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文的行文线索

      本文以游踪为线索。作者当时在故乡浙江富阳，由富阳至桐庐县城，夜游桐君山，次晨乘渔舟至钓台。文章用写意的笔法，写桐君微茫的月色灯光，写富春江沿途的山光水色、沙洲繁花，写严子陵钓台的孤静荒颓，按游览进程、时间先后，逐一写来。但在乘船由桐庐往钓台的途中，则以梦幻的手法，穿插了几年前和朋友喝酒做诗的往事，并引出了所做的诗。所以要在这里穿插这一段，一是借以抒发愤慨之音；二是因为文章结尾处，作者在严子陵钓台壁上题的诗，就是这一首诗。而在赴钓台舟行途中以梦幻手法引出这段往事和诗，最为自然妥帖，与结尾的题诗照应。由此可以看出本文行文的严密，结构的严谨。

      二、本文在抒写客观景物时突出主观情绪的特点郁达夫的作品，主观成分和抒情色彩浓重，这篇游记散文充分表现这一特点。

      在抒写自然景物时，突出主观的感觉印象，是《钓台的春昼》的一个特色。如写严子陵钓台时，突出一个“静”字。这固然是客体本身的特点而由主体感受到的，但作者对钓台的描写，几乎是以此为中心，层层渲染强化。先写山水环境的静，再写双桨轻摇，虽有声而更反衬出静，从钓台的建筑、草木到自然气候和人的心理，把作者所感受到的这“太古的静，死灭的静”以及和这种“静”紧密相联的“颓废荒凉的美”的特征，渲染到极致，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并受到文章的情绪的感染。

      《钓台的春昼》的主观抒情特点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文中处处有一个“我”。这是郁达夫的“我”，和别人的绝不混同：“我”忧时伤世，愤世嫉俗，有骨气，有才情，却又感伤苦闷，多愁善感，但也能超然洒脱，放达不羁，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我”的感情的表现方式，一般不是寓情于景的隐的方式，而是由景生情、直抒胸臆的方式。如在鱼梁渡头独立江边时，“心里头却兀自感到了一种他乡日暮的悲哀”；在桐君山道观前面，就想“在这样的地方结屋读书，以养天年”，把浮名虚誉一起抛开。篇首的直言“中央党帝，似乎又想玩一个秦始皇所玩过的把戏”，指斥国民党压迫左翼文化运动，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样，国民党当时杀害了柔石、殷夫等左翼青年作家。篇末赞颂夏灵峰的骨气，对汉奸官僚、无耻文人郑孝胥、罗振玉之流，表示了极大的鄙视。郑孝胥，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时，任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等伪职；罗振玉也积极参与制造伪满洲国的汉奸活动。这些都表现了“我”的爱自由，憎专制，爱祖国，憎汉奸的高尚情操和铮铮硬骨。

      假托梦境，以诗入文，坦陈胸怀，讥评时政，也是本文中“我”的抒情方式之一。在现代作家中，郁达夫的旧诗造诣是很高的。这首七律忧时愤世、个性鲜明，艺术完美，写于1929年。诗前有小序：“旧友二三，相逢海上，席间偶谈时事，嗒然若失，为之衔杯不饮者久之。或问昔年走马章台，痛饮狂歌意气今安在哉，因而有作。”诗首联言不豪饮，担心佯狂面世的狂态会因醉酒而变成真的。颔联具体申说为何不豪饮，豪饮至醉，会鞭名马，累美人，表现对早年佯狂豪饮生活不满，有自责之意，国事如此，不能这样下去了。颈联中“劫数”泛指天灾人祸；“鸡鸣风雨”用<诗经·风雨>篇“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句，喻政局黑暗；“海扬尘”，苍海变为陆地，意谓世事变化混乱。颈联意何所指?联系诗作背景和小序，很清楚的是指国民党的叛变北伐革命实行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和清党大屠杀。尾联末句取战国时鲁仲连义不帝秦典故，反其意而用之。秦围赵国，魏国派谋士辛垣衍持帝秦说去说服赵王尊秦为帝以解围。赵国义士鲁仲连出，坚斥帝秦说，坚决主张抵抗秦国，反对投降。郁达夫诗意谓，在今天，鲁仲连式义士已不见，那些义士们都说帝秦去了，这是对投靠、依附蒋介石政权的人的讥刺。这首诗抒发了作者忧时愤世的慷慨之音，为文章增添了丰富内涵和无限诗情。

      我国古代著名的山水游记，在写景中多寓情思，或怀古伤时，或抒发愤懑。《钓台的春昼》也继承这一传统，在寄情山水中，透露出处身于社会动荡年代的一缕忧思，而贯串全篇的，则是对于黑暗现实的愤慨之音。这种郁达夫式的主观情绪的抒写，是这篇游记散文的重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