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作为20世纪中国的学术权威人物,其研究范围极其广泛,举凡文、史、哲等学科皆有所涉猎。其文学方面:理论上,胡著《文学改良刍议》是“文学革命运动第一声”;为诗,《尝试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为戏剧,《终身大事》作为社会问题剧的最早剧本而提及;为散文,周作人曾这样评价过,“中国散文中现有几派,适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梁实秋也说“胡先生的文章之用心,偏向于思想方面较多于散文艺术方面”。

      而胡适作于1932年1月3日的散文《追悼志摩》,不仅体现了胡适散文长于说理、精于议论的特点,而且具有动人心弦的诗情画意。《追悼志摩》所悼之人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坛上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于1931年11月19日因飞机失事而猝然离开人世,年仅35岁。他短暂的一生,深受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熏陶,他的政治思想、文艺思想、伦理道德观念以至私生活,都浸透了“康桥文化”的影响。他怀着资产阶级理想,追求纯美,追求爱。《新月》创刊之际,他明确表示要维护文学的“健康与尊严”,公开主动地向当时文坛上感伤派、颓废派等十三派发起攻击,自然也就受到左、右双方的打击;他与陆小曼的恋爱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追求“爱、自由和美”的浪漫史,他们虽然结了婚,但最后却成了悲剧。他短促的一生饱受了各种压力、失败、幻灭和挫折,他感悟其理想难以在中国实现,以致最后“流入怀疑的颓废”。胡适在文中抒写了对志摩遇难的巨大悲痛,赞扬了志摩追求“爱与美与自由”的人生观及为此而挣扎、奋斗的精神。文章议论说理的成分很重。然而,作者以独特绝妙的抒情技巧,创造出凄美意境,使文章充溢着深切真情。纵观全文,其抒情艺术具有如下特色:

      一、强烈对比,融合悲壮凄美之别情

      散文的意境是指作者将深邃的立意、真挚的情感融合到优美独特的艺术形象之中所造成的一种和谐、完美的艺术境界,是作家的思想、感情与艺术形象的高度融合统一。《追悼志摩》采用间接与直接两种手段,以截然相反的意象画面,创造出潇洒与痛苦、幽美与悲烈的动人意境。

      《追悼志摩》一开头不是抒写作者的巨大悲痛,而是精妙不凡地引用了志摩最富盛名的诗《再别康桥》的最后一节: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大家知道,志摩是死在“那淋漓的大雨里”,死在“那迷的大雾里”,死在飞机失事的“烈焰里”。然而,当人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打开这篇悼文,展现在眼前的却是一个风度潇洒、满怀柔情的青年,正用他那神奇的彩笔勾画出一个情意缠绵、凄婉低回的境界,以柔和轻盈的旋律吟唱着对康桥对生活如痴如梦般的依恋,为了不破坏这和谐统一,他“悄悄地”“轻轻地”离开,竟连一片云彩也舍不得带走!这是志摩生前为我们创造的意境,一个飘逸幽邃的境界。作者还没有抒写一个字,但作者内心的那种惨痛欲绝之情已跃然诗间,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作者接着写道:“志摩这一回真走了!可不是悄悄的走,在那淋漓的大雨里,在那迷的大雾里,一个猛烈的大震动,三百匹马力的飞机碰在一座终古不动的山上,我们的朋友额上受了一下致命的撞伤,大概立刻失去了知觉。半空中起了一团天火,像天上陨了一颗大星似的直掉下地去。我们的志摩和他的两个同伴就死在那烈焰里了!”在“大雨”、“大雾”、“烈焰”、“陨星”这一串惨酷意象里,我们仿佛看到志摩的痛苦挣扎和作者的悲切神情,我们分明听到志摩的惨叫和作者的痛哭。在这里,作者直抒胸臆,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悲壮惨烈的境界。

