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故乡的怀恋是人类永恒的精神现象，这条感情的溪流可溯源于无限遥远的年代。《呐喊》、《彷徨》中的回乡小说有《故乡》、《社戏》、《祝福》、《在酒楼上》等。在鲁迅小说回乡主题的底层，我们能分明感受到一种由希望与绝望交织的情绪的潜流。第一人称叙述者在价值上早已告别了“故乡”以及与之相联的一整套童年生活经验；然而令人绝望的现实人生却又激动起“我”对童年故乡的追忆，这追忆从一开始便织进了“我”最神奇的梦幻之境，成为对抗“绝望”的“希望”之源泉。很显然，曾经被他摒弃的故乡的现实绝不会是梦幻之境，文本中也不时出现身在故乡的异质感。因此，回乡主题自始至终便是在心理上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其中奔流着两股对待故乡的逆向的情感态度。(身在故乡的客子之感,如<野草>中的影子)

      《在酒楼上》包含了两个第一人称叙述者即“我”与吕纬甫。吕纬甫的故事本身表现的现代知识者的颓唐与自责已由许多评论加以阐发。然而，这个独白性的故事被置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过程，却表达了对故乡与往事的失落感，并由此生发出较故事本身的意义更为复杂的精神主题。第一人称叙述者显然是在落寞的心境中想从过去寻得几许安慰与希望，因此他对故乡毫不以深冬为意的斗雪老梅与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的山茶怀着异样的敏感。然而，吕纬甫和他的故事却一步步从他心头抹去从过去觅得希望的念头；他的怀旧的心意很自然地使得叙述过程不断地呈现期望与现实的背逆造成的惊异，显露出叙述者追寻希望的隐秘心理所形成的独有的敏感：他从一开始就从外形到精神状态感受到吕纬甫的巨大变化，但仍然从他顾盼废园的眼光中寻找过去的神采。从吕纬甫的叙述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叙述者在听了迁葬的故事后对吕纬甫责怪的目光。而这目光恰恰又激起了主人公对过去的追忆：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的时候。这种追忆甚至引起了他的自责。于是“看你的目光，你似乎还有些期望我”——叙述者从吕纬甫对过去的追忆与自责中终于觉得了一丝希望，而他对阿顺的美好感情似乎鼓励叙述者的这种心意：当吕纬甫叙述到四处搜寻剪绒花时，小说插入我对从雪中伸直的山茶树的生机勃勃与血红的花的观察，显然回应了小说开头对“故乡”景色的主观情感。

      然而，吕纬甫终究逃不脱他所说的蝇子或蜂子式圆圈，在模模糊糊的境地中仍旧教他的子曰诗云，但“我” 仍不甘心：“那么，你以后预备怎么办呢？”

      吕纬甫答道：以后？——我不知道。……

      至此，叙述者对故乡与过去的追寻（实际上也是对生命意义或希望的追寻）彻底地陷于绝望与虚无之中。如果小说在叙事方式上是独白性的，小说的结论必然也就是吕纬甫的“圈”本身的悲观意义，然而《在酒楼上》却在独白之外保持了一个从特定距离思考这段独白故事的外部叙述者。小说的结论便转向为对绝望之“圈”的思考性态度，这便提供了作者表述自己的人生哲学的可能：我们一同走出店门……

      那种带有梦寻意味的山茶老梅已不复存在，我面临的是凛冽暗冥的罗网。恰在这种绝望的境地里重又回荡起《过客》的走的主题：正像过客告别老翁一样，我独自远行，向着黄昏与积雪的罗网。对过去的追忆与对未来的思考转化为“反抗绝望”的生命形式：“走！”

      由绝望和希望这两个对立的主题所形成的张力，使得小说的基本精神沿着自我怀疑、自我省察、自我嘲讽、自我选择的道路，伸向新的寻求和创造的远方。

      2、鲁迅小说主人公的孤独情结

      鲁迅小说中的孤独者是较多倾注了作者主体精神的人物形象。此类作品可以构成一个系列：《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伤逝》中的涓生、《在酒楼上》的吕纬甫与“我”、《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与“我”等。（宽泛而言，还应包括《药》中的夏瑜、《孔乙己》中的孔乙己、《故乡》中的“我”等）。

