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缘缘堂随笔的风情美

      丰子恺是中国现代文学上独具风格与神韵的散文大家。从1931年1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到文革时"地下"写作和编定《缘缘堂续笔》，他一生的散文大都以"随笔"相称，且与"缘缘堂"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我们不妨把丰子恺的所有散文都称为"缘缘堂随笔"。"缘缘堂随笔"应理成为丰子恺散文的统一标识。

      缘缘堂随笔中的不少篇什写了丰子恺故乡浙西的风情。阅读缘缘堂随笔，一股浓浓的浙西风情扑面而来。笔者的老家是离石门镇5公里左右的乡下，自幼熟稔浙西风情，觉得有必要向大家介绍缘缘堂随笔中的浙西风情美。

      钱塘江，古称"浙江"，又因其流向成"之"字形，故又称之江。浙江人习惯以钱塘江为界来划分浙东和浙西两部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浙东和浙西的风情自然相差很大。不过在外地人眼里，不要说浙江，就是包括江苏，也都是属于吴越地域文化圈，有其"同俗"的一面。

      丰子恺出生于浙江省崇德县(今属桐乡市)石门镇。石门镇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吴疆越界，石门正是两国的边界，故名。又因为京杭大运河从西南方向流来，拐个湾后向东南方向流去，故又称石门湾。石门镇地处浙西太湖流域，距今六七千年以前，吴越先民就在石门附近的罗家角一带生息繁衍。旧时崇德县属于嘉兴府。

      丰家在石门镇算得上是个殷实人家。其祖上自明朝以来，世居此地。到丰子恺这一代，还有亩薄田，百年染坊老店。。平日雇几个工，田里的租谷，染坊的进项，尚能维持小康生活。

      笔者试图通过对缘缘堂随笔的零星风情描写进行组合，整合出丰子恺笔下相对完整的浙西风情图。这样，我们就能从更为广泛的文化背景卜来接受缘缘堂随笔的文化信息，从而更好地领略其魅力。

      法国文学史家、文艺批评家和美学家泰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缘缘堂随笔中的浙西风情大都是20世纪前半叶的，与当下的风情已有很大不同。还原丰子恺笔下的浙西风情，有利于我们对缘缘堂随笔作出"最后的解释"。

      一、生产和商业习俗

      浙西地区具有悠久的稻作文化和丝绸文化历史。在罗家角遗址中，就发掘出了丰富的稻谷堆积。浙西湖州郊区的钱山漾遗址，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丝织品。前者属于河姆渡文化时期，后者属于良渚文化时期。

      严格地来分，浙西的庄稼地分可为旱地和水田。旱地是河边的圩埂和水田中间的地墩，主要种桑，桐乡、崇德一带也种晒烟、杭白菊、棉花、黄豆、蚕豆等；水田单季水稻，也种小麦、大麦和紫云英等春花作物，还有一些池塘，用以种菱藕和养鱼，可谓"浅处种稻深处菱，不深不浅种荷花"。

      随笔《杨柳》中，丰子恺简略地提到了石门一带的农作物："这是因为我生长穷乡，只见桑麻、禾黍、烟片、棉花、小麦、大豆，不曾亲近过万花如绣的园林。"

      种植水稻，令农民们最头痛的事便是水的排灌。没有水，水稻会被旱死；而洪水泛滥，被淹没的秧苗也会腐烂死去。在没有抽水机排灌之前，抗旱和排涝都得靠龙骨水车戽水。

      1934年，杭嘉湖平原遇上了空前的旱灾，农民们戽水抗旱。丰子恺的《肉腿》便详细地描述了大运河两岸农民戽水抗旱的情景。从石门湾到崇德之间，l8里运河的两岸，密接地排列着无数的水车。无数仅穿着一条短裤的农人，正在那里踏水车。当时大多数小河已经于涸，有些人家稻田里的秧苗已经被烈日晒枯了。但当地农村所有的壮劳力都出动，甚至有些妇女和孩子也都参加到踏水车的行列中来。他们在运河两岸密密地排起水车，把运河中的水戽到小河里，再把小河里的水戽到水渠里，水最终从水渠流入青苗田里。

      杭白菊是丰子恺故乡的特产。秋天时，菊花地里开满了白瓣黄蕊的杭白菊。农民们把盛开的杭白菊采摘下来，蒸熟后晒干，用以泡茶，水中仍会绽放玉色的杭白菊，卜分美观。菊花茶芳香扑鼻，回味时有丝丝甘甜，且清凉明日，为上等饮品。秋收时，正是丰子恺故乡的农忙时节，除了收获杭自菊，农民们还要收割单季水稻，又得播种春花作物，是名符其实的农忙。

      随笔《辞缘缘堂》写1937年秋天，日本侵略者逼近石门镇，丰子恺率全家老少逃出缘缘堂，到乡下妹妹家避难，正赶上农民们"秋收冬种"：

      我家自迁乡后，虽在一方面对于后事忧心忡忡；但在他方面另有一副心目来享受乡村生活的风味，饱尝田野之趣，而在儿童尤甚。他们都生长在城市中，大部分的生活在上海、杭州度过。菽麦不辨，五谷不分。现在正值农人收稻、采茶菊的时候。他们跟了茂春姑夫到田中去，获得不少宝贵的经验。(6·136)

      原先的水田，几乎一年四季都有水，俗称"烂水田"，收割水稻很不容易。一般要用3根小竹竿，一头捆扎在一起，一头插入水田，形成支架，每隔两三尺支起一个支架，其上横架大竹竿，便成了"笼子"。把稻束插在"笼子"匕晒干后，再挑回晒场上脱粒出稻谷来。丰子恺在1938年写的《日本空军近视眼》一文中叙述了日本飞机师把"笼子"误当jt兵之事：

      去年十一月六日，日本飞机二架，轰炸我的故乡--浙江石门湾。其时我乡亦正收获。农民的习惯，把收起来的稻一束一束地架在竹竿上，远望很像一排立正的兵。这日本飞机师又是近视眼，他看见东市梢的空地上的稻束，以为是穿黄制服的兵，拼命投弹，稻草被炸毁不少。(5·688)精耕细作的浙西人不仅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甚至连屋面也不肯放过。他们喜欢在自家屋子的墙脚边栽种南瓜秧，搭起棚架，把南瓜秧引导到屋面上去。管理得好，一枝南瓜秧会结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南瓜。丰子恺家也种过南瓜秧，随笔《物语》就写到了这种屋面上结瓜的南瓜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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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蚕桑生产习俗，丰子恺在随笔中写得比较详细。随笔《忆儿时》主要写了作者儿时"三件不能忘却的事"，其中"第一件是养蚕"：

      我所欢喜的，最初是蚕落地铺。那时我们的三开间的厅上、地上统是蚕，架着经纬的跳板，以便通行及饲叶。蒋五伯挑了担到地里去采叶，我与诸姐跟了去，去吃桑葚。蚕落地铺的时候，桑葚已很紫而甜了，比杨梅好吃得多。我们吃饱之后，又用一张大叶做一只碗，呆了一碗桑葚，跟了蒋五伯回来。蒋五伯饲蚕，我就以走跳板为戏乐，常常失足翻落地铺里，压死许多蚕宝宝。祖母忙喊蒋五伯抱我起来，不许我再走。然而这满屋的跳板，像棋盘街一样，又很低，走起来一点也不怕，真是有趣。(5·135)

      浙西俗谚："上半年靠养蚕，下半年靠种田。""种田吃白米，养蚕收白银。"对于大多数农家来说，全年的经济收入主要足养蚕成收。杭嘉湖蚕乡有专门从事桑叶买卖的叶行。桑叶不够的蚕农往往要通过叶行来买桑叶。丰家自家地上的桑叶不够喂养自家的蚕，也要常常买桑叶，故有"叶贵年头常要蚀本"之说。大眠(四眠)以后为老蚕，没有那么多匾来放养。屋里地面铺上油菜籽壳就成了"地铺"。把"大眠头"放到"地铺"卜^来养，俗称"落地铺"。地铺上放些小凳，上架跳板，"以便通行及饲叶"。跳板走上去有弹性，又没有危险，故儿童"以走跳板为戏乐"。童年丰子恺把走跳板当作"一年一度的难得的乐事"。蚕宝宝非常娇贵，孩子跌进"地铺"，不会跌伤，但蚕宝宝会被压死。

      在没有机械化缫丝的丝厂开办之前，蚕农们是自己缫丝的。缫丝，俗称"做丝"。丰家"每年照例请牛桥头七娘娘来做丝"。由于鲜茧缫出来的丝质量好，故一般蚕家都要赶在蚕蛹没有变成蚕蛾破茧而出前缫完丝。蚕农没日没夜地缫丝，非常辛苦，买些软糕之类的当地小吃来慰劳一下自在情理之中。童年丰子恺也就可以"无功受禄"，美滋滋地享用时鲜水果枇杷和软糕等小吃。

      卖去土丝，剥好绵兜，蚕家还剩下没法剥绵兜的软茧、做丝剩下的茧衣和丝吐等下脚料。蚕妇先用灰水和碱来浸泡，经烧煮后，再到河里进行"击簟头"，漂洗干净的"簟头"晒干后就可以"打绵线"了。随笔《三娘娘》对石门一带打绵线的情景描述这是一架人制的纺丝机器。在一根三四尺长的手指粗细的木棒上，装一个铜叉头，名目"绵叉梗"，再用一根约一尺长的筷子粗细的竹棒，上端雕刻极疏的螺旋纹，下端装顺治铜钿(康熙，乾隆铜钿亦可)十余枚，中间套一芦管，名日"锤子"。纺丝的工具，就是绵叉梗和锤子这两件。应用之法，取不能缫丝的坏茧子或茧子上剥下来的东西，并作绵絮似的一团，顶上绵叉梗上的铜又头上。左手持绵叉梗，右手扭那绵絮，使成为线。将线头卷在锤子的芦管上，嵌在螺旋纹里。然后右手指用力将竹棒一旋，使锤子一边旋转，一边靠了顺治铜钿的重力而挂下去。上面扭，下面挂，线便长起来。挂到将要碰着地了，右手停止扭线而提取锤子，将线卷在芦管上。卷了再挂，挂了再卷，锤子上的线球渐渐大起来。大到像上海水果店里的芒果一般了，便可连芦管拔脱，另将新芦管换上，如法再制。这种芒果般的线球，名曰绵线。用绵线织成的绸，名日绵绸......(5·370页)

      用土丝织成的绸称为"糙丝"，而用绵线织成的绸为"绵绸"。由于打绵线前蚕妇已用土法炼丝去胶，故绵绸穿上去特别舒服。像三娘娘这样的蚕家妇女，农闲时节，闲着没事干，才打打绵线。至于忙上～天，收入甚微，也不计较，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将丝绵下脚料打成绵线倒是变废为宝的活。

      丰子恺的故乡石门镇是一个繁华的江南市镇。其榨油业在杭嘉湖的市镇中独领风骚。每年春夏之交，即"头蚕罢"的小满，四乡农民收获油菜籽后，便拿到石门镇上的油坊里榨菜油。晚年写的《阿庆》一文，开头就写道："我的故乡石门湾虽然是一个人口不满一万的小镇，但是附近村落甚多，每日上午，农民出街做买卖，非常热闹，两条大街上肩摩踵接，推一步走一步，真是一个商贾辐辏的市场。"

      石门镇最热闹的大街是大运河北岸的"寺弄"，自北向南流入运河的后河，西岸也是大街，热闹仅次于"寺弄"。"我家住在后河，是农民出入的大道之一。"丰家便坐落在后河的木场桥西堍。

