501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③④⑤关于赵树理参与合作化试验的情况，见《赵树理全集》第4卷第273、276、510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68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⑦⑧《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380、380、384页。

　　⑨赵树理在1940年代创作的小说，特别是其长篇《李家庄的变迁》，无疑给我们提供了杜赞奇所谓“赢利型经济”在中国农村中的生动“样板”——正是因为有了这批人的存在，农民们的生存才变得如此艰难。关于杜赞奇对所谓“赢利型经济”的分析，参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⑩柳青写道：“显然，家斌一下子还不能理解总路线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全部意义。”见《柳青文集》第4卷第1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有关赵树理在“大跃进”期间的经历，参见陈徒手《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赵树理》，收入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第155—1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尽管有“缩小城乡差别”的口号、尽管有试图推进乡镇“现代化”的实践——若“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以及“乡镇企业”的兴建，但是由于关键的制度设计方面没有得到根本的变革——保留了严格的“户口”制、下放“知青”和干部的收入等其他方面一仍其旧等，城乡差别事实上依然巨大，只有到了“改革”初年，这一难题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参见唐小兵在《〈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一文中的精彩分析，该文收入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第224—2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赵树理的“艰难的选择”

　　——从越南的角度看

　　[越南] 黄 永 福

　　1950年末，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秘密飞往莫斯科，在那里，他与苏共领袖斯大林以及中共领袖毛泽东进行了会谈。据说，就是在这次会谈中，苏、中两位领导人表示，越南革命忽视了“反封建”的任务，因此他们指示胡志明，应该在越南开展“反封建”的革命，以培养作为革命之主体的农民的力量；具体要做的，就是在解放区开展“土地革命”，也就是“土改”。两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密切配合下，越南的“土改”开始了。

　　1956年，当时的越南劳动党总书记Truong Chinh在总结“土改”的得失成败的时候说道：“最近，有些人说不用发动群众也能够实施土改，或者说要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只要让地主自愿地献田也就可以了。这些话对不对？不对。土改就是一场革命，是在党领导下的万万群众的事业。任何一场或大或小的革命运动，如果不发动群众都不能实现。有两种进行土改的方式：和平的方式与发动群众的方式。我们采用发动群众的方式之所以正当与必需，是由于以下的理由”。①接着，他列举以下的三个理由：（1）只有发动农民，农民才能够放胆地站起来斗争；消灭地主，自己为自己收复土地；（2）农民必须自觉、自愿并亲身参与土改，政权与干部不能而且不应该代替农民，也不能给他们施恩施惠；（3）只有发动群众，才能让地主阶级屈服于农民翻身后自信自立的力量。②

　　在他看来，“土改”之于越南，实在是大有必要的一件事情：“封建制度建立在占有土地这个基础之上，致使国家的绝大多数部分人民，特别是农民陷于贫困，同时减缓了农业与工商业的发展，以至于我们陷入落后的境地，不能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因此，国弱民苦。由此可见，实施土改、消灭地主阶级与封建土地私有制，是正义的、人道的。”③

　　话说得大义凛然、义正词严！之所以大义凛然、义正词严，恐怕与他当时关于世界“大势”的判断有着紧密的关联：依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渐次前进的发展史；在其发展的每一阶段，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都较前一阶段为高——因此，为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迈进，“落后”的“封建社会”必须被超越，只有这样，人民才能从“封建”的“荼毒”之中获得“解放”，他们也才能获得更为“幸福”的生活。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此时已经在苏联那里得到了令世人难忘的体现。积贫积弱、屡遭侵略的越南想要获得梦想中的“富强”，选择苏联道路看来正是大势所趋。显然，当斯大林与毛泽东敦促胡志明进行“反封建”的革命之时，当越南劳动党总书记Truong Chinh认为“实施土改、消灭地主阶级与封建土地私有制”，既“正义”、又“人道”之时，他们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信这样的历史进化论、并且相信苏联这个“榜样”的今天也正是越南的明天的。

