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应甲

      诗、词、曲作为我国古典诗歌的几种不同形式，它们在抒情、合乐等方面有很多相同和相通之处。今天，当我们把诗、词、曲当作不同文体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后，我们发现，这三种文学样式，是有着很多不同之处的。特别是后起的元散曲，无论是表现内容、表现技巧，还是美感特质，都与先出的诗、词存有明显的差异。比如，与前代诗歌相比，元散曲就少了些庄重、典雅、工致、妩俏而多了些幽默。这里所说的幽默是广义的幽默，包括讽刺、嘲弄、讥笑、诙谐、滑稽、怪诞等一切喜剧因素。这些在前代诗歌中少见的艺术内容和艺术表现方式，构成了元散曲独特的艺术风貌。而这种艺术个性又折射了那一时代文人的个性特征。

      本文就试图在这方面略申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元散曲幽默种种。

      巧妙的构思对任何一种艺术创作都是至关重要的，幽默的艺术更是如此。“笑”的产生，关键在于突破正常的、一般的思维模式，强调一种不和谐，甚至是怪异和奇特．在元散曲中，作者常用对比与夸张两种手法达到这个目的。

      不协调的对比往往是产生幽默的良种。如张鸣善（水仙子·讥时)：“铺眉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万钟，胡言乱语成时用，大纲来都是哄！说英雄谁是英雄?五眼鸡岐山鸣风，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飞熊。”硬将五眼鸡，双头蛇、三脚猫等不祥怪物与代表贤人英豪的风、龙、熊这类灵物扯到一块，地痞流氓式的张牙舞爪与圣明高官的形象联到一起。不协调的对比形成的强烈反差，使人产生一种发泄不平后的快意。当剥下统治阶级神圣的外衣，还其粪土的本质后，读者自然会发出开心的一笑。对比的双方差异愈明显，对比造成的不协调愈强烈，幽默的意味也就愈浓。如雎景臣的套数（哨遍·高祖还乡)，把历来被认为“君权神授”的“真龙天子’与市井无赖联在一起，取得了极好的喜剧效果．

      夸张，是一种修辞手段，但如果夸大到违反生活常理也是一种不和谐，同样产生幽默， 诱发笑。这是中国式的幽默。从《庄子》中那两个蜗角上的国家间血腥战争开始，一直为我 们广泛运用。无名氏的（梧叶儿·嘲谎)便用此法，效果绝佳。“东村里鸡生凤，南庄上马变 牛，六月里裹皮裘。瓦垅上宜栽树，阳沟里好驾舟。瓮来大肉馒头，俺家茄子大如斗。”煞有介事的态度，不可置疑的口气，说出的内容竟如此荒唐、不和谐，极巧妙地奚落了说谎者本人。夸张到极点，也就同时走向反面，促成一种对其张扬肯定事物的自我否定，亦即所谓自相矛盾。有声有色的同时，便已漏洞百出了。

      无论夸张抑或对比，都以艺术构思为前提。而新颖巧妙的构思源于独特的艺术眼光。就对比手法而言，便是在两个表面看来毫不相干的对象之间，独具慧眼地挖掘出两者共同之处，在常人看来不可比较的巨大反差中寻找一个可比点。尽管有时这一可比点微乎其微，常被忽略，然而它却是两者之间通往笑境的独木桥。王和卿的[醉中天·咏大蝴蝶]在艺术构思上就颇为工巧，“弹破庄周梦，两翅驾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一个空。难道风流种?吓唬寻芳的蜜蜂。轻轻飞动，把卖花人过扇桥东。”这里活用庄周梦蝶的典故，新颖独特且又极度夸张，颇为生动有趣。

      在语言表达上，诙谐的俗语是元代散曲的一大特点。生活本身充满了趣人趣语，作家从中发掘、发现，重新献到习而不察的读者面前，使作品散发出活泼的生活气息和情趣。佚名[醉太平·讥贪小利者]中的比喻非常贴近生活：“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这些比喻都来自世俗生活，而不可能出于贵族的“沙龙”，作者连名字也没留下，但却揭露得非常深刻。让读者用笑去谴责、批评那些贪财好利之人。等而下之的竟有将蚊子夜半入帐叮人，写得如同亲吻一般缠绵，叫人哭笑不得。

      “诙谐的基础是词语、概念、事实的游戏。这些词语、概念、事实就其实质说来大相径庭，但就产生的联想或词语的发音来说，却彼此相近”这类诙谐的调笑，元散曲中也屡见不鲜。有个叫全子仁的在帽子上簪了枝青梅，刘婆惜便作了一首[清红引]调笑他：“青青子儿枝上结，引若人攀析。其中果子仁，就里别滋味，只为你酸留意儿难弃舍。”以果子仁谐全子仁之名，又用梅子酸混同心中酸意，这便是诙谐。

