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燎原

　　199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系列诗歌丛书“蓝星诗库”，推出了《昌耀的诗》这部诗集。这是昌耀诗歌生涯中的一件大事。首先，出版这部诗集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中国级次最高的一个出版社，具有一种国家规格上的庄重感。其二，“蓝星诗库”是该出版社在世纪末，意欲总结中国当代先锋诗人写作成果，而着意打造的一个品牌。它的选编宗旨是：“在当代诗歌史上已经成名，并构成了中国新诗新的传统”这类诗人的诗集。颇富意味的是，由于是总结“中国当代先锋诗人”的写作成果，所以，“蓝星诗库”的入选者，无一不是中青年先锋诗人，诸如海子、西川、食指、王家新、于坚等。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年龄群体中，时年已62岁的老昌耀，却被纳入其中。还记得昌耀的《听候召唤：赶路》一诗吗？在该诗那段与青年先锋诗人模拟性的竞技中，他曾表达了“我不甘落伍”的深刻渴望。而眼下的这个事实，仿佛就是对他永不落伍的老先锋形象，特意给予的一个认定。

　　对于昌耀来说，这部诗集还有这么两个特征：其一，它厚达430多个页码，是他此前所有诗集中容量最大的一部。其二，首印一万册。这是当代诗歌出版中一个顶级性的数字。而这样一个印数，则无疑体现了出版社对昌耀诗歌之于读者召唤力的信任。

　　这部诗集的序言是诗人韩作荣写的，他对昌耀的诗歌，用了“诗人中的诗人”这样一个标题，进行了定位。这个说法似乎来自于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评价，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的演讲中这样说道：“我们之所以选择了荷尔德林，并不是他的作品作为林林总总的诗歌作品中的一种，体现了诗的普遍的本质，而仅只是因为荷尔德林的诗蕴含着诗意的规定性而特别地诗化了诗的本质。在我们看来，荷尔德林在一种别具一格的意义上乃是诗人的诗人。”此时，韩作荣把它拿过来移植在昌耀的头上，应该是在反复掂量了之后，觉得不再需要掂量的一个定位。就在这篇序言中，韩作荣这样写道：“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评价昌耀：他的作品，即使和世界上一流诗人的诗作相比，也不逊色。今天，我仍然认为此言并非夸饰，他是当代为数不多的、用汉语写作最好的诗人之一。”

　　也是在1998年，还有一件迟来的好事：昌耀与青海省的另外6位作家一齐，被正式评聘为国家一级作家。这一工作在全国其他省区早已开始，但在青海却是首次。评聘了职称，便有相应的工资兑现。这件大事解决了之后，两年前就已到了退休年龄的昌耀，于这一年的7月正式退休。

　　《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中精神之旅的完成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昌耀的诗》，国家一级作家的评定，这三件事情在1998年聚合在一起，形成了昌耀诗歌人生的一个巅峰。但事情还没有完，接下来的1999年，由北京大学教授洪子诚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赶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时相继出版。而“世纪末谁将进入文学史”的争锋与期待，也由此给出了答案。被这两部文学史所描述的“中国当代文学”区段，上自1949年的建国前夕，下至它们出版的1999年之前。而中国一北一南的这两部文学史，都给予了昌耀以特殊的位置。北大版的文学史将昌耀置放在《“归来者”的诗》这一章节。该章节专题论述的诗人共11位，从艾青开始到昌耀为止。复旦版的文学史在近50年的时间区段中，专题论述的诗人总共17位，从胡风起始到海子为止，其中的昌耀被放在《来自大西北风情的歌唱》这一节进行了专门论述。在此书附录部分的《当代作家小资料》中，对昌耀有这样的介绍：“他的诗以张扬生命在深重困境中的亢奋见长，感情和激情融于凝重、壮美之中。其新边塞诗将饱经沧桑的情怀、古老开阔的西部人文背景、博大的生命意识，构成协调的整体。近年的诗作趋向反思静悟，语言略趋平和，有很强的知性张力。”

　　由此，已经自我完成的昌耀，被嵌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星光大道”。翻开《昌耀诗文总集》可以看到，自1998年2月的《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之后直到他2000年3月去世，在这两年的时段中，他仅留下了7篇诗文。虽然，他实际上的写作量不仅仅只有这些，在他未最终修订的遗稿中，还有《苏州歌舞团三人舞〈春之韵〉》《月亮地的伐木者》等等共11篇诗文，但这所有的作品，已是松弛、散淡心境中的写作，不再能看见精神痉挛状态中的那种奇峰突起。

　　关于昌耀在这段时间中的日子，我们在他去世后大量的回忆文章中，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这就是众多的内地青年诗人，前往位于西宁西大街昌耀所借居的办公室，对这位江湖隐士式的诗人的造访。此外，便是一些电视台或摄制组对他的访谈，包括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摄制组，为“西部诗人昌耀”录制的一个电视专题片。这个专题片在昌耀去世前和去世后多次播出，其中有昌耀在高原草场上行走的镜头，有当年生活在青海的瞿弦和，此时作为一个朗诵艺术家，在青海朗诵昌耀诗歌的镜头。对于昌耀来说，这似乎算得上风光。一种熬到了这个份儿上的恰当的风光。

　　但有人却仍从电视专题片中看到了辛酸并感觉到了心酸。比如新疆的青年诗人沈苇，就因他所看到的一个电视画面，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而在此前――中央电视台播出《中国大西北》，摄制组将昌耀作为西部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而给了几分钟的镜头，我们的诗人显然受了摄像机的惊扰，在青海作协（应该是摄协――燎原注）那间办公室兼宿舍的房间里忙乱着，说些听不太清楚的话，我在电视画面上突然看到桌上一大堆书稿旁边放着一只脏脏的醋瓶，就是西北贫穷农家常见的那种――那时，我流泪了。”

　　这原本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醋瓶子，但出现在这种性质的镜头中，就成了一个现代主义的、不无反讽意味的黑色幽默符号。

　　一位青岛青年诗人的文章还有这样的记叙：终于见到昌耀后，昌耀张罗着用电热器为客人烧水，但却久烧不开，仔细一看，原来是电热器早已坏了，而他却不知道。这位青年诗人随即跑到楼下买来一个新的电热器，才喝上了水。

　　总之，这些文章所记叙的，无一例外地是昌耀日常生活的清苦、寒伧，但在我的解读中却凸显着这样一个信息：昌耀对这样的生活早已安之若素。正如他自己诗歌中的描述：“尘埃落定，大静呈祥。”（《螺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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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中，从1999年初起，昌耀开始动笔书写他的一个自传体作品――《我是风雨雷电合乎逻辑的选择――昌耀自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导雪汉青女士后来回忆说，她和周围熟悉昌耀作品的朋友，都对昌耀的经历感到好奇，并渴望知道其中的细节。但昌耀似乎并不愿意多提及他的往事，因而始终给人以含含糊糊的感觉。所以，她曾建议昌耀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昌耀则表示以后的日子还多，他愿意先写诗，“经历”以后再写。

