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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血为墨迹的持久阵痛——绿原诗歌论(1949—1976)
【作者】霍俊明

      【内容提要】

      对诗人绿原的一些研究,不同程度地忽略了他在50—70年代的诗歌创作。尽管近年来随着史料的开掘和新诗研究的深入与拓展,包括绿原在内的流放者诗群逐渐受到关注,但对诗人绿原的研究多是从诗歌流派“七月”诗派和“归来者”诗群的角度进行概括性描述。本文试图从历史和文本的双重视野解读诗人在50—70年代的精神历程。

      好久好久,

      这日子没有诗。

      不是没有诗呵,是诗人的竖琴

      被谁敲碎在桥边,

      五线谱被谁揉成草发了。

      ——《憎恨》

      绿原在1949年写过一首《诗人》:“有奴隶诗人/他唱苦难的秘密/他用歌叹息/他的诗是荆棘/不能插在花瓶里//有战士诗人/他唱真理的胜利/他用歌射击/他的诗是血液/不能倒在酒杯里”。这几乎可以恰切地成为诗人写作的整体性描述及其座右铭。这是一个历尽磨难仍追寻诗歌真谛的诗人,这是一个介入历史的具有求真意志的诗人。在一个身心经受淘洗和“升华”的革命年代,作一个诗人,一个优异的诗人,其难度可想而知。在中国当代新诗史上,由于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反复规范,诗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或者跟随时代唱颂歌和赞歌;或者因受难而沉默喑哑,或者因经受炼狱而继续歌唱。而诗人绿原无疑属于后者。当绿原满怀希望走进崭新的时代,他的这团“快乐的火焰”和因之而发出的歌唱却在短暂的持续后经受了长久的磨难。

      而注定与苦难抗争并用诗歌真诚地记录下一代人隐忧和悲痛莫名的心灵史,就成了诗人的宿命。绿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在受难的悬崖上,用高贵的人格和低郁的歌唱在艰难的跋涉中完成“钢丝”和“刀锋”上的转换。在无数个暗夜,诗人咀嚼着痛苦、吟咏着泪与血的诗行。

      解读和评价一个诗人,应从诗歌文本的细读开始。由于中国50—70年代特殊的时代语境以及诗人作为知识分子特殊的命运,解读绿原一定程度上也得在历史序列中厘定诗人的位置和价值。因为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的写作,不只是作为一个诗人和他的诗歌文本的本体意义上的价值,更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灵魂和人格的魅力。二者思想与美学的结合正呈示出诗人独特的价值。作为一个起步者,在最初的时日,绿原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时代所赋予的使命。而当“残酷斗争”进入他的视野,他的诗歌写作和思想转换也就成为必然。尤其是从一个诗歌流派,“七月诗派”的角度来考察。“我从四十年代初期开始学习写诗。最初只是把诗当作玩具,或者当作与美捉迷藏的游戏,或者当作消愁解闷的手段。无论当作什么,都丝毫没有帮助我,感受到古代诗人在诗中所表现的人生的痛苦。直到后来我被投入民族和人民为求解放而不得不进行的残酷斗争,才逐渐抛弃那些幼稚的幻想和嗜好。自从我懂得一个诗人必须与人民同甘共苦,诗便日益成为我试图在苦难和斗争中探索人类精神美的途径或桥梁。这时我的一个座右铭就是‘只有人生至上主义者才能成为艺术至上主义者'。正是在这个信念的告诫下,我始终羞于以轻佻的态度接近诗,例如利用诗去追逐个人的名利” ① 。正是在苦难与抗争中,诗人一直用诗来表诉一个真诚的灵魂和内心世界,诗歌也成了生命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风雨狂潮的剧烈涌动和翻卷中,诗人用血和良知培育着诗歌纯洁的花朵。

      对诗人绿原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一般的研究者都是将绿原的诗歌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即一是40年代上半期的青春和《童话》时期:二是40年代下半叶的政治抒情诗时期;三是从80年代开始的“归来者”时期。有些研究者不同程度地忽略了诗人在50—70年代的诗歌创作,尽管近年来随着“文革”诗歌研究的深入与拓展,包括绿原在内的流放者诗群逐渐受到关注。对诗人50—70年代的诗歌创作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因为,这一时间段在诗歌史的维度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诚如诗人自己所言:“想不到我的五十年的创作生涯,实际上被插入了这三十年(指50至70年代,笔者注)老大一块空白。好在空白也并非真空:构成其中那一片虚诞渺茫的每一阵惊悸,实际上都是埋在心里没有写出来、不写也不会死的诗。岂止是诗,不妨夸张点说,它们也是我和我们这一代为历史的进化、亦即不自觉的必然之实现所作的贡献。” ② 返观和回视诗人的写作历程尤其是在他的早期,像许多诗人一样,绿原也在青春和幻想的季节里用“童话”(诗人的第一部诗集就命名为《童话》)来表达自己的梦想,用诗幻想着美好的未来。

      当绿原满怀激情地向诗的国度和新生的国度迈进时,苦难的命运接踵而至。同是“七月”派的诗人阿垅在1944年写有一首诗《无题》:“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这不仅道出了诗人在当时历史环境中的悲痛而高昂的内心呼告,也竟不幸成为七月派诗人在十年后不幸命运的预言和谶语。然而又诚如绿原所说:“我们愿意借用这个素净的名称,来纪念过去的一段遭遇:我们曾经为诗而受难,然而我们无罪!” ③