      无论何种手法，其语言风格都是直来直去，快人快语，极少扭捏做作。“曲贵明爽”，明爽了就有幽默。吕止庵[醉扶归]，“有意同成就，无意大家休。几度相思几度愁，风月虚遥授。你若肯时肯，不肯时罢手，休把人拖逗。”求爱如此直通通，象下通牒一般，令人瞠目。但读者并不觉得求爱者不通情理，一味蛮横，而是觉得求爱者爽直、热烈，不虚情，不掩饰，读后报以会心的、善意的一笑。其他诸如“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严忠济曲语)“呸1骂你个负心贼”(张可久曲语)等句子，至今仍为大白话。这种富有生命力和幽默感的语言在元散曲中比比皆是。如果说诗词的含蓄、隽永令人回肠荡气的话，那么，散曲这种率直、，爽朗也同样意味深长，令人解颐。

      二、元散曲幽默的产生探秘。

      蒙古贵族入主中原，汉民族的几千年道统难以约束游牧民族，因此，元人的思想比起前代要轻松、自由。尽管元代文人汉人居多，社会政治地位很低，但精神束缚要比前代相对减弱。这恐怕是元散曲幽默的产生的社会原因。

      《恶之花》的作者，诗人波德莱尔说过：“人的笑产生于人的优越感。”相对于宋人、唐人，元人的确有一种优越感。因为是非汉人统治，正统观念较强的人们至今不愿正视这一点，故将蒙古人的野蛮、蒙昧渲染得无以复加，似乎腐败的南宋本不该亡。的确，当时的蒙古人并未脱游牧习气。他们不讲孔孟、程朱，不重科举，因此，传统文化的约束力相对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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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王朝(尤其南宋)因理学的猖炽，各种道德观念的压抑，人们在精神上背负着沉重的“文明”包袱，加上政治腐败、官场污秽，使物质生活也呈现出供血不足——全社会性的“贫血”。强大的外敌威胁始终存在，又使之患有忧郁症，其精神表现为紧张、惶恐不安和神经质。这种紧张的时代氛围和充满危机感的社会环境里产生出的文学，自然是严肃而又认真，无法轻松幽默的。不仅不能轻松幽默，反而神经兮兮地小题大作。连本宜抒写情爱的小词也被视为“艳科”，直到把这一形式纳于正统、严肃的圈子里方理直气壮。柳永词写得直露了一点，就招来不少唧唧哝哝的非议、指责甚至攻讦，弄得词人们一个个都把自己紧紧地包裹起来，把情感藏之又藏，深埋再深埋；元人不仅较少理学，也没有外敌入侵的威胁，也就少了宋人的危机感和紧张感。黑格尔在《美学讲演录》中断言：“诙谐的特征却是充分的满足以及人在战胜了自身的矛盾或者摆脱了严峻不幸之后获得的安全感。”正是在摆脱了宋人那种恶劣不幸的环境氛围后，元人有一种畅快舒心的情绪。笑就是这种情绪的无顾忌渲泄，是对人生充满自信的表现，于是有了元杂剧的插科打浑，有了元散曲中的幽默。

      从诗歌史的角度看，后代总是要突破前代。社会总是不断前进的，前进了的社会也要求它的文学一道前进，否则，守旧的文学就无法真实地去反映进步的社会生活。尽管传统的“诗教”为诗歌创作设置一道又一道的藩篱，什么“乐而不淫”，“衰而不伤”等等，尽管诗歌的传统审美强调典雅、含蓄、高古、不俗不滥等等，但诗歌还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蝉蜕自己身上的传统硬壳，形式由四言而五言、由五言而七言，而长短句，内容则由“思无邪”、“诗言志”而叙事，技巧亦由表现转为再现。但是，元代以前历代诗歌的改革是有限的，是框框里的跳舞。四言到五言，到七言，到长短句，形式是突破了，内容亦进步了，诗教的核心没变，传统的审美标准亦没变，每种形式或内容的变革，最终在画了大大的历史弧圈过后，依旧回到传统的路子上去了。比如词这种新诗体，比起正统的五、七言来，当是一大进步。特别早期的词，它来自民间，但很快地就被文人们由田头引向了案头，用传统的诗教理论和审美情趣进行装裹，逐步把词也变成了深沉含蓄、悲壮典雅的东西而失去了词刚产生时的本原风貌。人们寻求新的艺术形式去取代这生命力已衰的艺术形式是难免的。而散曲这种更为洒脱、通俗、直率的艺术就应运而生。人们在厌烦了宋代低沉婉约的缠绵和豪迈激越的一本正经之后，别寻轻松幽默当也是顺理成章的。

