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洲

      闲时读了一些新文学史料，印象中的沈从文先生一如他笔下的湘西风景那样，宁静淡泊，遗世独立，有时候甚至还有些胆小怕事、处处与世无争的样子。比如他与老朋友丁玲之间的恩怨沧桑，就是明显的一例。建国以后，作为“地主阶级的弄臣”、“清客文丐”、“反动文人”和“带着桃红色”的沈从文，尽管著作等身，但一看到第一届文代会上没有他的名字，立刻从徘徊迷惘中惊醒，又陷入更可怕的孤独落寞之中。他惶惶不可终日，原指望能从解放区来的、现已当上文艺界高官的老朋友丁玲能帮上他一把，没想到事与愿违,丁玲对过去的旧友根本就不屑一顾。在孤立无援、惊恐不安中，这位“五四”时期的名作家选择过割腕自杀，幸而被救活，但留下的心灵伤害却是永久的。从此，他辞别文坛，远离政治，大隐于市，到历史博物馆去默默潜心古代服饰研究了。今年已百岁诞辰的沈从文先生有一句名言，即“人生是一本大书”，他的一生，可谓是兢兢业业、谨小慎微、远离政治的一本大书。

      即便如此，沈从文在文革期间却依旧摆脱不了政治的困扰和人事的的纷争，据陈徒手《午门下的沈从文》一文所述，当时，写大字报揭发他最多的居然是自己曾经帮助过的画家范曾，他在大字报上说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对这种肆意构陷和无限上纲，沈从文在大字报上面写下了八个字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十分痛苦，巨大震动。”这也成为他晚年心境最感震惊和伤害最大的一件事，使他从此再也不提范曾这个名字。前两年，范曾还曾就此事做过一番自我辩解，后来也就不清不白的撂下了。

      然而，作家萧乾在去世前曾出版过一本《风雨平生》的口述自传，首次透露出生性孱弱、宅心仁厚的沈从文也曾用类似的方式对待过自己的“右派”学生萧乾。萧乾在1999年1月30日的最后遗作里，又详细述说了这件事情：“人家都说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其实我在文学道路上得到沈从文的指引提携，比汪曾祺要早。他是我的恩师之一，1930年把我引上文艺道路，我最初的几篇习作上，都有他修改过的笔迹。”

      但到了1957年的反右期间，在文联大楼公开批判萧乾的大会上，沈从文站起来积极发言，耸人听闻地说此人早在30年代就同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上了。他指的是1929年萧乾曾协助美国青年威廉．阿莱编过八期对外宣传中国新文学的英文刊物《中国简报》一事。对这件事，作为萧乾的第一个文学老师的沈从文，是应该最了解情况的。这样的揭发出人意料，但萧乾只是把它看作是在阶级斗争面前的自保的一种方式，没有过多去计较。因为只有这样上纲上线，声嘶力竭地来批判，才能让大家知道他们之间已划清了界限。所以，那时候他们的关系还一直维持下去。

      到了文革的残酷岁月，无路可走的萧乾亦想走恩师沈从文走过的老路，也曾服毒自杀未遂。1972年。萧乾从干校回京治病后，为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而四下奔波。在去看望沈从文时，见他正在狭小的住房里编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便出于好心，也频频为他呼吁扩大住房，并想托当时市革委的一位朋友帮助他解决一下。沈从文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二人在路上相遇后，便声色俱厉地痛骂萧乾耽误了他的政治前途，并质问道，“我的住房问题，用不着你张罗。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申请入党呢？”说罢，掉头不顾而去。 为了此事，两个有着几十年师生之谊的友人，断然绝交，不复往来。后来萧乾还收到沈从文的一封亲笔信，说他一旦去世，不许萧乾参加追悼会、亦不许他写悼念文章。萧乾在遗稿里写道，他并不认为老师真的要申请入党，他只不过用这种方式来表明，自己并没有像学生那样沦为次等公民，只是想在政治上占一个上风罢了。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融合解冻，但由于种种外界因素，最二人终未能见上一面，以尽释前嫌。

      诚如一首打油诗所说，“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几十年来，中国文坛上类似这种互相整治、冤冤相报的事例不胜枚举。如当年违心去批判胡风的巴金，到头来自己也成了文坛“黑老K”；几十年一贯正确的周扬，不但文革时遭受厄运，到晚年时也难逃被人批判而无处申辩的困境。萧乾对这件事的态度上，学生对老师的理解过于宽容。仔细分析一下，只能用在政治高压下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性格软弱、人性扭曲来解释。按理说，这两位作家都是属于自由知识分子，都很难见容于那种特殊的政治气候与与高压环境，他们都曾以自杀的方式来抗拒过所谓的思想改造，但又都大难不死的活了下来。在另一方面。为了改善自身的生存环境，来适应社会的生存机制，他们又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官方所说的“坏分子”划清界限、也会违心地或主动地用向党交心等方式，去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来换取一个较好的生存环境。

      对此，我们可以从新近出版的31卷本《沈从文全集》新增佚文中找到作者心灵轨迹转化的零碎答案。作者在文革期间上交的思想汇报《劳动感想》里，一方面忏悔自己“脱离人民过了六十多岁，过的完全是寄生虫的生活，不以为耻”；另一方面，又企盼着“但手中的笔还得用，将可用到讴歌这个地方人民的一切新成就。”看看这些沉痛的语言，不是告别旧我迎接新我的反思又是什么？所以，沈从文主动与自己的学生划清界限、说出自己正在申请入党的话语，都可视为是在非常时期里，人的生存本能的一种正常反应。诸如此类的事情，人们已经看得很多了，像名震天下、学养丰厚的大学者如冯友兰、周一良、魏建功诸人，都不免晚节不保，去依附权贵，谄媚事主，谁又能保证沈从文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呢？要知道，几十年来，有多少开始还有些骨气的知识分子，都是在这种左右摇摆和彷徨动摇之间，才逐渐丧失掉自己的自由精神与独立人格的呀！

      ——2002年12月28日写于沈从文先生百年诞辰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