      来石门镇的人，多数农民都是乘航船来的，只有卖柴的人，不使乘船，挑着一担柴步行人市。

      卖柴，要称斤两，要找买主。农民自己不带秤，又不熟悉哪家要买柴。于是必须有一个"柴主人"。他肩上扛着一支大秤，给每担柴称好分量，然后介绍他去卖给哪一家。柴主人熟悉情况，知道哪家要硬柴，哪家要软柴，分配各得其所。卖得的钱，农民九五扣到手，其余百分之五是柴主人的佣钱。农民情愿九五扣到手，因为方便得多，他得了钱，就好扛着空扁担入市去买物或喝酒了。(6·742)

      20世纪七半叶，石门镇上的市民主要烧柴。农民自家烧柴有剩余，才挑着柴来卖，一时不知道哪里有买主，于是，阿庆那样的"柴主人"便应运而生。

      农民入市，当然还要卖鸡蛋和蔬菜等。随笔《癞六伯》就写了单身汉癞六伯到丰家来推销他的物品：

      他每目早上挽了一只篮步行上街，走到木场桥边，先到我家找奶奶，即我母亲。"奶奶，这几个鸡蛋是新鲜的，两支笋今天早上才掘起来，也很新鲜。"我母亲很欢迎他的东西，因为的确都很新鲜。但他不肯讨价，总说"随便给吧"。我母亲为难，叫店里的人代为定价。店里人说多少，癞六伯无不同意。但我母亲总是多给些，不肯欺负这老实人。于是癞六伯道谢而去。(6·670)

      那时，镇上的市民和附近的农民，生活水平较低，很少买鱼和肉来吃，最常买的便是豆腐和豆腐干。故石门镇上的豆腐店有好几家，生意上的竞争也就十分激烈。《四轩柱》中的定四娘娘就是豆腐店里出色的推销员。

      与市镇上早市的喧哗相映成趣的是黄昏的冷清。此时，打破小市镇寂静的往往是随笔《午夜高楼》里所写的馄饨担与圆子担的叫卖声。

      黄昏一深，这小市镇里的人都睡静了。我躺在高楼中的凉床上所能听到的只有两种声音，一种是"柝，柝，柝"，一种是"的，的，的"。我知道前者是馄饨担，后者是圆子担的号音。(5·544)

      随笔《野外理发处》写到了眼下已经绝迹的一种理发人。那种一头热的剃头挑子已经进了民俗博物馆。丰子恺写的剃头司务就挑着这种剃头挑子，穿行于乡镇。有人要剃头，他就把挑子放下来，让理发者坐凳上，围上围布，就用手工的剃头剪"咔嘹、咔嚓"剃头发。那热的一头有一只烧热水的炉子，头发剃短r，便用热水洗头。洗好后就刮胡子修脸，再修剪一下头发，用刷子刷去头发屑，解去围布，大功告成了。如果需要进一步服务，也可以让剃头司务掏耳朵。夏天在树荫下，解去围布，光着膀子让剃头司务挖耳朵，那才叫爽。丰子恺不仅写了随笔，还留下了《野外理发处》和《挖耳朵》两幅漫画。

      二、生活习俗

      缘缘堂随笔中的浙西生活习俗主要也是从衣食住行中体现的。

      浙西人的衣着，丰子恺在《辞缘缘堂》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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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门湾离海边约四五十里，四周是大平原，气候当然是海洋性的。然而因为河道密布如网，水陆的调剂特别均匀，所以寒燠的变化特别缓和。由夏到冬，由冬到夏，渐渐地推移，使人不知不觉。中产以上的人，每人有六套衣服：夏衣、单衣、夹衣、絮袄(木棉的)、小绵袄(薄丝绵)、大绵袄(厚丝绵)。六套衣服逐渐递换，不知不觉之间寒来暑往，循环成岁。(6·121)

      浙西的气候，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有钱的浙西人，生活十分讲究，一年要逐渐递换6套衣服便是明证。不过穷人家就没那么讲究了，拆了绵衣，洗一下就成了夹衣，到了夏天就穿单衣。男人们夏天干活时赤膊光脚，只穿一一条短裤，膀子晒得乌黑油亮。

      浙西是著名的丝绸之府，寻常百姓都穿丝绵衣裤，盖丝绵被。抗战时，身在异乡的丰子恺，在《辞缘缘堂》中表达了对已沦陷故乡热烈的相思。故乡的丝绵也成了他的思乡之物：

      倘然遇见桑树和丝绵，那更使我心中涌起乡思来。因为这是我乡一带特有的产物；而在石门湾尤为普遍。除了城市人不劳而获以外，乡村人家，无论贫富，春天都养蚕，称为"看宝宝"。他们的食仰给于田地，衣仰给于宝宝。所以丝绵在我乡是极普通的衣料。古人要五十岁才得衣帛；我们的乡人无论老少都穿丝绵。他方人出重价买了我乡的输出品，请"翻丝绵"的专家特制了，视为狐裘一类的贵重品；我乡则人人会翻，乞丐身上也穿丝绵。"人生衣食真难事"，而我乡人得天独厚，这不可以不感谢，惭愧而且惕励!(6·121-122)

      浙西不仅是丝绸之府，而且是鱼米之乡，一年四季，时鲜不断。浙西人对于吃的讲究，缘缘堂随笔中可见一一斑。

      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记载江南人"饭稻羹鱼"的饮食习俗。大米是浙西人的主食。当年没有机器轧米，浙西人通过牵砻脱去砻糠，便成糙米，然后舂成白米。浙西还有把白米囤制成红米的习俗。红米饭胀性大，松脆不粘，香清爽口。随笔《家》就描述了作者回老家吃红米饭的情景：

      当我从别寓回到了本宅的时候，觉得很安心......老妻......我仿佛从飘摇的舟中登上了陆，如今脚踏实地了。这里是我的最自由，最永久的本宅，我的归宿之处，我的家。(5·521)

      这里还提到了浙西的两样风物，即"臭豆腐干"和"冬菜"。浙西几乎家家都有一个臭囟坛，坛内有臭囟霉菌，能把豆腐干、苋菜梗、千张等发酵成臭囟菜。臭豆腐干、臭苋菜梗、霉千张等，只要撒上些辣椒，在饭锅上清蒸一下，便臭得分外香，鲜美可口。"冬菜"主要是冬天制作的。把雪里蕻、芥菜、萝b茵等晾成七成千后切碎，再装进坛子里，装进一层，撒上些盐，用木棍摁实。就这么一层层装，装满后坛口盖上笋壳，用泥封上，到初夏时开封来吃，一直要吃到秋天。

      穷人家不是一年四季吃白米饭的，能用五谷杂粮填饱肚子就不错了。浙西的杂粮主要有蕃薯、南瓜、芋艿等。随笔《肉腿》中写到，浙西农民起早摸黑戽水，却只能吃蚕豆充饥。这里所写的蚕豆，浙西称为"胖蚕豆"，即把干燥的老蚕豆浸胖，煮熟后吃。

      丰子恺的父亲爱吃蟹喝酒，丰子恺不爱吃鱼肉荦腥，却禀承了父亲爱喝酒的习性。翻阅缘缘堂随笔，一股浓浓的酒香袭人而来。丰子恺爱喝石门人自己酿的米酒，尤其是"时酒"。随笔《癞六伯》就介绍了这种"时酒"：

      时酒，是一种白色的米酒，酒力不大，不过二十度，远非烧酒可比，价钱也很便宜，但颇能醉人。因为做酒的时候，酒缸底上用砒霜画一个"十"字，酒中含有极少量的砒霜。砒霜少量原是无害而有益的，它能养筋活血，使酒力遍达全身，因此这时酒颇能醉人，但也醒得很快，喝过之后一两个钟头，酒便完全醒了。(6·671)

      旧时石门人几乎家家要酿米酒。随笔《辞缘缘堂》中写道：

      还有自制的臭豆腐干和霉千张。"文中提到的"新米酒"很有可能是丰家自己酿的。一般廊下晒着的并非芋头，而是一种很小的芋艿子，晒干后只要用盐水一煮，便香酥可口。喝温热的米酒，吃"毛煮芋艿"，酒足芋艿饱，是一种极好的享受。浙西谚云："毛煮芋艿杜酿酒，客人见了勿肯走。"

      米酒从初冬吃到暮春，其他季节一般喝黄酒或白酒。丰子恺最后一次喝家乡的米酒应该是l975年4月最后一次回故乡石门时。丰子恺在给小儿子新牧的信中写道："我在乡，吃杜酒，是阿七自己做的，比黄酒有味。"黄酒自然是绍兴的最好喝。丰子恺爱喝黄酒，抗战时在重庆，喝不到绍兴黄酒，但仍爱喝当地酿的一种黄酒。

      此外，浙西还有各种时鲜水果：春夏之交的"头蚕罢"，吃塘栖枇杷；夏天吃"新市水蜜桃"、"桐乡醉李"、"平湖西瓜"；初秋吃葡萄，深秋吃良乡栗子；冬天在火炉上煨白果......这在《辞缘缘堂》等随笔中有记载。"桐乡醉李"的"醉"应该写成"椭"。"桐乡槽李"是李子中的极品，具有皮薄、汁多，鲜甜中略酸等优点。

      20世纪30年代的浙西乡镇，是一个新旧杂陈的社会。一方面是传统宗法制社会的生活方式还存在，另一方面是从国外传人的现代物质文化已经输入。就拿点火这一小事来说罢，当年火柴。甚至打火机已经进入乡镇人的生活，取代了古老的燧石，但仍与传统的"火钵头"、"煤头纸"共存。随笔《都会之音》写道：

      小小的一匣火柴，在乡村里，有时被显得异常精巧。因为那里还有火钵头的存在。烧饭时放些火灰在钵里，种两个柴头在里面，便可一天到晚有火，而不费一文。所以他们不得已时不擦火柴，买了一匣火柴可以用个把月......都会人......又造出精巧玲珑的打火灯来，也把它们输送到乡村去。有时打火灯也同火钵头会在一块，看了觉得好笑。(5·454-455)

      火钵头是一只径约六七寸的圆形陶钵，主要用于吃"朝烟"。吃水烟没法直接到火钵头里取火，那就需要"煤头纸"。随笔《吃瓜子》也顺便提到了吹煤头纸：

      拿筷子，吹煤头纸，吃瓜子，的确是中国人独得的技术。其纯熟深造，想起了可以使人吃惊......至于精通吹煤头纸法的人，首推几位一天到晚捧水烟筒的老先生和老太太。他们的"要有火"比上帝还容易，只消向煤头纸上轻轻一吹，火便来了。他们不必出数元乃至数十元的代价去买打火机，只要有一张纸，便可临时在膝上卷起煤头纸来，向铜火炉盖的小孔内一插，拔出来一吹，火便来了。(5·232)只有冬天才有烘手取暖的铜火炉，其他时节，就得到火钵头内一插借火。

      其他进入乡镇的现代物质文明还有不少。《都会之音》还写到r汽水，挂在乡镇杂货店里，亮晶晶的，吸引乡下人来品尝。乡下人出于好奇，会买上一瓶品尝一下，但没有钱经常买来当饮料喝，平常口渴了自然还是喝自家的茶水。

      旧时浙西的民居，为砖木结构的房子，青砖粉墙黛瓦是浙西民居的典型色调。浙西的富裕之家，一般造三开间四进的厅房，住一家人是很宽敞的。然而，大房、二房、三房一分家，三房都几世同堂，厅房就显得拥挤了。在没有造缘缘堂之前，丰子恺一家老小只住厅房的一开间，住得并不舒畅。

      穷人家的住房要简陋得多。随笔《癞六伯》中对孤身一人的癞六伯的住处是这样描写的：

      我走进他家，看见环堵萧然，一床、一桌、两条板凳、一只行灶之外，别无长物。墙上有一个搁板，堆着许多东西，碗盏、茶壶、罐头，连衣服也堆在那里。(6·671-672)

