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0日下午，天寒地冻，一队北京知识青年肩扛手提着大包小包、风

尘仆仆地走进山西省汾阳县杏花村——插队落户的目的地。老乡们都好奇地跑到街

头观看，有个老乡惊讶地指着一个高个子叫起来：“哟，还有爸送娃儿的呢!”这个

“爸”瘦高，老成稳重，大眼睛炯炯有神，头带灰呢老头帽，身穿半新不旧的棉大

衣，左手提行李，右手提盆花——这就是郭路生。

　　朴实的老乡并不太懂“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也不甚理解这“上山下乡”

是要干什么，只是热情地和我们叙家常，并称我们是“北京来的大学生”。实际我

们只是老三届的学生，郭路生是老高中的。杏花村的这二十个北京知青大多是北京

人民大学附中的学生，余下的便是各校不愿随本校插队跳槽跑过来的。譬如我原是

北京女一中的，孙丽丽原是北京一零一中的，都是怕和原校那些战天斗地的革命左

派在一起，就随人大附中的朋友们走了。毛主席号 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

下中农再教育”，实际上出身好、根红苗正的都参军或留城 了。真正下乡插队的是

平民百姓的孩子和所谓的狗崽子。杏花村就聚集了这么一帮人：黑帮 高干、臭老九

高知、靠边儿站中层干部和平民百姓的孩子。就是在这山西晋中的村庄里，我 们结

识了郭路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和这种背景的知青一起插队，使郭路生避开席

卷全 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从事了几年自由的诗歌创作。

　　杏花村的知青都尽力带去了各自的“珍藏品”，如外国名著、《外国名歌二百

首》、唱片及电唱机和手摇留声机各一部，这些东西在当时都属于被禁之列。每天

下工后大家分堆儿读名著、唱苏联歌曲。农村隔三差五地有电。逢有电日我们就用

电唱机听唱片，无电日就用手摇留声机听，到处飘荡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流浪者》、《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把我们住的两排小农舍变成“文艺沙龙”

了。我们这帮人都喜欢唱歌，一零一中的孙丽丽、人 大附中的张燕林及我是主力。

我们重唱，轮唱，上工唱下工唱，唱遍了杏花村。老乡在田头 上歇工时让我们唱

歌，我们唱《山楂树》及我们喜爱的文革前少儿曲《小鸟在前面带路》、 《山歌向

着青天唱》等。老乡们说：“这些娃儿们唱得真怪好听的!”

　　但大家最感兴趣的事是听郭路生念诗。诗人朗诵诗歌的场地是我们那破旧的砖

砌厨房；厨房左侧是一个大灶和用木架支起的长条案板，大灶上方的窗户早就没了

窗纸，右侧是一口大水缸及一副扁担和两个水桶。朗诵会都是在晚饭后，郭路生总

是站在大灶旁，身着褪了色的布衣裤，背对窗外的黑夜，灶台上小油灯的微光映出

诗人瘦长的身影。烧粥的大锅仍有余热，不断升腾出蒸汽。观众席在水缸和案板之

间，座位是水桶、扁担和南瓜。郭路生通常选一些 自己的旧诗来朗诵，有时也发表

新作。我们最爱听并一遍又一遍要求郭路生朗诵的总是《这 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和《相信未来》，因为它们不仅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还表达了我 们的感情。我

仍清晰地记得他那独特的、感人肺腑的朗诵。郭路生嗓子略带沙哑，朗诵时声 调抑

扬顿挫，念到轻处轻得像是把词语用一丝微风送到你耳边，有时还会停顿片刻，让

诗句 的余味继续蔓延，真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念到激昂处，他的嗓

音放大而不失 含蓄，洋溢着热情和急切。念到靠近结尾的排比句时，他那急切的声

音像炽热的火球不断地 滚动上去，把听众的情绪完全调动起来。我常想，他的朗诵

风格之独特和感人是因为他在念 自己的诗，他是用心灵来朗诵的。

　　郭路生是唯一念诗能把我们念哭的人。一次他朗诵《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

京》，我至今还记得那催人泪下的诗句：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

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我

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想一把

抓住她的衣领／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最

后的北京。

　　当时的两个女生还没听完就跑出厨房，站在黑夜中放声大哭。凡是经历过1968

年冬北京火车站四点零八分场面的人没有不为此诗掉泪的。那时每天下午四点零八

分都有一班火车把北京知青送走。当时的电影故事片显示了这样的情景：在火车徐

徐离站时，知识青年从车窗中探出上身，脸笑得像打蜡的大苹果，人人手持红宝

书，整齐地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而实际情景是车下车下哭成一团。有的

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关在学校，连家也不能回，被工 宣队直接押上火车。他们的父

