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杂志 　　文/李万庆

　　2000年1月20日，中国诗歌学会授予昌耀首届“厦新杯·中国诗人奖——1998至1999年度诗人奖”。授奖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授奖辞说：

　　昌耀对于中国诗坛而言，是个特殊的现象，他超越于凡俗，卓然独立于高原之上，以雄奇、高邈、博大、精微，塑造了自己的诗歌品格……

　　昌耀是不可替代的，如青铜般凝重而朴拙的生命化石，如神话般高邈而深邃的星空，我们深深感谢他留给诗坛一个博大而神奇的认知空间。

　　可是这种荣誉对于昌耀来说来得太晚了，他不仅重病不起，没能亲自前来领奖，而且他的生命已经难于挽回地正在快速进入倒计时。

　　昌耀是中国当代诗坛和中国百年新诗史上的一个异类。他既是西部高原上的囚徒又是圣者，既是诗人又是哲人。昌耀与其他西部诗人一道，创造了“西部诗”这一我国80年代诗坛上与朦胧诗双峰并峙的奇观。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昌耀的诗已经超越了西部诗的域限，从而走上了对生命和存在意义的叩问，表现出对人类精神家园的终极关怀。

　　由于昌耀诗风含有古奥玄秘的因素，独树一帜，绝无依傍，加之地处西北边陲和自身性格木讷、守拙，不善交际，这使他的诗一直处在主流诗歌的边缘。因此在80年代，除少数知音，并没引起诗坛的广泛重视。直到90年代，随着诗歌喧哗后的相对沉静，昌耀诗歌的思想和艺术才逐渐被一些有远见卓识的诗人和诗评家所认识。早在1988年，已故青年诗人骆一禾就说：“昌耀先生的诗歌作品，是中国新诗运动里那些最重要的实绩和财富之一。”10年后的1997年，著名诗人、《人民文学》主编韩作荣在为《昌耀的诗》所作的序言中称：“他的作品，即使和世界上一流诗人的诗相比，也不逊色。”他是“诗人中的诗人”。现在韩作荣和骆一禾对昌耀诗歌的评价，已逐渐被诗坛所理解和公认。但目前诗坛对昌耀诗歌价值的认识，还只是冰山的一角，昌耀的诗歌属于未来。

　　因诗罹难

　　昌耀，本名王昌耀。原籍湖南桃源。1936年6月27日生于湖南常德市一个有着七个兄弟姐妹的大家庭。昌耀早年丧母。父亲王其桂和伯父王其梅，从青年时代即投身革命。父亲王其桂曾任薄一波领导的抗日决死队的指导员，后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伯父王其梅早年即为中共党员，曾是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以西藏自治区最大的“走资派”受迫害身亡。昌耀的父亲在解放战争中因从豫东军分区作战科任上逃回家，被视为叛离革命，后来虽然主动自首，但仍被判刑两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兴凯湖船上作业时落水亡故，可能是有意落水，但求一死。

　　1949年秋，昌耀在原籍桃源县立中学读书期间，即背着家人报名参军，被湘西军政干校录取，后因年小怕鬼，不敢起夜而常常尿床，被家人领回。转年，他又偷着去部队应召，于1950年4月被38军114师政治部录取为该师文工队员。当时他只有13周岁。昌耀在回顾这段生活时说：这是我此生最不忍的一幕——与母亲的“话别”。每触及此都要心痛。那是开赴辽东边防的前几日，母亲终于打听到我住在一处临街店铺的小阁楼上。她由人领着从一座小木梯爬上楼时，我已不好跑脱，于是耍赖皮似的躺在床铺上蒙着被子装睡。母亲已有两个多月没有见到我了，便坐在我的身边唤我的名字。她摇着扇子边为我扇风边说：“罪过啊，这么小的孩子就要出远门了。”她还说：“知道你不肯跟妈妈回去，可妈妈不是来找你回家的，只是来看看你。”妈妈刚一走，我就一骨碌爬了起来。我扶着阁楼的窗棂向外看去，母亲穿着一件很宽大的蓝色碎花布衫，打着伞走在细雨中的青石板路上，一摇一摆地走远了。我竟没料到这是我与母亲的永别，因为第二年她就因病去世了。当时我驻守辽宁铁岭，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立刻号啕大哭起来。但很快我被告知，“军人不应该哭”。于是我突然不哭了，走到一边独自抹眼泪……