      至于"行"方面，丰子恺在随笔中也写到浙西的交通习俗。近现代的浙西，沪杭铁路已开通，去杭州、上海，坐火车的大有人在。内河小火轮也已驶进了浙西的河港，轮船有了班次。从石门镇去杭州，便捷的交通方式是，先坐轮船到长安，再转乘火车去杭州；去上海则先坐轮船到嘉兴，再转乘火车去上海。这种交通方式丰子恺在随笔中也写到过，但他并不喜欢。丰子恺住在石门缘缘堂时期最喜欢自己雇船。晚年的随笔《塘栖》就详细描述了坐客船的情景：

      从我乡石门湾到杭州，只要坐一小时轮船，乘一小时火车，就可到达。但我常常坐客船，走运河，在塘栖过夜，走它两三天，到横河桥上岸，再坐黄包车来到田家园的寓所。(6·673)

      近市梢的农民到镇上来，以步行为主，如癞六伯。深乡下则每村有一个航船户，每天摇了航船到镇上来，向乘船人收取微薄的费用。

      三、人生礼仪习俗

      缘缘堂随笔中写到的浙西人生礼仪习俗不太多，主要有以下内容：

      孩子一降生，大人自然要给孩子取名。丰子恺的随笔《爱子之心》就写到了浙西人给孩子取名的一种习俗：越是宝贝的男孩，越是给他取下贱的名。"吾乡风俗，给孩子取名常用'丫头'，'小狗'，'和尚'等。"有些只是乳名，读书时另取大名；有的只有一个乳名，不再有别的大名。透过这种取名方式，可以看出浙西特有的一种爱子之心：

      窥察他们的理论是这样：世间可贵的东西往往容易丧失，而贱的东西偏生容易长养。故要宠儿或独子长养，只要在名义上把他们假装为贱的，死神便受他们的欺骗，不会来光顾了。(5·284)

      这种取名法并不体现一种拜物教的心态，而是体现浙西人一种游戏鬼神的心态。在他们看来，鬼神与人一样，喜爱珍贵的东西，讨厌低贱的东西。以低贱的...r头"、"小狗"、"和尚"来命名，鬼神就会因讨厌他们而不将其捉到阴间去。于是，那些取了贱名的男孩，就会在阳问健康成长。

      丰子恺自己的孩子，"其实都是他们的外公所取定。且据我回想，外公的取名都是深长的用心。"丰子恺写了随笔《取名》来分析外公的深意。丰子恺的岳父徐芮荪为崇德绅士，很有学问，故给外孙取的名字也都个个有出典。《取名》中还写到了一种俗称"演样"的习俗。丰子恺婚后，妻子头两胎都生女儿。母亲盼孙子心切，便按浙西习俗进行"演样"：

      阿三临盆的一天，她袋里预先藏着一只洋钉和两粒黄豆。听见阿三的呱呱声之后，没有稳婆的"恭喜"声，便把洋钉和两粒黄豆投在胞瓶里，这叫做"演样"。这样一来，将来的阿四身上一定带了一只洋钉和两粒黄豆的东西而出世。(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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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演样"其实是一种巫术，浙西俗称"阿母经"。

      写孩子的随笔，丰子恺还写到了婴孩时候站的立桶。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丰子恺游览庐山时，在安庆看见婴孩用的坐车，便在《庐山游记之一》中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站的立桶：

      记得我婴孩时候是站立桶的。这立桶比桌面高，四周是板，中间有一只抽斗，我的手靠在桶口上，脚就站在抽斗里。抽斗底上有桂圆大的许多洞，抽斗下面桶底上放着灰箩，妙用就在这里。(6·576)

      立桶其实还有一个妙用，即寒冷的天气，灰箩改成炭盆，桶内保暖，孩子的"裹裙"围在桶外，光着下身的孩子不会冷，自然也不会尿湿"裹裙"。浙西贫穷人家买不起木制立桶，就用稻草和竹片编织立囤，尽管简陋，但功用差不多。

      浙西儿童，尤其是有钱人家的儿童，身上常常有祈福避邪的银制挂件。随笔《王囡囡》就写到了银项圈。

      浙西习俗，亲戚家的孩子第一次上门作客，辞去时主人家要送礼。如果是老亲，只要"串长寿线"就可以了。礼物是：红纸包里包上钱，用红头绳或红丝绵缚在一包糕上，染上4个或6个红蛋，一支甘蔗。至亲家的孩子，则要行"打送"大礼。随笔《梦痕》就写到了丰子恺家做米粉包子"打送"小客人的情景。米粉方糕也可"打送"小客人。"打送"来的包子或方糕，大都要分送给乡邻和至亲吃，即让大家分享欢乐。

      孩子长大成人，第一件大事便是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结婚前要举行订婚仪式。订婚的第一步便是"对八字"。媒人把女方的八字交给男方，男方请"算命先生"测算女方的八字是否好。如果女方的八字不错，还要与男方的八字相合，合得来就是成功，相克则不成。随笔《放生》就写到了"对八字"。从文中所写内容来看，二姐已请"算命先生"合过八字了。为了更保险起见，才让丰子恺代为求签。

      旧式婚姻，女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婚姻完全碰运气。婚后的女子，不幸成为弃妇和寡妇，命运十分凄惨。随笔《王圆圆》写丰家贴邻豆腐店里的小老板王囡因，是作者童年时代的游钓伴侣。他家里有一祖母"定四娘娘"，很能干，是当家人；母亲"庆珍姑娘"，终年在家烧饭，足不出户；还有一"大伯"，是他们的豆腐店里的老司务，姓钟，人们称他为钟司务或钟老七。庆珍姑娘在丈夫死后l4个月生一个遗腹子，便是王囡囡。请邻近的绅士沈四相公取名字，取了"复生"。复生的相貌和钟司务非常相像。人都说："王国圆口上加些小胡子，就是一个钟司务。"显然，王囡囡名为王三三的遗腹子，其实是庆珍姑娘与钟司务的．

      私生子。庆珍姑娘与钟司务名不正、言不顺的畸形婚姻，是封建礼教一手导演的。

      按当时宗法制社会的习俗，王三三死后，可以领养同宗的男孩来延续香火。这事可以由族长来决断，由不得庆珍姑娘与钟司务作主。事实上，"钟司务在这豆腐店里的地位，和定四娘娘并驾齐驱，有时竞在其上。因为进货，用人，经商等事，他最熟悉，全靠他支配。因此他握着经济大权"。由此看来，精明的钟司务是看清了王家没有强有力的人，才敢这样做的。婆婆定四娘娘并没有强有力的支持者，但又为儿子感到冤屈，只得出钱请"关魂婆"来折磨一下庆珍姑娘和钟司务。

      庆珍姑娘与钟司务"轧姘头"，为当时的社会习俗所不齿。"私生子"王囡圆也受人歧视。随笔中写道：

      有一天，我们到乡下去玩，有一个挑粪的农民，把粪桶碰了王囡囡的衣服。王因囡骂他，他还骂一声"私生子!"王园园面孔涨得绯红，从此兴致大大地减低，常常皱眉头。(6·690)

      大长后的王囡囡依旧受人歧视，就把怨气发泄到母亲身上。"听说王囡囡常要打他的娘。打过之后，第二天去买一支参来，煎了汤，定要娘吃。"

      对于王家的不幸，丰子恺直接发表了如下议论：

      封建时代礼教杀人，不可胜数。王囡囡庶民之家，亦受其毒害。庆珍姑娘大可堂皇地再嫁与钟老七。但因礼教压迫，不得不隐忍忌讳，酿成家庭之不幸，冤哉枉也。(6·692)

      浙西也有招女婿的习俗，俗称"倒插门"。男人入赘后还得改姓女家姓，生出来的孩子自然就跟女家姓。丰子恺晚年写的随笔《s姑娘》就写了s姑娘招女婿之事。s姑娘很漂亮，且善于打扮，入赘的男人奇丑无比，旁人都说s姑娘"一朵鲜花插在狗屎里了"。男权文化助长了男人对女人的压迫，但s姑娘的丈夫T不会利用这种男权文化的优势来管束s姑娘，反而听从s姑娘的摆布。s姑娘让丈夫守着炮仗店，自己向丰子恺的堂叔家租了房子住。除了偶尔要T回来一同祭祖宗，其他时间不让他回家。s姑娘偷野老公成了公开的秘密，是被人瞧不起的，而他的丈夫，俗称"开眼乌龟"，更让人瞧不起。

      男女通奸，被人捉了奸，那就随人处置了。就在这篇《s姑娘》里，丰子恺还写了泼皮阿二撒的"大烂污"：

      有一次，他同某女人通奸，女人的丈夫痛打女人，女人吊死了。这丈夫便把烂污阿二捉来，把这奸夫和女尸周身脱得精光，用绳子紧紧地捆在一起，关在一个空房子里，关了三天，这正是炎夏天气，尸身烂了，烂污阿二身上滚满了烂肉，爬满了蛆虫。放出来时，他居然不死，而撒烂污的名声更大了。(6·750)

      这是一种私了的方法。如果被人告到官府，私通者还得吃官司。随笔《四轩柱》写到陆李王生得英俊，让一个女子看卜-了，和他私通。陆李王已娶妻，这私通是违法的。女子的父亲便去告官。官要逮捕陆李王。由于祖母盆子三娘娘很能干，想了很多办法，陆李王才没有去吃官司。

      浙西习俗，一般的生日过得十分简单，吃碗糖烧蛋就算是过生日了。周岁、16岁、29岁、36岁过得隆重些。40岁、50岁、60岁、66岁、70岁等，可以隆重地祝寿，一般是提前一年，俗称"做九不做十"。《辞缘缘堂》就写了丰子恺当年40虚岁祝寿的情景：

      阴历九月二十六日，是我四十岁的生辰。这时松江已经失守，嘉兴已经炸得不成样子。我家还是做寿。糕桃寿面，陈列了两桌；远近亲朋，坐满了一堂。堂上高烧红烛，室内开设素筵。屋里充满了祥瑞之色和祝贺之意。

      寿糕是用米粉做的方糕。寿桃圆子也是用米粉做的，做法与做"打送"的包子差不多，搓成圆子后再从印板里印成寿桃形状，只是寿桃圆子是扁的，没有桃子那么圆。寿面其实就是一般的面条，祝过寿后下成交头面，分给邻居吃。寿桃圆子也要分送亲友。

      旧时浙西还有为老人画容像的习俗。画桌一般由吃饭的八仙桌充当，画师和被画的老人相对而坐，画师一笔一笔为对方画肖像。擦笔肖像以画得像者为佳。这种黑自肖像画预备将来挂在灵前充作遗像。丰子恺的《学画回忆》就写到了当年为乡里老人画擦笔肖像画的情景。

      浙西人死后的丧葬主要有棺葬和缸葬两种。用于缸葬的缸是特制的陶瓷缸，上有黄龙花纹，俗称"黄花缸"。死者被绑扎好后，坐在缸内，上盖陶瓷的盖。相对来说，缸葬比较省钱。随笔《忆弟》写孤老头朱家大伯向大家募钱，以便给自己购置一口用于缸葬的"黄花缸"。

      对于待客之道，丰子恺喜欢at home的感觉，而讨厌"优待的虐待"。旧时浙西人的待客之道，客气得强人所难，令丰子恺十分厌烦。随笔《作客者言》就写了作客时遭受的"优待的虐待"。对于请客时的座位，浙西习俗，朝南为主人的位子，"东北角"是最大的客位，新郎、新娘或其他重要的客人，都得坐此位。那天"我"是贵客，被主人强行拉去坐"东北角"。随笔还写到了主人强行灌酒和硬要客人多吃饭这两件"虐待"客人的事。

      劝酒、夹菜、劝饭，其实是不文明的行为，但旧时的浙西人以为这就是"客气"，因而乐此不疲。其实这种不文明的待客之道，是让贫穷给逼的。那时一般人家平时连粗茶淡饭都吃不饱。请客时有了好酒好菜，主人不热心劝酒、夹菜、劝饭，被认为不客气，客人不好意思多吃，甚至连饭都没有吃饱。为了表示主人是诚心诚意请客，就得热心劝酒、夹菜、劝饭，好让客人尽情地吃。这样做，尽管主客都很累，但可以让客人吃得尽兴，从丽体现主人的"客气"。当然，万事都有个度，如果超过了这个度，就变成"优待的虐待"了。

