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市一中 邓金平  

    在读《套中人》的时候，有一句话忽然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一天刚好是五月一日，星期天，我们全体师生约好在校门口集合，然后一道步行去城外树林里郊游。”

    怎么？学生老师还可以在星期天相约一起到城外郊游！而且还不坐车，只步行！这确实是太令人惊奇而且羡慕了！你看我们的星期天，有几所中学不是像监管犯人一样，正把学生围在浊臭的教室里深埋头颅，拼命做题，迎战高考呢！而郊游，那是多么遥远的事情啊。只依稀记得，还是十多年前读书时，老师带着我们在山谷中欢快野炊的情景；而又清楚地记得，刚参加工作时，我和另一个青年老师与一群学生相约到长江那边的果园游玩回来后，就被校长请进了办公室，对我进行了一番“千万不要出什么乱子”的安全教育，从此以后就再也怕敢起什么带学生游玩的念头了，并且我至今也还没有听说周围有哪一所学校的师生一同步行去郊游的新闻。即使破天荒有一回参观博物馆，那都是租用了好几辆巴士，浩浩荡荡地进发，那盛大的场面，还让路人驻足羡慕了好久呢。不过如果要是步行的话，别说学生要造反，就是老师也是不会答应的。

    因为这一点新发现，于是想，小说中是否还有其它一些地方，也透露出当时时代的中学教育的一些信息呢？于是特地寻觅一番，果然不出所料，很快我又发现了几处看来也似乎同样优于我某些学校的一些教育措施或者观念。

    文中写到“我们”在别里科夫的唉声叹气的逼迫之下，“只好让步，把彼得罗夫和叶戈罗夫的操行分数压下去，关他们的禁闭，最后把他们开除了事” 。于此可见，当时学校对学生的评价绝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学校一样，仅以文化分数作为唯一标准，只要文化分数高就可以进好大学，而是“操行分数”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虽然一个人的“操行”很难量化，比如文中的两个好学生的遭遇就是证明，但至少和我们现在的“唯分数论”相比，总是有其非凡的意义的。

    沙俄教育的先进之处，还表现在对课程的设置上，当时似乎就已经有了“小综合”的雏形了。学校新来的进步青年教师柯瓦连科，是一位史地课教员，这是不是表明当时的历史地理并不是像我们一样是各自为政，只是为了应付文科综合的考试而勉强扭在了一块儿的呢？再一个例子是别里科夫所教的古希腊语，也可以算是一门外语了，但它并非如我们现在将英语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一样，因为华连卡“现在已经不是挑挑拣拣的时候，嫁谁都可以，哪怕希腊语教员也凑合”，既然“希腊语教员也凑合”，可见在沙俄时代的外语，充其量就是一个选修课的地位，（说不定当时的沙俄还真有我们现在正时髦的选修课呢）而教外语的老师实在是很受歧视很可怜的。当然需要郑重声明的是，我并不是说要降低现在广大英语老师的地位，看轻他们的重要性，而是认为我们“量中华之人力，结与国之欢心”，全民皆学英语，不说影响学生将来的前途，就是国家未来的命运，也是存在危险的。

    再一个是别里科夫深为反感甚至忧惧的一件事，就是 “ 教室里乱哄哄的” ，“我们班上总是闹哄哄的”。不过除了别里科夫之外，其他老师都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年轻人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嘛。可是我们现在，除了极个别老师认为“我们班上总是闹哄哄的”是一件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外，其他绝大多数人老师都和别里科夫一样是深为反感甚至忧惧的，还有极端的甚至连下课时分也不许学生自由谈笑走动，必须像温顺的羊羔一样坐在教室里不准出来透一口气，如果达到每个学生都只知道除了作业还是作业的境界，那就是我们这些老师的莫大欣慰和最大骄傲了。

    当然，19世纪末其沙皇专制下的令人窒息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是不可以和21世纪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的开放的教育思想和制度相提并论的。不过，从《套中人》这篇小说中所隐约透露出来的这些教育信息，不是也很可以令我们回味，反思，甚至警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