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元

　　是又一名哥伦布对海洋的祈祷

　　是折翅苍鹰对悬崖的追求

　　是最难溶化的信念的一撮沉淀

　　是最难实现的志愿的一层蒸馏
　　原来只知道绿原是“七月派”的诗人，但没有读过他的诗。直到1986年3月，参加全国第一届冯雪峰学术讨论会，师兄王富仁在提交的论文《冯雪峰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开头，征引了绿原的这节诗，才发现：他的诗原来写得这么好！

　　绿原以《炽热，纯青，肃穆，高洁》为题，也写了一篇研究冯雪峰诗歌创作的论文，对冯雪峰诗风的概括非常深刻精到，是诗人对诗人的“心有灵犀”的体悟和解读，一般研究者恐怕是难以做到的。那时，绿原还在人文社工作，大约会议结束后不久，他就从副总编辑岗位上离任了。

　　我找到他和牛汉编的“七月派”诗人的选集《白色花》，以及他自己的诗集《人之诗》来读。《白色花》选了他九首诗，第一首是写于1940年12月的语言清新、意境朦胧的《憎恨》：“不问群花是怎样请红雀欢呼着繁星开了，/ 不问月光是怎样敲着我的窗，/ 不问风和野火是怎样向远夜唱起歌…… // 好久好久，/ 这日子 / 没有诗。”怀着青春的浪漫和柔情的年轻诗人，在这首诗的最后，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不是要写诗，/ 是要写一部革命史呵。”

　　这是他刚开始写诗的“童话时期”的典型诗篇，其中有新鲜的意象，亦不乏稚嫩的“童音”。在短诗《愿》（1943）中，他写道：“愿诗与现实互相溶解”。果然，到了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开始写起了热烈地拥抱现实的政治抒情诗。

　　那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处在一个濒于崩溃和趋于疯狂的时刻，犹如一座“失火的森林”：济慈的夜莺和雪莱的云雀早已飞走了，也见不到布莱克的虎和里尔克的豹，只剩下“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年轻的诗人绿原，由于无法忍受现实生活的沉重压迫而发出了激切的控诉，因为与社会现实的丑恶和罪恶进行血肉搏斗而喊出了猛烈的呼号和诅咒。

　　在《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一诗中，他激愤地写道：“大街上，警察推销着一个国家的命运……”他还痛苦地质问：“呼吸在战争下面的中国人民，有多少个愉快，有多少个凄惶？”“在中国，谁能快乐而自由？”长长的直白的诗句，急骤的节奏和粗悍的语言，痛愤、激烈而又焦躁的情绪，就像滚滚而来的洪流，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有一种与黑暗、邪恶和朽腐的现实同归于尽的精神气概。

　　类似的诗还有《破坏》、《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咦，美国！》、《悲愤的人们》、《复仇的哲学》、《伽利略在真理面前》、《轭》、《你是谁？》等等。其中有一些，曾经在北平、上海、武汉、重庆等地青年学生举行的规模不同的集会上，被反复吟诵过，对当时国统区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的学生运动起到了激励、鼓舞和号召作用。

　　1948年，他写的《一个什么在诞生》，简直就是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预祝和期待。1949年初，他写了《中国，一九四九年》，欢呼一九四九年的春天，预感到从1949年开始，中国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1949年5月，胡风对绿原说：“你所欢呼的时代来了，希望我们的朋友都有礼物献给这个时代。”1949年底，绿原又写了《从一九四九年算起》，抒发迈入“幸福年代底进口”、“新纪元底大门”的激情和喜悦。胡风则写下了长达三千多行的著名长篇抒情诗《时间开始了》。

　　对于绿原来说，选择了诗，就是选择了一种人生；写诗，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在《诗与真》（1948）一诗中，他写道：“在人生的课堂 / 我选择了诗”；“人必须用诗找寻理性的光 / 人必须用诗通过丑恶的桥梁 / 人必须用诗开拓生活的荒野 / 人必须用诗战胜人类的虎狼 / 人必须同诗一路勇往直前 / 即使中途不断受伤”。

　　正如他在这首诗里所说，“我和诗从没有共过欢乐 / 我和它却长久共着患难”。到了革命胜利以后的五十年代，绿原竟然和他的诗友们一起，为了诗，而受难了。

　　1980年，他与牛汉合编了一部“七月派”诗人的选集，对于书名《白色花》，他专门做了解释，说是借用了诗人阿垅《无题》诗中的一节：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他在《白色花》的序言里写道：“作者们愿意借用这个素净的名称，来纪念过去的一段遭遇：我们曾经为诗而受难，然而我们无罪！”

　　阿垅的这首《无题》诗，写于1944年9月9日。十年之后，“七月派”的诗人们便全部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身陷囹圄。真是一语成谶！包括绿原在内的“七月派”诗人的悲剧命运，不幸被阿垅的诗句言中了。

　　1953年初，武汉的《长江日报》停刊。在报社担任文艺组副组长的绿原，调进北京，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

　　1955年的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编者按语指出：“路翎应该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政府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出路。”

　　这个经党和国家的领袖毛泽东修改的按语，犹如晴天霹雳，震动着绿原的心，也摇撼了、改变了他和朋友们的命运。

　　吃过晚饭，住在东城细管胡同的路翎，来到住在天安门附近石碑胡同的绿原家。路翎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是著名的小说家。他和绿原都是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的作者，又都参加过胡风撰写的“三十万言书”（即《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的讨论和修改。

　　由于家里地方窄小，孩子吵闹，他们一起离开家，向天安门广场走去。在昏黄的路灯下，两个人迎着徐徐吹来的春风，慢慢地走着，交谈着。

　　春天即将过去，马路上行人已经不多，车辆也很稀少了，一切都显得安宁而正常。也许，事情到底严重到何种程度，内心深处都有些忐忑不安的绿原和路翎，仍然没有、也不可能察觉到。

　　这个北京的暮春之夜，在他们看来，与以往的夜晚相比，并无什么不同。然而，一场巨大的灾难，对于路翎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正在向他们的头上压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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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没在街市远方的天际线下面，一团团浓密的乌云，正缓缓地向上涌动。

　　路翎胸有成竹地对他说：“明天我就交信，什么都可以交出去。我不相信，有什么不可以摆在光天化日之下来谈的。”接着又有些沮丧地说：“我简直跑不赢。刚想通了‘小资产阶级’，接着是‘资产阶级’！刚想通了‘反马克思主义’，今天又来了‘反党’！说不定还会变成‘反革命’的！”

　　绿原觉得，路翎似乎并不相信会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他们约定，第二天就把信交出去，没有什么不能公开的。然后，两个人匆匆分手。

　　没想到，这一别就是二十多年。

　　第二天，绿原向中宣部领导交出了历年来胡风写给他的全部信件，之后被停职反省，奉命回家写交待材料。17日，部里来电话，叫他带着交待材料去谈话。和他谈话的，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在座的还有林默涵等人。张宣布对绿原实行“隔离反省”。又说：“不忙检讨，先讲事实，把事实讲清楚再说。”

　　从这一天起，绿原就在风景如画的中南海里，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

　　他所做的，只是低头认罪，坦白交待。他抱着周内、月内、年内“可能解决问题”的幻想，开始了没完没了的“交罪认罪”的过程。他就像那个推巨石上山的西绪弗斯一样，推上去，又滚了下来，再推上去，再滚下来，似乎不知道何时能够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