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之鼎

 

本世纪劳动大众民主革命开始以后，历来强调群众观念、群众路线、群众利益，以及和群众打成一片等等，这无疑是一场新的革命，以自由、民主、平等为目的，以为人民服务为总口号，这都是革命成功的法宝和。政权合法性的牢固基础。改天换地以后，这种声音渐渐被另一种即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的口号所取代，文革作为最高潮，革命群众热火朝天，但群众早已消失，有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已成为牛鬼蛇神！

一开始是民主革命，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是远景，此自由、民主、平等自与西方的不同，应是真正的或更高的，无产阶级的。然而，这种理想带有过多的诗性，少了些理性。我们是数千年世传儒家伦常、封建礼教等级制，从没有过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思想与生活实践，这些新理念刚借来，所以对它们可谓知之甚少，包括五四前后那些先知先觉者，何况那时中国历史给他们提供的舞台狭小而为时短暂。因而，无产阶级革命开始不久，刚扎下根儿，世代务农的我们，与《国际歌》的精神相逆，就象歌颂救世主和皇帝似的高唱起“东方红”高喊起万岁来，这是最初和最大的感谢。

从那时起，尤其进了北京以后，我们一溜烟地感谢领导一直到今天！以前饥寒交迫，现在刚吃饱了肚子，自然有感谢之情。后来就不同了，日常生活尤其无数的大会小会中，人们会听到那不断的“感谢领导……”的声音，看到那或诚朴真实或做作夸饰的表情。吃得饱了，感谢；有衣服穿了，感谢；有房子住了，感谢；得了补助，感谢；“自然”灾害了，感谢救济；实行了议价，感谢调整；困难度过了，感谢扶助；挨了批评和批判，感谢挽救；戴上某种内部矛盾帽子，感谢宽大；平了反，更感谢！领导没来，感谢惦记，来了，感谢关怀；升级，感谢栽培，降职记过，感谢挽救……任何单纯纵向比较如多年坚持的忆苦思甜其目的也都是使人感谢，同时我们也不断地喊万岁以表达最高的感谢，我们多年来身陷感谢和万岁山呼的汪洋大海，本来就不晓得有自我存在的农民后代的我们，本来就没有纳税公民独立意识的我们，更没了自己。感恩颂圣到文革升至极端，我们或尴尬或随大流、或清醒或糊涂、或静默或手舞足蹈、或严肃（表情？）或滑稽（内心？）──多半自愿、极少被迫地早请示晚汇报，多次或山呼或祈祷般地祝福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终于酿成无度的个人崇拜、现代迷信，“三忠于四无限”。在追求现代化的崎岖路上把自己彻底异化了，不仅自己吃苦，且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蒙羞，至今还在多方弥补。直到后来，才渐渐有了点儿“觉悟”，例如，早在延安参加革命后来长期是高干级的韦君宜女士在临终前诚恳地写道：“中国的可怜的老百姓，太容易高呼万岁！”──这是几千年传统文化培育成的草民意识。我们没有公民意识。

人本来都是有血有肉吃五谷排肥料的大凡人，无论有过何等谦虚的胸怀、辉煌的功绩，久听讼圣的谀词，难免五根不乱。他们对自由民主甚至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未必比对传统文化理解更深，在长期的听感愉悦中也不可能不产生自我圣化的心理，而手中那无限的权力的自由膨胀就更加剧了自我圣化的程度，自己也会觉得自己神乎其神了。（偶然回报的“人民万岁”或也是真情实感，然而实在微不足道。）对此，我们神化他人的平头百姓尤其自认为有知识的人也要深深自察自省。当然最大的历史责任要由被颂扬者及当权支持者（也是受益者？）来负。此种人有二。其一是有意阿谀者，不必费词，历朝有之；其二则处于自觉不自觉之间，其本意可能有对天才人物的崇敬与感谢，或许同时也有以此为手段促进和加速过程以达革命目的的命意，但他们因为对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的隔膜，大概也难以觉察自己这种作法实为冥冥中无形的传统之巨手所摆布，他们制造出了新式等级和新的愚昧，（当然非此一因，但这一招儿果然灵，因为和我们意识深层的沉淀有机地化合在一起。）尤其是他们再也没想到自己后来有的也成为受害者，甚至为此付出料想不到的惨重代价。刚逐出大门的历史，原来还安距在我们心窝里！如此作茧自缚、如此巨大的历史反讽，岂不发人猛醒？最重要的或许还不是个人奋起时高尚的选择和口号，不是个人的命运，而是整个民族所承担的严重后果。当一个权力个体公开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而其秦始皇情结后来逐渐膨胀，历史又驯服地提供了方便，试问他能做什么样的选择呢？理性的狂迷使上上下下连常识判断能力都丧失了。我们又没有责任伦理，只有意图伦理传统。如今虽然这一页历史尚未完全翻过去，但作为话语的历史是不会负什么责任的。逝去的风流人物已经逝去，百姓和知识者的反省，也只是就普遍性的社会文化心理自我认知而言，有了这种省察，也就省略了许多卑微的不无尴尬的感谢，在人格上增加几分自尊几分独立性，增加点现代公民意识。顺便提一句，有的学派专门想从旧传统中开出新价值，首先须搞清楚在这片黄土地上旧传统是如何细细密密地浸润新思想、扭曲异化它，并在文革中达致史无前例的胜利颠峰的。否则，只能是距离美感、或时空双重距离美感而已。