　　昌耀于1951年春赴朝作战。1953年6月，即“停战协定”签字前的十余日，昌耀在元山附近身负重伤，在医院昏迷了好多天才醒来。他的脑颅骨凹陷，鼻子塌了，门牙也摔掉了，死神擦肩而过。他被送回国内治疗。

　　1955年6月，昌耀在河北省荣军中学完成高中学业，并因热爱文学发表了部分诗文，受到当地文联领导的重视。当时他可以升入中国人民大学或其他重点大学学习深造，也可以留在河北省文联工作，并与他那位保定师范的叫作小露的姑娘从恋爱到组成幸福的家庭。然而，开发大西北的热潮却比这些美好的前程对昌耀更具吸引力。昌耀后来说：“那张贴在我荣校宿舍床头的宣传画，画面是一位背负行囊侧身向我的女勘探队员。背景是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岭。画面题字为——将青春献给祖国。画中人成了我崇拜的美神！我觉得自己应当属于这一群体。”终于他在当年自愿报名来到青海。两年后的1957年，昌耀却因在《青海湖》第8期上发表《林中试笛》等两首小诗成为“右派”，做了22年青藏高原劳改营中的囚徒。那时他只有22岁。昌耀万万没有料到，他满腔热血地奔向大西北，却因歌唱大西北建设的诗歌而罹祸，他爱诗如命，即因诗而受难。

　　爱的慈航

　　1958年4月，昌耀被单位押送到湟源县日月山下的农村监督劳动改造，住在一位叫贡保的土伯特(藏族)老人家。老人有一男三女。全家人对这个戴眼镜的善良书生产生了好感。贡保老人实际成为昌耀的保护人。

　　三个月后，昌耀因为对自己的处理不公喊冤，写下近万言的《辩护书》被罚罪加一等，成为镣铐加身的监狱囚犯。囚犯干的都是最重最累的活。他修水利，挖土方，完不成定额就被戴上脚镣干活，脚脖子被磨出血来。他还被派到西宁新生铸件厂带着手铐学习炼铁技术。

　　1962年，昌耀终于熬过那饥饿的年代，从同伴饿毙的尸骨中侥幸活了过来。经过三年管制劳教，他被从狱中释放，安排在祁连县八宝劳改农场就业。极度紧张的苦役压抑了他的亲情和爱情。现在他可以相对自由了，可是亲人在哪里？家在哪里？身在边荒，他无法沟通。这时他忽然想到当年有救命之恩的贡保老人一家。他想去看看老人一家，顺便取回判刑前寄存在那里的三个皮箱。很庆幸他总算按照原址找到了老人。老人一家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欢迎他的归来。昌耀在这里又重新找到了“家”。贡保老人在临终前把儿女叫到跟前嘱托说：“你们要和昌耀和睦相处。因为他是你们的亲人，你们的兄弟，是我的朋友和儿子！”这句话让昌耀冻僵的心溶化了，他苦难的心如获神谕得到了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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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昌耀因“右派”身份，婚姻四处碰壁的时候，贡保老人的二女儿尖尖却默默地爱上了他。昌耀根本没曾想，也不敢想，直到有一天尖尖把一只用彩色丝绒绣的香袋递到他手里时，他止不住怦怦心跳，这才意识到以“戴罪之身”能够获得一个土伯特少女的定情之物，是多么珍贵！于是他把香袋作为护身的宝贝，昼夜贴紧自己的心窝。可是他却不敢公开表白。等到昌耀鼓起最大的勇气去求婚，尖尖却已经与别人订了婚，他终于错失了这珍贵的爱情。

