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读书周报

■陈惠芬

　　吴俊《并非“一文二作”的张爱玲佚文》（文汇读书周报6月20日）说，读了张爱玲英文原作《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的译文及译后记，明白了原来此文并非是《更衣记》的“一文二作”，而原本就是另外的一篇文章。我接着要说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性，突然写下了这般“纵论”三百年来中国人的生活和服装的文章（无论两文是怎样的关系），是不是还当问一问“渊源”何在呢？

　　海外有研究者曾提供过有关线索，惜乎不为人们所注意。据邵迎建（东京女子大学）的研究，张爱玲在香港读书期间曾有两位老师对她产生了重要影响，除了人们已知的给了她“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的佛朗士，还有一位未为人知的是中文教授许地山。邵认为张爱玲从未明确提到过许，是因为她的行事风格，愈是对她影响深的人愈是“沉默是金”，邵的这一解释其实并不圆满，颇可保留，但此处不宜展开。我们且只来看许地山与《更衣记》有何“渊源”关系。

　　许地山1935年受聘于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一直工作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几个月，因劳累过度而回家养病，不久病逝。任职期间，他对中文学院的课程设置作了诸多改革，后人记叙说，“港大中文学院于1927年创设以来，因为时代的关系，还是偏于记诵之学，许先生来了之后，把课程分为文、史、哲三组”，“前人治史，多注重朝代兴革，许先生则不但要讲政治史，还要讲文化史、宗教史等。”许懂英语、日语、德语、缅甸语和梵文等，曾两次到印度考察研究佛教，同时是著名的新文学作家，教书创作之余，并谱词曲、善琵琶、精插花，对服装、古钱币等都有研究。1935年天津《大公报》的《艺术周刊》曾分八期连载了他的长篇论文《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文章细述清兵入关以来至近代中国大动荡中女性服饰的沿革情况，洋洋万言中，既有“社会生活与经济政治都与衣服的改变有密切的关系”的论断，也有“女人底衣服自明末以至道光咸丰年间，样式可以谓没有多大的改变”，而如今“宽衣大袖已渐改成纤小”、“在衣服底形式上，最受影响底是领子和衿头”等等的考据，并附有图像百余幅。有材料说，许地山在中文学院期间，曾以英语讲授《中国服饰史》，1939年11月10日还为“中英文化协会”作过题为《三百年来中国妇女服装》的讲演，此次讲演活动的情况记载在了次日的《星岛日报》上。

　　再说张爱玲，她1939年入学香港大学，自述“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我真的是发奋用功了，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我能够揣摸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样功课总是考第一。有一个先生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没给过他给我的分数。”我们不知道这位先生是谁，但1939年许地山每周在中文学院任课的时间在二十小时以上，加上因为人手的关系，文、史、哲的很多课程都由他亲自讲授，张爱玲受过他的课是无疑的。“有疑”的只是因为后来战火毁掉了学校一切的记录，令今天的人们不能确切地知道她的选课情况。但从《更衣记》来看，开口“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开国的时候，因为‘男降女不降’，女子的服装还保留着显著的明代遗风”，“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则不难肯定，即便当年她没有听过许的讲演或服饰课，为了写Chineselife and Fashions或《更衣记》，也一定“补读”过许的研究，并从中获得了启发和“底气”。而在给《二十世纪》投稿时，附上了亲手绘的十二幅相关的服饰发型图，不也可以看出许的“启发”吗？

　　说这些当然不是为了否定张爱玲的“天才”和创造性，听过许地山服饰史课和讲演的人有许多，而只有张爱玲写出了至今仍脍炙人口的《更衣记》。但显然地，“天才”也需要启发，所谓天才，不过是那些特别善于吸收和有领悟力的人，张爱玲无非如此。但愈是简单的道理似乎愈是容易被忽略，今天的人们显然更愿意把张爱玲认作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