      四、岁时习俗

      传统节日中，春节是最大的节日。童年在老家石门镇过的春节给丰子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新年怀旧》和《过年》两篇随笔中都详细描述了童年时过春节的热闹情况。

      请丰同裕染坊里的伙计吃年酒，似乎是丰家过年的"序幕"。店里的三个染匠司务是绍兴人，按惯例，农历十二月十六日动身回乡过年。十五日，店里提早办一桌年酒替他们送行。商店习俗，年酒席上一只全鸡的摆法大有讲究：鸡头向着谁，谁就要被辞退。丰同裕不需要辞退谁，故丰子恺母亲非常小心，上菜时总要关照仆人，必须把鸡头向着空位。这也是童年丰子恺从母亲这里接受的"爱的教育"。

      不少地方过年是从吃腊八粥开始的。不过石门镇一带不吃腊八粥。过年往往从腊月廿三日晚上送灶开始。丰子恺在《过年》中写了丰家送灶的情景。在浙江民间，灶君是一位具有喜剧色彩的神。浙江人游戏鬼神的天性在对待灶君时发挥得淋漓尽致。灶君是玉皇大帝派驻每家每户监视善恶言行的。人们既供奉他，又善意地戏弄他。送灶时给灶君吃赤豆糯米饭，甚至拿一点糖塌饼来粘在他嘴上，就是要粘住他的嘴巴，免得他在玉皇大帝面前多嘴多舌讲主人家的坏话。

      在石门一带，准备过年时的一件大事便是"打年糕"。"糕"与"高"谐音，吃年糕意味着"芝麻开花节节高"，IEI子一年比一年过得好。"打年糕"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故往往全村人合伙一起"打"。丰家却是自家单独请人来打的：

      帮忙。这男工大都是陆阿二，又名五阿二。两枕"当家年糕"，约有三尺长；此外许多较小的年糕，有2尺长的，有一尺长的；还有红糖年糕，白糖年糕，此外是元宝、百合、桔子等小摆设，这些都是由母亲和姐姐们去做。(6·698)

      浙西习俗，廿七夜祭"年菩萨"，除夕夜祭祖。丰家也是廿七夜祭"年菩萨"的。丰子恺在《过年》中写道：

      廿七夜过年，是个盛典。白天忙着烧祭品：猪头、全鸡、大鱼、大肉，都是装大盘子的。吃过夜饭之后，把两张八仙桌接起来，上面供设"六神牌"，前面围着大红桌围，摆着巨大的锡制的香炉蜡台。桌上供着许多祭品，两旁围着年糕......这六神牌画得非常精美，一共六版，每版上画好几个菩萨，佛、观音、玉皇大帝、孔子、文昌帝君、魁星......都包括在内。(6·698-699)

      所谓"年菩萨"，儒道释都包括在内。反正就祭这么一桌，把这些"年菩萨"都供全了，广结善缘，何乐而不为。童年丰子恺感兴趣是家里还要祭"小年菩萨"。在大桌旁设两张接长的茶几，供一位小年菩萨，用小香炉蜡台，设小盆祭品，竞像是小人国里过年。

      廿七夜大人们忙着祭"年菩萨"，少儿们忙于放花炮。年前年后，少儿们的零花钱大都用于买花炮了。丰子恺和他的小伙伴们感兴趣的是"雪炮、流星、金转银盘、水老鼠、万花筒等好看的花炮"。

      除夕夜，自然要祭祖和吃年夜饭。童年丰子恺对这些习俗兴趣不大。他在《新年怀旧》中写道："大年夜的夜饭，我故意不吃饱。留些肚皮，用以享受夜间游乐中的小食，半夜里的暖锅，和后半夜的接灶圆子。"

      当年的石门镇，平时店家与店家之间往往是赊账的。每年端午、中秋和年关相互清理账目，俗称"三节清账"。端午、中秋可以马虎一点，但年关必须认真清理账目。年关清账，实际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但童年丰子恺感兴趣的是由此带来的热闹。浙西习俗，收账必须在除夕夜进行，且收账者必须手提灯笼。大年初一天亮后一般不再收账。也有的收账者天亮后仍提着灯笼收账，这是允许的，但不提灯笼或灯笼熄灭后向人收账，欠债人不仅可以不还，还可以打收账者耳光。因为在浙西人眼取，年初一就向人收帐，会把晦气带给欠帐人，不吉利，故挨r打也只是"哑吧吃黄莲"。

      顺便提一下，旧时浙西人年关清帐时，还有"吃串"的习俗。除夕黄昏，店家的孩子，如丰子恺和他的姐姐们，忙着"吃串"。孩子们把每一百铜钱的串头绳解下来，取出其中三四文，只剩九十六七文，甚至九十二文，当作一百文去还帐，吃下来的"串"，归他们零用。当然，丰家收来的帐，也是吃过串的钱。除夕夜，童年丰子恺感兴趣的第二：件事是"看放谷花"。正月哏浙西人家招待客人，首先要为客人泡一碗糖茶，让客人甜甜蜜蜜。糖茶里除了放糖外，还要放"镬糍"或爆米花。丰子恺家也放爆米花，且是自家土法爆的。

      大年初一，人人要图吉祥，但"童占无忌"，一旦儿童脱口而出不吉利的话，总还是犯忌的。浙西人早有防备，即用擦屁股的"毛草纸"为孩子揩嘴。此俗有两种用意：被擦过嘴的孩子，过去一年里说的不吉利的话或骂人的脏话等于放屁；新年里再乱说话，也等于放屁。童年丰子恺的兴趣自然不是自己被大人揩，而是拿了老毛草纸去揩别人。

      大年初一清晨，浙西的善男信女有"烧头香"的习俗。能到附近的寺庙里"烧头香"，可以保佑全家新年平安。

      灶君腊月廿三上天，大年初一凡。家家户户都要清晨接灶，灶台卜敬放新的灶君马张，点上香烛跪拜。家家煮上一锅圆子，盛一碗供奉灶君，其他则全家人吃，俗称"接灶圆子"。"接灶圆子"洗沙馅，还要加糖，以祈新年甜甜蜜蜜。吃过圆子，可以再睡。大年初一咽晏觉，俗称"焐蚕花"，可以保佑新年蚕事大熟，这大概可以算是一种巫术。随笔《新年怀旧》就写了这些习俗：

      夜半过后在时序上已经是新年了；但在习惯上，这五六个小时还算是旧年。我们于后半夜结伴出门，各种商店统统开着，街上行人不绝，收帐的还是提着灯笼幢幢来往。但在一方面，烧头香的善男信女，已经携着香烛向寺庙巡礼了。我们跟着收帐的，跟着烧香的，向全镇乱跑。直到肚子跑饿，天将向晓，然后回到家里来吃接灶圆子，怀着明朝的大欢乐的希望而酣然就睡。(5·623-624)

      旧时浙西有"清明大如年"之说。除了过年，浙西人比较隆重的节13便是清明。在别处，端午节往往是仅次于春节的节日。浙西人端午时忙于插种单季水稻、剿丝和榨油，端午节匆匆一天就过完了。清明时比较空闲，可以从从容容地过。包粽子、赛龙舟等习俗也提前到清明时进行。

      对于浙西的清明习俗，丰子恺在晚年写的《清明》一文中作了较为详细的回忆。

      浙西有"五日寒食共清明"之说，即清明上坟要上好几天。丰家也不例外。"清明三天，我们每天都去上坟。"童年丰子恺随大人去上的坟，可分两类，即宗族坟和私家坟。宗族坟，即缘缘堂随笔中说的"大家坟"："这就是去上同族公共的祖坟。坟共有五六处，须用两只船，整整上一天。同族共有五家，轮流作主。白天上坟，晚上吃上坟酒。"

      丰家祖上比较富裕，给子孙留了"祭田"。"祭田"由族中每家每户轮流管，谁家收了上一年"祭田"的租谷，便主持第二年清明的上坟。"雇船办酒之外，费用总有余裕。"丰家没有祠堂，故只有墓祭没有祠祭。墓祭比较简单："每到一个坟上，除对祖宗的一桌祭品以外，必须还有一只小匾，内设小鱼、小肉、鸡蛋、酒和香烛，是请地主吃的，叫做拜坟墓土地。"

      主持上坟的，除了张罗雇船上坟，还得置办晚上的"上坟酒"。吃上坟酒是宗族内一年中难得的一次聚会。族长或其他长辈自然要训斥不孝的小辈。特别不孝的，还可按照族规将其开除，将来死后不能归宗。这也是宗法制社会维持社会稳定的一种方式。

      "杨庄坟"和"旗杆坟"都是丰子恺家的"私房坟"。后者是丰子恺的父亲考起举人后，光宗耀祖，在祖坟上竖起了举人家才有的"旗杆"。丰子恺的祖父、祖母就葬在"旗杆坟"。

      清明上坟，并不完全悲悲切切，尤其是上宗族坟。对于久居家里的城镇上人来说，坐船或步行到乡下去上坟，也可算是清明时节的踏青，欣赏田野春景，可谓赏心乐事。

      清代浙西诗人钱载的《清明》就是描述浙西人的清明习俗的：

      早起篱门卵色天，犬声落落鹊声传。踏青人出村无雨，上冢船回树有烟。海上远山看此屋，城南新火伴今年。蚕花祭后忙催青，豆英桑枝遍野田。"蚕花"是蚕神的俗称，杭嘉湖蚕乡有清明夜祭蚕神(花)的习俗。

      清明时节，浙西人还有"借佛嬉春"的习俗，一般是到杭州灵隐寺烧香，顺便游玩西湖春景。更远的则会去普陀烧香。随笔《给我的孩子们》提到了儿子瞻瞻的外婆去普陀烧香，给孩子买回来泥人大阿福。

      清代范祖述的《杭俗遗风》就记载了"借佛嬉春"的习俗：乡下者，下至苏州一省，以及杭嘉湖三府属各乡村民男女，坐航船而来杭州进香......准于看蚕返棹，延有月余之久......其进香，城内则城隍山各庙；城外则天竺及四大丛林。抗战胜利后，丰子恺居杭州里西湖，春天常有到杭烧香的亲友前来食宿。

      端午节由于没有了赛龙舟等带有狂欢色彩的娱乐项目，自然没有别处来得隆重，然而，相对而言，它在浙西的岁时习俗中还是一个比较隆重的节日。

      随笔《端阳忆l日》就回忆了丰子恺幼时石门镇上过端午的情景。那时乡镇卫生条件差，夏天蚊虫多，容易传染疾病，而得了病后就医条件很差。端午正是春夏交替的换季时节，容易得病。端午的有些习俗，如喷洒雄黄酒，就有消毒功效。"打蚊烟"主要不是眼前驱蚊，据说可以使家里夏天少生蚊子。老虎头是给儿童戴的"老虎头帽子"。将破布用浆糊糊起来，晒干后就比较硬，剪成圈，外用黄布包裹，缝成很浅的桶状，正面绣上简单的虎头形状，再缝上两只耳朵，就成了像形的虎头帽。给孩子戴虎头帽，吃蜘蛛煨蛋，主要是为了驱邪祛病，保格其夏天不生病，即不疰夏。，桃树性硬，连鬼都见lr怕，蒲剑代表张天师的剑，故桃叶、蒲剑可以驱邪。"至于门上的王字呢，据说是消毒的储蓄；日后如有人被蜈蚣毒蛇等咬了，可向门上去捞取一点端午日午时所制的良药来，敷上患处，即可消毒止痛云。"丰子恺的漫画上，往往在住家的门上写个"王"字，其出典就在这里。