　　11年后的1973年，老人的三女儿，即那个在二姐尖尖怀中长大的莞玛措(汉名杨尕三)也已长到了18岁，出落成一个非常漂亮、让许多本族小伙子争相追求的姑娘。这位土伯特女孩，却爱上了十多年前二姐曾经爱过而今天仍然独身的昌耀。昌耀做梦也没有想到，爱神会来自同一个家庭。在二姐的支持和怂恿下，比昌耀小19岁的莞玛措按土伯特人的风俗习惯，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男到女家，将昌耀入赘家中。

　　土伯特的婚仪特别严格。婚礼数天前男女不能再见面。昌耀被安排在一个离女方家不远的村子住下来，专等女家来人接他。结婚前一天，昌耀被一位年长的妇女穿戴一新并用柏烟“香沐”。这是为了祛灾避邪，遇难呈祥。结婚那天一早，在太阳没出来之前，昌耀被女方派来的人扶上披红挂绿的高头大马，绕村一圈来到莞玛措家的门前。立刻，鞭炮齐鸣，篝火熊熊。昌耀下马后脚不能直接沾地，而是踏着一张张雪白羊皮铺成的圣洁之路，进入院子。在正房的花堂里，亮着一盏盏酥油灯，供奉着祖先的灵位及贡保老人的遗像。莞玛措身着一身民族新装与昌耀互相敬酒后一起走进洞房。洞房的炕桌上点着小山似的用酥油做成的马儿灯。两位新人相向默默坐听天国神灵的祝福。仪式结束，昌耀要回到原来的住处，三天以后才能重进洞房。这种婚仪，带有浓重的藏传佛教意味，使昌耀着实感受到了从受难到被超度升入天堂的慈航历程。

　　这一动人的传奇佳话，奠定了昌耀自传式长诗《慈航》的思想基础。这首被称作“高原上竖起的诗的丰碑”，构成昌耀诗歌整体“骨架”的长诗，展示了爱和良知对生命和灵魂的拯救。昌耀在这首长诗中，以自身苦难的经历，创造了一个苦役西部荒原的流放者的形象。当他濒临死亡的绝境时，他才感到“彼岸”土伯特人的“大经轮在大慈大悲中转动的叶片”，“彼方醒着的这一片良知，是他唯一的生之涯岸”；他才从土伯特老人临终的遗言与他的爱女——女性爱情的轻风吹拂和香草的护佑下得到灵魂的净化与超升。“慈航”蕴含着的是从炼狱到天国的心路历程。全诗回荡的一个主旋律是“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昌耀视爱为宗教，并贯穿在一切作品中的那种博大的救度精神，其源盖出于此。昌耀在这首诗中称土伯特这个部族为“良知不灭的百姓”，称这片土地为“这里是良知的净土”，称自己的恋人——土伯特女儿“黄昏里放射的银耳环”是“人类良知的最古老的战利品！”由此可见，诗人是以良知作为最高的人格追求。

　　《慈航》虽然以宗教仪式作为全诗的基本结构，但与宗教徒把对苦难的拯救寄托在虚设的上帝或神身上根本不同，而是转向人的自身。昌耀认为，爱也是一种心理“结构”，它虽然有赖于后天的教育和经验诱发，但却作为一种人类文明进化的心理积淀，一种集体无意识原型，存在于人类生命的先在结构之中。这是昌耀经由《慈航》所做出的最为重要的发现。基于这种发现，昌耀才视爱为宗教加以崇仰，并愿为爱而殉身。

　　西部生命的灵魂

　　昌耀是大西北无数生命的灵魂，因为他以自身的苦难被深深地楔入西部高原的岩层之中，与那里的一切生命同感同化，融为一体。西部大自然最原始的生命力、西部恢弘博大的文化精神早已渗透到昌耀的血液、灵魂之中，成为一种与其个性气质、艺术信仰相契合的艺术素质。

　　作为西部的生命之魂，昌耀的诗歌体现在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两个方面。一是对西部大生命即“民族精神”的整体把握；一是从直观感觉的具体切入。这使昌耀的西部诗，既显示为单纯、博大，又体现出多彩、精微的不同特色。

