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钊

    不止一个人认为中国人缺乏公共的精神。鲁迅先生说：“龙门的

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须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

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即不很多。”（《鲁迅全集》卷

1第194页）。十九世纪，美国传教士明恩溥通过在中国二十多年的观

察，也发现了几乎相似的现象。他说：“中国人不仅对属于‘公众’

的东西不感兴趣，而且防范不严，便垂手可得，很容易成为偷窃的目

标。铺路的石头搬回家去了，城墙上的砖也一块一块的不见了。”

（《中国人的素质》学林出版社第95页）。林语堂说的更直白：“中

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心系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

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吾国与吾民》

宝义堂书店出版第157 页）

    古今中外学者看到的现象，至今我们也能够看到。我所在的城市

里安装了100 余部无人看守的IC卡公用电话，可不到一年，一半以上

的都被毁坏不能使用了。8 月25日当地晚报发表记者的文章，呼吁市

民爱护市政设施。原因是新建的许多公用市政设施，有的丢失，有的

被毁。这样的现象在其他城市恐怕也不难看到。

    这种缺乏公共精神还表现在政治意识形态上。除了对公共的物质

的东西漠不关心外，对公共的政治意识也是不闻不问，显得异常冷漠

的。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中还举了一个例子。1851年，道光皇

帝死了，外国人很关心道光的三个儿子中由谁来继承皇位，继位后政

策会有什么变化。在小酒馆里，几个外国人试图同酒馆里的中国人讨

论这个问题。但中国人说，干嘛去费精神想那些无聊的推测呢？那是

大臣们的事。咱们瞎琢磨政治，那才叫傻呢。平民百姓是如此，百姓

中的精英——读书人也是如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便说明了这点。

    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疑问，中国人为什么缺乏维护公共事物，关

心公共事物的精神呢？

    《诗经·小雅·大田》中有这样一句诗：“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这句诗的意思，依照我的理解应该是“雨下到公田里，也就惠及我的

私田了。”这说明在产生诗经的时代里还是有着公共精神的，对于公

与私的关系，有着明确的理解。

    然而，这种公共精神是从什么时候消失，又是怎样消失的呢？

    “我们时常想到，中国政府在本质上是一个家长制的政府，要求

臣民顺从听命。”明恩溥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自汉朝以来，历朝政

府所依据的文化基础都是由西汉确立的“王道”——儒家学说，即使

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府后也不得不“皈依”儒教。儒教是一

门“入世”学说，它提供的“入世”途径则是“古之欲明明得于天下

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身修而后齐家，

家齐而后国治，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大学》）。这种文化

的核心是国如家，国只是家的外延和扩大，治国的才能是在治家的过

程中学习到的。当儒家学说成为“独尊”的主流学说之后，就成为知

识分子的必修课程，而且变成了影响另人具体生活的主流文化，自然

“家”就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在这种文化理念上建立起来的政

府，由习熟了这种文化的人组成的政府，其家族意识可想而知是极其

强烈的。实际上也正是如此，在共和之前的中国，政府就等于家族，

家族就等于国家，三者之间浑然一体，很难区分，“朕即天下，天下

即朕。”政府是家长制，最大的家长是“皇帝”。“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家长制”的最大特点，正如林语

堂所言，“只顾效忠家庭的心理”极其强烈。所以就是政府自己，所

有政策的出发点也是“忙于照顾家长自己”，使自己的“江山”传于

后世而不衰，而不是考虑公众的利益，兴办公益事业，为“臣民”提

供一个平等、公正、自由、宽松的生存环境。

    当一个政府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基业万世”，当所有的“臣民”

都在修炼“治家”的功夫时，可想而知，家族以外的公共精神也就所

剩无几了。政府考虑的是他的江山能拥有多久，而“民众的态度则与

政府的态度十分对应。所有的人都认为，只有自己的个人财产不受损

失，就不必去关心或者没有责任去关心公共财产。”（《中国人的素

质》）。因为政府只关心自己，而且也不提倡民众去关心别人。相反，

这种将一个国家视为一个“家族”，其中又有数不清的“小家族”，

而且都将维护和照顾家族视为“修德立身”的根本的民族，不仅人们

的观念上缺乏公共精神，而且还产生了道德的二重性。“一个家族，

加以朋友，构成铜墙铁壁的堡垒。在其内部为最高的结合体，而彼此

互助，对于外界则冷漠的消极对抗的态度，其结局，由于自然的发展，

家族成为一座堡垒，在它的外面，一切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可掠夺物。”