      进入七月，首先就是"七夕"的"乞巧"。丰子恺在文革时"地下"写作的《缘缘堂续笔》中收有《牛女》一篇，是专门介绍"乞巧"的：

      《荆楚岁时记》中说："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针，陈设几筵酒脯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我小时候，吾乡还盛行此风俗。我家姊妹多，祭双星时，大家在眉月光中穿针，穿进者为乞得巧。我这男孩子也来效颦，天孙总是不肯给巧。这些虽是迷信的玩意，回想起来甚有趣味。(6·660)

      "乞巧"是女孩子的事，故丰家众姐妹颇为热心。幼时的丰子恺，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子，也来穿针乞巧，只是好玩而凑凑热闹的。

      农历七月的重大节日是七月十五日的中元节。丰子恺晚年专门写了随笔《放焰口》来回忆幼时中元节的盛况。中元节，俗称"鬼节"，主要是超度孤魂野鬼的。一般百姓家只要香火不断，子孙后代尽孝，逢年过节会供奉血食。有些人家断了香火，那些死去的人就成了孤魂野鬼。太平军攻打石门时，石门被烧成一片火海，有些人家可能就成了绝户；太平军和清兵各有死亡，也就沦落为异乡的孤魂野鬼。中元节超度孤魂野鬼，一方面是广结善缘，另一方面也是让那些孤魂野鬼早日度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要危害当地百姓。

      举办佛事的资金是主办人一家一户募集来的，俗称"写疏"。具体做佛事的主要是和尚，不过也有些信佛的老太太跟了一同念佛的。

      "放焰口"的重头戏是在晚上：

      黄昏时分，法事开始了。老和尚戴着地藏王帽子，披着袈裟，坐在正中；两旁六个和尚各持法器。起初是鸣钟击鼓，念佛唪经。到了深夜，流星隐现，有如鬼火明灭；阴风飘忽，仿佛魂兮归来，就开始召请孤魂了。老和尚以悲紧之音，高声诵念，众僧属而和之。每念完一段，撒一把米，向孤魂施食。那些米落入暗处，仿佛有无数鬼魂争先抢夺，教人毛发竦然。所召请的孤魂，非常全面，自帝王将相以至囚徒乞丐，都得"来受甘露味"。(6·729)

      这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在回忆自己的童年往事，让人读来身l临其境，可见当年的印象之深。做法事，放焰口，是集体活动。一家一户也有在中元节祭祖的，同时在廊檐下为孤魂野鬼摆设供品。想来如此厚待野鬼，也不能委曲家鬼。

      丰子恺在随笔《忆儿时》中回忆了三件童年的乐事。其中第二件便是"父亲的中秋赏月，而赏月之乐的中心，在于吃蟹"。丰子恺的父亲中了举人后科举便废，一直赋闲在家。他最喜欢喝酒吃蟹，自七八月起直到冬天，要吃上近半年蟹。这喝酒吃蟹的高潮便是中秋夜。当年的石门镇上，只有丰子恺的父亲丰鲼考取了举人，中秋夜喝酒赏月的风雅人家也只有丰家。一般人家中秋节也应有好菜，也喝酒，还得吃时鲜蔬菜芋艿，月饼自然是少不了的，只是吃得没有丰家风雅罢了。大概丰子恺的兴趣全在喝酒吃蟹赏月上了，故不再叙写吃月饼、芋艿等中秋习俗。浙西也有重阳登高的习俗，只是石门镇方圆十里之内没有山，故风雅的举人家没有组织重阳登高。当地重阳节有吃重阳糕或赤豆糯米饭的习俗，只是丰子恺的随笔没有提到。丰家仍然以喝酒吃蟹来过重阳节。

      五、其他习俗我们先来看浙西人的信仰习俗。当年绝大多数浙西人既信佛教又信道教，且信得不是十分

      虔诚。就拿办丧事来说，往往请了一班和尚又请一班道士，各做各的法事，大家互不干涉。当年住在道观里的道士和寺庙里的和尚，也不一定是道教和佛教忠实的信徒。他们的做道士或做和尚，也可能是一种谋生方式。丰子恺在《劳者自歌》里就介绍了浙西道士的三种谋生手段：

      吾乡道士的营业有三项：一是为病人谢菩萨；一是为死人诵经忏；一是为地方上打平安大醮。但近来这三项营业都衰落，道士生计困难。一则为了人都穷，对鬼神也怠慢起来；二则为了迷信渐被打破，有些人不相信鬼神了。有一个做道士的朋友告诉我，今年夏天，地方上例行的平安大醮恐怕也打不成。因为这平安忏是禳火灾的，今年向市上去收忏捐，有许多商店不肯出，说道"我们已经保火险，平安忏不要拜了"。(5·443)

      谢菩萨，是当年浙西的一种迷信活动。传说道教的纯阳祖师医术高明，能妙手回春。但当年的这些道士不谙黄老之术，只会给人谢菩萨。随笔《四轩柱》就写了当年谢菩萨的情景。何三娘娘生病，反正就是肚子痛，过几天自会好的。她的丈夫何老三热衷于谢菩萨，主要是为了让大家送份子，他好从中获利。乡镇上的有些小寺庙里，和尚持戒并不严。随笔《菊林》就写了两竺庵里的和尚吃荤的事：

      僧房的楼窗外挂着许多风肉。这些和尚都爱吃肉，而且堂堂皇皇地挂在窗口。他们除了做生意(即拜忏)时吃素之外，平目都吃荤。而且拜忏结束之时，最后一餐也吃荤。有一次我看见老和尚打菊林的屁股，为的是菊林偷肉吃。(6·684)

      像西笆庵里的和尚，他们的生意就是拜忏。一是接受邀请，上门为人拜忏；二是想个名目，如大佛菩萨生日，观音菩萨生H，某祖师生日等，邀请信佛的太太们来参加。太太们前来拜忏，既做了善事，又是一种借佛社交，故乐意来，且每人都送香金。佛教的寺庙，浙西有不少名刹，但不少地方把佛教本地化了，香火很盛的反而是那砦本地菩萨。如石门镇香火最盛的是元帅庙。丰子恺晚年写的随笔《元帅菩萨》对此描述道：

      石门湾南市梢有一座庙，叫做元帅庙。香火很盛。正月初一日烧头香的人，半夜里拿了香烛，站在庙门口等开门。据说烧得到头香，菩萨会保佑的。每年五月十四日，元帅菩萨迎会。排场非常盛大!长长的行列，开头是夜叉队，七八个人脸上涂青色，身穿青衣，手持钢叉，锵锵振响。随后是一盆炭火，由两人扛着，不时地浇上烧酒，发出青色的光，好似鬼火。随后是臂香队和肉身灯队......(6·758)

      迎神赛会，其实也是各地大同小异。平时家里谁生了病，到菩萨面前许个愿，病居然好了，或家里有人病得很重，祈求菩萨保佑，就由家里的孝子在迎会中扮犯人什么的。丰子恺的《元帅菩萨》写两个庙祝贪得无厌，庙里已经香火很旺了，还要再旺些。他们买通一流氓，教他在祭时大骂菩萨，还取食神前的酒肉，然后假装肚痛，伏地求饶。流氓照办，酒食下肚，立刻七孔流血而死。原来庙祝已在酒中放人砒霜，有意毒死流氓来大做广告。百姓看到菩萨如此灵验，更加愿意前来求神拜佛。后因两个庙祝分赃不均，泄露阴谋，被官府就地法办。

      当年吴兴、桐眵、崇德、德清等县，有一"太君娘娘"的地方菩萨，取代了送子观音的功能。"太君娘娘"的总庙在吴兴的石淙，含山等地还有分庙。随笔《四轩柱》就写到了"太君娘娘"：事情是这样：她有一个孙子，年纪二十多岁，做医生的．名叫陆李王。因为他幼时为了要保证健康长寿，过继给含山寺里的菩萨太君娘娘，太君娘娘姓陆。他又过继给另外一个人，姓李。他自己姓王。把三个姓连起来，就叫他"陆李王"。(6·738-739)

      旧时浙西人既信佛教又信道教，自然是有神论者，即是信鬼神的。浙西一般称鬼为"鬼伯伯"。随笔《阿咪》写道："在我们故乡，伯伯不一定是尊称。我们称鬼为'鬼伯伯'，称贼为'贼伯伯'。"

      其他还要介绍的是文教习俗。

      丰子恺的父亲丰鲼是清朝的末科举人。丰子恺晚年专门还写了《中举人》一文，回忆父亲中举的"盛况"。旧时乡试之年，常常是农历九月初九发榜，取重阳登高之意。当年重阳节那天，堂伯丰亚卿带了儿子乐生专门到石门南皋桥上去候"报事船"，果然等到了。于是，家里张香点烛，新举人穿戴整齐，拜北阙，然后开诰封。祖母从头上拔下金挖耳来，将诰封挑开。这金挖耳就赏给了报事人。报事人取出"金花"来，插在新科举人及其太夫人、夫人头上。报事人在红纸上书写"报单"："喜报贵府老爷丰鲼高中庚子辛丑恩政并科第八十七名举人。"自己家里挂四张，亲戚每家送两张。随后，丰家"开贺"三天，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富豪权贵都送来很重的贺礼。

      考取举人，自然是光宗耀祖的喜事。于是，祖坟上立旗杆，祖宗也跟着荣耀起来。祖母不久过世，安眠旗杆坟。丰鲼丁艰在家，不能进京"会试"谋官。

      科举废，学堂兴。丰子恺自己是先入私塾，再进学堂的。当年的石门镇只有小学，没有中学，丰家的孩子都在杭州读中学，丰家专门在杭州田家园租了房子，雇人照料孩子。丰子恺自己也是在石门镇小学毕业后，到杭州去报考学校的。父亲每次参加乡试，祖母就要给他吃糕和粽子，取"高中"之意。丰子恺去杭州报考学校时，母亲仍给他准备r糕和粽子，也希望他"高中"。

      当年石门镇上的小学十分简陋，小学老师的收入也少得可怜。小学老师能改行的都改了行，甚至还改做卖水果的小贩。丰子恺画了漫画《去年的先生》记其事。丰子恺晚年的随笔《五爹爹》，写了小学教师五叔清贫、节俭又达观的一生。随笔《记乡村小学所见》也是以五叔为蓝本的。随笔接着写了该老师和学生的节俭，出乎人们的想象。作者称这所学校为"俭德学校"。

      最后还要提一下从上海辐射到乡镇来的彩票。石门镇上竞也卖起了上海"白鸽票"。随笔《歪鲈婆阿三》写在王囡囡豆腐店里烧火的光棍汉歪鲈婆阿三花一角洋钱买了一张彩票，居然中了头彩，私娼俞秀英就导演了"招亲"闹剧。不出一个月，歪鲈婆阿三散尽500块大洋，仍然穿着他原先的破衣服，坐在王囡囡豆腐店里烧火。

      风俗是"历代相沿积久而成的风尚、习俗"。《汉书·地理志》日："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声音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即由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是风尚，由社会环境相异而形成的是习俗。由此可见，风俗具有地域性和历时性等特点。丰子恺是一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艺术家。浙西风情是缘缘堂随笔的地域文化场，丰子恺在对这一地域文化场进行审美观照时，自然会有古今中外的文化参照系。因为有多样的文化参照系作为丰子恺丰厚的文化底蕴，所以，缘缘堂随笔中的浙西风情具有更为浓郁的地域特色和历时性特点。丰子恺通过对浙西风情与古今中外其他地域风情的比较，能更精准地把握浙西地域风情的独特之处。