　　既然“大势”如此，那还犹豫什么？可是，是不是只要“大方向基本正确”，就可以使得在“大方向”的名义下所作的一切自动获得合法性？

　　众所周知，越南的“土改”给越南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灾难，这一点，越南共产党后来也予以了承认：许多无辜的农民被看作地主，被打成“越奸”；农民之间因为“阶级斗争”而关系紧张，传统的和谐乡土秩序消失殆尽；亲友之间彼此反目的现象时有发生……但是因为有对“大势”的执拗的看法，领导人依然认为：“总而言之，这些错误是很严重的，但是也还能够及时地改正。只是，由于这些错误而导致的一些干部，党员和人民含冤而死，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这些是无法挽回的。这是一件使党和人民沉痛的事，不过这些错误不能否定这场土改的战略胜利，不会影响北部‘反封’革命战略的成功。”④

　　老实说，要在关于世界“大势”的分析与关于无辜者罹难的“道德义愤”之间做出抉择，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方面，身处于越南那样的情境之中——长久以来的法国殖民、尚有深刻创伤记忆的日本侵略，再加上周遭资本主义世界的虎视眈眈——越南可做的选择，实际上并不多；他们在不多的选择当中择取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条道路，可以说是在逼不得已当中作出了自认为最佳的选择。可是另一方面，这种选择又的确是许多无辜者罹难的缘由所在，并且因为人们认为“大势”如此，所以他们也就好像成了必要的“牺牲”。

　　让我们再回到有关“封建”的问题。其实早在1935年，在越南知识界就曾有过有关越南是否存在“封建”社会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Phan Khoi，他根据“封侯建邑”的定义来否认越南封建制度的存在；相反，争论的另一方Hai Trieu则根据封建土地私有制与地主剥削地租的方式，来肯定越南封建制度的存在。如果Hai Trieu的是正确的，那么越南共产党以未来的幸福为动力发动的“土改”就没有问题，因为它允诺的，是“暂时的牺牲”之后的“长远的利益”；但是如果Phan Khoi是正确的呢？那么我们判断世事的标准又该是什么呢？它显然不能是那个遥远的“未来”，因为根据Phan Khoi的理论，我们根本无法推断出有那么一个“未来”在，那么什么是我们判断世事的标准？现在，还是过去？其实，我之所以提出这一段历史公案，是想借以说明我阅读了赵树理的作品之后的感受。

　　老实说，我以为赵树理1940年代末的创作，大概并没有什么鲜明的“阶级意识”，比如说“反封建”；他当然拥护共产党，因为正是因为有了共产党，他所关注的乡民们才有了继续生存下去的可能性——这一点，他的小说，特别是《李家庄的变迁》表现得很清楚，可是我总觉得他离那样“自觉”的“阶级意识”还是差得很远。他之所会写出像《李家庄的变迁》这样的小说，是因为他明白，正是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使得濒临破产边缘的农民们重又获得新生——这个“新生”还不仅仅是比喻意义上的，而首先就是指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的得救。但是你看他判断这件事情的标准，离“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大概是相当遥远的吧。

　　这样的特点，赵树理似乎终其一生都没有多大改变。在他其后的创作里，要说谁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我以为那就是《套不住的手》中的陈秉正，是“实干家潘永福”——可是他们都只会老老实实地干“小事”，缺乏对于世界“大势”的拿捏和把握。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赵树理似乎一直没有什么“进步”。赵树理自己也知道，像他这样的写作，已经远远落在了时代的后头，可是他又忍不住要为自己的这一点“偏爱”辩护……

　　如果说越南1930年代有关“封建主义”的论争，给我们看待后来越南的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别样的视角的话，那么我想说的是，对于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赵树理同样提供了一个这样的视角——当然这样的视角决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前述“大势”与“小事”的抉择中获得答案，恰恰相反，我以为，我们能从赵树理那里看到的，更多的依然还是这样、那样的困惑。

　　特别是身处赵树理那个时代，对于“大势”的判断看起来不仅仅是判断，而且还是极有可能实现的“现实”的时候，这样的困惑就更显得真诚而使我们不得不严肃面对了。

　　①②③④Truong Chinh《改造与学习》，《劳动杂志》195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