      歌唱:“快乐的火焰”

      1949年伴随着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人民当家作主了。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 ④ 何其芳“我把我的歌加入这集体/像一滴水落进大海里/再不抱怨它的微弱/也不疑惑我失掉了彩笔”(《我们的革命用什么来歌颂》,1965)。绿原也在这一序列里进行了这样的写作。

      绿原怀着单纯的幸福的心情进入了新社会。“当初我只有二十几岁,怀着相当单纯、相当虔诚也相当偏执的献身精神,跨进了共和国的大门。我身上没有些许与当时内外政策方针相抵触的思想情绪。革命之于我,不过是近似魔术之花的快乐的火焰。” ⑤ 诗人以一切“从一九四九年算起”的宣告为祖国的新生放声歌唱。他真诚而单纯地歌颂为人民所爱戴的领袖,真诚地讴歌新社会的普通劳动者和新生活,“写了不少颂歌式的篇章,先用自己习惯了的自由体,后来还学着用过当时被大力提倡的民歌体” ⑥ 。这期间,诗人写了《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1953)、《夜里》(1953)、《雪》(1953)《小河醒了》(1954)、《快乐的火焰》(1954)等诗作。诗集《从一九四九年算起》(新文艺出版社,上海,1953),收入其中的也大多是配合国内外政治事件和歌颂新时代的作品。“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我的脚步总是很慢很轻,/……那里面有一颗伟大的心脏,/是那颗伟大的心脏和我的心脏相连,/是我每次经过这一带,/我的心像喷泉一样/涌出了神圣的火星,/我的脚步不能不很慢很轻。/云彩照在中南海的上空,/白鸽飞在中南海的上空。中南海是安静的,/一颗伟大的心脏在那里/为亿万个生命跳动着。”(《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与一般诗人的“大嚷大叫”,绿原用一种宁静的夜晚为背景抒写着时代的脉动。这时的诗人是幸福的,安静的,单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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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里,北京睡了,睡得那么宁静。

      我走着,单纯地想着:

      北京是幸福的,

      它劳动得好,也休息得好。

      ——《夜里》

      诗人和大多数诗人一样感受到了新时代带来的巨大的幸福感,诗人像孩童一样天真地唱着,像“快乐的火焰一样”燃烧着,跳跃着。“孩子们爱玩火。/一粒火种,一吹/就是一团火焰:/火焰升腾着,升腾着。/在升腾的火焰里,/闪起了他们的笑,/溅起了他们的歌……/他们像初民一样赞美火;/……孩子们是天真的艺术家,/……他们不懂得/人的生活就是/一团火,/一团永不熄灭的火……/想到这里,我忍不住/跟孩子们一起跳了,唱了……/时代从你的光和热中穿过。/烧吧,火焰,快乐的火焰,我们把心投给你,我们把血浇给你,/让我们成为你的一部分吧。/未来的空气是无穷无尽的,/你永远不会熄灭的。/烧吧,火焰,快乐的火焰”(《爱快乐的火焰》)。

      然而诗人很快发现自己的诗歌不管是在诗歌的思想内容还是诗歌的形式上都与这个时代的要求有着相当大的距离。诗人建国初期的创作数量不多,仅出版了诗集《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因为诗人“痛苦而迷惑地发现,自己作为一个诗人逐渐被另眼相看,视为异己,以至发表作品日见困难” ⑦ 。诗人开始困惑和彷徨,因为“一些不应有而竟有、亟待克服而又无从着手的分歧意见(例如在形式问题上);加上长期以来对于新诗,存在着先天性的反感、偏见以至奚落;更严重的是,艺术见解的分歧一搞不好,就被视作政治立场的分歧” ⑧ 。诗人尽管写下了与大多数诗人一样的对时代的歌唱,但诗人的声音仍然有着自己的语言方式和个性。诗人可以为春天的小河而在自然的诗意中吟唱,如《小河醒了》;他在一个快乐的时代也有着自己的愁苦和泪水,“你为什么不停留?/你不认识我了吗?/你不相信这就是我吗?/你忘记你是我的孩子吗?/你以为我还是从前那样/只有泪水,没有乳汁吗?/你……/…………”(《火车在旷野里奔跑着》)。这一长串的发问和无语的回答体现了诗人在时间和回忆中的个人隐痛。更为重要的是在1955年那场风暴即将席卷的时候,诗人对自己的爱情进行了个人史意义上的“十年赞歌”。“时间真快,十年了/亲爱的,我们十年在一起/比起一天,十年是很长的/比起一生,十年还很短呢//……十年来,我们颠沛流离/……十年前,我们开始相爱……//然而,在幼稚的青春里/我们有时忘记二等于一/糊涂到向对 方要求/自己拿不出来的东西//于是在感情的悬崖边/迎着意的风暴/我们相互伤害/又哭泣着相互拥抱//记得我们灯下读《伤逝》/读一段就叹一口气/哪里懂得它的深意/只感到一阵阵的颤栗//我们哭泣着,怪自己/忘记了永远新鲜的古训/爱情不比宗教更神秘/爱人却比宗教更虔诚”(《小小十年(1944—1954)》)。这种更多个人性、真诚的、反思的对生存自身的回忆更显现了一种难得的创作质素。然而无论是在社会生活还是在文艺创作上,工农兵都成了主角,而知识分子话语日益被边缘化。在强大的话语规范中,诗人地位相当尴尬,这正是一个“抒情的放逐”的时代。“生活是诗的土壤,/(他从这句话开始。)/有土壤就能够有花,/诗就是生活的花。/你的头脑有罂粟的种子,/所以你爱发牢骚;/你的头脑是一块瘠地,/所以你到处捧着教条。/在今天,生活的土壤是肥沃的。/创造真正的诗——/我们有义务,也有权利。/(他逐渐亢奋起来。)/你懂吗,在今天/机器和劳动是工人阶级的,/诗也是工人阶级的。/工人阶级是创造的阶级:/没有创造,就没有诗,就没有一切。/(他愈说愈快。)/我们的生活是聪明的,懂事的,/谁也不能欺哄的,/它要求诗人个个变成米丘林,/给它创造出奇花异草千种万类。/(谁悄悄地插了一句:/“当心犯‘小资产'呀!”/他愤怒起来,/狠狠地呸了一声:)/蠢才!/真正的诗是时代的力士,/它永远为新的生活而斗争,/它随时会一拳击倒/落后、保守和迷信。/你懂吗,诗有这种战斗气魄,/它就只能是工人阶级的”(《听一位诗人谈诗》)。