      浙西风情不仅是缘缘堂随笔的地域文化场，而且又是被诗化的丰子恺的精神家园。丰子恺尽管也偶尔批判一些浙西的陋习，但主要是用饱含深情的笔来赞美故乡浙西的美丽风情。综观缘缘堂随笔，集中写浙西风情的主要是这三类随笔：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抗战逃难时回忆沦陷了的故乡，文革时"地下"写作的《缘缘堂续笔》。丰子恺由于不满虚伪的成人世界，就热情赞美真率的儿童世界。回忆自己童年生活的随笔，在诗化童年往事的同时，也诗化了故乡浙西的风情。"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沦陷的故土是有"天堂"美誉的太湖流域，更让丰子恺魂牵梦萦，赞美故乡自然就要赞美故乡浙西的风情。《缘缘堂续笔》是"文革"期问最优秀的"地下写作"作品。《缘缘堂续笔》是丰子恺的《朝花夕拾》，与鲁迅的《朝花夕拾》一样，采用了诗化的回忆笔调。由于丰子恺见多识广，缘缘堂随笔对于浙西风情的赞美，把握了一个较好的度，故能赢得读者的共鸣，而不会有因言过其实而带来的反感。

      第二节 缘缘堂随笔的佛理美

      1927年农历九月廿六日，丰子恺29周岁生日。那天他在一卜^海江湾缘缘堂的钢琴边上，发愿要拜弘一大师为师，皈依佛教。从此，丰子恺就成厂一名佛教居士。其实，丰子恺对佛教心仪已久，故此前的一些随笔，也有一些佛教的法味。综观缘缘堂随笔，只要对佛理略知一二的读者，都会体味到一股浓浓的佛教法味。本文将对缘缘堂随笔中的佛理美作一番梳理和诠释。一、佛法因缘

      如果说基督教观照人生的切入点是"罪"的话，那么，佛教观照人生的切入点则是"苦"。佛教认为，漫漫人生，苦海无边。要脱离茫茫苦海，就得一心向佛，通过修行来"破执...脱俗"，最终达到"涅榘"的境界。佛教用"四圣谛"来指明"破执"之途。苦谛昭示世间之苦。佛家的世间包括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三界都会生灭变化，诸行无常，都是苦。集谛追究苦谛的原因。集是因缘和合，是苦闲。原因分为两大类，一类名为正因，是、啦，如身业、口业、意业等；一类名为助因，即贪、腆、痴、慢、疑、见等烦恼。灭谛要求修行之人破灭集谛。灭谛之法是使业永尽，使烦恼永尽。解脱的境界，佛家称为涅檠。道谛，即通往灭之道，就是要解除正因和助因。

      丰子恺生性多愁善感，又喜爱冥思苦想，自然就体会到了无常之恸，人生之苦。世间万物都生存在茫茫的空间和绵绵的时问之中。随笔《两个"?"》就写了从小一直困扰作者的两个"?"，即时间和空问。广袤的空间大得让作者无法把握，俗世之不愿探讨这一问题。对于绵绵的时间也是如此。故作者最后指出：

      "时间"的状态都不明白，我不能安心做人!世人对于这个切身而重大的问题，为什／z,都不说起?以后我遇见人，就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或者说不可知，或者一笑置之，而谈别的世事了。我愤慨地反抗："朋友!我这个问题比你所谈的世事重大得多，切身得多!你为什么不理?"听到这话的人都笑了。他们的笑声中似乎在说："你有神经病了!"我不再问，只能让那粗大的"?"照旧挂在我的眼前，直到它引导我入佛教的时候。(5·281)

      这篇随笔写于l933年，此时丰子恺已皈依佛教。对于事物存在方式的哲理思考，最终把丰子恺导入了佛教的世界。

      比起《两个"?"》，随笔《大帐簿》更让人感到人生的不可把握。幼时一个不倒翁失手掉落河中，也会让丰子恺浮想联翩：它也许随了波浪流去，搁住在岸滩上，落入于某村童的手中；也许被鱼网打去，从此做了渔船上的不倒翁；又或永远沉沦在幽暗的河底，岁久化为泥土，世间从此不再见这个不倒翁...... 量作者的这种疑惑与悲哀，随了年纪的长大而增多增深。丰 单子恺并不像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那样，走向了不可知论，而 豢是相信了佛教"佛法无边"的无我。丰子恺不仅深深地体会到了无常，而且还揭破了造物主蒙骗俗人的手段--"渐"。丰子恺在随笔《渐》中写道：

      使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渐"；造物主骗人的手段，也莫如"渐"。在不知不觉之中，天真烂漫的孩子"渐渐"变成野心勃勃的青年；慷慨豪侠的青年"渐渐"变成冷酷的成人；血气旺盛的成人"渐渐"变成顽固的老头子。因为其变更是渐进的，一年一年地、一月一月地、一日一日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渐进，犹如从斜度极缓的长远的山坡上走下来，使人不察其递降的痕迹，不见其各阶段的境界，而似乎觉得常在同样的地位，恒久不变，又无时不有生的意趣与价值，于是人生就被确实肯定，而圆滑进行了。(5·96)

      生活中诸问题，大都因为渐变，故一般糊糊涂涂过日子的俗人是体会不到无常之恸的。然而，人生中也有一些突然降临的悲剧或灾难，让人一时无法承受。丰子恺9岁丧父，是母亲把他一手培养成人的。他还没有好好报答养育之恩，母亲就离开了人世。这让丰子恺痛苦得不能自拔，随笔《陋巷》记述了向马一浮先生讨教的情景。然而，无常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丰子恺，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情结，直到三年后又一次向马一浮讨教，才达到了禅宗所说的"顿悟"：

      现在我的母亲已死了三年多了，我的心似已屈服于"无常"，不复如前之悲愤，同时我的生活也就从颓唐中爬起来，想对"无常"作长期的抵抗了。我在古人诗词中读到"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六朝旧时明月，清夜满秦淮"，"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等咏叹无常的文句，不肯放过，给它们翻译为画。以前曾寄两幅给M先生，近来想多集些文句来描画，预备作一册《无常画集》。我就把这点．

      题材的佛经和诗文集，又背诵了许多佳句给我听。最后他翻然地说道："无常就是常。无常容易画，常不容易画。"我好久没有听见这样的话了，怪不得生活异常苦闷。他这话把我从无常的火宅中救出，使我感到无限的清凉。（5·205-206)

      对于无常，据《六祖坛经》记载，禅宗宗师六祖慧能有精辟的论述："无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说甚么善恶诸法?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故吾说无常，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遍之处。故吾说常者，正是佛说真不常义。"

      佛教的思维方式是"以逆为顺"的，即常人顺着世俗的思维方式想下去，在某些问题上会弄得"执迷不悟"，而佛教的逆向思维有时会"破执"，让人顿悟出世之法。经马一浮点拨，丰子恺就领会了常与无常的辩证关系，在随笔《无常之恸》中，就能坦然谈论这一问题了：

      无常之恸，大概是宗教启信的出发点吧。一切慷慨的，忍苦的，慈悲的，舍身的，宗教的行为，皆建筑在这一点心上。故佛教的要旨，被包括在这个十六字偈内i"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这里下二句是佛教所特有的人生观与宇宙观，不足为一般人道；上两句却是可使谁都承认的一般公理，就是宗教启信的出发点的"无常之恸"。这种感情特强起来，会把人拉进宗教信仰中。（5·614)

      《法华经》偈云："诸法从本来，常示寂灭相。春至百花开，黄莺啼柳上。"这大概便是无常的真谛吧。因为诸行无常，故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能够成立，同时还让人体会到"人生如梦"。耶真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意愿：

      我不能忘记《齐物论》中的话："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又常常想起晏几道的词：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可惜这银钮有些靠不住，怎知他不是梦中的银钮呢?安得宇宙问有个标准的银钰，让我照一照人生的真相看?(5·290)

      丰子恺找到的"标准的银钮"便是佛理。

      人生在世，不仅要受到生老病死等"诸行无常"的困扰，还要受到礼仪和纪律的约束。丰家由于好容易才盼来那么个儿子，故幼时的丰子恺特别受宠，大家能容忍他的任性。然而，自从进入私垫后，他就受到种种管束，个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自己最喜爱的画画也只能瞒着大人和先生"地下"行动。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学伯豪是一个很有主见和个性、敢作敢为的"奇人"，敢于公然蔑视校规，为老师和同学所不容。伯豪最终不得不退学。不容于学校的伯豪，自然也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伯豪英年早逝，丰子恺感慨道：

      世间不复有伯豪的影踪了。自然界少了一个赘累，人类界少了一个笑柄，世间似乎比从前安静了些。我少了这个私淑的朋友，虽然仍旧战战兢兢地在度送我的恐惧与服从的日月，然而一种对于世间的反感，对于人类的嫌恶，和对于生活的厌倦，在我的胸中日渐堆积起来了。(5·73)字里行间颇有些厌世的情绪。不过丰子恺并没有向厌世的路途上走，而是皈依了佛教。至于皈依佛教的目的，用丰子恺的话来说，就是为"剪网"。他在随笔《剪网》中指出：

      我仿佛看见这世间有一个极大而极复杂的网。大大小小的一切事物，都被牢结在这网中，所以我想把握某一种事物的时候，总要牵动无数的线，带出无数的别的事物来，使得本物不能孤独地明晰地显现在我的眼前，因之永远不能看见世界的真相，大娘舅在大世界里，只将其与"钱"相结的一根线剪断，已能得到满足而归来。所以我想找一把快剪刀，把这个网尽行剪破，然后来认识这世界的真相。

      艺术，宗教，就是我想找来剪破这"世网"的剪刀吧!(5·94-95)

      其实，"剪网"的方法就是"脱俗"，即脱却世俗的功利，用"绝缘"来剪除网线，"直视"事物本身。艺术的观照方式是用情来同化事物，通过"移情"来达到物我交融甚至物我两忘的境地。至于佛教，那就连"情"这根线都剪断了，从而达到"五蕴皆空"的境地，淡泊处世。

      综上所述，丰子恺对世间诸行冥思苦想，让他有了太多太多的悲苦与疑惑。为了破除这些悲苦和疑惑，他皈依了佛教。不过，这些只是丰子恺皈依佛教的"itiN"，而弘一法师等佛门高僧的吸引则是其"助因"。

      我们通过对丰子恺缘缘堂随笔的本文分析，粗略梳NT丰子恺成为佛教居士的"佛法因缘"。这些佛法因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照世界、反省人生的佛理方法。丰子恺向读者讲述自己的佛法因缘，目的大概是希望读者也能像他一样，多多少少与佛法结些缘。

      二、慈悲喜舍

      阅读缘缘堂随笔，我们不仅能体会到丰子恺的佛法因缘，而且还能体味到他作为佛教居士的慈悲情怀。佛教把这种慈悲情怀称为"四无量心"。"四无量心"是乐于利他的四种心理状态。慈无量是想使众生得乐，悲无量是想使众生离苦，喜无量是见众生离苦得乐而喜，舍无量是平等对待一切，使众生离一切苦乐。佛教主张"众生平等"，故这种乐于利他的心态，不仅对人，而且还对"诸有情"，即动物。佛祖的投身饲虎、割肉饲鹰等故事充分体现了慈悲喜舍的情怀。

      随笔《物语》写缘缘堂主丰子恺自认为是"万物灵长"，在一个晴爽的清晨，凭窗闲眺庭中的景物，喜滋滋地想：葡萄为了报答主人施肥之恩，结了无数绿色的小珠；南瓜秧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将来会结出很多南瓜来贡献给主人；鸽子会给主人送信，"咕，咕"的叫声仿佛在向主人请安；黑猫尽心尽职捉老鼠，还会向主人献媚。正当主人洋洋自得时，葡萄、南瓜秧、鸽子和黑猫先后说话，嘲笑人类自以为是，自私自利。它们都强调各自依习性行事，哪里是甘心情愿为主人一家服务。随笔用拟人的手法，强调了"众生平等"的观念。

      丰子恺的不少随笔是写小动物的。这些随笔充分体现了丰子恺作为佛教居士的"众生平等"的观念和慈悲喜舍的情怀。随笔《蝌蚪》写家里的孩子们从田间捉来蝌蚪养在面盆里，丰子恺见了动员孩子们将蝌蚪送回田间，好让它们变成青蛙。孩子听信丰子恺的话，愿意第二天把蝌蚪送回田间去。蝌蚪作为一种与人类平等的小动物，它们有权按自己的生活习性自由自在地生活，人类不能因为满足自己玩物的需要而人为剥夺蝌蚪的这种生活权力。

