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深秋，我正在玉树草原上游历。那时巴颜喀拉山以南的黄金大地隐隐泛动着冬天的味道；结古寺站立的岭顶，夜晚飘落一层雪，次日被太阳的金汁涂得煞白。此后的几天，风雪将从远一些的地方赶来，在我的心上镂下一个圣徒走远的背影：“我从白头的巴颜喀拉山走下。/白头的雪豹默默卧在鹰的城堡，目送我走向远方。”(昌耀：《河床》)。

　　是的，又一个冬天要落在昌耀先生以前漫步的高岗。我何以循着水源的方向从大清早急匆匆奔向那里？从夜深时醒来而心向旱獭了无踪迹的荒丘？进而向水泽渐竭的莽原迈进？难道只是为吸几口他曾经吸过的冷冽之气？徒然找寻他已被风雪湮埋了的履迹？我在玉树的几个夜晚被这个诗歌的苦行僧占有了。他离开尘世六年之后的九月，我翻阅已被看过无数次的《命运之书》，内心依然鼓胀：

　　他，是不能忘记的；他，不可被忘记！

　　在我居住的西北边城，昌耀先生的生活印痕早已盖满了时光的浮尘，可供人唏嘘的只是无聊之徒们的闹剧。而他的诗歌，已经越过了所对应的地理背景而被更多逐渐重视他的人吟哦和传诵。当这个现实中和悲剧紧紧连在一起的伟大诗人终于脱离了苦难，静坐天国俯视人间苍茫，也许很早就明白：被时间筛滤存留后世的作品，其实以他的生命熬成，它的重量是生命的几何数。生前困顿，是生活对先生的戏弄？或是宿命？而2000年3月离世前两天他被冠以“诗人中的诗人”，我不知先生在病榻上接受这一荣誉时想到了什么。此后的一个夜晚，我的朋友告诉我，那一刻，先生流泪了。但我知道那并不是喜悦或激动的泪水。他明晓自己的身体境况，那时或在这之前，先生大约就决定了获得安宁的方式。两天后的早晨，他扑向升起的太阳。他，急于想回到母亲身边。

　　昌耀先生给我留下了远去的孤独背影。2001年暮秋，诗人、诗歌评论家燎原先生为写昌耀评传，从威海专程赶到西宁搜寻资料。我和青海女作家肖黛、诗人杨廷成、葛建中陪他在一个落雪的早晨前往祁连，那里的巴宝农场是昌耀因诗歌罹祸遭放逐的地方之一。我们在中午抵达了县城，同行的青海民院张教授站在街上指着左侧一幢楼房说：“以前这里有个书店，我和昌耀几个人买过书。”他手指向的更前方，见证了昌耀蒙难日子的牛心山戴着雪帽，在正午的阳光下清冷如以前；对面，跨过黑水河上的一座水泥桥，昌耀曾经栖身过的拉洞台如一尊默兽伏在秋日下。拉洞台紧傍黑水河，是右岸隆起的一大块较平阔的旱塬。塬上散落几十付依土墙搭建的庄廓。院外墙根堆着农民积攒的土肥。张教授说，他们改造的时候，这里叫拉洞台一队；往往是大清早，几个“右派”蹲在土肥堆顶背英语单词，而昌耀先生则躲在屋里看偷偷藏起来的《文心雕龙》。那一段日子，书于昌耀无疑是生活里的阳光。现在，土肥堆静静卧在风里，而上面消失了那些人过去的身影。昌耀们蜗身的土房也多已破旧或被翻新，再也看不出从前活动的痕迹。秋天的太阳照着，七十多岁的张教授回忆往事语调平缓，仿佛那些没有发生过。在他的心里，那个年代大概是一个不可被释疑的梦。在那面秋风忽紧忽慢的高台，他漫不经心捞起了梦境中浸泡的一幅生活底片：他们结束矿山的劳动赶往拉洞台，路过一片森林时昌耀不走了，他放下背着的行李，铺在草地上伸展身体躺下。谁也走不进那一夜昌耀的心，这个十四岁开始军旅生活，十七岁在朝鲜战场负伤离开火线的湖南男子，在西北一隅的夜空下，好像放开了心的缰绳。他说：“我不走了。/这里，有无垠的处女地。”他说：“我在这里躺下，/伸开疲惫了的双腿，/等待着大熊星座/像一株张灯结彩的藤萝，/从北方的地平线/伸展出它的繁枝茂叶。”他说“而我的诗稿/要像一张张光谱，/描绘出/这夜的色彩，/这篝火，这荒甸的/情窦初开的磷火”(昌耀《荒甸》)。这首诗，写于1961年。那一夜，他燃起的篝火照亮的地方按常规只有方圆数米，周围和他的前景一样黑暗。他为何在西北漆黑的夜里独自一人与荒甸为邻？也许在夜风的呼啸中他找到了另一个自己。