      而当随之而来的灾难降临在诗人头上,为人和作诗都不得不做出时代的抉择,这也正如诗人所言:

      如此逼人

      风已彻底吹进你的骨头缝里仅仅一个晚上一切全变了

      这不禁使你暗自惊心

      把自己稳住,是到了在风中坚持

      或彻底放弃的时候了

      ——《转变》

      信仰:“但切不要悲伤”

      建国后最大的胡风“集团”的冤案使得绿原和众多诗人一起跌坠到人生的不幸深渊,“为诗而受难”。1955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使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上升为建国后一场政治事件。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年仅33岁的绿原因此而受难,被关押达七年之久。而诗人却在这个艰难的岁月以及随后的“文革”期间写下了新诗史上难得的优异诗作,这不只是诗歌自身的力量,更有一个受难的灵魂在黑夜里的闪光。《又一名哥伦布》(1959年于秦城监狱)、《手语诗》、《面壁而立》、《好不容易》在此期间完成。诗人受难,诗歌永存。这诚如布罗茨基所言:“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只有诗歌可以对付现实,方法是将现实浓缩为一种可以触摸到的东西,一种否则便不能为心灵所保存的东西” ⑨ 。

      难怪昨夜/落星如雨/荆棘在燃烧/呼啸的火光照出/人心一颗颗蹲着,如一座座/饰彩的地狱/天真的歌手昏厥/于温柔的冰窟/迷途的候鸟退飞而/撞死在透明的岩壁上/冤魂在沸水中/如鸡蛋在哭泣……

      ——《人淡如菊》

      在《又一名哥伦布》(1959)中,诗人将15世纪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与当下诗人囹圄受难却“相信未来”的渴望相比照,似乎诗人面对的处境更加艰险。在时间和命运的波涛中,“他的圣玛丽娅不是一只船/而是苍黄的粉墙/加上一抹夕阳和半轮灯光/一株马缨花悄然探窗/一块没有指针的夜明表咔咔作响/再没有声音,再没有颜色/再没有变化,再没有运动/一切都很遥远,一切都很朦胧”。在这样的背景下,诗人孤单的影子和诗歌成了患难的知己,诗歌成了诗人必要的呼吸方式,所以诗人以手为笔,以心为旗,用最动听也最撼人心魄的声音抒写《手语诗》(1959):“没有纸没有笔连声音都没有了的时候不幸技痒何妨用手语写诗如果方便还可将原稿输入镜面或水面加以修改再保存起来”。“长—夜—漫—漫”,“辗—转—难—眠”,“不能哭也不能笑/也不想哭不想笑”,“我的心是个纸折的灯笼/ 里面燃起了一朵小小的风暴”。在复杂的手语中,语言是苍白的,而灵魂在震颤。诗人用良知面对时间、面对孤独、面对黑夜、面对未来。而诗人内心燃起的风暴,只能在难以存留的镜子或水上驻足瞬息。在1960年8月的一天,单身囚禁5年之久的诗人在被交转集体监狱的囚车上颠簸一小时,上下车之际诗人终于看到了天日和人群,然而诗人在交接室却面壁达2时许,“于是一下子/被剥夺了/几分钟的世界/又跌进了/一堵墙的囚室……//于是一堵/手舞足蹈的/白墙迎面/向你扑来仿佛/你是一头/负弹而逃的/癜鹿——”(《面壁而立》)。在人与墙的对峙中,在自由与囚禁的缝隙中,在黑暗与白昼的接替中,诗人更领略了自由的艰难与可贵。“你——/这支紫色的灵魂浑身颤抖着/让它的嶙峋的骨骼/把自己搡着喂了进去/而它则进成飞灰/漂泊在狱门外的沼泽地带——/期待第n年第n月第n日/让那堆嚼剩的残渣/以假释的名义/给吐了出来”。1962年,囚禁7年之久的诗人终于得到了自由,“于是放心走着/像微风吹着/像小溪流着/你的漫步是最自由的//于是任性地想着/像云一样飘着/像星一样亮着/你的诗是最真诚的//于是你和旷野在一起/和没有名字的草木在一起/和沉默的大多数在一起/你的存在是最坚实的”(《好不容易》)。然而这种简单的与卑微的草木一样在阳光下自由舞动的幸福,却在接下来的“文革”中再次成为了虚幻的童话与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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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的中秋节,人民文学出版社全体人员被下放湖北,住在“牛棚”里的绿原也随之抵达湖北咸宁向阳湖的“五七”干校。“无罪流放”的诗人在此期间写下《但切不要悲伤》(1968)、《重读〈圣经〉——“牛棚”诗抄第n篇》(1970)、《谢谢你》(1970)、《信仰》(1971)、《不是奇迹》(1976)等诗作。对这些流放期间的诗,诗人自白道:“记不得在什么偶然情况下留存在练习薄上,看来并没有真正作为诗来写。唯其如此,它们作为心迹来说,便更显得真实了。” ⑩

