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创作不仅在取材上具有明显的民间地域性特点，而且所描写的对象大多是民间的市井人物。对这些平凡普通的市井人物，作者往往能拨开压在他们身上的层层阴云，发掘蕴藏在他们内心的美质和情操，张扬他们生活中的美和欢乐，使他们在各自微贱庸常的营生中以出色的劳动创造出了一种美的境界。因而以往的评论中，常把汪曾祺的这种描写称之为“风俗画”。在具体描写中遵循“气氛即人物”的美学主张，从营造气氛的总体观出发来写人，将人、情、景融合为一，把风俗民情、作家的情感、人性之美结合为一体，形成诗化抒情的气氛。如《陈四》一篇，全篇大量笔墨放在对迎神赛会的描写与介绍中，对陈四这个人物介绍仅限于结尾的段落，通过营造故乡的民风，风俗这一氛围来表现陈四这个人物，形象依然生动。陈四所处之城，人们热衷于赛城隍敬鬼神。“万人空巷，倾城出观”，规模盛大，排场隆盛，有各色节目，各种仪制，更有许多的痴男信女叩头拜香……陈四在众人眼中，是擅长踩高跷表演“向荣”向大人的，其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也就在“向荣”这一角色的身上体现，而主体本身所具有属人的本质却被抽空与异化。无论看客，还是陈四自己都极其看重这一点，而忘却了自我瓦匠这一职业，作为主体的人的一面。从这种对于鬼神的虔诚之中，我们看到了社会对生命的冷漠，而这种习俗的隆盛与浩大也就更现出人们的理性蒙昧之深。特别是陈四，以表演向荣、踩高跷出色以为荣耀，甚至表演完毕，不卸装，就登在高跷上沿着澄子河堤赶去其它的地方表演。因为一次暴雨路滑不好走而误事，自以为奇耻大辱，从此发誓不再踩高跷。这里我们见到的是人的理性蒙昧导致的自我价值的失落而不自知的悲剧。风习有其独特情韵之外，也有其沉重压抑的一面；文化给人带来的不仅是正向的价值，而且也会给人带来遮蔽和掩盖。作者在陈四身上寄寓的便是人的生存与文化价值关系的深层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