　　那么，昌耀在此开始书写这个自传时，是在潜意识中感觉到，是书写它的时候了？并且，作为对自己一生的回顾与检视，这还应该是一种舒缓、从容的书写，一种直到他告别写作生涯之前的最后的书写。但他却没有料到，自己的人生竟是如此的紧窄，就在他悠悠徐徐地启动了这一书写，又时而被其他题材的想法和写作所中断时，没想到致命的病魔突然来临。最终，面对从北京赶到他病床前的韩作荣和雪汉青，他只能悲哀地感叹：来不及了。

　　是的，这是一篇昌耀至死都未完成的作品，仅写了约6千字。从他的出生到小学毕业为止。大致上是他的童年时光区段。这6千字篇幅中的童年时光，无论从它提供的超量的细节性的信息，还是那种图像拼贴式的传奇性的表述方式，都可让人把它视作昌耀晚期最重要的作品。

　　这篇作品共分五个部分，开篇为《如梦乍醒》，记叙了他出生之后留存在记忆中的两个镜头：一是拽着一位夫人的手，顺着一架红漆楼梯蹒跚走步―这是在他的出生地，也就是他父母常德的宅居；二是被一位夫人抱坐在一部小汽车的后坐上，在另外一个城市的某个关卡接受剪票――记叙的实际事件是他作为祖父的“特使”，随大人到武昌登报寻找外出投奔革命的伯父和父亲。第二章为《女眷留守的城堡》，记叙了他桃源乡下王家坪的老家，作为当地的豪门大族，一座城堡式的建筑布局和萦绕在牌位、匾额、烛烟中空旷没落的诗书气息。由于这里的男主人们先后外出闯荡，所以，这又是一座只为三两个女主人与家丁留守的空城堡，他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就在这里度过。第三章《无意于宴居的父辈们》，对他的父辈――五男两女传奇经历的介绍。第四章《早年，我是一个比较爱哭的孩子》，对自己从小爱哭秉性的回忆：没有缘由的哭，姑母和母亲以爱抚或吓唬来阻止，仍禁不住地要哭。“直到我成人之后，我才理解孩子的哭除了因病痛原因而外，多半是出于内心的躁动，是一种感情的发泄”――这也许正是他此后作为诗人的天性因素之一。世界上许多天才性的诗人，都有着异乎常人的“缺陷”或者叫做特性。然而，“及至我走入社会……每当内心郁郁不平无处诉解，也曾希图有一种欲哭的冲动，但泪泉却似乎干涸了。”第五章《难忘的尚忠小学》，他在先是自己家族私塾的王家祠堂，而后改为尚忠小学的这个地方，从私塾启蒙的童子到小学生的回忆：“填红帽儿”的毛笔字练习，背诵儿歌童谣，以及一个躲逃进学校的男子，被冤家扭出教室，连开十几枪当场毙命后，冤家骑马扬长而去的惊心动魄的一幕……使人油然联想到湘西山地民风的强悍。

　　这当然是属于昌耀的私人时光记忆，之所以重要，首先因为它是昌耀这样一位在当代诗歌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诗人，一个人生区段的完整资料。因此，这一个人资料，便成了当代诗歌史研究资料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假若没有它，昌耀早期的身世背景，就可能成为一个“终古之谜”。其二，在这样的个人记忆中所萦绕的，是一个时代、家族、地域风土的纷纭信息。而由于昌耀在此大量细节性的描述，因此，他实际上给出了一个可以依托这些细节来联想推断的，更广大的信息空间。

　　其三，它是作为诗人的昌耀，在诗歌、理论随笔类文字、以及散文之外，惟一一篇带有小说结构和叙事元素的作品。一位大诗人在叙事世界呈现的卓尔不群的文本意蕴，不但使作品本身意味盎然，也使我们通过这件文体意义上的孤品，领略了昌耀在叙事世界的特殊能力。中外诗人操持小说笔墨的为数不少。大部分是以诗为主，有的是平分秋色；另有一些最终是小说成就大于诗歌，比如帕斯捷尔纳克。但还有其他的个例，比如以诗人身份著称的莱蒙托夫，却以他的小说《当代英雄》，占有了一个专业小说作家不能抵达的高度，并被称作“俄罗斯社会心理小说的开端”。昌耀对《当代英雄》传奇性的叙事风格和神奇的地域风情感受至深，而他的这篇“自叙”，便凸现着一种民国乱世时期，湘西山地潮湿神秘的传奇品质。

　　诚然，这仅仅是一部带有小说元素的纪实性作品，但即便是这样的锋光一现，也让人对昌耀的小说能力无法不产生遐想。

　　在这之后的1999年8月，昌耀又写出了一篇文体角度上标准的散文――《故人冰冰》。此文约3500字，写得饶有趣味。

　　冰冰实有其人，属于80年代西宁文化艺术圈子中的一个知名人物。概括地说，他是一个具有良好的表演艺术天分和号召力，却因不被体制内的文艺界认可，时而陷入尴尬的艺术青年。他曾经的艺术身份为西宁某区“工人文化宫业余文工团团长”。这个头衔算得上显赫，但却是“业余”的。应该说，冰冰是中国同类艺术青年中，较早体会到体制性尴尬的人。一方面，他天生才赋难自弃地要在表演艺术上有所作为，并受到他的“团员”们的拥戴；另一方面，则被体制内人士视作志大才疏而冷落。但冰冰还必须为了自己的“事业”而造访名流寻求认可；在许多时候，也就必须以在自己的文工团受到崇拜的心态，而在另一个世界去委曲求全。

　　以此可见，冰冰虽不属于昌耀笔下社会底层系列人物中的一员，但却是社会夹层中的一个尴尬人物。从他身上折射出的这种尴尬，使昌耀“为之难过”，为之不平；而从他身上焕发出的那种奋斗者的顽健，以及时而灵光一现的喜剧色彩，则又在昌耀笔下唤起了一股亲切幽默的情感。

　　冰冰和昌耀其实只有过一次往来，这就是作为文工团长的他，带着他的一位“次长”，登门造访昌耀，为文工团筹划的一场“昌耀诗歌作品朗诵专场”，而征求昌耀的授权。但这惟一的一次接触，却给昌耀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但见冰冰体魄魁梧、气质不凡，为了赢得昌耀的认可，他还把原本就“振荡如洪钟的膛音”，尽量控制得丝丝入扣，凸现其低音区音质的华美。而一个业余文工团果真能操办成功此事吗？自己的诗作又是否适合朗诵？昌耀以试试看的心态，回应了这位先锋艺术青年的美意。然后就慢慢地遗忘了此事。

1982年，携子王俏也，与友人燎原（左）、南广勋在西宁

　　但若干时日后，文联的一位同事却向昌耀转述了“演出成功的喜讯”。并描述了当晚在一个大学礼堂，冰冰对昌耀《大山的囚徒》的精彩演绎：当帷幕开启，冰冰身穿一件破棉袄，腰间扎一圈儿草绳，两手袖在破袖口中立于舞台中央。一圈暗绿色的舞台灯罩在其前额，使之如同面带菜色，一副哀矜的模样。俄顷，他忽地摊开双手，仰面苍天朗声告呼：　我是大地的士兵。