      惨痛的际遇使诗人的内心在流血,但消沉不属于诗人,在冷峻的背景上,诗歌的底色是用血铸就的但仍不乏暖色和亮色,这是化血为墨迹的持久阵痛。与“文革”的主流诗歌相比,这些个人化的写作更暗合了诗歌的本体性依据。这种独语性质的话语祛除了集体性写作的虚饰和浮泛。请听诗人在“暗夜”的歌唱——“骚乱的白天过去了/你的心在流血/但切不要悲伤//禁不住泪如泉涌吧/又何妨到野外大哭一场/但切不要悲伤//流血的心是有生命的/像那颗被锯断的老树根一样/但且不要悲伤//……明天照样出太阳/田野里照样有花香/所以切不要悲伤”(《但切不要悲伤》)。在干校期间,绿原向诗友牛汉背诵自己的一首诗《我的一生》 11 ——

      我将钻进隧道里去/去摸寻为黑暗做锦标的银盾/我又将在洞口昏倒/等“光”把我拍醒/我钻的隧道是人生/我摸的银盾却是悲惨/我到的洞口是坟墓/我等的“光”却是平凡。

      在不能公开发表也不能公开阅读的特殊历史语境下,诗歌的传播更多是借助诗人内心的反复背诵和好友之间的口耳相传。苏联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的杰作《安魂曲》就是通过诗人自己和朋友的记忆和背诵的方式得以存留下来。这首《我的一生》,诗人寻找的只是“平凡”的“光”——自由。

      《重读〈圣经〉》写于“文革”中期。在一个夜晚,诗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于是披衣下床,摊开禁书/点起了公元初年的一盏油灯”。诗人内心的悲痛和对时代的隐喻通过相当有节制的平和语调凸现出来,在舒缓的节奏中以《圣经》故事来比照“文革”的现实。诗人并非简单重述《圣经》故事,《圣经》故事在此成了一个背景和比照的对象。诗人“敬重为人民立法的摩西”,“钦佩推倒神殿的沙逊”,“爱赤脚的拿撒勒人”,“向玛丽娅·马格黛莲致敬”,佩服宣布耶稣是无罪的“罗马总督彼拉多”,甚至同情那“悄悄自缢以谢天下”的犹大。然而诗人没有在时间的进化神话中沉溺,“论世道,和我们的今天几乎相仿,/论人品(唉!)未必不及今天的我们。”因为——

      今天,耶稣不止钉一回十字架,

      今天,彼拉多决不会为耶稣讲情,

      今天,玛丽娅·马格黛莲注定永远蒙羞,

      今天,犹大决不会想到自尽。

      在无数个“桌上是写不完的检查和交代,明天是搞不完的批判和斗争”时日,诗人仍顽健地坚持自己的信仰,续写人生的大诗和升阶书——“我是悬崖峭壁上一棵婴松,你来砍吧/我是滔天白浪下面一块礁石,你来砸吧/……哪儿你也追捕不到我/ 怎么你也审讯不出我/永远你也监禁不了我/在梦里你也休想扑灭我/即使——上帝保佑你/一并取走这个人的生命”(《信仰》)。

      而当灾难的梦魇终于过去,自由重又回到诗人的怀抱,那昨夜的惊悸岂止是回忆,也不只是昭示万劫不复的毁灭与灾难,有良知的灵魂使黑暗时代的生命熠熠生辉。

      什么都用不着去回忆了

      让它们一齐沉入遗忘的深潭

      回忆不过是远了、暗了的雾霭

      希望才是近了、亮了的晨光

      在《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 12 的封面有这样一句话:“用血水和泪水未必能写出最好的历史/真实的历史却一定浸透血水和泪水”。套用这句话来评价绿原在受难期间的诗歌写作,就是“用血水和泪水未必能写出最好的诗歌/真实的诗歌却一定浸透血水和泪水”。

      注释

      ①1998年8月22日,绿原在马其顿共和国斯特鲁加诗歌节第37届金环奖授奖仪式上所致答谢词。

      ②⑤⑥⑦《绿原自选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③绿原、牛汉选编《白色花·二十人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45页。

