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植根于民间艺术的“国民性改造” 

　　大众文学初倡之时，鲁迅先生曾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文艺大众化》）在20世纪初叶中国所面临的旧与新、中式与西化、传统与现代、边缘与中心、民间与精英、乡村与都市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文化冲突中，鲁迅以其乡村体验熔铸成的文本，做出了独具个人意味的解答——这种对于边缘的、民间的文化立场的坚守，使得它们成为解读20世纪知识分子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复杂心态的独特文本。这在《故事新编》里，以及《朝花夕拾》，都有描述。

　　大众反抗精神
　　在“阿长与《山海经》”的记载中，可以看到民间恶鬼对他的深刻影响。“美女蛇”、“长明灯”以及民间传说、文化传说中的意象也多次出现……在乡俗原生态中，绍兴自然现象的隐秘，演化为奇特的神话传说，这些意象构成了百姓的信奉：信奉时令，信奉风水，信奉生死，信奉祖宗，信奉天地。未庄的酒文化、戏文化，清明扫墓娶妻生子等乡俗传统，手摇船等地域特色，文人雅士的书画收藏之癖，在鲁迅的小说中透出了独特的魅力。鲁迅“改造国民性”，把这种文学“典型形象”，进行历史与社会背景以及个性的、统一的文学判析。

　　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从少年闰土到老年闰土都被赋予一种神话与现实的对照。然而，鲁迅的小说揭示了，由于文化的变异，在神话与现实之间大众缺位了。鲁迅曾赞美过绍兴乡村戏剧中的两种鬼魂形象，他说：“我以为绍兴有两种特色的鬼，一种是表现对于死的无可奈何，而且随随便便的‘无常’”；另一种则是“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就是‘女吊’”（鲁迅《女吊》）。鲁迅非常向往这些代表大众的鬼魂，以至崇尚那些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英雄。

　　大众胜利的悲哀
　　鲁迅在《阿Q正传》中写出了一种特殊的大众反抗。阿Q的角色没有演化为人间的英雄角色，他也不是天降神权的帝王。

　　“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得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阿Q两个方面同时具备，“他是永远得意的”。他维持自己的未庄意识，除了历史层积序列之外，还有区域的圈序列。鲁迅所要揭示的是一种“乡俗原生态”，他写道：“我也曾问过赵太爷的儿子茂才先生，谁料博雅如此公，竟也茫然，但据结论说，是因为陈独秀办了《新青年》提倡洋字，所以国粹沦亡，无可查考了。”

　　鲁迅对乡俗学比较关注，他写出了史诗式的“原生态”小说。这些民间英雄在我国文学史上也有记载，比如，冯妇徒手搏虎后，“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历史上对这些野民英雄大都采取诙谐取笑的刻画，神话其行动的过程。

　　大众的迷失
　　鲁迅在批判集体无意识，甚至是民族的无意识中，充分发挥了民间艺术的想象力。他就在《故事新编》中把许多所谓的代表文明过程的人物嘲笑一番，这就写出了《奔月》中的嫦娥太太、《理水》中的专家学者、《采薇》中的可笑老头、《铸剑》里柔弱的眉间尺与一大帮群臣仪仗队。

　　“第一篇《补天》……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动手试作的第一篇。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茀罗特说（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不记得怎么一来……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在《故事新编》的这段序里，鲁迅发现了乡野文明生态在近代化历史过程中与教育、科学、政治、文化等社会文化职能主次轻重的失调。鲁迅面对的是：一方面“现代派”的急流奔涌，一方面“新儒家”、“国学派”的粉墨登场；一方面人欲横流，一方面祈盼现代文明。在这种文明冲突中，他把目光投向了处于边缘地位的农村和人民，关注他们的精神迷失和心灵苦难。

　　精神世界的“湿地”

　　“大众文学”这一先进口号提出后，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大众文学”在现代中国这片土地上，曾经是一个十分响亮、热烈、雄壮的口号。当时，对那些被残酷地排斥在现代文明之外，而极其渴求知识、需要文学艺术的劳苦大众来说，它无疑是贫瘠高地上悲壮而激越的回归仪式。