　　命运，却要使我成为

　　大山的囚徒……

　　如此准确还原历史情境的到位演绎，既使昌耀感动，又使他心生疑窦：冰冰在表演设计时，何以会有囚徒腰扎草绳这一灵感呢？最后几经打听，才得知冰冰原本就是西宁南滩“新生区”劳改单位的管教人员。那里，曾是1958年的昌耀劳动改造的地方。

　　但接着，冰冰就从昌耀的视野中彻底消失了。数年后，当昌耀无意中得遇冰冰文工团的那位“次长”，方得知冰冰早已远渡重洋，成为一个身居新西兰的皮毛商。比之当年尴尬的表演艺术家的身份，在众人的眼中，此时的冰冰就无异于一位当代英雄。这使昌耀为之深深感慨并怅惘：“在遥远的新西兰，‘皮毛商’或将衣锦还乡。然而那个被历史定格的‘艺术家’不可能再回来……”又一个不无传奇色彩的故事至此戛然而止。

　　然而，这个传奇故事的续集，却上演于昌耀去世5年之后的2005年7月。此间，“第6届中国青海结构调整暨投资贸易洽谈会”大型文艺晚会――《同一首歌·走进青海》，在西宁举行。那天晚上，冰冰令人惊奇地出现了。

　　他是被两位节目主持人，以特邀嘉宾的身份邀请上台的，随之，是主持人对冰冰这样的身份介绍：出席此次洽谈会的海外投资商，新西兰某皮毛公司总裁。“大家大概还不清楚，他原先就生活在咱们青海，并且从事过表演艺术。现在，请大家鼓掌欢迎他和我们一起主持节目……”接着，就看见冰冰以成功人士的得体和意气风发站在麦克风前，并用曾使昌耀倾慕的音质向世界致意：青海的父老乡亲兄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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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出堪称绝妙的喜剧。不知早已成为骨灰的昌耀，此时是否在另外的世界，成为冰冰一个“骨灰级”的欣赏者？

　　而《故人冰冰》这篇带有温暖的轻喜剧色彩的散文，则是昌耀整个写作生涯中的绝笔。

　　在昌耀的晚期，还有一篇作品是完成于1998年1月22日的《音乐路》。写的是一个盲眼乞丐，每天顺着城区固定的线路行走，而他之能在人海车流中避免意外，是因为夹在他腋下的导盲杖，在沿街的金属栅栏触出愉悦的乐音，一路导引所致。从而使之恍若每天行走在能听到天堂福音的“音乐路”上。因此，原本更应绝望的他，“脸上总是比常人更多挂满笑容”。

　　另一篇，是1999年1月，昌耀对自己写于不同时期的若干个“断章”残篇，整理汇总成的《20世纪行将结束》这首长诗。此诗的“残编7”――也就是整首长诗的结束部分，没有实质性的文字，只引用了德国诗人海涅的一行诗句：“文词结束之处，音乐即告开始。”

　　是的，“音乐”这个此前零散在昌耀作品中的普通语词和概念，此时却以在这两件作品中的集中出现，显示出一种特殊意味。昌耀一生的写作历程所呈示的，是一条从轻到重的道路。由1957年前后洛尔迦民谣体的轻灵飘忽，而逐渐凝重；至1979年复出后的“流放四部曲”，而为大块堆垒的沉重；至80年代末期的《听候召唤：赶路》和《哈拉库图》，而为内心撕扯的痛楚；继而进入荒诞生存中无以言说的荒凉；直至《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里，走向最终的宏大和庄重。而此时集中显现的“音乐”意识，却体现着从重到轻的幻化――人间俗世物质性的肉身，向着超越尘世的灵魂化和音乐化的转换。这一切，无疑都是发生在他的潜意识之中，是顺从着超越意识支配的心灵福音的指令。由此，如同那位罹受着人生之大不幸而又乐天知命的盲人乞丐，他踏上了一条脱离苦海而抵达澄明的音乐之路。　　桂冠与情义

　　1999年9月26日，昌耀感到身体不适，胸闷、头痛、并伴有咯血。而此时，他的身边却没有那种足以依靠并且是生死相托的亲人，遂让儿子俏也去找修篁阿姨。这是从1996年底两人分手后，昌耀与修篁的第一次联系。与昌耀分手后，修篁与那个药材商经过数个月的短暂婚姻，接着便果断离异，重又过起了独身生活。此时，昌耀在陷入绝境又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再次想到了修篁。修篁闻讯后二话没说就赶了过来，一看事情不容懈怠，就先把昌耀从办公室接到自己的家中，随之又告知了省文联。10月12日，昌耀住进了青海省人民医院――西宁人习惯沿袭“文革”时的名称，把它叫做“东方红”（医院）。

　　仔细想来，昌耀与修篁真是在情感和缘分上“斩不断，理还乱”的一对冤家。昌耀在咯血时分与修篁的这种依存与扶持，以及昌耀自身的人生影像，让人禁不住就想到了他写于1962年的那首《踏着蚀洞斑驳的苔原》：“在我之前不远有一匹跛行的瘦马/听他一步步落下的蹄足/沉重有如恋人之咯血。”

　　昌耀住院后，随着“腺性肺癌”的确诊，省文联办公室的同事建议他转往专业性的医院――青海省第二人民医院的肿瘤医院治疗，以增加治愈希望。

　　10月28日，昌耀转院。但此后经过近两个月的治疗，并无明显疗效，就在这个时候，昌耀却突然要求出院。何以如此呢？出自一个让人非常沮丧的原因：因为医疗费的百分之二十需要个人自负，而昌耀则希望省钱。

　　12月22日，昌耀离开医院前办理了家庭病床，住进修篁的家中。

　　据修篁后来描述，那是一段让昌耀死去活来的日子――昌耀精神上的痛苦已经结束了，现在，是实实在在的肉体上的痛苦。修篁说：每天晚上，他都要好几次地问我几点了，觉得自己已实在熬不下去了，好像都等不到天明。

　　昌耀在病重期间除了治疗，忍受病痛折磨，继而就是等待死亡之外，他还做了些什么？答案是令人吃惊的。在意识到自己身患绝症后，昌耀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加速了他那篇《自叙》的写作，并终于赶在他还有动笔的气力之前，做了一个区段性的完整了断。一篇6千多字的文章，昌耀却使尽了力气。在他的遗存资料中，光是这篇文章，就有三个不同的“版本”。一件是他用铅笔抄写的已经成型的文稿，然后又在上面反复圈画修改。其二是修篁用钢笔抄写的一份，昌耀又在上面做了校订性的修改。其三是修改完成后的一个电脑打印稿。

　　第二件事情的工作量更大，这就是编辑整理《昌耀诗文总集》。到2000年1月17日，昌耀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住院之前，《昌耀诗文总集》的编辑整理工作，由昌耀全部交割完毕。

　　昌耀大概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文革”中曾更名为“东方红”的青海省人民医院，成了他人生的终点。而直到此时，他仍没有摆脱如影随形的尴尬。

　　住院之后，身为著名诗人、并且还是青海省政协常委的昌耀，却没有够格的实际行政职务入住“干部病房”，而被安排在嘈杂的大病房。2000年1月20日，因同病房中一垂危病人吵闹不宁，实在无法忍受的昌耀坚决要求搬出。由于其他病房同样人满为患，便要大夫为他在走廊增设了一张病床。这应是他尴尬人生处境又一个小小的象征：他不但在社会生活中无家可归，即使住进医院后，却仍无容身之所。关于这一事实，上海的《新民晚报》随即做了报道。