      ⑧绿原《人之诗·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⑨布罗茨基《哀泣的缪斯》,《复活的圣火——俄罗斯文学大使开禁文选》,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第367页。

      ⑩《绿原自选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

      11牛汉《学诗手记》,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73页。

      12贺黎、杨键编《中国知青日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好久好久,

      这日子没有诗。

      不是没有诗呵,是诗人的竖琴

      被谁敲碎在桥边,

      五线谱被谁揉成草发了。

      ——《憎恨》

      绿原在1949年写过一首《诗人》:“有奴隶诗人/他唱苦难的秘密/他用歌叹息/他的诗是荆棘/不能插在花瓶里//有战士诗人/他唱真理的胜利/他用歌射击/他的诗是血液/不能倒在酒杯里”。这几乎可以恰切地成为诗人写作的整体性描述及其座右铭。这是一个历尽磨难仍追寻诗歌真谛的诗人,这是一个介入历史的具有求真意志的诗人。在一个身心经受淘洗和“升华”的革命年代,作一个诗人,一个优异的诗人,其难度可想而知。在中国当代新诗史上,由于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反复规范,诗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或者跟随时代唱颂歌和赞歌;或者因受难而沉默喑哑,或者因经受炼狱而继续歌唱。而诗人绿原无疑属于后者。当绿原满怀希望走进崭新的时代,他的这团“快乐的火焰”和因之而发出的歌唱却在短暂的持续后经受了长久的磨难。

      而注定与苦难抗争并用诗歌真诚地记录下一代人隐忧和悲痛莫名的心灵史,就成了诗人的宿命。绿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在受难的悬崖上,用高贵的人格和低郁的歌唱在艰难的跋涉中完成“钢丝”和“刀锋”上的转换。在无数个暗夜,诗人咀嚼着痛苦、吟咏着泪与血的诗行。

      解读和评价一个诗人,应从诗歌文本的细读开始。由于中国50—70年代特殊的时代语境以及诗人作为知识分子特殊的命运,解读绿原一定程度上也得在历史序列中厘定诗人的位置和价值。因为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的写作,不只是作为一个诗人和他的诗歌文本的本体意义上的价值,更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灵魂和人格的魅力。二者思想与美学的结合正呈示出诗人独特的价值。作为一个起步者,在最初的时日,绿原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时代所赋予的使命。而当“残酷斗争”进入他的视野,他的诗歌写作和思想转换也就成为必然。尤其是从一个诗歌流派,“七月诗派”的角度来考察。“我从四十年代初期开始学习写诗。最初只是把诗当作玩具,或者当作与美捉迷藏的游戏,或者当作消愁解闷的手段。无论当作什么,都丝毫没有帮助我,感受到古代诗人在诗中所表现的人生的痛苦。直到后来我被投入民族和人民为求解放而不得不进行的残酷斗争,才逐渐抛弃那些幼稚的幻想和嗜好。自从我懂得一个诗人必须与人民同甘共苦,诗便日益成为我试图在苦难和斗争中探索人类精神美的途径或桥梁。这时我的一个座右铭就是‘只有人生至上主义者才能成为艺术至上主义者'。正是在这个信念的告诫下,我始终羞于以轻佻的态度接近诗,例如利用诗去追逐个人的名利” ① 。正是在苦难与抗争中,诗人一直用诗来表诉一个真诚的灵魂和内心世界,诗歌也成了生命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风雨狂潮的剧烈涌动和翻卷中,诗人用血和良知培育着诗歌纯洁的花朵。

      对诗人绿原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一般的研究者都是将绿原的诗歌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即一是40年代上半期的青春和《童话》时期:二是40年代下半叶的政治抒情诗时期;三是从80年代开始的“归来者”时期。有些研究者不同程度地忽略了诗人在50—70年代的诗歌创作,尽管近年来随着“文革”诗歌研究的深入与拓展,包括绿原在内的流放者诗群逐渐受到关注。对诗人50—70年代的诗歌创作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因为,这一时间段在诗歌史的维度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诚如诗人自己所言:“想不到我的五十年的创作生涯,实际上被插入了这三十年(指50至70年代,笔者注)老大一块空白。好在空白也并非真空:构成其中那一片虚诞渺茫的每一阵惊悸,实际上都是埋在心里没有写出来、不写也不会死的诗。岂止是诗,不妨夸张点说,它们也是我和我们这一代为历史的进化、亦即不自觉的必然之实现所作的贡献。” ② 返观和回视诗人的写作历程尤其是在他的早期,像许多诗人一样,绿原也在青春和幻想的季节里用“童话”(诗人的第一部诗集就命名为《童话》)来表达自己的梦想,用诗幻想着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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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绿原满怀激情地向诗的国度和新生的国度迈进时,苦难的命运接踵而至。同是“七月”派的诗人阿垅在1944年写有一首诗《无题》:“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这不仅道出了诗人在当时历史环境中的悲痛而高昂的内心呼告,也竟不幸成为七月派诗人在十年后不幸命运的预言和谶语。然而又诚如绿原所说:“我们愿意借用这个素净的名称,来纪念过去的一段遭遇:我们曾经为诗而受难,然而我们无罪!” ③

      歌唱:“快乐的火焰”

