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超

　骆一禾是后新时期以来为中国现代诗作出很大贡献的青年诗人之一。他是海子生死相托的朋友，他与这个高迈的、激情的、短命的诗人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他的意义却在于他和海子不同的方面。这体现在，海子的诗是

个人化的、狂热的，在扑向光明的旅程中，伴随着一种阴郁的心境。海子不但对以知识论为基础的世界文明绝望，而且最后发展到对人类肉身的绝望；而骆一禾则沉毅、谦抑地对待人类智慧、传统，并在诗中广阔地设下了朝霞、血涌和新理想主义初萌般的静寂。

　　海子辞世后骆一禾倾其全力投入对海子诗歌的整理、推介工作，可以说，没有骆一禾与西川的努力，海子光辉的诗歌的影响力决不会如此迅速地广被中华文坛（又岂止是文坛）。朋友们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骆一禾的离世，与他在短期内整理、推介海子诗歌而使自己身心过度劳瘁有关。然而，正因如此，骆一禾在当时就被诗歌界只是定位为海子诗歌的“倾听者”，这种定位一直到今天竟未曾改变。而我以为，如果说新生代诗人中有谁被真正遮蔽了的话，那么首先就是杰出的诗人骆一禾。这位诗人离开我们将近20年了，20年就是一代人，而逝者的精神应该生还了。

　　置身于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时代语境中，要坚守一种理想精神，已是很困难的事。我们见识过那些浮泛的伪“崇高”的叫喊，那不过是利用了人类的“伦理固定反应”写出的道德高调。这类诗遭到有敏识力的读者的厌弃是当然的事。但是，我们不能不加细辨地一律排斥崇高和理想主义精神，不能忘记诗乃是人类向上精神的闪灼。骆一禾的理想主义是发自内在灵魂的，是对人类精神历史有足够了解后所得出的个人内在道德律，他从不以自恋的诗句表达“成圣”的僭妄之心，而是追寻大地上的人的精神“修远”。骆一禾诗歌的复现语象，有与中国古典诗和西方经典诗歌“陈陈相因”之处。这种共时的文本间性，使其带有健康、简劲和缅怀的力量。它们不是匆匆写成的、天启的、梦幻的，而是定居型的、内气远出和经得起原型批评的。如果说，诗是一种令人难忘的语言，骆一禾诗语的难忘则在于它是人类伟大诗歌共时体上隆起的一种回声，是已成诗歌的万美之美印证着它。骆一禾是较早注意到现代诗与传统之间有着不可消解的互文性关系的诗人；他通过写作把这种关系具体化。缜密的知性和辉煌的抒情，表现出这位拥有宏大目标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热衷的精神“修远”一元性态度。

　　骆一禾的重要诗作《修远》，从精神维度上与屈原《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密切相关。他在诗中表达了诗人应“是被平地拔出的”持志前行的人文精神履践者。他的方向是“北方”，因为就精神坐标而言，北就是向上。“金光出于北方”，诗人在北斗中畅饮，“方向的诞生／血就砍在了地上”，诗人说“与罪恶我有健康的竞技”，因此，诗歌不仅是语言的技艺，不仅是情感的宣泄，还是人精神的修持历练。在他看来，精神的上升或孤独自我获启是一体的。这使他敢于浑身大火“在一条天路上走着我自己”：

　　这远方的太阳：深渊的火

　　精神寒爽，独自灿烂

　　不使我被庸人和时代所赦免

　　再如：

　　在黑暗的笼罩中清澈见底是多么恐怖

　　在白闪闪的水面上下沉

　　在自己的光明中下沉

　　一直到老、至水底

　　这场较力是不祥的。但骆一禾没有像现代诗人那样表现自己的骚动不宁或激愤，他用一种天乐齐鸣的清音冲淡了诗中善恶对峙的强烈效果。他的“向下”之路（“在自己的光明中下沉”），更像是为精神升入“屋宇”之巅所铺设的台基，而不是通过“我”的失败来亵渎神圣的缺席。如果说在骆一禾某些诗中（特别是那首有名的《日和夜》）也显豁地呈现了怅惘和阴郁，那也只是表明在他生命的瞬间展开中，“天空预示般地将阴影投在你的头上”（荷尔德林《日尔曼尼亚》）。这种天空的“阴影”是高不可及的，几至造成对诗人的压迫、审视，这与那般由自我迷恋走向自我怀疑和毁灭的诗人，不可作同日语。正像诗人所说，“黑暗是永恒的，而光明／必须运行……”

