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门宴历代都有学者质疑其不可解者，而怀疑其真实性，甚至有学者从根本否认有这个历史事件。（17）下面让我们就具体情况来分析鸿门宴诸事。

      　　 经过项伯的叮嘱，刘邦第二天来项羽军营谢罪，项羽留其饮酒而成千古一宴的鸿门宴，这并不是项羽早就准备好的，也不是范增早有准备的宴席，可以说突然的一场宴席，使得范增甚至没有提前准备才导致半途找人杀刘邦。所以偶然突发事件以致宴会有不少意外之举，而项羽之前并没有准备宴会杀刘邦，也无此时杀刘邦之念，就不存在某些人认为项羽是优柔寡断，导致失去良机。

      　　 史记记载“沛公旦日从百馀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18）从刘邦来谢罪与项羽的对话就可知项羽无杀刘邦之意，并非形式使然而不能杀，项羽如果早存对付刘邦之心，岂会说出内奸之名乎？后人研究此段都认为项羽轻易地说出内线曹无伤，是项羽最大的失败，是他性格中轻率大意的典型体现。实情却非如此“据《高祖本纪》载，项羽‘闻沛公已定关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关。十二月中，遂到戏。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于项羽曰……’这段记述充分说明曹无伤并非项羽内线，曹的告密是在项羽准备发兵攻打刘邦以后，因此，他的告密不过是一种邀宠为自己留一条后路的卑劣行径，客观上只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在项羽眼里，他不过是一个不忠不义的小人，这种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就根本没有保护的必要。”（19）。

      　　 项羽既然无杀刘邦之意，当日就留下刘邦饮酒，“项王、项伯东乡坐。亚父南乡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乡坐，张良西乡侍。”（20），这段位次也是被历代说成项羽骄傲自大，坐到首席，不尊敬客人，但却忽略这并非宴请客人，位次是由本身地位决定的，难道刘邦当皇帝后宴请大臣坐到首席也是骄傲自大，不尊敬客人？此时范增眼见项羽无杀刘邦之意，急得火冒三仗，数目项王，举所佩玉以示之者三，要求项羽立下决心杀掉刘邦，但是项羽对此默然不应。对此要说明，项羽并没有宴会杀刘邦的计划，所以不存在优柔寡断。

      　　 范增见其项羽无动于衷，出门招来项羽堂弟，吩咐：“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於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21）。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分析出，范增一派支持杀刘邦，早有默锲，同时可以看出杀不杀刘邦之争楚军分为两大阵营，项羽不肯杀刘邦，只好自己动手了。就下来就是人人皆知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项伯毫不示弱，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项伯的行为没有人怀疑其为内奸，也丝毫不顾及项羽就在座前。只能说明是派系之争，而项伯翼蔽沛公也是项羽默许下的行为。

      　　 这个紧急的时候樊哙冲了进来护主，怒斥项羽。一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阴谋就这样流产了。刘邦却再也坐不住了，借着入厕的机会招樊哙逃出了宴席。随后刘邦不顾项羽的召唤，把局面交给了张良，自己骑马带着樊哙等四人逃跑回营。这里很多人都有疑问，《史记会注考证》曾引董份之说：“矧范增欲击沛公，唯恐失之，岂容在外良久而不亟召之耶？此皆可疑，史固难尽信哉。”（22），其实范增对鸿门宴之事并无准备，何能不容刘邦乎？再说楚营也非范增当家，项羽不愿意杀刘邦，他又能怎么样？

      　　 “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23）史记这段向来疑问颇多，主要是究竟是骑马还是步走，还是先骑马而后步走？叙述得不清楚。如果深入理解刘邦的想法就知道并不矛盾，刘邦本来为快点脱离危险，脱身独骑，把手下丢在身后，但是因为怕一个人路上不安全，才命樊哙四人持剑盾步行保护自己，从小路逃跑。

      　　 “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杓，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24）史记这段也向来疑问颇多，则是项羽在大营等这么长时间不合情理，刘邦半途逃跑项羽也没有任何表示。其实只要明白项羽无杀刘邦之意，明白楚军阵营两大派系之争就可以理解，项羽对一切发生之事心知肚明，只是不想把事情挑明，故意放刘邦一马，而维持双方的面子。从项羽，范增受璧后的不同反应就可以知道。梁玉绳《史记志疑》认为：“若论禁卫诃讯，则彼尚不能御樊哙之人，乌能止沛公之出乎？”也是没有明白其实是项羽故意放刘邦回去。

      　　 总而言之，史记描写鸿门宴颇多疑点，主要是不清楚此背景，以及不清楚项羽在其中的态度所至。明于慎行云：“鸿门事，以为‘是日微哙奔入营谯让项羽，沛公几殆。’此耳食也。总之，项王本无杀沛公之心，直为范增纵臾，及沛公一见，固已冰释。使羽真有杀沛公之心，虽百樊哙，徒膏斧钺，何益于汉？太史公好奇，大都抑扬太过，如四皓羽翼太子，正与此类。”（25）如于慎行所说，司马迁文笔抑扬太过也造就有时候颇多不可解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