      1949年伴随着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人民当家作主了。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 ④ 何其芳“我把我的歌加入这集体/像一滴水落进大海里/再不抱怨它的微弱/也不疑惑我失掉了彩笔”(《我们的革命用什么来歌颂》,1965)。绿原也在这一序列里进行了这样的写作。

      绿原怀着单纯的幸福的心情进入了新社会。“当初我只有二十几岁,怀着相当单纯、相当虔诚也相当偏执的献身精神,跨进了共和国的大门。我身上没有些许与当时内外政策方针相抵触的思想情绪。革命之于我,不过是近似魔术之花的快乐的火焰。” ⑤ 诗人以一切“从一九四九年算起”的宣告为祖国的新生放声歌唱。他真诚而单纯地歌颂为人民所爱戴的领袖,真诚地讴歌新社会的普通劳动者和新生活,“写了不少颂歌式的篇章,先用自己习惯了的自由体,后来还学着用过当时被大力提倡的民歌体” ⑥ 。这期间,诗人写了《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1953)、《夜里》(1953)、《雪》(1953)《小河醒了》(1954)、《快乐的火焰》(1954)等诗作。诗集《从一九四九年算起》(新文艺出版社,上海,1953),收入其中的也大多是配合国内外政治事件和歌颂新时代的作品。“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我的脚步总是很慢很轻,/……那里面有一颗伟大的心脏,/是那颗伟大的心脏和我的心脏相连,/是我每次经过这一带,/我的心像喷泉一样/涌出了神圣的火星,/我的脚步不能不很慢很轻。/云彩照在中南海的上空,/白鸽飞在中南海的上空。中南海是安静的,/一颗伟大的心脏在那里/为亿万个生命跳动着。”(《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与一般诗人的“大嚷大叫”,绿原用一种宁静的夜晚为背景抒写着时代的脉动。这时的诗人是幸福的,安静的,单纯的——

      夜里,北京睡了,睡得那么宁静。

      我走着,单纯地想着:

      北京是幸福的,

      它劳动得好,也休息得好。

      ——《夜里》

      诗人和大多数诗人一样感受到了新时代带来的巨大的幸福感,诗人像孩童一样天真地唱着,像“快乐的火焰一样”燃烧着,跳跃着。“孩子们爱玩火。/一粒火种,一吹/就是一团火焰:/火焰升腾着,升腾着。/在升腾的火焰里,/闪起了他们的笑,/溅起了他们的歌……/他们像初民一样赞美火;/……孩子们是天真的艺术家,/……他们不懂得/人的生活就是/一团火,/一团永不熄灭的火……/想到这里,我忍不住/跟孩子们一起跳了,唱了……/时代从你的光和热中穿过。/烧吧,火焰,快乐的火焰,我们把心投给你,我们把血浇给你,/让我们成为你的一部分吧。/未来的空气是无穷无尽的,/你永远不会熄灭的。/烧吧,火焰,快乐的火焰”(《爱快乐的火焰》)。

      然而诗人很快发现自己的诗歌不管是在诗歌的思想内容还是诗歌的形式上都与这个时代的要求有着相当大的距离。诗人建国初期的创作数量不多,仅出版了诗集《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因为诗人“痛苦而迷惑地发现,自己作为一个诗人逐渐被另眼相看,视为异己,以至发表作品日见困难” ⑦ 。诗人开始困惑和彷徨,因为“一些不应有而竟有、亟待克服而又无从着手的分歧意见(例如在形式问题上);加上长期以来对于新诗,存在着先天性的反感、偏见以至奚落;更严重的是,艺术见解的分歧一搞不好,就被视作政治立场的分歧” ⑧ 。诗人尽管写下了与大多数诗人一样的对时代的歌唱,但诗人的声音仍然有着自己的语言方式和个性。诗人可以为春天的小河而在自然的诗意中吟唱,如《小河醒了》;他在一个快乐的时代也有着自己的愁苦和泪水,“你为什么不停留?/你不认识我了吗?/你不相信这就是我吗?/你忘记你是我的孩子吗?/你以为我还是从前那样/只有泪水,没有乳汁吗?/你……/…………”(《火车在旷野里奔跑着》)。这一长串的发问和无语的回答体现了诗人在时间和回忆中的个人隐痛。更为重要的是在1955年那场风暴即将席卷的时候,诗人对自己的爱情进行了个人史意义上的“十年赞歌”。“时间真快,十年了/亲爱的,我们十年在一起/比起一天,十年是很长的/比起一生,十年还很短呢//……十年来,我们颠沛流离/……十年前,我们开始相爱……//然而,在幼稚的青春里/我们有时忘记二等于一/糊涂到向对 方要求/自己拿不出来的东西//于是在感情的悬崖边/迎着意的风暴/我们相互伤害/又哭泣着相互拥抱//记得我们灯下读《伤逝》/读一段就叹一口气/哪里懂得它的深意/只感到一阵阵的颤栗//我们哭泣着,怪自己/忘记了永远新鲜的古训/爱情不比宗教更神秘/爱人却比宗教更虔诚”(《小小十年(1944—1954)》)。这种更多个人性、真诚的、反思的对生存自身的回忆更显现了一种难得的创作质素。然而无论是在社会生活还是在文艺创作上,工农兵都成了主角,而知识分子话语日益被边缘化。在强大的话语规范中,诗人地位相当尴尬,这正是一个“抒情的放逐”的时代。“生活是诗的土壤,/(他从这句话开始。)/有土壤就能够有花,/诗就是生活的花。/你的头脑有罂粟的种子,/所以你爱发牢骚;/你的头脑是一块瘠地,/所以你到处捧着教条。/在今天,生活的土壤是肥沃的。/创造真正的诗——/我们有义务,也有权利。/(他逐渐亢奋起来。)/你懂吗,在今天/机器和劳动是工人阶级的,/诗也是工人阶级的。/工人阶级是创造的阶级:/没有创造,就没有诗,就没有一切。/(他愈说愈快。)/我们的生活是聪明的,懂事的,/谁也不能欺哄的,/它要求诗人个个变成米丘林,/给它创造出奇花异草千种万类。/(谁悄悄地插了一句:/“当心犯‘小资产'呀!”/他愤怒起来,/狠狠地呸了一声:)/蠢才!/真正的诗是时代的力士,/它永远为新的生活而斗争,/它随时会一拳击倒/落后、保守和迷信。/你懂吗,诗有这种战斗气魄,/它就只能是工人阶级的”(《听一位诗人谈诗》)。