      随笔《蜜蜂》写作者看到一只蜜蜂，想要飞到室外去，苦于找不到出路，一味向窗玻璃上瞎撞。作者立刻急蜜蜂之所急，设法帮它飞出去。作者因事没有继续帮助蜜蜂，就十分挂念它的命运。

      随笔《放生》写的是一个温和晴爽的星期六的下午，作者与学生鲍慧和及两个女儿雇了一条西湖船，到对岸的白云庵去。途中一条大鱼从湖中跳起，闯人鲍慧和的怀中。鲍慧和把鱼抓住，又听从两个小孩子"放生!放生ll，的请愿，将鱼抛在西湖里了。

      随笔《清晨》，描写一群蚂蚁搬运镬焦，"我"和宝官在一旁观看，呵护。文中作者明确指出："我们所惜的并非蚂蚁的生命，而是人类的同情心。"《敬礼》写自己埋头翻译文章，无意中碾伤了一个蚂蚁。作者无法救治，又不忍心捻死，管自继续做翻译工作。当翻译工作告一段落后，作者发现另一个蚂蚁正在设法把这个受伤的蚂蚁拖向洞里去。蚂蚁的救助行动，让作者十分感动：

      这样藐小的动物，而有这样深挚的友爱之情、这样慷慨的牺牲精神、这样伟大的互助精神，真使我大吃一惊!同时想起了我刚才看不起他，想捻死他，不理睬他，又觉得非常抱歉，非常惭愧!(6·503)

      随笔《养鸭》写的是抗战后期丰家在重庆沙坪小屋里养的一对鸭子。那年暮春，丰一吟买来一对小鸭子喂养。小雄鸭不幸被黄鼠狼咬死，一吟又买来一只小雄鸭，给小雌鸭作伴。尽管丰家严加防范，但小雄鸭又被黄鼠狼叼走了。雌鸭数日哀鸣，让丰家十分不安，托人另配了一只大小相当的雄鸭。随后精心喂养，一对鸭子渐渐长大，惹人喜爱。丰子恺认为，自己喜欢鸭子，主要是他们的廉耻：

      人去喂食的时候，鸭一定远远的避开。直到人去远了才慢慢地走近来吃。正在吃的时候，倘有人远远地走过来，一定立刻舍食而去，绝不留恋。虽然鸭子终吃了人们的饭，但其态度非常漂亮，绝不摇尾乞怜，绝不贪婪争食，颇有"履霜坚冰"之操，"不食嗟来"之志......(6·81)

      沙坪小屋的小动物中，还有一只鹅，是学生夏宗禹送的，让丰子恺"恋恋不忘"。丰子恺在《沙坪小屋的鹅》中写道："鹅的头在比例上比骆驼更高，与麒麟相似，正是高超的性格的表示。

      而在它的叫声、步态、吃相中，更表示出一种傲慢之气。"丰家称傲慢的鹅为"鹅老爷"。丰子恺逐一描述鹅的叫声、步态和吃相中透出来的"老爷"相。

      丰子恺随笔中写得最多的小动物便是猫。丰子恺在《物语》、《养鸭》等随笔中都写到r猫。随笔《白象》和《阿咪》都是赞美猫的。《贪污的猫》一文，数历猫的"罪状"。该文旁敲侧击，庄谐并出，让人联想到当年国民党政府官员贪污成风的状况。由于物价飞涨，主妇给厨师规定的钱，所买的猫鱼越来越少，弄得"猫不聊生"。作者毕竟有慈悲心，将猫鱼钱从每日1000元增加到3000元，以改善猫的生活。"料想今后，我家猫的贪污案件，一定可以减少了。"

      丰子恺在《阿眯》中还发表了"爱猫论"：

      可知猫是男女老幼一切人民大家喜爱的动物。猫的可爱，可说是群众意见。而实际上，如上所述，猫的确能化岑寂为热闹，变枯燥为生趣，转懊恼为欢笑；能助人亲善，教人团结。即使不捕老鼠，也有功于人生。(6·618)

      总之，丰子恺能以"众生平等"的心态来写小动物，既写出了作者对它们的喜爱之情，又把它们各自的习性写得妙趣横生。其中有些随笔写于战火纷飞的抗n战争时期，丰子恺的慈悲情怀尤显珍贵。丰子恺的随笔中写爱护小动物，与画漫画《护牛画集》一样，都是以佛教的四无量心来做的。随笔与漫画，可谓异曲同工。丰子恺还对童年时自己的杀生表示了忏悔。然而，就是这位竭力宣扬护生的佛教居士，居然在1938年6月23}j《点报》七发表了《引蚊深入》一文。文中写道：

      最初我想把被窝中的蚊子赶出，把头顶的洞封锁。后来一想，我就改变政策：暂时忍痒，佯作不知，诱蚊子进来。它们果然成群结队，由空洞钻进，深入被窝，向我全身肆虐了。

      我稍稍把两腿弯起，把两臂伸张，使被窝扩大，引蚊深入。蚊子果然越来越多，充塞了我的被窝。房间里的蚊子统统走进被窝里了。

      于是我伸起手来，把头顶的被拉下，裹住头颈，使它密不通风。然后将被紧紧包裹全身，翻一个身，安然就睡了。(5·675)

      其实，《引蚊深入》应该当作寓言来读，作者要表达的是抗战时一种"引敌深入"的战略。对于当时的抗战杀敌，丰子恺表达了一名佛教居士的抗战观："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这种观点还是能自圆其说的。

      行文至此，还耍顺便提一下丰子恺的随笔《杨柳》。在居士的"法眼"里，绝大多数花木都是向上发展，似乎忘记了下面的根，像似贪嗔痴的俗人；而杨柳则似慈悲而天真的孩子：

      我赞杨柳美丽，但其美与牡丹不同，与别的一切花木都不同。杨柳的主要的美点，是其下垂......它长得很快，而且很高；但是越长得高，越垂得低。千万条陌头细柳，条条不忘记根本，常常俯首顾着下面，时时借了春风之力，向处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或者和它亲吻。好像一群活泼的孩子环绕着他们的慈母而游戏，但时时依傍到慈母的身旁去，或者扑进慈母的怀里去，使人看了觉得非常可爱。杨柳树也有高出墙头的，但我不嫌它高，为了它高而能下，为了它高而不忘本。(5·388)

      丰子恺的四无量心并不只是恩及禽兽，而且还广及人世间。在对人世间慈悲喜舍的人文关怀方面，为丰子恺作出表率的是夏丐尊。浙一师的老师中，李叔同和夏丐尊分别以"严"和"慈"著称。丰子恺形象地称李叔同的是"爸爸的教育"，夏丐尊的是"妈妈的教育"。夏丐尊后来翻译《爱的教育》，风行国内，深入妈的教育"的延伸。丰子恺在春晖中学、立达学院与夏丐尊共事，并共同创办开明书店，20年间不断得到夏丐尊的教诲。在夏丐尊身上，佛教的慈悲喜舍又扩大为传统儒家的忧患意识。丰子恺在《悼丐师》中写道：

      朋友的太太生产，小孩子跌跤等事，都要夏先生担忧。那么，八年来水深火热的上海生活，不知为夏先生增添了几十万斛的忧愁!忧能伤人，夏先生之死，是供给忧愁材料的社会所致使，日本侵略者所促成的!(6·l59-160)

      对人世间的观照，最能体现丰子恺的四无量心的，是他对孩子们的关怀。丰子恺在随笔《儿女》中说："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在现代文人中，丰子恺以喜爱儿童著称。他二三十年代创造了大量描写儿童生活的漫画，同时也写了不少随笔。1955年，丰子恺因人民美术出版社之约，请王朝闻选编《子恺漫画选》，并写了"自序"。回忆当年创作这些儿童漫画，丰子恺写道：

      我作这些画的时候，是一个已有两三个孩子的二十七八岁的青年。我同一般青年父亲一样，疼爱我的孩子。我真心地爱他们：他们笑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他们哭了，我觉得比我自己哭更悲伤；他们吃东西，我觉得比我自己更美味；他们跌一交，我觉得比我自己跌一交更痛......我当时对于我的孩子们，可说是"热爱"。这热爱便是作这些画的最初的动机。(4·545-546)

      丰子恺的这种"热爱"是他的四无量心的最好的注解。佛教认为"众生平等，皆具佛性"，"心性本净，客尘所染"，尚未被"客尘所染"的儿童的佛性是最纯真的。诗僧八指头陀咏儿童把这首诗刻在烟斗上，随时玩味。

      反观"物欲蔽天真"的成人社会，人与人之间就变得十分隔膜了。丰子恺童年时代最亲密的两个"游钓伴侣"便是五哥哥和王因因。丰子恺晚年"地下"写作的《缘缘堂续笔》有一篇《王因囡》。随笔写了童年时与王囡囡的游钓之乐，王囡囡作为私生子的悲剧，同时也写到了长大后王囡囡与"我"的隔膜：

      王囡囡渐渐大起来，和我渐渐疏远起来......抗日战争前一两年，我回到故乡，王园因有一次到我家里来，叫我"子恺先生"，本来是叫"慈弟"的。情况真同闰土一样。(6·691-692)

      随笔《车厢社会》，丰子恺从观察不少乘客贪占座位一事，来描述那些人的贪嗔痴。丰子恺由此感慨道：

      我看到这种车厢社会里的状态，觉得可惊，又觉得可笑、可悲。可惊者，大家出同样的钱，购同样的票，明明是一律平等的乘客，为甚么会演出这般不平等的状态?可笑者，那些强占座位的人，不惜装腔、撒谎，以图一己的苟安，而后来终得舍去他的好位置。可悲者，在这乘火车的期间中，苦了那些和平谦虚的乘客，他们始终只得坐在门口的行李上，或者抱了小孩，扶了老人站在w．c．的门口，还要被查票者骂脱几声。(5·331)

      这贪嗔痴的车厢社会正是当时现实社会的缩影。在这个世俗社会里，贪嗔痴就是"常理"，而慈悲喜舍倒是"悖事"的了。随笔《东京某晚的事》就写了一个日本老太婆的"悖事"。当时丰子恺与几位一同在日本东京游学的朋友，晚饭后出去散步。一位负重的老太婆唐突地向走在后面的某君提出要求，想让他帮助搬运东西。某君拒绝了她的要求，大家快步远离了这位老太婆。丰子恺多年后回味此事，并憧憬道：

      这老太婆原是悖事的，唐突的。然而我却在想象：假如真能像这老太婆所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世界：天下如一家，人们如家族，互相亲爱，互相帮助，共乐其生活，那时陌路就变成家庭，这老太婆就并不悖事，并不唐突了。这是多少可憧憬的世界!(5·128-129)

      丰子恺在他所构筑的童话世界中就为我们建立了他所憧憬的"理想国"。《猫叫一声的结果》是一篇运用佛教唯识论来构思的童话。猫叫一声是一件很偶然的事，却引发r一连串偶然的事，最终让一群爱国青年发掘了一大笔金钱。他们用这笔钱募集义勇军，赶走侵略者，建立r一个"强盛而公正的模范国"。在佛教唯识论看来，这一连串看似偶然性事件的背后，是有神奇的必然性在起作用。丰子恺指出："这辗转相生的因果，好像一条曲折的河流。在这河流的旁边，还有无数复杂的支流，一条都少不得。倘少了一条，就流不到现在所流到的地方。"

