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齐鲁晚报

　　退却与恐惧，以坚守的面目示人，到底还是一种体面，而其把对欲望的克制，当作是没有欲望，如此的自欺欺人，让人想起晚年易卜生，一个隐在娜拉盛名背后的易卜生。

　　某友，蛰居都市边缘，没有职业，只有使命，做彻头彻尾的自由艺术家，偶尔见他，脸上总挂着一种无谓的高深莫测神情，看眼前绿女红男苟苟营营，做清高地已从生活出走状。渐渐地，觉出蹊跷，发现支撑其日常三餐的，也已不是柴米油盐，而是一系列或咸或淡的概念，其最让人敬重的所谓精神坚守，不过是居住地点的滞留不变，究其缘由，却是面对不断变化着的生活的退却与恐惧。这退却与恐惧，以坚守的面目示人，到底还是一种体面，而其把对欲望的克制，当作是没有欲望，如此的自欺欺人，让人想起晚年易卜生，一个隐在娜拉盛名背后的易卜生。

　　因为《玩偶之家》里出走的主妇娜拉，易卜生（１８２８年－１９０６年）成了挪威对世界最大的文化贡献，今年适逢其离世百年，挪威发起了全球性的“易卜生年”纪念活动，中国文化界也因为娜拉出走对五四新文化思潮的直接推波助澜而积极跟进，并在鲁迅《娜拉走后怎样》所给出的“堕落”、“回来”、“饿死”三种答案之外，无穷尽地继续探索其他的可能。北京人艺甚至端着对业内师祖的虔敬，要排演一出《娜拉的儿女们》，让娜拉当年抛在家里的孩子，回忆母亲出走那天的情形。

　　然而，如果仅有这部社会意义广泛的《玩偶之家》，今天的易卜生未必能够安享“现代戏剧之父”的美誉。虽然，在当时，他是毁誉掺半的人物，甚至，晚年剧作被维多利亚式的标准中产观众直接看成丑闻，因为他在其间热衷于描述的，是中产阶级成功人士，在情感与欲望面前的闪转腾挪。但是后来，这些人往往成了弗洛伊德与许多心理学家钟爱分析的人性典型个案，就连曾先后做过尼采、里尔克与弗洛伊德三人女朋友的缪斯女神似的莎乐美，也喜欢拿他剧中人物借题发挥著书立说。

　　易卜生出生于挪威海滨小城木材商家庭，性情像多数生活在寒冷地带的北欧人一样沉静多思，幼时父亲破产，他１５岁离家做药店学徒，后来像莎士比亚一样进了剧院做各种杂役，写过诗、画过画，也写过剧本，但始终未引起人们注意。３６岁时他默默无闻地举家迁至意大利，他５０多岁时完成的《玩偶之家》和《人民公敌》等一批现实主义批判性作品，给他赢得了国际性的声望。而名气如春药，也不断地给他带来生活的意外惊奇。一个１８岁的姑娘爱上他，与他相约远走高飞，他也爱她，但是，在出走之前的最后时刻，仿佛他剧中情节跌宕的最高潮处，６３岁的他犹豫了，放弃了。终究，他一生浸泡在乏味的中产阶级情调里，更熟悉在客厅沙发一条条裂缝中伸展开的空虚与无聊的体面生活。况且，在骨子里，他也怕极了流言蜚语。不久，他即以著名剧作家的身份回国定居。而这场恋情，在他晚年的四五部诗性剧作中，散发出旷日持久的影响力：“生活就是与内心怪兽的一场斗争，写作就是评判自己。”

　　喜欢看易卜生戏剧的卡夫卡，曾说他自己的写作愿望，是“写出完全出自我内心的全部恐惧不安的状态。”这愿望恰是晚年易卜生的写作实践，其剧中人多以自我为中心，事业成功常常以压抑欲望为代价，然而，终于熬成了踌躇满志的中产精英，到头来却发现，那些被他们拒绝过的诱惑，最终依然会找上门来，哪怕，濒临生命的尽头时。更麻烦的是，那些让他们偏离人生航线设置的诱惑，可能，就是真理对人生的考验！

　　《大建筑师》里有一幕，建筑师邂逅了他朋友的女儿，这个当年在客厅被他抱吻过的小女孩，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潜伏期的洛丽塔，一瞬间就把已经功成名就的他，击落到人生的虚无之境。在弗洛伊德最喜欢分析的《罗斯莫庄》里，爱也不再是爱，而只是人们想要占有的一种生活经验。对生活心满意足的爱，他们已经没有力量付出了。易卜生的情侣们，常常要非常古典的“殉情”，才能实现理想中的完美人生。而在他收场白式的最后一部《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里，终生奋斗的著名艺术家，到临终时才获知一个真理：“只有当我们死而复苏，才明白什么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并会发现我们其实从未真正生活过。”再一次，他重申了体面的中产阶级面纱背后的道德欺骗：名利的浮冰下面，是更沉厚更原始的情欲的冰山。

　　作为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般文化巨匠，易卜生为现代戏剧注入的，不仅是欲望与情感，还有，面对欲望时的自我道德意识。一面身体力行着对生活的恐惧，一边专注诚实的自我审判与记录，他一百年前自我审视的目光，改变了传统的剧作规则，也将话剧的娱乐与沉溺，变成了艺术与沉思。娜拉出走的标准答案，至今是谜；而易卜生，也依然行进在我们这个时代最飘忽不定的欲望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