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能被骂倒吗？

 

今年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先生逝世70周年。前些日子，收集文章更齐全的新版18卷《鲁迅全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鲁迅先生，又再次成为人们瞩目的中心。 

　　曾几何时，我国的报刊上发表了一些人“骂”鲁迅的文章，好像大有要骂倒鲁迅之势。前些年主要是台湾和海外的一些人士,近几年来国内也有不少人跟着起哄——说什么“鲁迅是某种政治力量捧出来的,他的著作一无是处，他的小说只有政治性，没有艺术性；他的杂文，除了骂人，一点价值都没有”。这些论调出自台湾和海外的一些人，倒也可以理解。可惜的是我们国内一些人，也跟在后面人云亦云，就有点可悲了。 

　　鲁迅先生究竟伟大不伟大，小说、杂文是否具有艺术性，这里我不想做结论,历史自会做出公正的评价。从现代文学史料中看,鲁迅的出名并非是在鲁迅先生去世后，更不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鲁迅就已是全国著名的大作家了，有许多报刊资料和同时代人写的文章可以作证。上世纪20年代《现代评论》杂志社的主将陈西滢，是鲁迅的论敌，可是他在《新时期十年文学概评》一文中,仍然公正地认为鲁迅的小说是当时最好的，并说出“我不因为他的人不行，就说他的小说也不行”的话。周作人，是鲁迅的亲弟弟，但自1923年失和后,就再也没有往来，也从未对鲁迅说过一句赞美的话。可是鲁迅逝世后，他在文中也不得不承认鲁迅的小说是当时文坛上最好的，尤其是《阿Q正传》，其深刻性无人能及。他同时还说，陈独秀当时看了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小说《孔乙己》、《药》后，佩服得不得了，而当时他还未读到鲁迅后来的小说《阿Q正传》、《伤逝》、《祝福》等杰作。女作家苏雪林,曾是在台湾骂鲁迅最凶的人，可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她多次写文章赞扬鲁迅：“鲁迅的文字是受过西洋教育而又不失其华夏灵魂……我觉得很合我理想的标准。”在《〈阿Q正传〉及鲁迅的创作艺术》一文中，她称赞鲁迅是“中国最早的乡土文艺家”，“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他不管我们如何痛楚，如何想躲闪，只冷静地以一个熟练的手势，举起他那把锋利无比的解剖刀，对准我们魂灵深处的创痕，掩藏最深的弱点，直刺进去，掏出血淋淋的病的症结，摆在显微镜下让大众观察”被不少人指责为“黄色的文艺大师”的郁达夫，在应日本《改造》杂志之约，撰写的论鲁迅的文章《鲁迅的伟大》一文中这样写道：“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筹。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己把握了古今与未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以上所引的还不是来自左翼进步作家的评价，这些作家平时都讲究艺术的趣味、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可对待鲁迅的作品，他们还是做出了公正的评价。 

　　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大辞典》，那里收录的解放前30年里发表、出版的关于鲁迅的文章竟以万计。大多数作家和社会名流，都在文章中对鲁迅进行了高度评价，难道他们的眼光都有问题？法国的罗曼·罗兰，苏联的高尔基，都是世界级的大文豪，他们都推崇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难道他们的眼光都有问题？如若不是，这又说明了什么？再者，一些人说鲁迅是某种政治力量捧出来的，无非是毛泽东曾对鲁迅作过高度的评价。我们要知道毛泽东首次对鲁迅进行高度评价时，是在鲁迅逝世以后的上世纪40年代——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而鲁迅在1936年已经逝世。在这以前，是国民政府，是北洋军阀以及后来的蒋介石统治中国，那时鲁迅就已是全国公认的大文学家，并有“民族魂”之誉。上世纪30年代，毛泽东正率领工农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躲避蒋介石大军的围剿，他能有什么力量去吹捧鲁迅呢？只是解放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向鲁迅学习。只有在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才将鲁迅抬到了所谓“神”的位置。 

　　抛开台湾、海外的一些人不论,就国内一些否定鲁迅的人来看,不外三种类型： 

　　第一种,对鲁迅知之甚少,甚至根本没有读过鲁迅的著作，或者还读不懂鲁迅的著作，看到海外有人撰文反对鲁迅，便也跟着后面瞎起哄，觉得挺好玩，挺热闹。 

　　第二种,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比如他不喜欢读鲁迅的文章，觉得鲁迅的文章“太过激”，“火药味”太浓,而他喜欢清淡的、名士派的文章，由于不感兴趣，便也跟着否定。 