　　但也就是从此开始，他漫长的孤独人生，却逐渐趋向高潮性的繁华――陷入生命绝境的昌耀，突然成了国内众多媒体和西宁公众关注的焦点。据昌耀去世后省文联的那份公告描述：“住走廊之事被不明真相者炒作，一时间西宁城沸沸扬扬。”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田源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亲自出面，并明确表示，根据昌耀的成就和影响，他可以住进“干部病房”。其实昌耀本来就是“干部”，干部住进干部病房应该不是一个问题。而这里的“干部病房”，实质上是“高级干部病房”的通俗性称谓。于是，三天之后的1月23日下午，昌耀撤出走廊晋身为“高干”。

　　接着，田源部长又多次前往医院探望昌耀，并与院方商谈治疗方案。与此同时，青海省文化、新闻、艺术界与昌耀相互敬重的一些官员和友人们，不断地来到昌耀的病床前。

　　随之，1月26日的《西宁晚报》又爆出这样一个信息：“《昌耀的诗》备受读者欢迎，在市内几家大新华书店销售火爆。外面有许多人都在关注着他的病情，众多的读者都在祝福他早日康复。”

　　再随之，还出现了这样的一幕，一对下岗的青年职工夫妇，带着《昌耀的诗》和水果前来探望昌耀，临走时又掏出了400块钱，要留给昌耀治病―这是下岗职工的思维，也是最真诚的人民的方式。昌耀流泪了，但他坚决退还了钱，心头贮满了情。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青海的诸多媒体开始密切关注昌耀的病情和医疗进展，并进行跟踪式报道，继而对昌耀进行人物访谈。还有一家媒体，派出它们的摄影记者跟踪拍摄“昌耀的最后时刻”，并约请当年身居青海，此后调往外地的昌耀的故人们，书写有关昌耀的文章，以组织专版。此外，北京、上海、广东的一些媒体，也通过各自的信息渠道，开始加大报道昌耀的消息。

　　昌耀的“亲友团”闻讯次第赶来。

　　修篁在病床前全程负责，昌耀的女儿王路曼和次子王俏也昼夜轮流看护。孩子们他娘杨尕三也时而来到病床前。另外一个在时间上遥远的人物，则以影子的形式在昌耀面前出现，这就是60年代昌耀的恋人，此后他应该称之为“二姨姐”的杨尖尖。昌耀于此再次感受到了一种民间方式的情义――尖尖在日月山下抓了10个野鸽子，指派儿子送到昌耀的病床前。按民间的说法，野鸽子能对人体起到大补的作用。

　　然后，这10个野鸽子又被送到杨尕三的家中，由杨尕三动手炮制：每次一个野鸽子，4个冬虫草，再加上人参、党参混合炖煮，然后送到昌耀跟前。在一段时间内，昌耀的一日三餐，都由杨尕三做好后派子女送去。另据杨尕三介绍，日月乡她娘家的一干亲戚，闻讯后也要到医院探望，但此时的昌耀已心情非常烦躁，因此表示了谢绝。

　　昌耀与杨尕三离婚后，经过数年的冷漠期，又逐渐回复到一种“故人”的状态。有一次，昌耀专门去了杨尕三打工的单位，谈有关房子的问题。他对杨尕三表示，假如你以后不再嫁人，这套房子就永远留给你和老三（王俏也）。此后，文联在市区的北大街新建了家属楼，比原先的房子面积大，但需要为差额部分交一笔钱，昌耀又去征询杨尕三的意见，问她是否愿意调换。仍然是由于钱的问题，杨尕三决定放弃。昌耀随之表示，这样也好，现在的这个房子也足够住了。

　　1997年，昌耀与王阿娘结婚后又与杨尕三见了一面，杨尕三对昌耀开玩笑道：听说你这次给新娘子买了项链、戒指，但当年给我什么也没买，我亏了，你得补偿我。几天之后，昌耀就果真给了杨尕三500块钱。

　　到了1999年上半年，昌耀又过起了单身生活，这时的杨尕三患了胆结石，为了省钱，便决定去她娘家所在的湟源县住院。临走之前尕三去找昌耀：你搬回来住，我去湟源住院。昌耀说，你住完院还能再不回来吗？尕三赌气曰：不回来了，回来后家里也没个人，太寂寞，没意思。

　　据杨尕三讲，与昌耀离婚后，她一直有复婚的想法。当初自己年轻，心野、爱玩，现在这么一把年纪了，就想着该有个完整的家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因此，她此番找昌耀的这么一种表达，也就有了借此机会先把昌耀请回来再说的这么一层意思。但昌耀已断无此意。虽然如此，他却颇为友好地给杨尕三出主意：一个人呆在家里也的确寂寞，你可以买两只鸟儿来务心慌。后来，杨尕三就真的买了一绿一黄两只鹦鹉，养在笼子中。但是，两三个月之后，其中的一只鹦鹉用嘴抬开笼子的门――飞了。接下来的三几个月之后，昌耀就住进了医院。

　　……

　　昌耀的长子王木萧也来了。对于这位曾跟自己动过手，然后形同陌路的长子，昌耀至此仍未捐弃前嫌。此时26岁的木萧不但已经结婚，而且不久就要做父亲了。木萧来到病床前伺候，昌耀冷漠拒绝。木萧拿出自己的手机，让父亲与湖南的姑母、姑父（也就是昌耀的小妹葛惠仙及丈夫）通电话，昌耀仍然拒绝。木萧苦苦相劝，昌耀终于被说动了，但他要求木萧离开病房，之后才通了电话。　对自己与父亲间的恩怨和此时病房中的情景，王木萧在几年后所写的《父亲，我长大了》这篇文章中，做了这样的回忆：

　　“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叛逆期，我好像在那段时间里特别讨厌看到他，甚至诅咒他死掉，如今父亲不在了，留给我的是无法弥补的悔恨和思念。

　　“……我守候在他的床前，默默地注视着熟睡中的父亲……看到父亲的满头白发和瘦骨嶙峋的身体，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在我的哭泣声中父亲醒了，我突然感觉到要为父亲做些什么，从小到大，我没有照顾过父亲一次，今天我要为父亲洗一次脚。我马上打来一盆温水，放在床下，轻声地说：‘爸爸，我给你洗洗脚吧！’父亲没有应声。我轻轻地托起父亲的双脚，父亲固执地缩了回去……我又一次捧起父亲的双脚，这次父亲没有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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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光相视中，我看到父亲眼角隐藏的泪水……我庆幸在他的有生之年能给他洗一次脚，并且还得到他的原谅。”

　　其实昌耀表情上的冷漠，并不能否定他内心血缘亲情的炽热。这其中还有这样一个插曲：就在这最后一次住院之前，当他得知王木萧的妻子，也就是自己的大儿媳不久之后将要分娩，便开始为自己未来的长孙起名字。不知这期间他进行了多少奇怪而有趣的文字组合，最后留在一张纸片上的名字则有两个：汉风、唐仪。住院之后他又为此郑重地嘱咐杨尕三，生下的要是男孩，就叫王汉风；若是女孩，就叫王唐仪。