      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元代特定社会里，游牧民族尚未落入汉文化的氛围，而较少思想禁忌，以至人们个性的普遍开放，并进而产生了一大批虽生活艰难，但性格开朗的乐天派作家，这应是元散曲幽默产生的主要原因。当然，证据仍然是散曲作家和作品。

      据隋树森《全元散曲》，我们发现不少散曲作家喜谐谑。如杜仁杰“性善谑，才宏学博，气锐而笔键，业专而心精。”王和卿“与关汉卿同时而先卒。滑稽佻达，传播四方。常讥谑汉卿，汉卿虽极意还答，终不能败。”(可见关汉卿这位严肃作家也是极有幽默感的人)沈和甫“善谈谑，天性风流，兼明音律．”施惠“巨目美髯，好谈笑广…·每承接款，多有高论．”王晔“体丰肥而善滑稽，能词章乐府，所制工巧……人多称赏。又尝集历代之优辞有关世道者。自楚国优盂之下，至金人玳瑁头，凡若干条，著《优戏录》，杨维桢为之序。”是一个较早研究笑史的人。刘婆惜“颇通文墨，滑稽歌舞，迥出其流。”杨讷“善琵琶，好戏谑，乐府出人头地．”汤式“好滑稽，所作乐府套数小令极多……江湖盛传之”等等。

      有如此众多的富有个性特征的人，才能创造出幽默的艺术。没有个性，没有独特的创造性，没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就没有幽默。“幽默的本质是有个性”，“幽默显然是任性的、主观的，它受个性的制约，打有幽默家本人奇异的思想倾向的烙印。“元散曲中的幽默标志着元人个性化的进程。幽默需要独特的艺术构思，不能蹈袭前人窠臼，要出奇制胜，这就依赖作家独立的、富有创新精神的思维方式。比如，以往写爱情多为才子佳人式的，而楚兰芳偏偏写了曲[四块王·风情)：“我事事村，他般般丑。丑则丑村则村意相投。则为他丑心儿真，博得我村情儿厚。似这般丑眷属，村配偶，只除天上有。”一反郎才女貌俗套，在公众皆以为丑的地方发现了美和真情。这是富有个性的发现，也透露出观念进步的端倪，即重内心而非外表。杜仁杰的[耍孩儿·庄稼不识勾栏]一曲，传统的作者直接介入不见了，也放弃了一般化的文人口吻，把自己隐藏到一个庄稼汉的身后，用充满好奇心与新鲜感的眼光来描述大家所熟知的事情，使作品妙趣横生，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一个有幽默感的文人肯定性格仁慈，十分敏感，容易产生痛苦和欢乐，能敏锐地察觉周围的各种情绪，同情他们的欢笑、爱恋、乐趣和悲哀，这样的人本性善良，热爱人类。如王嘉甫的套数[仙吕·八声甘州]末段，“旧路高高筑起墙界，尽今生永不踏着！．．…·待装些气高，难禁脚拗，不由人又走了两三遭。”把个主人公爱恨交织的复杂心理刻画的既细腻又好笑．只有热爱生活，充分体验到生命快乐的人，才能真正认识到这种身不由己的行为中所包蕴的艺术价值，并以善意目光注视着这种行为。散曲中哪怕是对嘲笑的对象，也基本上抱着设身处地的态度而趋于宽宏，绝非恶意挖苦。如汤式[湘妃引·解嘲]：“怀揣着讪脸入青楼，口带着顽涎饮玉瓯，手搦着冷汗偎红袖。人都道我中年也不害羞，对相知细说缘由，蠢咻的脑间病，村沙的骨内丑，风流的老也风流。”用调侃的笔调，并借主人公之口来维护自己“风流鬼”的形象。幽默源于这样一条直理，“我们的缺点和弱点绝大部分是我们个人优点的继续、扩大或缩小。”因此，作者与被嘲笑者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带有理解的成分．这类作品中较有代表性的马致远的套数[耍孩儿·借马]，在嘲讽中又带同情，谑而不虐．高道安[哨遍·皮匠说谎]也有同工之妙。王和卿的[醉扶归]写了男女吵架的情形，令人忍俊不禁。“我嘴扭着他油鬏髻，他背靠着我软胸皮。早难道香腮左右偎，则索项窝里长吁气。一夜何曾见他面皮，则是看一宿牙梳背。”我们并不认为这个反复向女人陪不是的男子缺少骨气，却感到其中充满了人情意味。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个性的开放，而能写出这种行为的本身，就是意识的进步。