母抱着为他们备好的行李，来见最后一面，哭成了泪人。有的 父母是剃了阴阳头的

黑帮或反革命，被单位造反派押来见自己孩子最后一面。有的人当时就 哭昏了，被

抬到站东大铁栅栏门前临时设立的急救台抢救。随着汽笛的拉响，哭声顿时变大 ，

知青们冲向窗口，每个人都像郭路生诗中所描写的——哭喊着想抓住自己亲人的

手，可是 太挤了，已分不清哪只手是自己亲人的，只能任意抓住一只手，因为这是

他们“最后的北京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读这首诗，我仍有像诗中描写的“妈妈

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的感觉。再没有人能像郭路生那样生动确切地写出当时

的情景和气氛了。对在那次离别后失 去父母亲属的或再不能回到北京的知青来说，

那确实是“最后的北京”。

　　当时在农村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感到前途茫茫，《相信未来》是我们全心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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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首诗，是我们的强心剂。我们确实得像郭路生描写的那样，以孩子的执着相信

未来。诗是以低沉但坚定的情调开始的：

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诗中气魄最大、情调最浪漫的是这四句：

我要用手指那滚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起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支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杏花村的春天美极了，粉红色的桃花和白色的杏花开得绚烂一片，点缀了那古

老的青砖瓦房。背景再衬上那青青的紫华山和山顶缭绕的白云，天然一幅古香古色

的农家美景。这或许就是引发杜牧写出“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样

佳句的原因吧。尽管这美景和当时的艰苦生活成反比，郭路生还是写出了优美的

《新情歌对唱》。一天清晨郭路生在村里走，先是遇见一个叫二宝的眉清目秀的男

孩子，骑在一头缓缓行走的老牛身上吹笛子。后来他走到果园，听到有人在头上

叫：“路生!”抬头只见村里最漂亮的叫金莲的小姑娘坐在怒放 的桃花树上，脸比

桃花艳。景和少男少女激发了诗人的灵感，写出了《新情歌对唱》这首极 富民间味

道的诗歌。具体的词句已记不清了，只记得诗的风格很像《刘三姐》中阿牛和刘三

姐的对唱，但比那更俏皮活泼。男方热切追求，女方连嗔带怪地拿搪。郭路生写诗

的路子很 广，他能写《还是干脆忘掉她吧》这类洋诗，也能写《新情歌对唱》这类

土诗，而且都能写 得韵味十足。他插队后写的另一首韵味十足的土诗是《窗花》。

写的是一个农家少女，家穷 只能用纸糊窗户，见富人家玻璃窗上结的冰花很是羡

慕。可唯一能做的只是买下红纸，靠她 的心灵手巧照着冰花剪下来。温暖的太阳出

来了，富人家的冰花化了。少女欣喜地看到她贴 在纸窗上的剪纸在阳光下闪烁着美

丽的光芒。这首诗写得质朴、流畅、细腻，极有意境。 由于多年辗转，我当时抄郭

路生诗的笔记本失落了，没法在这里引用原诗。希望《郭路生诗 集》能早日出版，

让更多的人欣赏。

　　郭路生还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而且自编自讲中外故事。讲中国故事时他还就

地取材，把现实生活中的东西顺手牵羊扯进来，引得哄堂大笑。如今只记得中外故

事各一则。中国故事叫《夜明珠》，是一个推理故事。讲故事的地点还是厨房。当

讲到古代公主头上戴很多首饰时，他顺手扒拉几下案板上放炊具的瓦罐说：“公主

头上还戴炒菜铲、菜刀什么的，结果把枕头划破，夜明珠就滚出来了。”把大家笑

得直哄。讲到清末年代客人们收到去丰泽园赴宴的 请帖时说：“这些人整整饿了三

天呀，就是为了能多吃点儿。”这真说出了我们这帮长期肚 里没油水的人的想法。

我们坐在昏暗的破厨房里，却被他故事渲染的气氛带到前门大栅栏， 好似看到那些

身穿长袍、留山羊胡的遗老遗少一脸道貌岸然，而私下却是勾心头角、阴险毒 辣。