      这是一个先觉者的寂寞感：先驱者已经自觉意识到历史变革的要求，与实现这一要求的历史条件不成熟之间的脱节；先驱者的思想所达到的历史高度与国民思想平均数之间脱节。

      鲁迅思想的超前的深刻性往往只被理解了一个时代的平均值，更深层次的内容却被忽略。如《狂人日记》引起人们共鸣的是作品对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的尖锐揭露，而作品中对自我至善至美性的怀疑与否定，那痛心疾首的“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难见真的人”的自我批判，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评价。

      《在酒楼上》：叙述者“我”引出了主人公吕纬甫的独白，而吕纬甫所倾诉的又是这两个孤独者共同的经验。小说结构的独特性正是用叙述者与主人公心灵对话的双重叙事来表现对生活意义的内心探索。废园老梅的怒放，只是鲁迅心头激情依然的佐证，但只限于心里。回到故乡找不到归属感，离开故乡更只剩下浓厚的漂泊感。遇到故人想表露欣喜却又故作矜持，分明心有所动却还要掩饰，这样的心理，是“我”和吕纬甫共有的对现世的抽离姿态。（在吕纬甫的倾诉过程中，有一处细节写到叙述者看到他“眼圈微红”了，但立即又把这解释为“有了酒意”，说明叙述者已感到吕纬甫动了感情但自己却不愿意卷入那感情中去。但读者明白，这倾诉已经织成了一张惆怅的网，笼罩着两个孤独者，把他们和冷酷的外部世界隔开了。）

      《孤独者》的故事是由一个参与者在故事以内的叙述者来讲述的。这个叙述者与主人公几乎到了与之认同的程度。小说以丧礼始，以丧礼终，最初是魏连殳回家参加他祖母的丧事叙述者因此而认识了他。结束时是叙述者参加魏连殳的丧事。这说明孤独者是以祖母——魏连殳——叙述者这样的一条线在重复着。《孤独者》是鲁迅作为一个陷于夹缝中的，必然痛苦并感觉到死之阴影的笼罩的，觉醒了的孤独者的自我隐喻。在《孤独者》之后，鲁迅的小说中就不再写孤独的个人了。魏连殳之死结束了从“狂人”开始的孤独个人的谱系。鲁迅已用魏连殳的死亡对孤独个人的命运作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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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鲁迅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

      “叙述方法的主要问题在于作者和他的作品之间的关系。”（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呐喊》、《彷徨》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既是叙述者又是小说中的人物，作者深入到“我”的意识、直觉、心理内部，外部事物是通过主观心理现实和感知能力呈现出来。但同为第一人称，鲁迅小说的叙事形式却并不单纯，第一人称并不能简单地、一以贯之地将主体的精神历程独白式倾泻在小说里。总括地看，《呐喊》、《彷徨》中的第一人称小说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作品包含双重或内外两层第一人称叙述者，小说的语调包含了两种不同的、具有各自特点的声音，两种声音的独白性自述构成相互的对话、论争关系；由于这类小说的双重第一人称叙述者实际上体现着主体心理现实的不同侧面，从而主观精神史是通过客观呈现的论争关系来体现的。这类作品包括《狂人日记》、《头发的故事》、《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表面上虽然是一个第一人称，但副标题点明是主人公手记，因此作品的第一人称叙述在整体上可以看成是旁知观点中的自知观点叙述）。

      第二类作品通过第一人称在叙述非己故事时，对自我与叙事对象的关系进行反省，从而将主体的精神历程在故事的客观叙述中呈现出来——实际上，这种叙事模式本身便是鲁迅独特的思维方法和人生哲学体现：客观的现实对于“我”而言不是外在的、与己无关的东西；不是可以漠然对待、不以为意的东西，因为，只要“我”失去自身与现实的相关性的认识，“我”也就失去了自身力图独立于现实并力图改造现实的可能性，从而成为造成悲剧的现实秩序中的一个角色，成为旧世界的“同谋”。这类小说包括《孔乙己》、《故乡》、《祝福》，在一定意义上还包括《一件小事》。

