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曹禺的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他站在人类的高度去看待和表现人的生存困境,他是用一种人类所共同拥有的心灵语言去讲述人的不幸遭遇,以一种深广的悲悯情怀来看待人的痛苦。他的立足点,他的悲悯情怀,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族都能深切理解并产生强烈共鸣。而曹禺创作生命力的衰退,与其说是他被困于行政事务与政治运动的结果,不如说是他前期的作品在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语境中被广泛误读的结果。尤其是当时过分强调切近时势的文学批评理论,对曹禺产生了巨大影响。曹禺剧作中凡是与时势相切合的内容受到评论界的高度赞扬,与时势相对有距离的内容则大受攻击 ① 。这些误读所形成的强有力的社会舆论最终使曹禺对自己的创作方向产生了误解,并由此导致他的创造力偏离了自己所熟悉的轨道而进入了他人设定的轨道。也可以说,正是始于三四十年代并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社会主导话语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批评,使曹禺极富原创性的创作受到了严格的制约而无法自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