讲外国故事是用电影剧本的方式。他用蒙太奇手法把镜头拉来拉去，把我们拉得神

魂颠 倒。故事讲的是一位美国青年被上帝不断地变为各种人，尽管抗拒也无济于

事，而且每次变 后就会忘记他的前身是谁。一次他邂逅一位美丽可爱的女郎并深深

爱上了她，便紧紧地握住 她的手说：“我会变成别人的，请记住我这双眼睛，只有

我的眼睛不会变。”结尾是一个风 和日丽的下午，小伙子已变成另一个人，坐在公

园的长椅上。美丽女郎姗姗走过来说：“你 就是我要找的人，我爱你!”小伙子诧

异地说他并不认识她。女郎说：“可我知道你是谁， 因为我认得这双眼睛!”最后

的镜头是女郎挽起小伙子，两人在明媚的阳光下渐渐走远。这 个浪漫的故事再加上

郭路生绘声绘色的描述，使我们听得心旷神怡。 郭路生还爱开玩笑和编顺口溜。一

次晚饭时他笑嘻嘻地走进厨房，说要告我们他找对象的标 准：“一要出身好，出身

不好父母不同意；二要心眼儿好，心眼儿不好我不同意；三要长得 漂亮，长得不漂

亮——”他用手扫一圈儿男生，“哥们儿都不同意。”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郭路

生在杏花村没和任何人红过脸，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因为他年纪大些，大家有

事 也爱找他倾吐或商量。当我们几个女生说到命运太惨，生活太艰苦时，他就给我

们讲他曾扮 乞丐体验生活，白天沿街乞讨，晚上露宿街头的经历。他说真正的苦不

是生活艰苦，而是受 侮辱。他还鼓励我们向前看，这也是我们常常要他再给我们朗

诵一遍《相信未来》的时刻。

　　我还清楚地记得郭路生的各种表情。他沉思构诗时特别严肃，任谁叫他或和他

开玩笑也不理，可在其它时候却大大咧咧。一天早晨他扛着锄头上工，裤子后一个

大洞忽闪忽闪。我大叫一声：“路生，裤子后面有个大洞。”他脚不停，只是回头

眯起双眼、用他开玩笑时惯用的谲谲表情说：“没事儿，又不找对象。”焦援朝的

妈妈马瑞莲阿姨曾来杏花村看她。这位副部长夫人一点儿架子没有，把每个孩子都

审视一番，想帮上一把。看到郭路生裤子上的大洞 ，她拿起来坐在炕上就补，边补

边问他写诗的事，因为她的耳朵里早已灌满了关于诗人的故 事。郭路生红了脸，说

什么也不承认自己写过什么，连连说自己只是瞎写。马阿姨不信地摇 摇头感叹道：

“这孩子多好!干活儿那么苦还不忘写诗!”这下把郭路生闹个大红脸，把我们 全逗

乐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郭路生在长辈面前羞涩得像个孩子。我想杏花村每个人

记忆 最深刻的一定是郭路生朗诵诗时的表情：念到低沉处，他半闭眼睛，眼神幽沉

而迷茫；念到 抒情处，眼睛里充满快乐和跳跃的波光；念到激昂处，他执着地看着

前方，眼里充满热情。 他的表情和他的朗诵自然地融为一体，对听众是最大的感

染。

　　郭路生不仅写一手好诗，干活儿也能吃苦。他在插队时很少缺工，样样农活儿

都努力去干。他说吃苦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村里的老乡喜欢他的随和、平易近

人和幽默，都亲切地直呼他“路生”。他的诗才在村里出了名，尤其受村党支部书

记唐庆信的看重。这个壮年汉子是复员军人，见过世面，识文断字，是个通情达理

的大好人。当时我们住的院子里有一棵锯倒的大树。我记得好多次看见郭路生和唐

庆信蹲在粗树干上，一边抽烟一边聊着什么。一次 唐庆信对我们说：“路生这娃

儿，可不是一般人，有学问哪!”山西省汾阳县自古是个有文 化的地方，敬重有文

化的人。老乡们尊重郭路生，说“路生是文化人儿!”郭路生的名声和 诗歌很快传

遍了方圆百里。附近公社及大队的北京知青纷纷来拜见诗人，和他谈诗，使我们 杏

花村快成了诗圣朝拜地了。这种活动多是在下雨天歇工时才能进行，来者多是男

生。到现 在我还记得那些身穿破棉袄、腰间系草绳(当年知青的典型装束)的男青

年，迎着细雨，踏着 泥泞，走上通向我们住处的小土坡，破得开了花的棉袄遮不住

他们洋溢的青春及脸上透出的 知识气息，有的人甚至可以说是风度翩翩。

　　郭路生的诗很快如春雷一般轰隆隆地传遍了全国有知青插队的地方。他的诗不

但在陕西内蒙广为传抄，还传到遥远的黑龙江兵团和云南兵团。于是，不断有人给

郭路生写信。有索诗的，有谈诗的，有对诗的，更有崇拜他的女性写信求爱并寄来

展开余文

照片的，有些还是名人之女。郭路生还险些因为诗而大祸临头。据说有一个内蒙知

识青年为投机政治，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并附上郭路生的诗抄，说“当我们接受贫下