      顺便提一下，丰子恺对佛教唯识论很感兴趣。其他如《毛厕求命》和《为了要光明》，其构思方法也有唯识论的因素。

      《猫叫一声的结果》中的"理想国"未免抽象，而童话《赤心国》中的"理想国"就十分具体了。

      赤心国是一个只有约500人的小国。他们人人都有一颗赤心，不过大小稍异。赤心最大的是国王，另有6个赤心略小的是官，分别管"衣"和"食"中的马玲薯、甘蔗、糖、海盐、土器皿及柴火。其余的民众，赤心又比官的略小。大家彼此都感觉饥寒，赤心越大，感觉越灵敏。由此可见，丰子恺"理想国"中人人都有的那颗赤心，其实就是佛教"四无量心"的童话版。赤心国是一个滨海的小国，他们只晒盐，不捕鱼，吃的是以马玲薯为主的素食，不吃荤腥和酒，天生就是一群吃素的佛教徒。

      当然，童话不属于随笔。笔者之所以要谈论到童话，是因为要相对完整地勾勒丰子恺的佛理世界。

      三、俗家禅昧

      丰子恺有过一个早产的孩子，生下时只是本能地跳动了一下就离开了人世。丰子恺为这个孩子取名"阿难"，还专门写了随笔《阿难》。对于阿难的早天，丰子恺写道：

      你的一生完全不着这世间的尘埃。你是完全的天真，自然，清白，明净的生命。世间的人，本来都有像你那样的天真明净的生命，一入人世，便如入了乱梦，得了狂疾，颠倒迷离，直到困顿疲毙，始仓皇地迭回生命的故乡。这是何等昏昧的痴态!你的一生只有一跳，你在一秒间干净地了结你在人世间的一生，你堕地立刻解脱。(5·147)

      如果世人都像阿难那样"堕地立刻解脱"，那么，卷帙浩繁、博大精深的佛经也就可以付之一炬了。

      《五灯会元》卷十五记载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禅宗故事："奉先深禅师--师同明和尚(清凉智明)到淮河，见人牵网，有鱼从网透出，师日：'明兄俊哉!一似个衲僧相似。'明日：'虽然如此，争如当初不撞入网罗好!'师日：'明兄你欠悟'。"

      如果奉先深禅师看了《阿难》，想来也会说："子恺居士你欠悟。"居然已经人世，那就不要羡慕阿难的轻易解脱，而应通过持戒修行，谋求自己的解脱，并进而广结善缘，启示更多的人获得解脱。

      佛教有"戒、定、慧"三学。《翻译名义集》日："防非止恶日戒，息虑静缘曰定，破恶证真日慧。"佛教戒律甚严，不过男女居士的戒律比僧尼的要宽。定，就是禅定，也称止或止观，目的在于息杂念，生信心。达到禅定的顺序是五调，即调食、调睡、调身、调息、调心。定是求知，慧是知，即断惑证理。

      丰子恺追随弘一法师皈依佛教后，朋友都发现这位居士的明显变化。他原先喜欢衔着纸烟随意斜坐在藤椅上，用手指拍着椅子就像拍着音乐的节奏，刚成居士的丰子恺则腰身笔直，两手垂直的依在膝上。说起话来，有问必答，声音极低。夏丐尊说："这一程子子恺被李叔同迷住了!" 。

      随笔《素食以后》为我们述说了丰子恺当年持戒的情景：我的素食是主动的。其原因，我承受先父的遗习，除了幼时吃过些火腿以外，平生不知何种鲜肉味，吃下鲜肉去要呕吐。三十岁上，羡慕佛教徒的生活，便连一切荤都不吃，并且戒酒。我的戒酒不及荤的自然：当时我每天喝两顿酒，每顿喝绍兴酒一斤以上。突然不喝，生活上缺少了一种兴味，颇觉异样。但因为有更大的意志的要求，戒酒后另添了种生活兴味，就是持戒的兴味。在未戒酒时，白天若得喝两顿酒，晚上便会欢喜满足地就寝；在戒酒之后，白天若得持两回戒，晚上也会欢喜满足地就寝。性质不同，其为兴味则一。(5·400)

      佛教讲因果报应，而持戒和布施可以求得福报，故有些功利主义的信徒，把持戒和布施看作商业的买卖，其实是贪图更为丰厚的福报，明显违背了佛理。丰子恺多次指责这些行经，表示不屑于与这些人为伍。抗战时，缘缘堂被毁，有人感叹"佛无灵"。在俗人看来，丰子恺是居士，平时吃素持戒，还画了《护生画集》，广结善缘，缘缘堂理应受到菩萨保韦占。丰子恺专门写了《佛无灵》一文，表明自己与俗人不一样的心迹：

      我十年前曾从弘一法师学佛，并且吃素。于是一般所谓"信佛"的人就称我为居士，引我为同志。因此我得交接不少所谓"信佛"的人。......因为这班人多数自私自利，丑态可掬。非但完全不解佛的广大慈悲的精神，其我利自私之欲且比所谓不信佛的人深得多!他们的念佛吃素，全为求私人的幸福。好比商人拿本钱去求利。......

      真是信佛，应该理解佛陀四大皆空之义，而屏除私利少，也应知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道。(5·706-707)

      抗战逃难时，丰子恺开了酒戒，但"美酒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一直深信四大皆空、慈悲喜舍等佛理。刚皈依佛教时，丰子恺在随笔中写到佛理，往往显得拘谨。经过l0年习佛后，丰子恺再来谈佛理，就显得通脱多了，潇洒中透出一种淡泊的禅味。丰子恺将"护生"与"仁民"结合起来，明显具有一种儒释互补的倾向。

      丰子恺瞧不起那些势利主义的信徒，崇拜的是那些深悟佛教三昧的"大人"。他在随笔《大人》中为我们勾勒了那些"大人"的形象：

      但世间自有少数超越自然力的人，不待自然改良其支配，自能看到人生宇宙的真相。他们的寿命不一定比别人长，也许比别人更短，但能与无始无终相抗衡。他们的身躯不一定比别人大，也许比别人更小，但能与天地宇宙相比肩。他们的知识不一定比另4人多，也许比别人更少，然而世事的根本无所不知。他们的物力不一定比别人富，也许比别人更贫，然而物欲不能迷他的性。这样的人可称为"大人"。因为他自能于无形中将身心放大，而以浩劫为须臾，以天地为室庐，其住世就同乘火车，搭轮船一样。(5·595)

      丰子恺心目中的"大人"，除了弘一法师，应该还有弘伞法师、太虚法师等。弘伞法师是弘一法师的师兄弟。二次革命时，他是一名军官，后来信佛，比弘一法师先出家几天。由于弘一法师的关系，丰子恺与弘伞法师很熟。抗战胜利后，丰子恺在里西湖招贤寺旁租屋而居，与弘伞法师为邻。丰子恺在晚年写的随笔《宽盖》中还为我们简单勾勒了这位大师的风采：

      他常到我家坐谈，但我不须敬茶敬烟。因为他主张物质生活极度简化，每天上午吃十个实心馒头，一大碗盐汤，就整天不再吃饭吃茶。烟本来不吸。所以他来坐谈，真是清谈。我敬佩他这生活革命。设想他在俗时，一定不是如此清苦。一念之转，竟判若两人。可见其皈依三宝的信心是异常坚贞的。(6·755)

      太虚法师是丰子恺的老乡，抗战时丰子恺在重庆与他交往颇多。太虚法师提倡"人间佛教"，为人随和，为了广结善缘，乐于与俗界人士交往，并由此被人误称为"交际和尚"。然而，在丰子恺眼里，"他是正信，慈悲，而又勇猛精进的，真正的和尚"。当然，丰子恺作为居士，只是仰慕这些"大人"，无法处处学他们这种出家人的生活。真正让丰子恺既尊敬又亲切的，应该是并不出家的马一浮。抗战爆发后，丰子恺率领全家老少10口人逃难，第一站便去桐庐投奔马一浮。1937年冬天，沐浴着温暖的阳光，丰子恺聆听马一浮漫谈人生和艺术，这是国难中丰子恺一种"因祸得福"的享受。随笔《桐庐负喧--避难五记之二》就记述了与马一浮冬日负喧的情景：

      马先生自己捧着水烟筒，和我们谈天，有时放下水烟筒，也拿支香烟来吸。有时香烟吸毕，又拿起旱烟筒来吸"元奇"。弥高弥奇，忽前忽后，亦庄亦谐的谈论，就在水烟换香烟，香烟换旱烟之间源源地吐出来。我是每小时平均要吸三四支香烟的人。但在马先生面前吸得很少。并非客气，只因为我的心被引入高远之境，吸烟这种低级欲望自然不会起来了。有时正在负喧闲谈，另有客人来参加了。于是马先生另换一套新的话兴来继续闲谈，而话题也完全翻新。无论什么问题，关于世间或出世间的，马先生都有最高远最源本的见解。他引证古人的话，无论什么书，都背诵出原文来。(6·691-692)

      马一浮为人处世的淡泊通脱，能让人体会到一种淡远的禅味。如果说弘一法师他们是"大人"，那么马一浮便是"高人"。能达到马一浮这样"高人"的境界，就无所谓在家与出家、吃荤与持戒了。

      《五灯会元》卷三载："大珠慧海禅师--源律师问：'和尚修道还用功否?'师日：'用功'。日：'如何用功?'师日：'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日：'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师日：'不同。'日：'何故不同?'师日：'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是以解道者，行住坐卧，无非是道；悟法者，纵横自在，无非是法'。"

      张中行在《禅外说禅》中评价道："外表是随心所欲，一切无所谓，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喝酒就喝酒，想玩月作诗就玩月作诗。这是行动的有限度的世俗化，至少是名士化，还能够不离禅吗?显然，关键在于心能不能不为物所移。禅悟的要求是出淤泥而不染，见可欲而心不乱，即不为物所移。如果真就能够这样，这种自由无碍的心和行，比修行不净观的诚惶诚恐，应该说是高明多了。"

      弘一法师的认真，夏丐尊的慈悲，马一浮的通脱，还应加上竹久梦二的诗意，都能在丰子恺身上找到明显的影响。这四种情怀的化合，使丰子恺成为一位名士化的居士。丰子恺成熟期的随笔，时时透出一种淡泊的禅味，不过这种禅味中仍有一种世俗的诗意。《山中避雨》堪称其代表作。随笔写丰子恺带了两个女儿到西湖畔的山中游玩，忽然遇雨，只得在三家村的小茶店里喝茶避雨。

      茶越冲越淡，雨越落越大。最初因游山遇雨，觉得扫兴；这时候山中阻雨的一种寂寥而深沉的趣味牵引了我的感兴，反觉得比晴天游山趣味更好。所谓"山色空潆雨亦奇"，我于此体会了这种境界的好处。(6·559)

      丰子恺体会的这种淡泊的禅昧不能引起两个女孩的共鸣。看到两个女孩怨天尤人，苦闷万状，为了安慰她们，丰子恺向茶博士借来胡琴，拉曲解闷。于是，苦雨荒山中上演了感人的一幕。

      丰子恺毕竟不是出家人，自然不能超脱世俗情缘。名利可以淡化，但父女之情不能淡化。《渔光曲》所营造的是一种雅俗共赏的诗意，那么温馨，又是那么大俗大雅。

      名士没有脱俗的一面是还没有彻底"破执"，还有讲究。如缘缘堂造得不够正直，丰子恺坚持拆掉重造，这就显得有些"执着"，似乎也与弘一法师倡导的"惜福"精神相违背。然而，与那些雕梁画柱上满是蝙蝠，甚至有"马上封侯"图案的官商大院相比，缘缘堂就显出其脱俗的一面。丰子恺淡?自名利，追求诗意，为缘缘堂营造出一种书香气和佛教味。

      缘缘堂时期，丰子恺在杭州还有"行宫"，经常外出"云游"。随笔《家》就写了丰子恺的"云游"生活。随笔首先写作者在南京的朋友家，朋友太太善解人意，让客人很自在。然而，客人的身份总让人不安，不如住旅店来得坦然。旅店不能久住，作者就回到杭州的"行宫"。这里有在杭州读书的子女，有佣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