　　在昌耀的《旷原之野——古疆描述》《青藏高原的形体》《巨灵》《一百头雄牛》等一系列诗中，有一个跨越时空、无所不包的“巨灵”形象。“巨灵”是昌耀对西部自然、历史、文化的人格化象征，呼应于80年代中期现实改革的大潮，从西部的自然和历史中汲取民族雄强之风和民族自信力，是这些诗的创作主旨。“那土地是为万千牝牛的乳房所浇灌/那土地是为万千雄性血牲的头蹄所祭祀/那土地是为万千处女的秋波所潮动/是使精血为之冲动、官能为之感奋、毛发为之张扬如风的土地。”西部又是“织丝的土地”，是“烈风、天马与九部乐浑成的土地。”“照耀吧，红缎子覆盖的接天旷原/在你黄河神的圣殿，是巨灵的手/创造了这些被膜拜的饕餮兽、凤鸟、夔龙……/惟化育了故国神明的卵壳配享如许的尊崇。”而昌耀经常被提及的是标志着西部原始强力和悲壮搏击精神的那“一百头雄牛”：“一百头雄牛噌噌的步武/一个时代上升的摩擦。”一百头雄牛，一百九十九只犄角，扬起一百九十九种威猛。号手独握那一只折断的犄角为号，呜呜吹奏。“一百头雄牛低悬的睾丸阴囊投影大地”，垂布天宇，感知“一百种雄性荷尔蒙穆穆地渗透了泥土/血洒一样悲壮。”这是一种气壮山河的雄强民族精神，是一种雄性的力之美和悲壮的进军气势。它表现的不是西部的一枝一节，一山一水，而是对西部所合纳的民族精神的整体把握，所以被表现的一切无不具有生命感和象征性的力量。

　　西部在昌耀的笔下，不仅是单纯博大的，也被作了多彩而精微的描绘，在这些诗中，西部高原上的一切——人、动植物与非生命之物，无不呼吸着生命的气息。

　　在蚀洞斑驳的岩原上空，“老鹰的掠影一片飘来的阔叶/斜扫过这金属般凝固的铸体/消失于远方岩表的返照/遁去如骑士”。而在坎坷不平的岩原上与那个受难囚徒同行的却是一匹“跛行的瘦马”，“听它一步步落下的蹄足/沉重有如恋人之咯血”(《踏着蚀洞斑驳的岩原》)。但是由于昌耀对西部的深爱，使他常常忘记自己的囚徒身份，不论复出前或后，他都在热情地拥抱着高原上的一切，并视之为有生命的存在。他惊异于“朝向峨日朵之雪的太阳，正决然跃入一片引力无穷的山海；”他要让自己的诗稿像“一张张光谱”扫描出——“这夜夕的色彩，这篝火，这荒甸的情窦初开的磷光”；他夜行在西部高原，不时地看见“大山的绝壁”，“推出一扇窗洞，你夜的樱桃小口，要对我说些什么”。生命既是诗人主体精神的对象化，也是想像的结果。因此，昌耀能从对石核累累的熔岩的“虔诚抚摸”中“拼读大河砰然的轰鸣，胸腔复唤起摇撼的风涛”；也能从“夜气膨胀”中，看到“大山浮动”。特别是昌耀凭他的艺术直觉，对生命的律动，表现得细微而精妙。比如，他抓住“一撮春天的泥土”，对泥土与阳光的“角力”进行了这样的描写：它们僵持不下而喘息，它们摩擦，痛苦地“分泌出黄体脂”，“阳光晶体刺入泥土润湿的毛孔”，泥土在被刺后“挛缩抽搐”。它们“相互吞噬又相互吐出”，它们“相互威胁、挖苦、嘲讽，又挤眉弄眼紧紧地拥抱”(《凶年逸稿》)。又如昌耀写高原上湖水“翠绿的水纹”，总是重复着一个不变的模式:“像诱惑的微笑在足边消散，随之，另一个微笑横着扑来”(《风景·湖》)。这种微妙还特别体现在对西部高原荒寂的禅静描写：“听见日出的声息蝉鸣般沙沙作响……/沙沙作响、沙沙作响、沙沙作响……”“静谧的是河流、山林和泉边的水瓮。是水瓮里浮着的瓢”。这“沙沙”的日出之声，与“雄鸡的肉冠”、“岩羊的雄角”和“结伴而行的农艺师”产生着和鸣。于是“沙沙的潮红”，“从东方的渊底沙沙地迫近”(《日出》)。全诗的生命节奏是日出的“沙沙”之声，而日出又引动了一切生命的和鸣，而这一切生命的和鸣又烘托着无边的禅静。这日出的“沙沙”之声非它，而是高原特有的空旷和昌耀特有的想像力的展翅之声，天籁之声，是昌耀用自身的灵性潜听，与西部的自然、生命相应和的生命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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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敬的唐·吉诃德精神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整个90年代，这十多年间是昌耀的思想和诗歌创作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当结束了80年代初、中期以西部诗为标志的博大、雄奇、高朗的歌唱之后，他逐渐放慢了脚步，诗的调子也有些低沉喑哑。他在思考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当物质生活显著丰富之时，精神却在萎缩。面对着不断重生的钱权合谋现象和道德底线的下滑，昌耀陷入了深思。加之，自身家庭和生活的变故，使昌耀直探生命和存在的意义，从主要关注外部世界转入对人本身生存价值的思考。