      而当随之而来的灾难降临在诗人头上,为人和作诗都不得不做出时代的抉择,这也正如诗人所言:

      如此逼人

      风已彻底吹进你的骨头缝里仅仅一个晚上一切全变了

      这不禁使你暗自惊心

      把自己稳住,是到了在风中坚持

      或彻底放弃的时候了

      ——《转变》

      信仰:“但切不要悲伤”

      建国后最大的胡风“集团”的冤案使得绿原和众多诗人一起跌坠到人生的不幸深渊,“为诗而受难”。1955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使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上升为建国后一场政治事件。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年仅33岁的绿原因此而受难,被关押达七年之久。而诗人却在这个艰难的岁月以及随后的“文革”期间写下了新诗史上难得的优异诗作,这不只是诗歌自身的力量,更有一个受难的灵魂在黑夜里的闪光。《又一名哥伦布》(1959年于秦城监狱)、《手语诗》、《面壁而立》、《好不容易》在此期间完成。诗人受难,诗歌永存。这诚如布罗茨基所言:“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只有诗歌可以对付现实,方法是将现实浓缩为一种可以触摸到的东西,一种否则便不能为心灵所保存的东西” ⑨ 。

      难怪昨夜/落星如雨/荆棘在燃烧/呼啸的火光照出/人心一颗颗蹲着,如一座座/饰彩的地狱/天真的歌手昏厥/于温柔的冰窟/迷途的候鸟退飞而/撞死在透明的岩壁上/冤魂在沸水中/如鸡蛋在哭泣……

      ——《人淡如菊》

      在《又一名哥伦布》(1959)中,诗人将15世纪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与当下诗人囹圄受难却“相信未来”的渴望相比照,似乎诗人面对的处境更加艰险。在时间和命运的波涛中,“他的圣玛丽娅不是一只船/而是苍黄的粉墙/加上一抹夕阳和半轮灯光/一株马缨花悄然探窗/一块没有指针的夜明表咔咔作响/再没有声音,再没有颜色/再没有变化,再没有运动/一切都很遥远,一切都很朦胧”。在这样的背景下,诗人孤单的影子和诗歌成了患难的知己,诗歌成了诗人必要的呼吸方式,所以诗人以手为笔,以心为旗,用最动听也最撼人心魄的声音抒写《手语诗》(1959):“没有纸没有笔连声音都没有了的时候不幸技痒何妨用手语写诗如果方便还可将原稿输入镜面或水面加以修改再保存起来”。“长—夜—漫—漫”,“辗—转—难—眠”,“不能哭也不能笑/也不想哭不想笑”,“我的心是个纸折的灯笼/ 里面燃起了一朵小小的风暴”。在复杂的手语中,语言是苍白的,而灵魂在震颤。诗人用良知面对时间、面对孤独、面对黑夜、面对未来。而诗人内心燃起的风暴,只能在难以存留的镜子或水上驻足瞬息。在1960年8月的一天,单身囚禁5年之久的诗人在被交转集体监狱的囚车上颠簸一小时,上下车之际诗人终于看到了天日和人群,然而诗人在交接室却面壁达2时许,“于是一下子/被剥夺了/几分钟的世界/又跌进了/一堵墙的囚室……//于是一堵/手舞足蹈的/白墙迎面/向你扑来仿佛/你是一头/负弹而逃的/癜鹿——”(《面壁而立》)。在人与墙的对峙中,在自由与囚禁的缝隙中,在黑暗与白昼的接替中,诗人更领略了自由的艰难与可贵。“你——/这支紫色的灵魂浑身颤抖着/让它的嶙峋的骨骼/把自己搡着喂了进去/而它则进成飞灰/漂泊在狱门外的沼泽地带——/期待第n年第n月第n日/让那堆嚼剩的残渣/以假释的名义/给吐了出来”。1962年,囚禁7年之久的诗人终于得到了自由,“于是放心走着/像微风吹着/像小溪流着/你的漫步是最自由的//于是任性地想着/像云一样飘着/像星一样亮着/你的诗是最真诚的//于是你和旷野在一起/和没有名字的草木在一起/和沉默的大多数在一起/你的存在是最坚实的”(《好不容易》)。然而这种简单的与卑微的草木一样在阳光下自由舞动的幸福,却在接下来的“文革”中再次成为了虚幻的童话与泡影。

