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弓

　　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赵树理确曾是一个热门话题。然而，在此前后，谁能说得清赵树理经历了怎样的寂寞？早年，他在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暑假回乡，满腔热忱地给父老乡亲读新文学作品，却没有像他预想的那样引起农民的兴趣。后来他认准了文艺通俗化的道路，在文学创作与报纸副刊编辑中身体力行，颇受群众的欢迎，可是在太行区文艺界却是“曲俗和寡”。后来广为流传的《小二黑结婚》，当初如果不是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题词加以肯定，还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出版。新华书店1943年9月初版两万册供不应求，翌年3月，用大字号排印，并配上了有趣的插图，再版两万册又很快售罄。广大读者喜闻乐见，可是太行区文坛上的反映却是出奇的冷淡。《华北文艺》上刚发表一篇肯定性的书评，《新华日报》华北版马上刊出一篇意见截然相反的文章，说当时的中心任务是抗战，写男女恋爱没有什么意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两年多之后，华北文艺界领导人周扬与新文学前驱郭沫若、茅盾等先后撰文，高度评价赵树理的创作，本来只想做“文摊”文学家的赵树理才终于跃上文坛的龙门。

　　然而，就是在《小二黑结婚》、《登记》走红之时，赵树理仍然能够感受到文坛上的轻视目光。几经周折，他干脆离开北京，回到了他所熟悉的山西山沟沟里。农民喜欢他，因为他与农民心贴心，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写作，表现的是农民熟悉的人和事，真心实意地想帮农民解决亟待解决的问题。可是这样一来，又有人不高兴了。通过文学提出问题似乎有越俎代庖之嫌，况且文学的力量究竟有限，面对“大跃进”后的大饥馑、集体富裕光环下的社会贫困，赵树理也无能为力，他不能不陷入深深的忧虑与困惑之中。到了60年代，他的创作远没有四五十年代那样活跃而富于生命力，刚刚迈进70年代的门槛，这位人民的作家连生命的权利都被残忍地夺去。

　　在生命垂危之际，赵树理相信“社会自有公论”。十年浩劫过后，赵树理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八九十年代，几种赵树理研究专著先后问世，对赵树理的人格与创作业绩给予公正的评价。但是，在当今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转型期，赵树理的文学理想遇到了另外一种挑战，其乡土气息浓郁的文学作品面临着新的尴尬。他曾经立志用新文学占领“文摊”，可是现在地摊上流行的是什么呢？赞美节妇烈女的倒是没有了，可是取而代之的是把“现代”当作遮羞布的放荡；为皇帝歌功颂德的隐去了，可是冠冕堂皇的大传传奇之类分明游荡着皇权与奴性的幽灵；“科学”研究易经的招牌下，贩卖的是占卜算命的旧货。高雅的文坛固然不断有关注民生疾苦的力作问世，但另一方面，也流行着时尚化、快餐化的“小资写作”、以大胆暴露为能事的“身体写作”、炫奇斗艳的先锋思潮……赵树理倘若有幸健在，不知会怎样咋舌。当今，小学教育和广播电视基本普及，数字化网络覆盖部分农村，近亿农民进城务工，乡村城镇化进程向前推进，生活节奏加快，审美需求更趋多样，在这样的形势下，农民读者是否还会像当年那样喜欢赵树理，日益扩大的市民读者群能否接受赵树理，都成为问题。赵树理的文学风格与创作方式，究竟还有没有现实意义？“赵树理现象”有哪些经验值得继承发扬，哪些教训应该汲取，这些问题学术界理应探讨，可惜不大有人关注了。当赵树理几乎要被人遗忘的时候，朱庆华先生孜孜矻矻地进行赵树理研究，推出《赵树理小说新论》，这种不盲目趋时的治学态度着实令人钦佩。这部学术著作的传播学视角，关于赵树理式“清官”断案模式的贡献与局限的分析，关于纵横坐标轴上赵树理历史地位的考察，关于“赵树理现象”冷热原因的探索，还有把历史语境的回归与当下创作状况的引入结合起来的宽阔视野等，都能给人以启迪。

　　如果从乡土的角度来说，赵树理是山西人的骄傲，但饶有意味的是，在目前我所见到的赵树理研究专著中，作者却多为他乡人，如广东的黄修己先生，浙江宁波的戴光中先生，现在又有浙江丽水的朱庆华先生，这似乎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赵树理超越乡土的价值。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文坛不应回避“三农”问题。既然如此，赵树理的光荣与梦想就不应该仅仅属于历史，而且应该继承下去，赵树理关心农民、关心民生疾苦的精魂具有永恒的价值。

　　关注眼前而忽略永恒，是人性的弱点，赵树理的寂寞或许与此有关。现在，吉林人民出版社推出朱庆华先生的专著，至少可以减轻一点赵树理的寂寞吧。文坛上发扬赵树理传统，进而出现超越赵树理的作家，更是我们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