　　进入90年代，社会风气的恶化加上家庭婚姻和事业上的屡屡受挫，使昌耀的内心处于极度熬煎之中。他自言1991年“较之哪一年都更忧郁：人事、世事、身家事，举步艰难，我不知如何解脱”。他自称自己是被围困在“城堡”中的人，“苦闷异常，但我不知何时能够奋起冲出来”(见1991年8月3日给笔者的信)。

　　昌耀于1973年同贡保老人的三女儿杨尕三(即莞玛措)结婚后，生活虽然清贫却是幸福的。这位土伯特妻子为昌耀生有一女二男。1979年昌耀的“右派”身份得到改正，全家由祁连山下八宝农场搬进西宁，靠昌耀一个人的工资，支撑这个五口之家。昌耀的这门亲事，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昌耀对自己的婚姻生活越来越感到不满和痛苦。昌耀希望尽快结束这段婚姻、追求更合理幸福的婚姻也在常理之中。但先是内心道德的拷问，后是女方坚持不同意离婚，使昌耀长期忍受着婚姻的折磨。直到分居三年后的1992年7月，他申明“决不再作妥协”，才得以正式离婚，并承诺房子交给原妻和儿女住，自己净身出户，并承担他们的生活费。

　　90年代初，昌耀离婚前后，有三位女性先后走进过他的生活。第一位是卢文丽小姐，即昌耀信中的“SY女士”。这位年轻美丽而又多才的女诗人，深深地吸引了昌耀，使昌耀进入了“恋爱的季节”。在女方看来这只是一种可贵的“友谊”，但在昌耀的字典里却变作“爱情”。结果昌耀对这位纯真可爱的“SY”献出了灯蛾扑火式的全部热情，这种热情催发了他有所低落的诗情。这场纯粹的“精神之恋”却让昌耀付出了烧伤自身的痛苦代价。但昌耀对爱情的追求是不会止步的。就在热恋于卢女士的稍后时间，昌耀又爱上了一位当地吴姓中年女子，他就是昌耀诗中常常提到的“篁”。如果说昌耀对SY的爱表现为一种迟到的“青春激情”，那么他对“篁”的爱更多表现为对情人兼母性的特有依恋。但是经过多年的感情酝酿，到了谈婚论嫁时，他们又分手了。这使昌耀又一次经历了“肝肠寸断”的痛苦和伤情。不过这位吴女士毕竟是有情有义的人，就在他们分手之后，一旦听到昌耀得了重病，又马上回到他的身边，端水喂饭，处理脏物，一连几个月，直到昌耀临终。另外，据一位长相不错的回族王女士讲，昌耀曾与她共同生活过10个月。