　　2000年4月25日，在昌耀去世一个月零两天之后，他的长孙女王唐仪出生。小人儿王唐仪没有见过她的爷爷，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将会越来越深切地感觉到，自己有过怎样一个珍贵的爷爷，并会因此而自豪。

　　还有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人也来了――是与昌耀有过8个月婚姻的王阿娘。王阿娘是在女儿从报纸上看到昌耀病重住院的报道后，得知这个消息的，于是，就带着回族人的美食羊肉汤和大饼，前来看望昌耀。至次，病房中的修篁、肖黛和昌耀的友人、青海省美协主席左良，才知道昌耀还有过这么一段婚姻。

　　王阿娘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看到昌耀的病情已无治愈的希望，就征询昌耀的意见，是否愿意按伊斯兰的规矩办理后事，如果愿意，她将负责料理。因为昌耀虽然早已从她的家中搬出，但并未办理教规性质上的离异手续，因此，她觉得自己有义务对昌耀的后事负责。以此来看，王阿娘的确是一个善良而负责任的人。

　　而昌耀则明确表示，他死后将与母亲合葬。

　　这样，昌耀与王阿娘之间的关系，算是彻底交割完毕。再往后的3月8日，远在杭州的S乘着飞机从天而降，也在昌耀的心中激起了“死水微澜”。关于这期间的情况，以及与昌耀交往的回顾，S在昌耀去世的第二天就写了一篇《花在叫》的数千字的文章，进行了描述，并刊发在同年第6期的《人民文学》上。此后，她又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整理出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标题改做《一十一支红玫瑰》或《追忆昌耀老师》，刊发在另外的数家刊物和诗歌网站上，传播的范围极为广泛。因此，这里不再复述。在此，仅记下S文章之外的两件事。

　　据青海方面的朋友讲述，S到青海之前已和昌耀有过电话交谈，因之，昌耀是在有所准备的期待中，等到了这位故人的来临。S的到来使昌耀激动，在相互表达了关切并进行了信息交流后，昌耀用眼睛向病床旁边的床头柜做了一个示意。S走过去打开床头柜，里面是一个黑色公文包。再打开，是S多年来写给昌耀的信件。之后，昌耀说道：全部都在里面。然后就由S收存了起来。这大约算作“完璧归赵”吧。但从这些信件交接的默契程度看，两人无疑已在此前的电话中说好了此事。这也应是S此次青海之行的主要目的之一。

　　S在此后的那篇文章中提到了这件事，但却一笔带过：“我带回了曾经写给你的信。它们和信封一起保存得那么好。”

1997年10月，在俄罗斯作家组织会议室座谈

　　第二件事，是S走后，昌耀写了一首题名为《一十一支红玫瑰》的两行一节，共18行的诗歌。开头一行便是“一位滨海女子飞往北漠看望一位垂死的长者”。这无疑是指S，也当然是写给S的。但根据肖黛在这期间所记录的一些资料，其中却有这样一段文字：“S走后，修篁发现他（昌耀）在写诗，并躲着她写。几次询问后，他拿出写好的诗对修篁说：这首诗是绝笔，是向所有爱护他，关心他生死的朋友们的告别。也是写给韩作荣、小雪（雪汉青）、肖黛、班果、燎原、西川和很多很多人的。”

　　此诗完成于2000年3月15日，的确是昌耀的绝笔。是他此前不曾预料到的，特殊状态下衍生出来的一个绝笔。并追加进了他已经编辑完毕的《昌耀诗文总集》之中。

　　2000年1月20日，病床上的昌耀迎来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高潮，这一天，新华社播发了《首届“中国诗人奖”颁奖》的消息，昌耀与另一位“将军诗人”朱增泉，获得了由中国诗歌学会组织颁发的“中国诗人奖――1998年至1999年年度诗人奖”。另外两位老诗人：臧克家与卞之琳获得了“中国诗人奖――终生成就奖”。颁奖大会当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这则新华社的电讯稿约五百字，却用一大半的篇幅专门介绍了昌耀。消息的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在我们这个拥有几千年诗歌史，被自豪地称之为“诗的国度”，第一次诞生了以“中国诗人”为名的荣誉奖项――厦新杯首届“中国诗人奖”今天颁奖。

　　获得首届“中国诗人奖――终生成就奖”的是老诗人臧克家、卞之琳。

　　一生蹉跎多舛却始终卓然独立的高原诗人昌耀，获得了“中国诗人奖――1998年至1999年度诗人奖”。作为一个曾长期被放逐的“囚徒”，他经历了太多的冷寂、孤独和苦难，但他自由不羁的灵魂中却充满爱和良知，凝聚着强大的精神能量。他把自己的生命感受和哲学思考全部化为了《昌耀的诗》，感动了越来越多的读者。他的创作被认为是中国当代诗坛“不可替代”的、独特的现象。遗憾的是，因种种原因尚未获得过任何诗坛大奖的昌耀，今天不能亲来领奖，两个多月前，他被发现身患癌症，目前正在青海治疗。

　　另一位获得本届年度诗人奖的是“将军诗人”朱增泉。代表获奖者发言的朱增泉，第一个举动就是把自己的5000元奖金转赠昌耀，他希望自己的一点心意和所有景仰、喜爱昌耀诗的读者们的热情一起，化为一种力量，让昌耀得以早日康复。

　　这件事真是绝了，一生中从来没有缺席过苦难和灾难的昌耀，却就偏偏缺席了这惟一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接受桂冠加冕的荣耀。

　　2000年2月8日，这一天是农历新年的正月初四。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并身兼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的韩作荣从北京赶到西宁，代表中国诗歌学会为病榻上的昌耀，补办了一个颁奖仪式。韩作荣在宣读了授奖词之后，依次向昌耀颁发了奖杯、奖金、获奖证书，以及朱增泉中将转赠给昌耀的5千元奖金。这篇授奖词是中国诗歌学会委托韩作荣写的，其中有这样的词句：“昌耀是不可替代的，如青铜般凝重而朴拙的生命化石，如神话般高邈而深邃的星空，我们深深感谢他，留给诗坛一个博大而神奇的认知空间。”

　　为了表达对这个仪式的郑重，这一天的昌耀特意刮了胡子、换了衣服。

　　然而，这位天真而庄重的诗人，终究没能表现得更为体面一些。

　　韩作荣此后在一篇文章中对此做了专门的记述：“面对荣誉和友情，情动于衷的昌耀哽咽着，像受了委曲的孩子，在被理解和抚爱中断断续续地倾诉，鼻孔上仍插着输氧的软管，靠在一把椅子上，艰难而又诚挚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境。”

　　昌耀一生到1999年10月第一次住院时，存款共为4万3千元。所以，眼看着肺腺癌治愈无望，自己还要承担百分之二十的医疗费，昌耀索性牙关一咬出院走人，听天由命。紧接着，就是对这笔财产做出剖分――4万元送给子女；3千元，留给自己。