　　第三种，一些人也知道鲁迅的伟大，晓得他作品的好处，但是鲁迅太高大了,自己却很渺小,所以不惜说出违心之言,攻击鲁迅、否定鲁迅，以抬高自己，以示自己与别人不同、有“独到的眼光”，借此出名。这种人心理最卑劣，也最可怜。 

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这样写道：“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帮。”我希望那些否定鲁迅的人，还是静下心来多读几本鲁迅的书再说吧,否则你再标新立异，也无济于事。鲁迅，不是被几个人就骂得倒的。 （徐永鹏）

 

 

 

将鲁迅放回到人的位置

 

 　　今年是鲁迅先生去世70周年，我们又将集中读到很多纪念鲁迅的文字，目睹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我认为，这些文章或活动只有将鲁迅先生放在一个人的位置上来纪念，才会真正有益于我们和后人。 

　　将鲁迅从“神”还原成一个真实的人 

　　1956年，客居香港的曹聚仁以记者的身份回到大陆，这一年恰巧是他的朋友鲁迅先生去世20周年。曹聚仁在上海亲眼目睹了热闹的纪念活动，就此他连续写了两篇文章来讲述这些事情，这两篇文章后来都收到他出版的著作《北行小语》中。10月16日在《在鲁迅的墓前》一文中他写道，为了纪念鲁迅，上海将鲁迅先生的墓迁到上海的虹口公园以便于人们参观，迁墓之日场面十分隆重。与此同时曹聚仁还特意收集了数百篇纪念鲁迅的文章，他专门拿出沈尹默的文章进行了一番议论，言其毕竟是“耳闻之徒所能写的”，尽管言语中有讽刺的意味，但还是相当客气的。不过，到了10月29日，他又写了一篇文章《纪念鲁迅的日子》，这篇文章似乎有对整个纪念活动进行全面论述的味道，但这一次他的态度是明显否定：“鲁迅的神话化和庸俗化的笑话，那是随处可见的。”他列举了不少纪念活动的事例，其中一个就是上海鲁迅纪念馆的一位负责人申请将鲁迅墓改为鲁迅陵；而另一个让他有些愤怒的是关于纪念鲁迅的文字：“纪念鲁迅的文字，实在使记者看得有些厌烦了。有的，简直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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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在这一年，曹聚仁在香港世界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鲁迅评传》，这是他专门为了赶在纪念鲁迅先生去世20周年之前出版的。不过他想写作一部关于鲁迅传记作品的想法由来已久，他甚至曾告诉一位朋友，他到香港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写鲁迅的传记，因为在他看来当时关于鲁迅的描述大多不值一提。他所谓的不值一提就是要么过分地丑化，要么没有事实的根据，要么将其神化。在此之前为了写好这部传记，曹聚仁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先后编撰出版了《鲁迅年谱》和《鲁迅手册》两部专著。经过多年的准备，曹聚仁终于赶在鲁迅去世20周年之前的日子出版了这部精心写成的著作。曹聚仁想要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因而在这本书的开篇，他就写到1933年他与鲁迅的一次会面。 

　　那天夜晚，鲁迅到曹聚仁家作客，吃完晚餐后两人谈得兴致甚浓，鲁迅看到书架上放了大量他自己的著作和相关资料，便问曹聚仁收集他的资料是否要为其写一部传记，曹聚仁回答说，“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写法。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一个‘神’，不如写成一个‘人’的好”。 

　　《鲁迅评传》1956年在香港出版，随后几十年中连续再版，在香港甚至海外的研究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这本著作直到1999年的4月才被引进到大陆出版。对于大陆鲁迅作品及研究著作出版的持续热潮而言，这倒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相隔43年才出版这本具有价值的鲁迅传记呢？其实这并不奇怪，就是因为曹聚仁的写作初衷就是要将鲁迅写成一个普通的人，而不是一个脱离现实的神。作为一个与鲁迅有过密切交往的研究者，曹聚仁的这个心愿基本上完成了。在这部传记中，他以比较轻松的笔调记录了鲁迅的一生以及鲁迅的生活习性、社会交往和价值观念等，为我们更为真切地理解鲁迅提供了一个新鲜的途径。 