　　第二件事是事业，即昌耀自己的诗集出版长期受挫。从昌耀第一部诗集在1986年出版到他的第二部诗集《命运之书》在1994年出版，经历了整整八年时间，这中间有多部诗集已经编定，在出版社搁置多年，活活夭折了，这是让昌耀最为痛心的事。迫不得已，昌耀决定自费出版《命运之书》。该书出版的一年前，昌耀即在全国重点及地方文学报刊打出广告：“诗人们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备述自己自费出书的辛酸和无奈。并在答读者问中说：“这是一本书的自救，也是精神的自救，——不媚俗，不告饶”。可惜打算印一千册的书，只收到数百册预付款。迫不得已，昌耀的一位热心朋友，背着书稿到北京找个体书商。书商们一律尊昌耀为“大诗人”，但出书的先决条件是能赚多少钱，能“包销”，于是只好碰壁而回。最后昌耀只得向命运告饶，几经交涉由青海人民出版社接手出版。

　　从婚恋的失败到出书的受挫，在90年代这10年间，昌耀的内心一天也没有平静过。在婚恋和事业上，昌耀都是全力以赴，献出自己的全部热情不留后手的人。他从来不善于保护自己，所以最后受到伤害的总是自己。朋友戏言：在诗歌中你能摧毁一切，而在生活中你却能被一切摧毁。昌耀只好默认。90年代的生活和情感经历已经把昌耀推到了精神的绝境，使他真正经历了一次次“情绪死亡”，这不能不使他对人的宿命和生存意义作出人本性的探索。如果说昌耀前半生遭遇的是一种人身被剥夺了自由的前苦难，那么他生命的最后10年经历的则是绝望与希望交替，“死而后生”最终悟得存在真谛的后苦难。

　　生命与存在的真谛是什么？昌耀在 作于90年代的诗中对此作出了简要的回答。其实早在80年代末期，昌耀就通过《燔祭》组诗中的《噩的结构》和《箫》两诗，指出：“恐惧原是人类的本性”。“噩”就是对死亡的恐惧。“噩的结构”像“爱的结构”一样，它先在性地存在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因此，死亡和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宿命。昌耀对人类生存宿命的这种基本认识，接近于存在主义思想，即表现了“失去意义之源和存在必然性的人本身的荒诞处境和悲剧命运”。

　　因此，揭示存在的荒诞，求索生存的意义就成为90年代昌耀诗歌的基本命题。《迷津的意味》一诗写了两个从城市逃遁出来的企图登上“小圆山”而迷了路的人。当他们沿着老者指引的唯一山路登上山顶，“面对遍山井然排列的大小坟包，才如梦初醒，无比澄澈。”渴望登上天堂，却不自觉地走向地狱，岂不荒诞！在另一首诗中，一件晾晒在高楼的白色连衣裙，在暴风雨的吹胀下，变作一个“空心人”，与暴风雨撕作一团，互相扭打，却终难逃脱。这阴森可怖的“空心人”又何其荒诞！尤其在《火柴的多米诺骨牌游戏》一诗中，社会各色人等共同在寻找一种极易得到的东西：火柴。“有火柴吗？”这是一种“整体性的精神迷狂”，即一种集体精神蒙昧。昌耀在这些诗中把我们带进了魔幻境地。当自我作为主体丧失了存在意义的时候，他只能陷入精神的迷津，只能是“空心人”徒作挣扎，也只能跟着感觉走进“整体性精神迷狂”。这种“寓真于诞”的表达方式，透视了生存、生命、存在的悖谬。