      第三类作品是非虚构的追忆性小说，叙述者的心态直接呈现出作者的心态，因此，这类小说叙事方式上的特点明显的散文化倾向，其中包括《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

      双重第一人称叙事：

      《在酒楼上》、《孤独者》中的外部第一人称叙述者不仅有独立的叙述语调，而且直接参与情节和对话，整个故事似乎是包裹在他的旁知眼光，并沉浸于他那沉思而抒情的语调里。从表面看，这两篇作品就是由这个叙述者叙述的两个失败的知识者的寂寞、颓丧、孤独、报复的故事，但实际上小说并非单调独白式的，而是对白式的，主人公的故事大量应用自知视角，有着独立的叙述语调，整个小说由两种各自独立、相互渗透、交织缠绕的曲调配合着小说对偶式主人公的存在，超越了单纯的沉思抒情的外部叙述者的单一语调。小说的精神归趋不是统一于、服从于其中任何一人的意识，而是存在于两者对话关系中，存在于他们对待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不同认识与态度构成的悖论关系中。

      由于对话关系建立在双方主体性存在中，双重第一人称叙述使作品环绕统一事件而展开两条并列、共存又产生对话或论争关系的独白，双重的独白性不仅强化了各自的独立性，而且呈现了各自的特点。确认别一个我不是客体，而是另一个主体，这才能使双方不能不关心和敏感到对方对自己的评价和判断并作出积极的反应。吕纬甫异常敏感地感受到“我”的眼光对自己的期望，魏连殳甚至在自认失败后也不能忘怀“我”的存在，从而寄出一封独白式的长信，而“我”则不断地从对方身上竭力寻找自己想找而终究找不到的东西。双方各以对方的主体性存在而获得了自知——吕纬甫、魏连殳在思想、观念上是自成一体的人物，他们的精神弱点主要不是经由他人来发现，而是充分自知的，这在“我”也一样。表面是我讲魏的故事，但他不是被动的叙述对象，我的怯懦胆小随遇而安的挑战，更有棱有角，比我可爱的多。第一章看客心理，二三章心理调整，第四章长信使我震颤。

      对偶式主人公和小说人物的论辨性的存在恰恰说明了作者内在精神结构的论争关系。互为影子式。现代派小说往往用人格分裂式的来塑造。对于鲁迅来说，对偶式主人公体现着两种可能的人生选择，意味着自我面临的两种不同的生命存在方式；论辨的存在说明两种存在方式各有利弊，并且一种存在方式牵动着另一种存在方式，这样，“我”才会对吕纬甫、魏连殳的人生选择感到一种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心深处的不安、恐惧和挣扎。在这个意义上，对偶式主人公的对话过程是作者观察自己，同时又竭力超越自己的过程。因此这些小说的结构原则同时表现了作者内心世界的结构特点，从而不仅仅是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内心独白，而且整个小说的艺术构思，都具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性，只不过这种自我表现性是通过客观的、非“我”的、典型的方式呈现出来。吕：还是总是好的。魏：天真，对成人世界的不满

      根据周作人、许钦文回忆，《在酒楼上》、《孤独者》的许多素材如迁葬、大殓均取自作者自己的经历，而魏连殳“当兵”的情节则来自鲁迅确曾动过的真实念头。当你设身处地地去体验鲁迅曾感受过的那些人生经验时，你会发现吕纬甫的那种对于母亲、对于传统道德的内心妥协，那种面对中国现实的颓唐又自责、自省又彷徨的心态；魏连殳对于传统桀傲又驯顺、对于世界冷漠又热爱、对于人生玩世不恭又终于认真地以生命复仇的精神特点，正形象地、真切地呈现着鲁迅灵魂的某一侧面，而“我”对这种心态的否定性态度和与己息息相关的感觉，也正表明鲁迅内心难以摆脱的挣扎。但是，鲁迅的内心生活经验转化为艺术作品时，主观经验不是以独白的、纯主观的方式呈现，而是以客观的、非“我”的形式呈现，主观表现性与现实主义的典型化方法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