　　骆一禾的诗节奏缓慢、平稳。在错落不齐的诗行中，他试图以插入短促尖新的独词句来调整节奏以造成跌宕效果。但很少能充分实现。他太有耐性了，情感一丝一缕抽取出来，深念美德的诗人，难以漂亮地实现“爆发”状态。但也恰缘于此，使骆一禾诗歌的语音及句群，像是坚定驶往“圣地”的方阵，称颂、肃穆、永不衰退。因此，如果说海子的诗歌不乏庄严长号的启示之音的话，谦逊的骆一禾则说要将自己的诗歌“装入排箫”，在黑暗中轻声吹奏，和雨后的新月一起带给人夙夜匪懈的交流、沟通和对话。

　　在诗学立场上，骆一禾强调身心合一意义上的性灵本体论。但他反对由此导向“放纵主义”（Bohemianism）——这是我们常见的诗人性灵扩张的后果。怎样整合这一矛盾状态？他选择了永恒理念图式对性灵的加入。这种“加入”，使个体生命的性灵本体论不再按这个概念的准确内含体现于他的诗学中。因此，他的诗学意志很难施放于广大的诗人／读者，他们宁愿放弃他的诗学而专注于他的创作本身。这无论如何是十分可惜的事。在贫乏的时代，诗学立场要想征服众人，最简洁的办法是走各式各样的极端，以令人目眩的片面的强光，刺瞎读者的视力。而他太像个宿儒了，他不屑于说：“嗨！此处严禁行走！”

　　骆一禾钦崇的是“美神”（他的惟一一篇完整表述诗学立场的论文即以此命名），他企望以此变衍生命、重建信心。他的诗即体现了此种至美至善的纯一性。也许他想对世人说“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此诫命”。但他不像海子那样以从天下视的先知的方式说出，他更像是一位地上的义人，不仅是“想起方向的诞生／血就砍在了地上”，而且“修远／我以此迎接太阳／持着诗”，“有一片晒烫的地衣／闪耀着翅膀……有一层深思在为美而想”。就我个人的喜好而言，我或许更倾向于骆一禾的态度。亲切，友善，触动心房。这个平展着红布的目光清澈的诗人，是谦和的仁义之士。

　　骆一禾的长诗《世界的血》《大海》等，无愧于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大诗章。它们展示了知性的绵密力量，却又将之和谐地融汇于高迈放达的激情和想像中。这是智慧的、挑战的，又是困惑的、老式的；它将宽广的语境和精雕细琢的细节含义共时呈现，将悲慨的缅怀和朗照的前景化若无痕地衔接在一起。在组织的精心和情感的高贵方面，它们不同于五四以来任何时期的文学风尚，它更类似于一种近乎天意的绝对诉说，那是“亚细亚的疼痛／足金的疼痛”。无论是其精神内核还是其构成形式，这些诗都堪称典范。从整体来看，这些长诗的主题是精神“还乡者”的处境。诗人试图以此再造新时代的“中世纪”。救赎的单纯，墓志铭式的赞颂，和午夜降临的悲剧气质，都被一种准神示著述般的习语裹挟。这种迂阔又高蹈的主题类型，使他既像是一个精神济贫院的执事，又像是一个承担人类前途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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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我受托为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编一部名为《对话与独白》的诗学文集，约骆一禾寄来了他的长文《火光》手稿。在我刚刚编定此书时，传来了诗人过世的消息。当时在我脑海里闪现的是骆一禾的诗句：

　　谁的肋骨里倾注了基础的声音

　　在晨曦的景色里

　　这是谁的灵魂？在谁的

　　最少听见声音的耳鼓里

　　敲响的火在倒下来

　　这些诗至今依然在我脑海逡巡，未曾稍事冲淡。这样一位杰出的诗人，在现代汉诗的历史上，旷日长久地被称为是“倾听者”，受到如此严重的遮蔽，这不仅是诗坛严重的失察，也表明人心的冷漠与势利，我们谁都没有权力更不应有胆量和心肠再继续沉默下去。捧读厚达近900页的《骆一禾诗全编》（上海三联版），我感到它不仅唤起了80年代理想主义的记忆，即使对新世纪的人们而言，更不乏心智的启迪，灵魂的濯洗。读这样超越时代的诗，我们会置身一个“问—答”结构，即今天我们问的越多，骆一禾的诗就会对今天说的越多。而如果听任如此杰出的诗歌被遮蔽，我们实际上是遮蔽了自己。敲响的火如果倒下，就让它站立起来，再铮铮作响。骆一禾的死，正像奥地利杰出诗人与思者霍夫曼斯塔尔一样源于脑血管突发性大面积出血。在此，我且以霍夫曼斯塔尔的诗句祭献骆一禾在天之灵：

　　那时，与我们共同度过漫长岁月的人

　　和那些早已入土的同胞

　　他们与我们仍然近在咫尺

　　他们与我们仍然情同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