　　鲁迅虽然在先期有进化论、启蒙论、阶级论的影响，但是，鲁迅由原来的反抗转为对人的拯救，“中国人从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灯下漫笔》）,“人类向各民族要求的是‘人’”（《随感录四十》）。鲁迅认为，文学界定的是必须有社会独立性的民众、大众或者国民，否则只是“看客”，一群麻木的“人群”。鲁迅在中国村野生态和人的情感、意识、行为的投射上具有了“国民性”与文化“生态性”的双边意义。

　　广大的人民不会忘记他，因为他们始终沐浴着那如一线光一样笔直透亮的思想。我们可以用丹尼尔·康奥赞美争取北美独立事业的美国斗士托马斯·潘恩的话来赞美鲁迅：“他的思想虽也像他的遗骨骸一样难以追寻，却巳传遍了他魂梦牵萦的整个世界。”

　　今天对“大众文学”这一口号应如何弘扬呢？民间文艺依旧是我们精神世界的“湿地”。（周震豪）

 

 

 

鲁迅先生与“好事之徒”罗扬才

 

 

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任教时曾说，青年学生要救国，就要在改革社会中激流勇进，做“好事之徒”

 

 

　　“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与智慧……你们能够奋斗，一定能成功”。鲁迅先生1926年在厦门大学平民学校成立大会上这样说道。邀请鲁迅先生来演讲的是厦门大学教育科学生，厦门第一位共产党员罗扬才。鲁迅先生还应邀到集美中学演讲，“世界是属于……‘傻子’的工农大众”；到中山中学演讲，“革命可以在后方，但不要忘记了前线”。

　　鲁迅先生1926年9月应聘到厦门大学任教，带来了新文化理念。鲁迅先生要求青年学生要救国，就要在改革社会中激流勇进，做“好事之徒”。罗扬才对鲁迅先生很敬重，关系密切，常登门拜访，并带给鲁迅先生北伐战争胜利的喜讯。由于鲁迅先生的理念有悖于时任厦门大学校长刘树杞的主张，厦门大学由此产生了新与旧的思想文化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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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先生的这些报告，在教育界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给进步学生以巨大的支持和激励，有力地鼓舞了厦门学生运动的发展。但是，鲁迅先生不满厦门大学当局守旧无能，又排挤压制进步教授，气愤辞职。1927年1月，在罗扬才领导下，“由挽留鲁迅而掀起驱逐刘树杞——改革校政运动”，这是厦门大学在大革命时期的第二次学潮。厦门大学曾发生过两次学潮，震动了全国学界，都是由于校长的治学思想、言行和时代精神相违背，同时压制民主与学生的正义要求，激发了矛盾。第一次学潮受到严重挫折，第二次却成功了。

　　像在第一次学潮中一样，校方用高压行政措施和武力相威胁。罗扬才领导厦门大学学生会和厦门学联会，与校方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联络社会各界援助，迫使校方免去刘树杞的职务，收回开除学潮学生的成命，恢复国学院等条件。这次学潮成功了。厦门大学陈高钦教授整理父亲陈传宗留下的史料：“当形势趋于紧张，校内反动力量进一步迫害进步力量，鲁迅是重点人物之一。1927年1月15日有几个工友送鲁迅到平民学校；罗扬才等掩护鲁迅到码头，与陈传宗送上轮船，使鲁迅顺利离开厦大，脱离危险。”

　　罗扬才树立了民主运动的光荣传统，这对全省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学生运动与广大工农运动结合，汇聚成厦门地区大革命的滚滚洪流。

　　罗扬才192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青年革命活动家，厦门和闽西、闽南地区党、团组织与工会、学联会的主要创建人和杰出领导人，为厦门大学和厦门市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为中共闽南部（特）委和福建省委的建立作出了卓越贡献。1927年1月，厦门总工会成立时，罗扬才被推选为委员长。1927年厦门发生“四九”反革命政变，罗扬才被捕，凛然就义。(陈炳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