      1969年的中秋节,人民文学出版社全体人员被下放湖北,住在“牛棚”里的绿原也随之抵达湖北咸宁向阳湖的“五七”干校。“无罪流放”的诗人在此期间写下《但切不要悲伤》(1968)、《重读〈圣经〉——“牛棚”诗抄第n篇》(1970)、《谢谢你》(1970)、《信仰》(1971)、《不是奇迹》(1976)等诗作。对这些流放期间的诗,诗人自白道:“记不得在什么偶然情况下留存在练习薄上,看来并没有真正作为诗来写。唯其如此,它们作为心迹来说,便更显得真实了。” ⑩

      惨痛的际遇使诗人的内心在流血,但消沉不属于诗人,在冷峻的背景上,诗歌的底色是用血铸就的但仍不乏暖色和亮色,这是化血为墨迹的持久阵痛。与“文革”的主流诗歌相比,这些个人化的写作更暗合了诗歌的本体性依据。这种独语性质的话语祛除了集体性写作的虚饰和浮泛。请听诗人在“暗夜”的歌唱——“骚乱的白天过去了/你的心在流血/但切不要悲伤//禁不住泪如泉涌吧/又何妨到野外大哭一场/但切不要悲伤//流血的心是有生命的/像那颗被锯断的老树根一样/但且不要悲伤//……明天照样出太阳/田野里照样有花香/所以切不要悲伤”(《但切不要悲伤》)。在干校期间,绿原向诗友牛汉背诵自己的一首诗《我的一生》 11 ——

      我将钻进隧道里去/去摸寻为黑暗做锦标的银盾/我又将在洞口昏倒/等“光”把我拍醒/我钻的隧道是人生/我摸的银盾却是悲惨/我到的洞口是坟墓/我等的“光”却是平凡。

      在不能公开发表也不能公开阅读的特殊历史语境下,诗歌的传播更多是借助诗人内心的反复背诵和好友之间的口耳相传。苏联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的杰作《安魂曲》就是通过诗人自己和朋友的记忆和背诵的方式得以存留下来。这首《我的一生》,诗人寻找的只是“平凡”的“光”——自由。

      《重读〈圣经〉》写于“文革”中期。在一个夜晚,诗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于是披衣下床,摊开禁书/点起了公元初年的一盏油灯”。诗人内心的悲痛和对时代的隐喻通过相当有节制的平和语调凸现出来,在舒缓的节奏中以《圣经》故事来比照“文革”的现实。诗人并非简单重述《圣经》故事,《圣经》故事在此成了一个背景和比照的对象。诗人“敬重为人民立法的摩西”,“钦佩推倒神殿的沙逊”,“爱赤脚的拿撒勒人”,“向玛丽娅·马格黛莲致敬”,佩服宣布耶稣是无罪的“罗马总督彼拉多”,甚至同情那“悄悄自缢以谢天下”的犹大。然而诗人没有在时间的进化神话中沉溺,“论世道,和我们的今天几乎相仿,/论人品(唉!)未必不及今天的我们。”因为——

      今天,耶稣不止钉一回十字架,

      今天,彼拉多决不会为耶稣讲情,

      今天,玛丽娅·马格黛莲注定永远蒙羞,

      今天,犹大决不会想到自尽。

      在无数个“桌上是写不完的检查和交代,明天是搞不完的批判和斗争”时日,诗人仍顽健地坚持自己的信仰,续写人生的大诗和升阶书——“我是悬崖峭壁上一棵婴松,你来砍吧/我是滔天白浪下面一块礁石,你来砸吧/……哪儿你也追捕不到我/ 怎么你也审讯不出我/永远你也监禁不了我/在梦里你也休想扑灭我/即使——上帝保佑你/一并取走这个人的生命”(《信仰》)。

      而当灾难的梦魇终于过去,自由重又回到诗人的怀抱,那昨夜的惊悸岂止是回忆,也不只是昭示万劫不复的毁灭与灾难,有良知的灵魂使黑暗时代的生命熠熠生辉。

      什么都用不着去回忆了

      让它们一齐沉入遗忘的深潭

      回忆不过是远了、暗了的雾霭

      希望才是近了、亮了的晨光

      在《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 12 的封面有这样一句话:“用血水和泪水未必能写出最好的历史/真实的历史却一定浸透血水和泪水”。套用这句话来评价绿原在受难期间的诗歌写作,就是“用血水和泪水未必能写出最好的诗歌/真实的诗歌却一定浸透血水和泪水”。

      注释

      ①1998年8月22日,绿原在马其顿共和国斯特鲁加诗歌节第37届金环奖授奖仪式上所致答谢词。

      ②⑤⑥⑦《绿原自选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③绿原、牛汉选编《白色花·二十人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45页。

      ⑧绿原《人之诗·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⑨布罗茨基《哀泣的缪斯》,《复活的圣火——俄罗斯文学大使开禁文选》,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第367页。

      ⑩《绿原自选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

      11牛汉《学诗手记》,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73页。

      12贺黎、杨键编《中国知青日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原载】 《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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