　　看似木讷的昌耀，内心其实极为细腻和敏感。从祁连回来的路上，几幅和先生交往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交叠，但没有一幅能和他的荒夜独眠图联系起来；他后来给我的印象完全没有诗歌《荒甸》中的狂放之气，相反，他在人面前不自觉流露的怯懦和警惕，常令我有从他身边逃走的念头。记得1987年7月第一次拜见昌耀，我只在他西宁小桥湟水河边的家中坐了二十分钟。那天先生多半在被动地回答，没有主动说一句话，而且身体端坐在一个方凳子上，二十分钟一动不动。他的目光仿佛在逃避，从不和别人的接触，始终对来者保持高度的警觉和提防；回答简练且声音很低，极像一个等待家长或老师训话的孩子，局促不安。我不忍看他的窘相，撒谎说要去亲戚家便匆匆离开了。临出门，先生说：“我要给三个孩子炒洋芋，他们的妈妈去建筑工地干活了。”声音中含着几分歉疚和不安，好像犯了错似的。这一年，距他“摘掉荆冠，我从荒原走来”已过八九年时间。

　　再见昌耀时已到1996年的5月，我离开西宁去兰州谋生前和先生告别。期间，我再没拜访过先生——我想，对他最真挚的尊敬，就是让他享受安静，任何形式的会面，都是对他的折磨。那时，他已从家中搬到西门口青海省摄影家协会的办公室居住。办公室里外两间。里间摄协的人办公，外间昌耀生活。昌耀的房子几无陈设：一张单人床，一面三人沙发，屋中间放着一个巴掌大的电炉子。他告诉我：“我掌握了牛奶熬粥不溢的窍门。”样子很骄傲。整个下午，我俩谈论西宁新近几家味道不错的牛肉面馆和羊肉泡馍店。他说，平常心情好的时候，他会在外面吃一碗牛肉面或羊肉泡馍，心情不好就在电炉子上熬南方黑芝麻糊喝。过了几天，我在水井巷给他推荐的一家牛肉面馆见到了他。先生坐在墙角，低头吃面，手中拿着三四串羊肉串。我不敢惊动他，悄悄退了出来。

　　之后的几年，先生的消息零零散散传来，我忙于生计，几乎和他断了联系，但从心底里希望那些传言仅仅是传言。这个脱下了大山的囚徒囚衣的跛脚男人，这个土伯特人的朋友、亲人和儿子，这个祈祷“一切还会照样平静”的极地居民，这个洞悉“信仰，是一种恒大的爱”的太阳人，实在没有理由再过窘迫的生活。可是命运再次捉弄了他，不久我就听到了他罹患癌症的消息。我过了一天去青海省人民医院看他。当时他躺在传染病科病房走廊的病床上，明显消瘦，精神状态很差。他以微弱的声音对我说：“病房里住着好几个，一个病人整晚上喊叫，我休息不好，搬到楼道里来了。”我陪先生坐了一会儿，没说多少话，看他疲倦，起身离去。两天后，我带着五岁的女儿探望昌耀，他还是躺在病房走廊的床上。我让女儿叫了声“爷爷”，昌耀蜡黄的脸上浮出少有的微笑，示意伺候他的小姑娘剥开床头柜上的橘子，给我女儿吃。女儿认生，不肯要，他有些着急，咳嗽起来。我急忙替女儿接过橘子，他才停止了喘息，脸上又浮出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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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昌耀被安排在高干病房。他就在这个病房里接受了中国诗歌学会对他的颁奖。未过几日，他把自己六十五岁的生命融进了初升的太阳。

　　“一切平静。一切还会照样平静。”昌耀果然“不再搽拭铜壶或礼器”，他拔高诗歌的高度后，像个顽皮的男孩悄悄躲在天堂一角，看人们惊愕于他的预言：“一弹指顷六十五刹那无一失真。青山已老只看如何描述。”。那么，你“逆大河而行，退至时间，退至羲和御日歇马夜宿的那片草场，溯源物华天宝，自忖已潜抵人神未分的那枚胡核桃，然后沿河而下”的太阳人，请“将天堂的泥土踏回尘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