      正如自我封闭与自卑相连一样，个性的开放与自信密切相关。元人相信自己的力量，用富有个性的目光审视一切，对各种不合理现象，各种弊端和丑行给以毫不留情的嘲弄讽刺。从“智和能都不及鸦青钞”(无名[嘲天子·志感])的社会风气到“朝承恩，暮赐死”（汪元量[嘲天子·归隐])的官场，甚至于“一粒米针穿着吃”(无名氏[梧叶儿·嘲贪汉])的贪婪灵魂，均逃不出他们尖锐的笔锋。新的价值观在悄悄建立，过去的权威失去了光环。无论是至高无上的皇帝，还是鉏麂、豫让、伍子胥、韩信等仁人义士，其地位在元人心中已开始动摇，失去了神圣感。吴仁卿[斗鹤鹑]套曲竞问鉏鹿触槐而死“待图个甚的?”查德卿[寄生草]劝豫让“吐出喉中炭．”对历代被当作高洁人格象征的屈原，亦从现实的功利出发而略有微词。马致远[拔不断]说：“屈原清死由他凭，醉和醒争甚?”贯云石[殿前欢]云：“笑你个三闾强，为甚不身心放?沧浪污你?你污沧浪?”钟嗣成的[清江引]把伯夷、叔齐也嘲笑了一番：“采薇首阳空忍饥，枉了争闲气。试问屈原醒，争似渊明醉，早寻个稳便处闲坐地。”这些当然不能说元人对历史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这种对历史轻松幽默的认识，恰说明了元人思想的变化与进步，对自我的重新审定。人也只有充分意识到了现在的自己，才可能回过头来反思自己的过去。有位哲人曾说，只有能够自嘲的人，才有权力去嘲笑他人．散曲作家不仅将笔尖对准以前，对准外界，同时也对准自己，很有些自我批评的精神。关汉卿的[一枝花·不伏老]和钟嗣成的同曲牌《丑斋自序》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这两支套曲中，作者以自嘲的笔调，活脱脱勾勒出两个真实的个性。他们为自己自豪，不象屈原那样自我标榜“帝高阳之苗裔”的高贵血统，也不象李白“但用山东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那样不切实际地自夸自大，没有传统文人式的怀才不遇、怨天尤人，而是正确认识自我，客观评价自己。以此为基础，关汉卿理直气壮地宣称走自己的“烟花路”且永不悔改，尊重自己的选择，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这已不是辛弃疾那类“红巾翠袖、揾英雄泪”的叹息。区别在于辛之无可奈何地沉溺于女色，目的在于解脱自己的失意，实质上自以为精神高人一等；而关之与艺人们建立的友谊是平等而真诚的，是合乎自己内心的由衷选择。同样，钟嗣成也没炫耀“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而是大胆承认自己“只为外貌不中抬举，因此内才不得便宜。”他更没有孟浩然“不才明主弃”的牢骚，而是直言“既为男子身，须入世俗机”，故不避“评跋上惹是非”，而写了《录鬼簿》。比较一下，屈原、盂浩然的自负里透着几分缺少主心骨的自卑，近乎仆人般的叹息；而关汉卿与钟嗣成在自嘲里却带着足够的自立与自信。这种精神气质，当是元散曲中幽默产生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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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相对于宋诗之沉重，宋词之柔婉，元散曲在轻松洒脱的同时，不免缺少些深厚。 诸如《嘲人右手三指》《胖夫妻》《嘲黑妓》之类调笑浮浅作品也不少见。好在元人不故作深 沉，不板着面孔说教，他们兴致一到，随手写来，不求传之后世，但愿能娱我心，故写丑却不扬恶。罗丹说：“在艺术上所谓丑就是指那些虚伪的、做作的东西。”散曲恰恰美在真，真实的人生，真诚的情感，真正的自我。不是外在异己的力量在支配自己的笔，而是用自己的心灵，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艺术构思，自己的眼光乃至自己的生命写就了元散曲，这是个性开放的表现，而这也正是幽默的源泉。至于元代文人为什么能在社会地位很低，生活十分艰 难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如此开放的个性，已在本题之外，当另文论述。

      注 释：

      l、文中①②⑧④均引自前苏联大百科全书幽默词条．

      2、文中所引散曲及所提到的散曲作家，均见隋树森《全元散曲》．

      3、部分章节参阅了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 华东师大9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