　　韩作荣到来时，昌耀的5千元奖金，朱增泉转赠的5千元奖金，还有东北一刊物的3千元奖金，这总共1万3千元的意外之财，实际上成了对于昌耀的雪中送炭。

　　虽然昌耀已经通过新华社的电讯稿，得知朱增泉将自己的奖金转赠给了他，但当韩作荣此次又转致了朱增泉的问候时，他还是激动难抑。此时的朱增泉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副政委，军衔：中将。在非文职的现役将军中，书写新诗的可谓凤毛麟角，而朱增泉的新诗写作，在90年代中后期的诗坛，则凸现出一个黄金区段，并以诸多给人印象深刻的散文而为文坛瞩目。而他本人，却与昌耀从未有过哪怕是一面之交。1998年11月，两人都参加了张家港诗会，但因朱增泉提前离会而失之交臂。一个陌不相识的将军，此时却表达了这么一番情义，情动于衷的昌耀在心潮起伏间，又联想到了自己的军旅生涯。那应是他的整个人生中，一段最为意气风发的岁月，但却被此后接连不断的磨难所封存。于是，在曾经的“囚徒”以及诗人的名分之外，他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另外一重身份――老兵。遂在回赠朱增泉《昌耀的诗》一书的扉页上，颤颤微微地写下了这样一封短信：“朱增泉将军：我谨将您转赠给我治病的奖金，看作是一位部队首长对一位原38军老兵的关注，而不仅看作诗人对我个人的友善之情。致以军礼！”此情此境中的昌耀是如此的苦涩而感慨，但这“军礼”两字之中，却让人感觉到他军中少年英气的蓦然一现。

　　应该说，朱增泉与昌耀这一特殊交往，也在朱增泉自己的心中拴下了一个情结。2003年8月，他利用一个公务的机会到达西宁后，专门邀请肖黛陪同，一一寻访了昌耀当年在西宁的“故居”。并在此行之后书写了一篇题名为《寻找昌耀》的散文。

　　朱增泉在这篇散文中再次回顾了与昌耀的那一往事，并为在人民大会堂的那次颁奖大会上，“因又一次与昌耀失之交臂而增添了一份遗憾”。继而进一步强调：“这也是中国新时期诗歌的一个遗憾。对昌耀的颁奖来得太迟了。”

　　这是一句分量很重的话，相信这样的感慨也是众多诗界同仁的感慨。

　　而在韩作荣一行到来的前3天，也就是2000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昌耀还领受了一份他几乎承受不了的大情大义。这份情义，来自中央美院前副院长，著名油画家和书法家朱乃正教授。而传递这份情义的中介人，则是朱乃正与昌耀共同的朋友左良。

　　――春节前不久的一个拂晓，左良在家中突然接到了朱乃正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昌耀于病中寄我新出的诗集，我随读随抄了一些篇章，想必对他能有些安慰。直接寄他恐有闪失，还是由你转交为妥，你找小录裱成册页送他留念。”

　　根据电话中的表述来看，就是朱乃正在阅读昌耀寄赠的《昌耀的诗》这本诗集时，心中有所触动，便一边阅读一边随手抄录了其中的一些篇章，再把它转赠给昌耀，以作为对病中昌耀的安慰。这话说得非常平淡，仿佛就是举手之劳。但朱乃正当然知道自己的字就是书法，并恐怕直接寄给昌耀会有接收上的闪失，且昌耀也无力装裱，就把这一切事宜托付给了左良代劳。左良先向昌耀通告了这一信息，待收到朱乃正寄来的作品后，未及装裱，就赶在大年初一作为礼品转呈昌耀。

　　但这是一件什么样的礼品呢？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书画作品就身价陡涨，一些书法名家的匾额题字，一个字就是5千元，并且绝不讨价还价。而朱乃正，则属于中国顶级书画名家之列。那么，他“随读随抄”给昌耀的这些作品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呢？――他一共抄录了昌耀分行和不分行的诗作14首，分布在宣纸上长达23幅，计有2222字。先后钤盖了10方闲章和他本人的正式印章。并且，每件作品都选择了切合诗作内容气韵的书体来书写，14首诗作的书体抄录风格各不相同。这是一套朱乃正在动笔之时，心中就有格局设计，并适合装裱成册页的书法艺术品。其首页用昌耀的诗句“昆仑摩崖，无韵之诗”作为总标题，末页又专门书写了一段跋文：

　　昌耀兄于病痛中寄我新版诗集，拜读再三，顿觉心神震撼，远离尘俗。常疑当下真诗人实属凤毛麟角，今始信斯人是也。盖诗心、诗思、诗情、诗音已溶铸一体，且若非西部骄子，实难达此境。如昆仑之巅，西海之深。有幸曾与昌耀兄同励难于高原，而今虽遥隔千里而犹能情近于咫尺。世纪之交，百感集于静夜，抚诗集而长叹，无能酬答。谨借素笺录兄诗作奉报，或可小慰于榻前。

　　二○○○年元月乃正于京华悟未悟斋。

　　据说朱乃正好酒，善饮，且有海量。不知他书写这些作品时是否曾借酒发力，但从这篇跋文，以及整个书法手卷时而笔走龙蛇，时而枯涩顿挫的笔意中，却能感受到一种如癫如醉的酒意：歌哭、啸傲、弹铗弄剑，任才使气。2222个汉字，按14首诗作的不同气韵，或以小字简牍般连绵致密；或以大于拳头的体形，飞鹘脱兔般连翩奔突。不知这是否朱乃正的笔墨生涯中，一次空前绝后的发抒，但绝对是一个艺术家一次罕见的“豪举暴施”。在朱乃正的此生此世，大约不会再有第二个人，能得到他的这样一次馈赠；大约也不会有第二个人，能掀动他如此浩瀚的创作激情。

　　朱乃正用这样的方式，送给了昌耀一片大情大义，也是要用这种曲折的方式，送给穷困的昌耀一笔大钱！

　　病榻上的昌耀在朋友们的帮助下，逐一欣赏并轻声诵读过这些书法手卷后，强忍着眼泪转过头去，然后却是一句远天远地的话：“生活困难的时候，朱乃正还送过我5斤全国粮票。”再回过头来，几滴浊泪已从眼角滚出。然后，他断断续续却又明确地表示：这件作品太珍贵了，我不能据为己有。它应该属于社会，应该出版发行。而这件原作――也就是朱乃正送给他的这笔巨资，则可考虑捐赠给一个合适的博物馆永久收藏。

　　这件作品此后以《乃正书昌耀诗》的书名，由山东画报出版社以册页装帧的版式出版。原作拟交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并已由肖黛联系；继而因其他环节上的原因，捐赠给了青海省博物馆。昌耀的确是一个“仁者”。从性质上说，这件作品完全是一个友人的私人赠予，虽然这又是两位艺术家之间具有艺术史料意义的赠予，但将它以出版的形式公诸社会后，他本人则完全可以将作品的原件作为传家之宝，留给亲属永久收藏。然而，自打见了这件令他震撼的作品第一眼起，他的心中就已风清月白――不能据为己有。

　　修篁是为昌耀送上了终极关怀的人。她在这期间对于昌耀的作用，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1999年9月底，当昌耀对于自己突发的病情有了不祥的预感，而让孩子去找“修篁阿姨”时，其实也是一次贸然之举，因为此时的他已与修篁没有任何关系，修篁对他当然也就谈不上任何义务。然而，已经陷入绝境的他却凭直觉意识到，修篁是他此时惟一可以依托的人，而修篁也果真就二话没说地赶来了。