      文章一开头就以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两种不同文体,两组截然不同的意象画面——潇洒与痛苦、舒缓与震动、含蓄与直露相撞击,让诗的宁静恬美与诗人死的悲壮惨烈的形成强烈对比,以悼者的悲怆之情为连线,使两个境界完美地融合统一,创造了飘逸与惨酷、幽美与悲壮的动人意境,产生了催人泪下、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对比是抒情中常用的手法,而胡适把该手法用到了极致。

      二、寓情于理,抒写逝者人生之性情

      文学艺术必须具有人生的内涵,必须是一种人性与精神的建构。散文作为文学艺术的一个分支也不例外,其作为抒情的文学样式,应有真情实感的美学意蕴,才能打动读者,引起人们心灵的共鸣。作为一篇追悼性散文,《追悼志摩》的主体部分都是在议论说理中抒情写人,旨在讴歌逝者的高尚品德,总结评价其短暂一生,抒写逝者心灵包蕴的人生体验,抒发作者哀悼婉惜之情。例如在文章的第二部分里,作者首先就高度肯定了志摩的理想主义人生观:“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

      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这段为许多人所赞同的精辟议论,算得上是对志摩的经典评价,它饱含了作者对志摩的赞佩之情。这是在立论中抒情。接着,作者针对社会上对志摩的批评与攻击,以志摩一生最受社会严厉批评的两件事——与原夫人张幼仪的离婚和与陆小曼的结婚为切入点,反复阐明了志摩追求的是“爱与自由与美”的“三位一体的人生”,充分肯定了志摩对爱情理想的大胆追求、执着热烈的精神,有力地批驳了人们对志摩的不公正指责。字里行间,饱含作者对志摩为追求“真恋爱”所表现出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的敬佩,对志摩人格美的赞赏,对志摩不幸的同情与理解。这是在立破结合中抒情。文章正是采用了此种将感情融注于议论说理之中的间接抒情方法,既体现了胡适文章的“长于说理、机灵雄辩”的特点,又流淌着作者的赞美钦佩之真情,情理交融,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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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独辟蹊径,创造诗情画意之境界

      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说:“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他把意境之有无和深浅当作衡量文章优劣的一个重要尺度。胡适也说“文学之一要素,在于‘美感’”。在一篇说理较强的散文里,如何创造美感,创造意境?胡适不愧为大师,他独辟蹊径,大量引用志摩的诗句来追悼志摩的遇难,借用志摩诗人意境来创造散文的诗情,体现出志摩一生的追求、痛苦与失败。借用抒情是一种间接抒情,一些散文与小说也曾用此方法来达到抒情效果。如小说《人到中年》中裴多芬诗句“我愿是激流”的多次出现,恰当地表达了主人公的心情,给作品带来一种美的旋律和悲剧氛围;但与《追悼志摩》中的借用手法比起来,后者更显其抒情构思的奇巧绝妙。