到了今天，无论如何还是在进步。当今年几个大水灾来临，灾区百姓收到救济并表示感谢之后，人们毕竟大致可以讨论水灾酿成的根本原因以及谈论各级领导的责任，不必象60年代初只能谈自然灾害了。即使我们还不大懂得个人的基本尊严、价值、自由和人权等，即使我们还不大懂权力、政府、掌权者的学理意义上的性质，有了或能容许这种下对上的怀疑、思考和萌芽的监督，而不仅仅只有感谢鼓掌和喊万岁的权利，那也应该承认是某种进步。

但也不能不想到进步的程度、效果是深深受制于我们的文化基础的。或许还记得，直到80年代末，一位高级领导回到故乡，传媒还在宣传老百姓的“父母官”回到自己的家乡如何如何。直到今天，本世纪最后一年开春，首都某媒体还在提醒我们的领导不要自称为“父母官”！可见旧传统巨大的粘滞力量。我们革命了半个多世纪，“为人民服务”了半个多世纪，曾有那么强的群众观点，怎么领导还认可是我们的父母呢？“公仆”、“勤务员”之称或许只是招待客人用的？而且我们深深知道这东方父母与西方父母可大大不同，与吾皇永远圣明永远臣罪当诛是息息相通的。传统伦理、传统等级意识数千年来已经渗入我们的血液骨髓，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化基因，但我们没搞明白这一点，就浪漫、热情、坚决而天真地企图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一场场革命和斗争了，到头来，只好又卷入一个来头更为迅猛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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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认识我们缺乏民主自由传统并非易事，如果文化心理的深层为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文化基因所左右，如此来理解或“接受”民主，那后者焉能不变形或者被解构？只要回过头来看看一百多年来，启蒙者是如何热情而积极地接受并热心传播民主自由，而后者又如何如燕子剪水般一次次轻轻掠过，一个半世纪的今天，他人早已拷问现代性的弊端，演说后现代，而且后者高潮已过，（或认为后现代只是现代性的一宗），而我们只能主要在生存层面上讲人权，可见距离之远。由于饱受帝国主义侵略，民族多难，我们多少年来集中对外，反对崇洋媚外，只是忽略了内部：背负的传统中的负面，尤其是那种似是而非的东西。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估计传统文化如儒学中那种有一点接近（但绝不是！）民主的东西，如孔孟仁政，如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说法，但决不能以之为民主，这仅仅是民之主取得主位或想长治久安的一种策略，一种很温柔敦厚、很精致的手段。说它是非民主自然无误，说它反民主也大致符纲合线。但我们多少年来就把类似的东西以爱祖国爱文化的热情直接当成民主性精华或等同于民主思想。其实此类东西是中国特色的王权主义衍生的“民贵”思想或“民贵主义”，是中庸哲学的政治实践，是专制与人民的调和剂，是专制丑恶嘴脸上的香脂粉。口口声声说民贵、民为邦本，其实质是牧民役民。翻开30年代前后以及后来写成的一些史学类论著，有不少把这一类东西论述为民主或民主主义，50年代文艺史论著更是如此给一批古典文学作品或人物廉价地带上了民主主义的高帽儿。其实这和念念不忘领导之恩感谢领导没完同源，都是受了民贵意识浸润所致。在接受新东西时，有意无意地受大脑中原有占优势的旧信息的干扰，五四先贤也未能幸免，何况后来启蒙落潮，救亡占先。传统的力量是不易估量的，因为它本是我们的脑中同构物。从另一个角度讲，原苏联地兼东西，斯大林专制虽然也迫害知识分子，但其中的反抗者给后代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产。这也是文化渊源不同所致。中国知识者所以缺乏主体意识，站不直、常趴常跪，与中国没有以个性（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有关，也与长期接受精致的民贵主义熏陶从而形成温柔敦厚的总体文化性格有关。

千篇一律的“感谢领导……”只是一个常见的小例子而已。但它确也说明了我们对民主自由的普遍疏离程度和数千年“皇恩浩荡”意识根深蒂固且顽强地表现自己，真是不叫它表现是不行的。即使诚恳感激到零涕，终究含有不同程度的自感卑微渺小的草民意识，几千年的等级制思想，至今仍象灵魂离不开身体一样与我们同在。这种感谢不是平等个人（自由个体、纳税公民）对平等个人的感谢，而是受传统等级制意识操纵的非平等性的感谢；是民贵性质的感谢，不是民主性质的感谢；其中隐含着对下面这种非平等的认同：在大不满的时候，将用与感谢极端对立的非常手段取而代之，并将赢得众人同样的感谢。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不是就这样用铁和血的手段超稳定地轮换着么？

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希望，从此我们将努力使自己必要的感谢建立在自由民主理念的基础上，所表达的应是平等公民间真诚谢意，我们应该努力以新的方式书写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