（《吾国与吾民》）为什么公共的东西难以保存，就是城墙的砖头也

会一块又一块拿回家去？拆掉城墙的砖，显然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但他拿回家去，垒建自己的住宅，他在内心中觉得很自然，他的家族

内的成员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他是在维护“家族”的利益，

是在“齐家”。由此，我们想到贪官，那些大大小小的贪官，在将

展开全文阅读

“外面”的钱（即公共的东西）“拿”回家时，大概也有同样的心理，

其家人也因他搞能到额外的收入而认为他是“有力的”，丝毫不感到

其贪污受贿的可耻，相反还会用这笔外财来炫耀其家族的富有。同样，

相对这个家族外的人看来，虽然感到了不公平，但多半是因为“自己

不能”的嫉妒，而当他也有了那样的机会和权力时，自然就想得到超

额的回报——更加贪婪的掠取。这也就是一些贪官虽然在公共道德上

受到谴责，而在另一种道德上却被视为“能人”的根源之一，这是不

是中国几千年来贪污腐败不绝的道德伦理基础呢？

    中国人公共精神的缺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孔子曾经在

《论语》中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表达了人们对公共事物的态度：”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我们看来，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是

结果，而在极大程度上是中国人对不属于自己责任的事情不感兴趣的

原因。“（《中国人的素质》）回想一下，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深受”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影响。在这种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又

一代人，缺乏公共精神是丝毫也不奇怪的。

    也许，在这种文化构架的设计者看来，只要人们像治理自己的家

那样治理国家，国家就会长久地“国泰民安”，只要所有的“小家”

都治理得井井有条，那么“大家”也就会“安稳平和”。可是这种文

化显然忽视了家与家之间的关系，和由这个关系构成的公共环境。试

想，当所有的小家和大家都去追求自身的利益和利益扩张时，那么还

有大家的安稳平和吗？何况大家和某些小家借助了公共权力（这个公

共权力，也像公共的东西那样，被权力的持有者，视为城墙的砖头，

一块一块地搬回家中了）来“治家”时，没有权力的其他小家，别说

“齐家”，恐怕连维护和保持的“家”存在也变得不可能了。当越来

越多的小家破产以后，“大家”也就到了难以维继的时候了。接下来

的就是打破原有的平衡和秩序重新组织大家和小家，“朝代”进入了

一个新的轮回。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历史只是这种“小家”与

“大家”重组、轮回的过程描述而已。

    由此可见，中国人公共精神的丧失，是文化培养的结果。在一种

缺乏公共精神的文化中，是长不出公共精神的。在当代中国，我们曾

经试图来培养中国人的公共精神。但采用的是经济手段和文化的绝对

化。在经济上施行的是“一大二公：，甚至走到了吃”公社食堂“的

极端。而在政治观念上，与这种绝对公共经济相伴，提出了”集体的

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的观念，甚至造就出一批

新的道德典型——为了捞取被洪水冲走的一根木头而”英勇“献身的

英雄。事实证明，这种抹杀和无视民众个性的方法同无限扩大民众私

心的做法，同样造就不出真正的公共精神来。真正的公共精神的培养，

首先是要使民众树立起良好的公共环境下发展个性的意识，使民众”

不在其位，也谋其政“，并将其视为真正的，不是口头上的主流文化。

    走笔至此，记起了一位留美中国人发在网上的一篇谈爱国的文章。

爱国也是一种共公精神的表现。现摘录片段于此，“记得少年时候，

我还常常责备我的一些长辈亲人：”你们怎么这么没  有用呢？怎么

会让中国受日本人欺负呢？’每每这个时候，有的长辈就沉  默下来，

有的则说：“这是政府的问题，我们这些老百姓个人有什么办法  呢？

’听见这样的回答，我觉得无言以对，但心里又感到似是而非。抵御 

侵略的行动，一定由政府承担吗？强国的责任一定由政府承担吗？不

能使  自己的国家强大，不能以自己的行为抵抗侵略，而是完全推卸

给政府，这  样的个人怎么成立爱国呢？假设政府腐败、软弱、不抵

抗甚至投降怎么办  呢？假设政府残暴、独裁、贪婪怎么办呢？在一

个无能或者残暴的政府统  治下，怎样爱国呢？  ”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在一个缺乏公共精神的民族中，是很难建立

起现代文明的。这是历史的结论，更是文明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