　　12月下旬，第二次住院的昌耀眼看着肺腺癌久治不见好转，更考虑到住院费的问题，便向修篁表示，要求出院“回家”。修篁问：“回哪个家？”这的确是个问题。答曰：“我跟你走。”修篁遂用半真半假的口气刁难道：“那不行。你跟我走，咱俩又没结婚，这算什么？你还是回你自己的家吧。”

　　昌耀一听急了：“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推，你若送我回那里，我就跳楼！”

　　――关于“跳楼”的表示，是昌耀当时经常脱口而出的一句话。

　　此时，昌耀的女儿王路曼就在跟前，见两人又斗起了嘴，就恳求修篁阿姨：“我爸已剃了头（因化疗脱发而剃成了光头，意思是我爸都病成这样了），为了我爸，还是去你那儿吧。”

　　从许多迹象看，修篁和昌耀的确就是一对“冤家”，两人之间真真假假地经常斗嘴，即使昌耀已陷入这样的绝症之中，斗嘴的积习仍顽强地延续了下来。但这却从相反的角度上表明，这似乎恰恰是一种“老夫老妻”的状态。的确，昌耀都已病成这样了，嘴硬心软的修篁还真能把昌耀拒之门外？

　　这期间，还有这样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修篁本人是九三学社的组织部副部长，因此，她还是一个需要上班、干工作的人，况且，她与昌耀并没有法律上的亲属关系，即便是请假也没有正当理由。所以，昌耀住院不久，修篁便提出，或者文联派人，或者昌耀的前妻杨尕三，与她轮流看护昌耀。杨尕三自然愿意，但昌耀却不愿意，想必是觉得她不如修篁里里外外料理起来顺手。而文联起先也的确派过两个人，但据修篁说，没过几天就撤了。理由是文联此前没有这样的先例，无法派人。这样，修篁就算是让昌耀给死死地“赖”上了。好在修篁的领导开明，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于他们的这位副部长放任自流。

　　于是，这期间的修篁与昌耀，便继续地一边恩爱一边斗嘴怄气。

　　怄气的时候委实惊心动魄。也就是韩作荣和雪汉青到西宁看望昌耀时，昌耀特地为两人准备了纪念品，让肖黛陪同一起到修篁的家中去拿。到了家里开始闲聊之后，修篁随口提到了先一天晚上，她与昌耀在病房发生的一次口角：“我气得忘了他是一个病人，用手挡了他一下，不料他顿时倒地。我赶紧俯下身去扶他，他却说不用管我，我死了算了。说完，就朝着窗口爬去，一边爬一边说：我跳楼摔死算了。”修篁是用平淡的语态述说这件事的，但却听得另外三个人心惊肉跳，情不自禁地交换了一下眼神。

　　还有一次，两人又发生了口角，修篁一气之下要从此一去不回头。昌耀马上表示：“你要是走，我就从这楼上跳下去。”修篁随之妥协道：“你别跳，窗子底下都是虚土，你跳下去死不了，还要受罪。”

　　谁也不会想到，这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最后竟一语成谶。

　　而两人恩爱的时候，则几近于黏得化不开。修篁在家中做了清炖鲫鱼送到病床前，然后剔去鱼刺，用勺子送到昌耀的嘴边。昌耀嘴中吧唧吧唧地吃着鱼，眼睛却一动不动地盯着修篁的脸，一副要把修篁吸进眼中的贪婪。

　　而修篁这时也甜蜜得仿佛就要融化了，接下来就对昌耀说，我给你唱歌吧。于是，就轻轻哼唱起她经常唱给昌耀的那首《马背上的骑手》：

　　赶着白云走哟，追着太阳走。

　　牧马的蒙古人都是好骑手，都是好骑手。

　　马背上的颠簸，冷淡了温柔哟；

　　马背上的沧桑，来不及回首。

　　马背上的歌声，蕴含着淡淡忧愁；

　　马背上的人生，穿越着激流。

　　歌声辽远、悠长，豪迈中萦回着淡淡的忧伤。“马背上的蒙古人，老了也不屈服”，而此时下颏上胡须茬子蓬乱的老昌耀，在命运面前屈服了吗？

　　其实，这正是他们两人共同的歌，在60年代的祁连山腹地――那原本是蒙古人水草丰茂的牧场，一条河谷先后在下游草场上垦荒的昌耀，和高山牧场上放牧的女知青修篁的心头，注入了游牧者的流脉。如今，当年的垦荒者已经迟暮，而放牧的女工却丰韵犹存。如果把此情此景再上移到成吉思汗时代蒙古草原的时空中，这恍然就是一位红颜知己，以歌声向病榻上的老英雄回首风雨往事，并祈求长生天保佑老英雄早日康复。

　　的确，就在昌耀第二次住院的1999年12月，修篁曾做出过一个对她来说并不轻松的决定：从小一直信奉佛教的她，突然决定改信基督教。用她的话说，此时的她已不相信人类能救得了昌耀，而只有上帝可以。于是，便改信基督教向上帝为昌耀祈祷。以此可见，修篁在昌耀身上用情之深。……在修篁这样轻轻哼着的时候，也尽显出她天分中良好的文化艺术慧根，尽显出她性格中的柔情与可人。这是让昌耀为之销魂而又难得常见的美质。而对于昌耀这位大半生都在与命运苦苦搏杀征战，此刻滑下马背，躺在病榻上的骑士，他在修篁的眼中应该既是一个使之心痛怜爱的孩子，又是一个挥喝万千文字夺顶扬旗的英雄。而这样的一对英雄佳人，为什么要苦苦地蹉跎岁月，不能走到一起呢？这实在没有理由。原先的一切理由，在此情此境的两人心中，都不再成为理由。于是，在这样的哼唱与谛听中，白色的病房恍然就成了骑士时代蒙古草原夜色中的营帐，40根牛油蜡烛随着这样的歌声而烛影摇红，而使两人醉眼迷离……

　　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两人终于做出了他们本该早就做出的决定。并郑重地立下这样的文书：

　　关于我的婚姻现状及与此有关名分的声明　我于1999年10月身患绝症以来已历数月，考虑我已届老年且治愈的可能也比较渺茫，当此之际，我有必要将我的婚姻现状向亲友及世人做一庄重声明，即：我的现任妻子是九三学社青海省委组织部干部吴××女士。我们同居多年，是事实上的夫妻。我目前仍居住在吴女士家中并受到她的精心照料。我们曾考虑正式领取结婚证书，只因顾忌到住房分配有关规定，恐涉及一方住宅有可能被所属工作单位收回，而我们已届老龄或临近老龄，双方都有子女，为子女利益计我们未能去政府部门进行结婚登记。即便如此，并不能否认我与吴××在事实上既成的婚姻现状，即：我是吴××有权有理确认的丈夫，亦是事实上的丈夫；吴××是我有权有理确认的妻子，亦是事实上的妻子。在我或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刻到来之前，我向亲友及世人声明，上述我俩的关系是慎重而严肃的选择，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应是肯定的事实，我们相互应享有作为妻子与丈夫的名分以及相关权利与义务，无论何人请均予以尊重。