      文章引用的第一首诗《再别康桥》,就是诗人追求艺术、追求纯美的一篇佳作。诗人曾说过,康桥是他“最心爱的地方”,是孕育他“单纯信仰”的摇篮。“康桥理想”,就是作者的“布尔乔亚理想”。引用的第二首是《他眼里有你》。该诗共三小节,文中引用的是第一小节和第三小节。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志摩不懈地追求着他的“布尔乔亚理想”而“攀登了万仞的高冈”,尽管现实是残酷的,“荆棘扎烂了我的衣裳”,让他遍体鳞伤,尽管这理想还在“飘渺的云天外”,但他还是“眼里亮着爱”一直在奋力追求。文章借用诗中“高冈”、“荆棘”、“眼里亮着爱”等意象,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志摩的追求、挫折与奋斗,抒发了作者对志摩追求美好理想的高度赞扬之情。文章引用的第三首诗《生活》,再现了诗人“暗惨的可怕”的处境和心境。诗抒写了一系列阴暗恐怖的意象“甬道”、“冷壁的粘潮”、“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蜓”,“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在这个意象世界里,我们仿佛看到诗人四面受敌而痛苦地挣扎,仿佛听见诗人因恐惧而凄婉绝望的哀叫。从诗的境界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徐志摩处在一个贫困的国度最黑暗的年代,他满怀着“爱”,“自由”、“美”的希望,在时代的夹缝中苦苦追求着理想的光芒,但都如海滩上的鲜花,一朵朵在瞬间凋谢,所以他颓废、绝望。作者通过《生活》,渲染了志摩当时的处境、心境的暗惨,形象地表现了诗人一生的挫折、失败和痛苦,从而突出了歌颂志摩在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和失败后仍继续歌唱的勇敢精神之主题。文章引用的第四首诗《黄鹂》共两小节,这里是第二小节:等候它唱,我们静着望,怕惊了它;但它一展翅,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它飞了,不见了,没了——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诗中的黄鹂和彩云就是志摩。他冲破各种倾泻而至的“浓密”,继续歌唱;他的歌唱给人们以“春光”的明媚、“火焰”的“热情”,他的歌唱是真情流动,给人一派天真和可爱;这春光、这火焰,是他《猛虎集》自序中告白的他的“复活的机会”,他重新燃起了追求理想的希望;然而,他“飞走了”,离开了人世。美丽哀婉的意境寄托了作者无尽的哀思和对志摩人品的赞美,收到情景交融、交相辉映的艺术效果。

      文章引用的第五首诗《偶然》,是志摩最爱的一首小诗: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这首小诗,很可能是一首情诗,是写给一位偶然相爱一场而后又天各一方的情人的。不过,作者借用这首诗的意象已超越了它自身。在诗中,我们看到徐志摩对于美、对于爱、对于人生怀着深深的眷恋,执着的追寻;只是“美”与“爱”都像天空中的云影,黑夜海上的光亮,在瞬间都无影无踪。如今,志摩苦苦追求的理想,连同他的生命,都像诗中的“云影”和“光亮”一样消逝了。作者巧妙抓住诗中瞬间即逝的“影子”和“光亮”不放,给它一个(下转第63页) 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

      正如热奈特所说:“与戏剧的表现相反,任何叙事都不能‘模仿’和‘展示’它讲的故事,而只能以详尽、准确、生动的方式讲述它,因此造成程度不同的‘模仿错觉’,这是唯一的叙事模仿,理由只有一个,而且很充分,口头或语言叙述是一种言语行为,而言语则意味着不模仿”。要在叙事中做到彻底的“戏剧化”是十分困难的,要作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对文本中的叙事因素作严格的区分,并把前者清除得干干净净。例如,只有不带任何介绍与导入性质的动词如“他说”,不带作者任何阐释性描写的纯粹的人物对话才能算作非叙述因素,但在任何叙事中,这些因素都是很难避免的,叙事中的对话,必然伴着“他说”之类的导入性词语和“抬起头来”一类最简略的行动描写。这些叙述话语,只要不致破坏读者那种正在亲身经历叙述事件的幻觉,就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展示”的效果。

      劳伦斯在他的作品《虹》里正是这样,让读者进入到了他所叙述的事件里头去。如下面的引文:“在我的卧室里我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她叫道:“你凭什么要干涉我?”她穿上一件晨衣,蹲在火炉前。她穿上了衣服,这让他感到自在多了。她的幻影总在折磨他,她一直是一个陌生、高高在上、跟他没关系的人。从这天起,他心上的门似乎就关上了。他的眉头紧锁着,变得无动于衷了。他的双眼不再去看什么,他的双手滞住了,他的意志就象一只动物蜷曲了,藏在内心的黑暗处。不过,这意志在潜在地动着。(第217页)该引文中第一自然段是“讲述”的叙事方式,第二自然段便开始由“讲述”过渡到“展示”的叙事方式。第三自然段,已经是“展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