　　在命运颠仆的绝望中，昌耀彻悟到生命和存在的无意义。他在答深圳友人的诗中切肤地感到生存的“疲惫是一种灰色调”，“疲惫的人是逐步沉向孤独的动物/只剩下了活着的感觉。”但“最感痛苦的唯有精神的缺席。”他甚至从“不复分辨梦与非梦的界限”、“生死与否自己同样活着”、“千古人物原在一个平面演示一台共时的戏剧”等这样一些荒谬的生存和生命状态中痛彻感到“意义空白”。但是马上，昌耀又从相反的方面作出“意义的求索”，他要以“刚健有为”的意志作“灵魂的自赎”。于是一个“灵魂受难者”深夜沿街发出老狼似的长嗥。这“正是灵魂在命运的磨石上蘸着血水磨砺时发出的那种痛苦的声息”。于是这个“灵魂受难者”虽然受到命运的“致命一击”却挥泪感叹：“命运啊，你总让一部分人终身不得安宁，让他们流血不死，然后又让他们愈挫愈奋。”这些诗语，让我们看到了鲁迅《野草》中那个“抉心自食”，“创痛酷烈”的精神探索者的影子。在昌耀的诗中，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既洞彻了存在的荒诞和无意义，又以“必求一死”的搏击精神不断地去求索生命与存在意义的思想。最后，昌耀向生存宿命发出了挑战：“永远的至死不悟。永远的不成熟。永远的灵魂受难，永远的背负历史的包袱……”这就是昌耀，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唐·吉诃德军团的士兵。至此，昌耀已完成了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只看到人的存在的荒诞和绝望，却不从人的自身去寻求自赎与拯救的超越。

　　生命的最后时刻

　　2000年3月23日上午9点45分，昌耀在患肺癌医治无效的病痛中，乘人不备飞身从医院的三楼跳下，一代大诗人就此结束了64年的生命。今年6月恰好是他诞生70周年忌辰。

　　昌耀的诗歌创作成绩骄人，80年代他写的“西部诗”与90年代求索生存本真的诗歌，这两方面取任一方面，都足以构成他作为大诗人的资格，因此从创作上说，他是个精神富有者；但在物质上他又是个清贫者。从分居到离婚后的十多年间，他把房子让给前妻、儿女，自己搬到省文联的办公室去住，至死他都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住房。这种流离失所的生活使他不时地变作西宁街头的“看守”。为了支付前妻和孩子们的生活费并攒点钱供小儿子读书，他多少年一直节衣缩食，每日三餐以粥、馒头、面条凑合。直到查出癌症，为了省钱也不想住院，最后不得不强行将他送进医院。

　　昌耀性格内向，不善言谈更不善交际，甚至对生人怀有难言的警觉。有一次昌耀到宾馆去看一位朋友，朋友让他先在房间里看看报纸等他一会儿。不料当朋友推门回房的刹那间，看到昌耀突然两腿收紧，头往下缩，浑身团成一个“受惊的刺猬”。昌耀对朋友痛苦地说：“习惯了，改不了啦！”

　　昌耀又是一个天性活泼的人。他曾以一个宗教问题吊起朋友的胃口，却又悄声耳语说：“我不告诉你。”他曾为诗人韩作荣的生日聚会，破例唱起了情歌而震惊四座。……

　　但综观昌耀的一生，不仅多灾多难，而且是一直处在寂寞孤独之中。前半生他是个被动的“政治受难者”；后半生他又是个主动对灵魂作出拷问的“灵魂受难者”。可欣慰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不仅有儿子陪护身边，而且他离婚后先后爱过的三个女性，在他住院后都来到他的身边。卢小姐由滨海飞到他的身旁，献上了十一朵玫瑰，并为抢救他的生命作出最大的努力；吴女士一直陪护在他的身边，以情人的身份尽了一个做妻子的责任。

　　昌耀在生命的最后总结自己“一生追求完美”。他又曾以猎人放归自己的退役老马为例说，这样的老马“定然不再还”，“定然不再回头”，“他定然不让人看到自己奄奄一息的丑陋”。这匹“老马”就是昌耀。临终八天前，他为卢小姐写下了生命中最后的一首诗《十一支红玫瑰》。临终前，他穿戴整齐，先让最贴心的吴女士为自己唱了一首他们平日里都喜欢的歌，然后乘其不备，飞身一跃……

　　留下的是他通体的生命美、品格的高贵和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