　　声明人：王昌耀（签字）

　　2000年1月10日

　　吴××附笔：

　　我丈夫王昌耀先生在这困难时刻向世人发表的声明完全反映了我们婚姻的现状。借此机会我亦向世人表明我的心迹，即：我们的婚姻完全是我们双方自愿的选择。

　　吴××（签字）

　　2000年1月10日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文书中的“吴××”，由我略去了姓氏后面的名字，它是修篁本人的真名。

　　在昌耀去世6天后的2000年3月29日，修篁与昌耀的长子王木萧捧着昌耀的骨灰盒，登上了南下的列车。然后，按照昌耀的遗愿，将他安葬在了湖南省桃源县三阳镇王家坪村其慈母吴先誉的坟墓旁。

　　太阳说：来，朝前走

　　2000年2月4日，这一天是农历的大年三十。下午的病房一片安静。精神得到了稍许恢复的昌耀，向提着饺子前来探视的肖黛发表了这么一番谈话：

　　我总是有一种灾难感。事实上灾难也伴随了我一生。我几乎时刻都在感受着灾难就要来临的巨大压力。我的老家是湖南桃源一个叫王家坪的地方。那是一个总是下着雨的地方。我小时候晚上睡觉最怕下雨。雨天阴沉，我是怕鬼容易在这种天气出没。我怕得要命，因为鬼会给人带来灾难。果然我一生都在灾难里煎熬。其他的灾难可以用各种力量去较量一下，可现在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所有的力气都被癌吞食掉了。也许这一次需要我自己解决才能跨越灾难。不然，就会没完没了地一直遭受癌的折磨，直到死，连死都将死得毫无尊严。

　　说到这里，昌耀开始大口喘气。稍微平息后他接着说道：

　　最后，我会忍受不了这种折磨，我会跳楼……完结一切。

　　这是昌耀用骨头发出的声音，侠客士子式的凛然与镇定，他要以主动的方式，捍卫生命的尊严。

　　但是，这种“忍受不了的折磨”，到底能把人折磨到什么地步呢？人们无法想象。

　　2000年3月20日，昌耀被一口血痰堵住了呼吸。病房中顿时一片忙乱。再睁开眼时，他气恼地责问修篁，为什么不阻止医护人员的抢救，让我迷迷糊糊不知所以地死去不就好了么？接着又指令修篁：你找根绳子或电线把我勒死吧。修篁也不含糊：我怎么做得出这样残酷的事？昌耀又开始了与修篁的斗嘴：那样做不是残酷，而是人道。

　　随着死亡的临近，青海各媒体对昌耀追踪性的采访报道也加大了密度。3月22日下午，为了避免你来我往的频繁干扰，众媒体对昌耀进行了一次联合采访。

　　采访结束之后，昌耀对身边的班果表示：从现在起，我不希望再见任何外人。

　　昌耀身上的能量已经近乎耗干，他要把最后的一丝力气留给自己，来完成自己的生命。

　　是的，从此间的众多信息中都可以感觉得出，昌耀已经为自己生命的结束方式，做出了决断。

　　然而，在这之前更早的时候，他就在一些诗文中表达了对于死亡的态度。

　　远在写于1993年的《一天》中，就有这样一行突兀的诗句：“厌恨老境的诗人请以自裁守住蓬勃英年。”这其中表达的意思，与19世纪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在诗剧《恩培多克勒》中演绎的观念竟完全一致，这就是“适时而纯洁的死亡”――亦即庄严地自杀。“适时死亡”的根本意义在于死亡的不可回避：生命的光华和创造力因为岁月的折磨而枯老衰败，自杀则赶在这枯老衰败之前，使生命永远保持在英气勃勃的那一区段。这无疑是人类那些视生命光华和创造力为至高原则的人，才持有的生命观。而著名的青年诗人海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此而奔赴死亡的。

　　1997年，昌耀在《秋之季，因亡蝶而萌生慨叹》之中，进一步地做出这样的表述：“对于世间我已存几分厌倦。你瞧，那每年一度呈现于人境的寒来暑往、斗换星移只不过是古今千篇一律运作不止的套式，催人老丑而已。……死亡倒可能是一种解脱或净化。我的终点早已确定，处之坦然。”

　　前边是看淡了生死，这里则进一步地看透了生死。但此处隐含的更重要的意思则是：他绝不会因对人世间的“几分厌倦”，而轻易赴死；也不会在终点来临之时，不敢做出决断。

　　现在，他处在应该做出决断的时候了。

　　他已许多次地盯准了病房的窗子――准确地说，是由镶嵌着玻璃的木门连结的开放式阳台。因为这里并不是为化疗的癌症患者们设置的病房，所以，它朝外的门窗根本就没有密封。2003年3月23日一大早，昌耀表示要起床。他让修篁给他穿好衣服，接着又要求穿鞋。修篁说：鞋就不用穿了，我去买牛奶，回来再说。但昌耀坚持要穿上鞋子，并让修篁把他扶下床坐在椅子上。把这一切安顿完之后，修篁像每天早上一样，下楼去为昌耀打牛奶。3月23日的西宁，是清晨7点15分左右迎来日出的。当昌耀用自己积蓄的最后一丝气力，艰难地移动到阳台上时，鲜红的太阳已完全跃出云层，在略显寒冷的大气中，干净、热穆、瑰美，并以迷人的温馨向昌耀发出召唤：

　　来，朝前走。

　　是的，早在1987年，他就听到了这声召唤：“太阳说：来，朝前走。”

　　昌耀随之张开双臂，纵身朝前一跃……

　　紧接着，与三楼这间病房垂直的二楼病房中的一位患者，就听到窗下由绿色石棉瓦搭建的自行车防雨篷上“嗵”的一声，继而看见一个人影反弹而下，栽入防雨篷前的沙坑。这位患者看了一下表，时针指向7点30分。他随之跑上三楼，对迎面走来的护士马涵贞喊道：你们的病人掉下去了――他误以为是三楼的病人不慎失足坠楼。

　　楼下其实是一处用围墙圈起来的略显杂乱的花园，花园的栅栏铁门此时还未打开。

　　马涵贞与刚刚打了牛奶上楼的修篁迅速跑下楼去，让一楼的一位护士从窗口跳出去打开铁门，她们俩则绕出住院部楼门赶到昌耀跟前。

　　那是一种足以维护体面和尊严的状态：昌耀的皮肉上并无多少擦伤，并且更是不见一滴血迹――血液都淤积在了内脏。但他并没有立时气绝身亡。

　　随之，便是紧急施救。但这一次，昌耀坚定地要为自己的生命做主，他甚至连呻吟的声音也不曾发出，却用强烈的肢体语言拒绝抢救。

　　命运真是蹊跷至极，昌耀的这一赴死方式，与其母亲吴先誉1951年的跳楼自杀，竟然如出一辙！

　　尼采曾说过：“我爱这样的人：他创造了比自己更伟大的东西，并因此而毁灭。”

　　2000年3月23日9点45分，昌耀心随所愿地停止了呼吸。

　　这个人的一生实在是太累了。现在，他算是彻底地放松摆平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