　　在曹聚仁的眼中，鲁迅是一个并不特别的人，他有独特的人生经历和许多有趣的生活习惯，但这些东西并不奇怪也并不与平常人有多么大的相异之处，甚至他眼中的鲁迅完全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高大和完美。在著作中他甚至这样形容他所见过的晚年鲁迅的形象——“他那副鸦片烟鬼样子，那袭暗淡的长衫，十足的中国书生的外貌，谁知道他的头脑，却是最冷静，受过现代思想的洗礼的。”这是一个有趣而大胆的描述，但如果我们要是稍微了解鲁迅先生晚年的具体情况，都会承认这样一个刻画是真实的。鲁迅死的时候体重仅仅37公斤，而根据曹聚仁在这本著作中的一章《日常生活》中提到，鲁迅先生喜欢抽烟，往往是烟不离手，甚至一边和客人谈笑风生一边烟雾弥漫。曹聚仁说，鲁迅大约每天吸烟多达50多根。如果了解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准确却稍微有些刻薄的概括。但一经由他的手笔写出，这个鲁迅让人感到亲切甚至很可爱，觉得鲁迅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诸如他在书中写到鲁迅却一次和他的弟子孙伏园到陕西去讲学，一个月得了300元的酬金，于是鲁迅就和孙伏园商量：“我们只要够旅费，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后来当鲁迅知道陕西的易俗社经费很紧张，就决定将这钱捐出去。西北大学的工友照顾他们非常周到，鲁迅也决定多给他们点酬劳，但其中一位朋友不赞成这样做，鲁迅当着朋友的面什么也不说，退而对孙伏园讲：“我顶不赞成他说的‘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来’的话，他要少给，让他少给好了，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 

　　就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我们就可以看出鲁迅在精神上的高洁，在胸怀上的宽广以及在人情上的练达。但作者没有任何的渲染和夸饰，用这样的一件小事情就写得活灵活现。对于鲁迅的评价，曹聚仁也是尽量地保持客观和平和。他借用鲁迅对于胡适、陈独秀和刘半农等人评价的比喻来评价鲁迅，我认为也是颇为恰当形象和准确的：“我以为他是坐在坦克里作战的，他先要保护起自己来，再用猛烈的火力作战，它爬得很慢，但是压力很重”。 

　　将鲁迅放在人的位置纪念的历史必要性 

　　这样看来，我们就不难理解曹聚仁在《北行小语》一书中对于那些纪念鲁迅的方式和文章的不满来了，因为他所读到的那些文字中的鲁迅先生与他所接触和认识的鲁迅实在隔膜得很。这是在1956年，但不幸的是在随后的岁月里，大陆对于鲁迅的阐释和纪念越来越离谱，越来越朝向“神”化、偶像化发展，在文革中，鲁迅甚至成了和毛泽东一起唯一可以供人们阅读和膜拜的伟人。学者谢泳在一篇研究鲁迅的文章中曾经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继承鲁迅精神的人和违背鲁迅精神的人都在使用鲁迅作为他的精神资源？“文革时期鲁迅的书是他同时代作家中唯一没有被禁的，也就是说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是读着鲁迅的书长大的，可为什么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那些读过鲁迅书的红卫兵战士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懂，学生打死老师的事几乎天天都在发生，这一切是从何而来呢？在那个年代里鲁迅的书是可以完整地读到的，他有全集在，那么多读鲁迅书的人怎么就不学好呢？”(《鲁迅研究之谜》)。 

　　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为什么有的人眼里鲁迅就是一尊神，而为什么有的人眼里鲁迅却是一个人？我想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鲁迅被人们尊敬成为一尊神的时候，那么他的精神资源变成为不可怀疑的“真理”，而一旦成为“真理”则又往往会成为不可怀疑的思想束缚，一旦成为思想的束缚则会成为背叛鲁迅精神的一种奇怪的产物，这也许就是为什么鲁迅精神资源会往往成为违背其精神的人的利用品。鲁迅先生一生提倡“立人”，他指出中国的社会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灯下漫笔》)鲁迅思想核心中最值得我们继承发扬的就是这种反抗奴役的思想。他反对人被奴役的关键是从人的精神世界出发，包括人的思想被奴役也包括被他自己的思想所奴役，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也是他常常反对和批判权威和偶像的原因。他在自己的遗言中对于自己身后事这样交代：“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死》)，这尽管有些不近人情，但我以为他是清楚地了解这类危险的历史倾向的。对于鲁迅的神化和对于鲁迅的扭曲其实同样是严重和可怕的事情，成为鲁迅思想的崇拜者在某种意义上则成为他的思想的奴隶，这在我们的鲁迅研究界和我们的读者中常常是屡见不鲜的，甚至在今天依然如此，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关于研究和探讨鲁迅的问题上常常还会闹出许多令人尴尬的笑话甚至闹剧。曹聚仁在鲁迅传记中说，“我总觉得把他夸张得太厉害，反而对他是一种侮辱呢！”这是多么让人敬佩警醒而又发人深思的断语啊！ 

