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幕话剧《日出》是曹禺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优秀的现实主义力作。

曹禺在《日出》的开头引述了老子《道德经》里的一段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日出》以交际花陈白露和方达生为串线人物,一方面联系着黑势力的代表金八、大丰银行的经理潘月亭、富孀顾八奶奶等这些“有余者”；一方面联系着小东西、黄省三、翠喜等这些社会的“不足者”。 这样便把“有余”与“不足”两个世界的景象都展现在观众面前,让人们看到了一幅半殖民地都市社会的里外两面。上层社会的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下层人民的食不果腹、卖身卖命的悲惨生活。

学生出身的交际花陈白露，也曾受过“五四”新思想的影响，是一个有过个性解放追求的新式人物，然而经过几番生活的打击后，她最终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向庸俗的社会妥协，成为一个高级妓女，由银行家潘月亭供养，住在大旅馆里，过着糜烂的生活。童年时代的好友方达生闻知她堕落了，从家乡跑来“感化”她，让她跟自己结婚并随自己回去过自力更生的生活。但对社会和家庭生活都已失望的陈白露拒绝了他。此时同楼的孤女“小东西”为了逃避蹂躏闯到她的房间，良知尚未完全泯灭的陈白露虽全力救助，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东西”被社会恶势力的代表、黑帮头子金八手下的人卖到妓院里，最终不堪凌辱而死。潘月亭也被金八挤垮，银行倒闭，陈白露面对着大量的债务和千疮百孔的现实，看不见自己的出路，也终于厌倦了在这无望人生中的无聊挣扎，黯然自杀。方达生则表示要与黑暗势力抗争到底，剧终他走向了日出的东方。

　　《日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比《雷雨》更成熟，显露了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剧作充分揭示了产生罪恶的社会根源：帝国主义操纵下的买办资本对中国金融资产的疯狂压迫和残酷剥削，而这一切灾难都转嫁到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民众头上。　　

作者利用陈白露的客厅和翠喜的“宝和下处”这两个空间，让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尽情表演，从不同角度表现了魑魅魍魉盘据的腐烂的旧世界的残酷，揭示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剥削制度的本质，因而使《日出》既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批判性，又涵括了更深广的历史意识。

※李石清则是由“不足者”努力挤上了“有余者”的地位——从小职员，经理秘书，刚刚提升为银行襄理（相当于经理助理）。作者说他有一个“讨厌而又可悯的性格”。发财的欲望像鬼魂一样附着其身。发财的欲望把他的性格把他变成冷酷甚至残忍。他丢掉一家老小，拼了命向金钱的宝座攀登。因为偷看了潘月亭的机密文件，知道了银行的房地产已全部抵押出去了的秘密，他就以此为要挟，取得了银行襄理的位置。对于这，潘月亭自然是非常恼火的，但由于利害关系，只得暂时隐忍下来了。李石清做了襄理以后，尽心竭力地连儿子害了重病都不顾地替潘月亭奔走买公债，打听消息。预备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潘月亭其实早巳知道这个消息，并且正以为自己的脚跟已经站稳，已在盘算着如何对李石清进行报复了。李石清对潘月亭，忍气吞声，谄媚逢迎，巴结他但心里又恨他；对下，他凶狠自负，鄙视他们“没有本事”。这种发财的欲望使他失去了人类的同情感。只有在夫人面前，他才吐露真情：“我要起来，我要翻过身来。我要硬得成一块石头，我要不讲一点人情。我以后不可怜人，不同情人；我只自私，我要报仇”。发财的欲望把他折磨的精神矛盾，甚至疯狂起来。

面对黄省三的悲惨遭遇，侮辱他耻笑他。李石清给黄省三指明三条出路：第一，你可以去拉洋车去。还可以到街上要（饭）；第二条路，你可以到人家家里去偷：第三条路是到楼房顶高的一层，迈过栏杆，站在边上，向外多走一步——自杀。“你再也不愁吃，不愁穿了”。“叫你要饭，你要顾脸，你不肯做，叫你拉洋车，你没有力气，你不能做；叫你偷，你胆小，你不敢做”“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不是替你这样的人预备的。”

黄省三悲声带乞求的说：“我不能死，李先生，我要活着！我为着我的孩子们，为我那没了妈的孩子们我得活着。！黄省三最后不顾一切地揭露潘月亭这些“有余”者：“是贼，是强盗，是鬼呀！你们的心简直比禽兽还不如——”，“我现在不怕你们啦！我不怕你们啦！”最后，金钱统治的社会还是逼得黄省三全家服毒自杀。黄省三被救过来了，依然没有活路，他想继续自杀，但找不到半文钱去买毒药。这个罪恶的社会，竟然把人逼到求死也不成的悲惨境地。作者显然是借黄省三悲惨遭遇来批判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黑暗社会。在这个金钱社会里，又是怎样制造出人间种种的惨剧，作家深刻揭露出金钱统治的社会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