中农再教育，决心作脱胎换骨的改造时，竟有人写这种资产阶级的、消磨革命意志

的诗……”此信一直送到当时的“文艺手”江青手中。幸好 江青看后只是轻蔑地

说：“不过一个小小的灰色诗人而已!”就撂下了。没人能证实这段传 闻，但足可

说明当时郭路生的名声之大。

　　郭路生在杏花村只待了两年，但对许多人都有不小的影响。我从郭路生处受益

最深的是他介绍给我的1968年在中国并不出名的一本书——海明威的《老人与

海》。我深深地被老人与鲨鱼搏斗的精神所感动。从杏花村到汾阳县、太原、北京

工作直至去英国、来美国留学，我一直用这种精神激励自己。由于是从那个年代起

步，又“具备”了狗崽子的身份，我遇到的挫折和困难之多可想而知。每当我处在

低谷，就会想到《老人与海》中老人怎样在风浪中拖拽 着大鱼，哭喊着咒骂那成群

的鲨鱼把大鱼身上的肉一片片吞嗜，最后拖回岸上的只是一条鱼 骨；同时又会想到

郭路生问我；“你觉得老人败了吗?没有，因为他试了!”就是本着这种“ 拖回一条

鱼骨也要试”的信念，我才能多次从低谷中走出来。有人问我为什么会这样百折不

挠，我总告他们因为我在插队时认识了一个叫郭路生的人，这人竭力推荐给我一本

叫《老人 与海》的书。我就是用老人与鲨鱼搏斗的精神，以工农兵学员的知识基

础，先去英国留学， 拿到英国文学硕士，又来美国苦读，拿到美国商业管理硕士，

现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主管 国际销售。之所以有今天，我要感谢郭路生。我过去

的路有成功有失败，我没拖回一条全鱼 ，但我拖回的绝不是一条鱼骨。郭路生，谢

谢你，我成功了，因为我试了!

　　在杏花村插队的日子里，我们情同手足，真诚互助，这一友谊一直持续到今

天，我们称自己为“杏花人”。80年代后，随着“杏花人”陆续回到北京，最起码

每年12月20日我们都要聚会，庆祝我们的“杏花生日”。杏花人对这份感情特别认

真，一次赶上郭新生(路生弟弟)去欧洲开会，大家硬是推迟了聚会等他。但是我们

的诗人郭路生病了，总不能参加我们的聚会 。80年代中期的一个大年初三，焦援朝

的父母在家设宴招待杏花人，郭路生因病不能前往， 我们每个人都在电话上和他说

了话。他说他身体很不好，但声音还是那么热情，语句还是那 么幽默。我们都未报

家门，让他猜。他不但猜得准，还记得每个人的轶事。他听到我说话后 马上说：

“你是猫!”(我的小名是“猫咪”，杏花人都直呼我小名)，然后就哈哈大笑起来

。最后见到郭路生是随后的一个夏天，我们在张燕林家聚会，郭路生身体状况较好

也去了。 大家要求他念诗，他站起来念了两首新诗。只记得一首题目似乎是《我

愿》，把自己的感情 形容成蓝天的白云或是电闪雷鸣。郭路生的到来确实使大家高

兴万分，笑声叫声此起彼伏。 张燕林的丈夫刘健民也受了我们情绪的感染，在给我

们照合影时不由得大叫：“杏花人，笑 一笑!”引来的是一片大笑。那是最后一次

见到郭路生，那张照片也是迄今为止杏花人和郭路生的最后一张合影。 一晃已是

1997年。年前，我收到杏花人的来信。他们在北京一家餐厅过了我们杏花人的28岁

“生日”。大家特别高兴，又吃又聊又唱卡拉OK，还唱了我们当年喜爱的苏联歌

曲，可是我们的诗人因病仍未能前来聚会。从插队到现在28年过去了，但郭路生在

杏花村知青厨房朗诵诗的形象，像一幅油画似的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窗外是漆黑

的夜，厨房里小油灯的微光在轻轻跳动，年轻瘦高的郭路生身着褪了色的布衣布

裤，面对坐在水桶和南瓜上的听众，炯炯 有神的大眼睛中闪烁着热情的光辉，右手

高举向前方，充满感情地大声朗诵着：“相信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