　　1936年鲁迅去世以后，我们对于鲁迅的纪念就一直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而且这样的潮流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则是越来越极端。学者程光炜在他的研究著作《文化的转规——“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中对于鲁迅在现当代文坛地位的确立的过程有过详细的研究，其中他也花费了大量的篇幅叙述建国后人们此类认识上的变化，在《鲁迅：唐·吉诃德的困惑》一章中，他论述到大量让我们触目惊心的鲁迅被“神”化的现象，诸如“与‘毛选’齐名的《鲁迅全集》”、“‘故居’和‘纪念馆’在各地的兴建”、“规模浩大的‘鲁学’”，等等。对此程光炜有这样的一个解释：“正像胡适在台湾被视为‘当代圣人’一样，鲁迅在大陆的文化地位是无人望其项背的。他们的存在，恰好弥补了中国晚清以后一百多年来圣人的空缺。”这种精神世界需要偶像来填补的奴隶思想正是鲁迅先生所批判的封建思想，但人们恰恰却将鲁迅先生塑造成了完人和圣人。1940年毛泽东对于鲁迅有一个惊人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这个评价最终决定了鲁迅在中国地位的更大的跃进，使得鲁迅地位在被人们神化的道路上更迅猛地前进。但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是1978年中国开始进行思想解放运动，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但毛泽东关于鲁迅的评语一直被人们继承和认可，重要的是在政治领域人们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权威和偶像崇拜的运动，但在思想文化领域却并没有太多的行动，知识分子更多的是进行拨乱反正和自我的重新定位上，远远没有注意到自身所要反思的问题，这个问题之症结，使得今天的鲁迅也日益成为思想领域“两个凡是”的神圣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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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人”的鲁迅并不是发掘人性的阴暗面 

　　1993年，上海学者王晓明写了一部《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这部带有强烈个人情绪印记的传记，一经出版就获得了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喜爱。但人们发现，王晓明笔下的鲁迅则又成为了另一番的模样，这个鲁迅褪去了以往神圣的光环。王晓明对于生活在特殊时代里的清醒者鲁迅的精神世界有了传神而细腻的刻画，不料他的这种写法却有了另一种的隐患，在2001年他的这部著作重新出版的时候，王晓明在书的前言中不无忧虑地写道：“……他们以各不相同的词句，表示对这部书的欣赏，而理由却大致相似：你‘剥掉’了鲁迅的‘神’的外衣，让我们看到了‘人’的‘真实’，尤其是‘人’的‘软弱’、‘渺小’和‘卑劣’……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位广州的高中生用了‘卑劣’这样严重的断语之后，特地在信中解释说，他这是指人的‘本质性’的‘卑劣’，而非指鲁迅个人的品质。”王晓明的鲁迅传记之所以受到青年的欢迎，是因为他笔下的鲁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人的轮廓，一个具有与常人同样生活世界的鲁迅，但没有让作者想到的是他自己走得有些远了，他的笔下的鲁迅由于内心世界过于的阴郁和孤独，作为前后夹击的“横站”的战士，却使得读者感到鲁迅既不亲切也不可爱。当然这也与作者当年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有着重大的关系，但在再版的时候王晓明还是坚持自己的这种理念而不做修改。王晓明对于鲁迅的重新认识又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研究倾向。近年来文化学术界又出现了许多反对鲁迅、拒绝鲁迅和有意寻找揣测鲁迅人性阴暗和隐私之处的研究文章，这与把鲁迅奉为神灵的行为一样，是缘木求鱼地思考鲁迅，并且走到了另一个反人性的极端。究其原因他们要么是在过分神化鲁迅的心理下以自己的一点片面的发现而自得，要么则是将鲁迅置于一个非人的审判台来苛求指责。 （朱航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