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10月到11月间，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连载了贺麟撰写的长文《德国三大伟人处国难时的态度》。文中列举了歌德、黑格尔、费希特三位德国的文化巨人在国难之际所表现出的不同的知识分子立场，并谓之以“诗的”、“散文的”和“戏剧的”三种人格标准。其中歌德被作为“诗的”人格的代表。他在1792年德军攻法前夕仍然与王子探讨颜色研究中所得的新学说一事，诠释着那在临难之际仍然保持着对纯粹的精神探索的热情的诗性哲学。诗人的敏感和对生命本真的兴趣，使歌德在离乱之间仍有着“险夷原不滞胸中，曷异浮云过太空”的超拔襟怀。冯至曾作十四行诗赞美歌德对生活和世界真理的不断求索：“你八十年的岁月是那样平静，/ 好像宇宙在那儿寂寞的运行，/ 但是不曾有过一分一秒的停息，/ 随时随处都演化出新的生机，/ 不管风风雨雨， 或是日朗天晴。”而冯至本人在抗日战火之下，也表现出了一种“歌德式”的诗性生活态度，寄情于那“灵魂里的山川”。

      在散文集《山水》中，《怀爱西卡卜》和《罗迦诺的乡村》两篇作于1937年的吴淞。此时战争的阴霾已经渐渐逼近，作为战略要地的吴淞也已处在炮火的威胁之下。而冯至却将他的思绪投向了遥远的欧洲，投向了两个不知名的村庄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怀爱西卡卜》写了一个正逐渐被战争逼视的德国山村，那儿的人们一直过着质朴悠闲的生活，无论是分居的房东夫妇，还是永远在“搜集材料”的P君，都陶醉于那里“自由的空气”，但政治的争斗正慢慢影响着它，“人人都有大势已去之感”。虽然与历史联系起来，这篇散文同样有着呼求和平的主题，但从其本身来看，作者表达的最为突出的意图是希望政治与生活剥离，还生活以本来的面目。P君说“所谓情感是看不出来的，威力反倒受人崇拜。我们在炉边纵谈一晚人类的爱，赶不上一个说谎的人在群众中大声一呼的万分之一。”无疑作者在这里更多的强调爱和情感，强调这才是人生本来的态度。

      而在读《罗迦诺的乡村》时，更多的让人联想到《桃花源记》。“乘车穿过了郭塔尔得山洞，便走入瑞士东南的特精省……”南欧的风物便以这种“桃花源”的方式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了。而对那些“百余年不知干戈”的“特精省人”的描述，又一再的让我们将他们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联系起来。当然作者的目的不仅仅是要为我们构筑一个欧洲的“世外桃源”，他将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期望都注入了对罗迦诺山村生活的刻画之中。罗迦诺的生活是松散随便的，邮局里承担工作的是“三位一体”的邮递员的妹妹；公共汽车可以为一个在阳光下不紧不慢盖邮戳的老邮差等上半天；送面包的少年可以因为台阶过高而罢工。罗迦诺的生活态度和工作习惯让作者这种“过惯都市生活的人看来，有些看不下去，但同时又觉得也实在亲切可爱。”这种亲切可爱来源于生活在剥去了城市生活所强加的种种规范限制后所露出的本来面目。冯至曾将里尔克观察世界的方式总结为“赤裸裸地脱去文化的衣裳，用原始的眼睛来观看”而在《罗》文中，冯至显然援借了里尔克的方法，将生活放到一个不依附于其他文化规则外衣的情境下加以揣摩，进而发现了它本身的意义。对生活本身的发现，也吸引了作者，他自己也“不知不觉把皮鞋脱去，换上家乡的布鞋，把领带抛开，换上反领的衬衫，时表也用不着，锁在箱子里，自有那日出日落给我们正确的时间——”外衣表征着城市生活所订立的等级，而时钟则表示着城市工作的规范，解除他们意味着完全摆脱了城市生活的意志，而实现了生活对于原初状态的回归，抑或超越。冯至在散文中所表现的对生活原生态的趋近和对城市生活的反驳，并不简单的是因为身处战争状态下的隐逸式的逃避，在早先的作品中，冯至已经隐约吐露出他对于城市生活的不满。在他那早年一系列以“阴沉，阴沉……”结尾的《北游》组诗中，哈尔滨的城市生活就被描说成一个迷乱而充满痛苦的“地狱”，诗人自觉像一个“溺在水里的儿童”只能“隐隐地望见岸上的乡村”。此处表达的对城市的厌恶，对“乡村”的遥望，无疑是与《罗迦诺的乡村》中所体现出的对待生活的看法相合的。

      如果说上面所提到的两篇文章还有着与当时的战事或多或少的联系的话，那其后在昆明杨家山的小茅屋中所写的几篇散文，则更能够说明冯至那种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生命本真的“歌德式”的态度。尽管此时在昆明的上空已经能听到空袭的警报，尽管1941年下半年冯至开始“不断生病”，但寄居山林的诗人却从身边的平凡风物之中寻找到了对生命的兴味。“昆明附近的山水是那样朴素，坦白，少有历史的负担和人工的点缀，它们没有修饰，无处不呈露出它们本来的面目；这时我认识了自然，自然也教育了我。”杨家山林场的日日夜夜带给了冯至很大的触动，也给了冯至思考的空间，使他得以摆脱城市的喧嚣和战争的恐惧，静静的体味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棵老树》便来源于这些思考的发见，老人和牛之间的紧密联系无疑昭示着人与自然的相依无间。一个像“折断了的老树”的放牛老人，“早已失却人的骄傲和夸张。他‘生’在这里了；他没有营谋，没有积蓄，使人想到耶稣所说的‘天上的飞鸟’和‘野地里的百合花’”。人和自然在气质上是如此相似，而生命之间又是那样相互依赖。牛的存亡影响着老人的生死，对于遥远生疏的“家”而言，老人的生命更贴近身边的“牛”。“假如小牛不被冷雨淋死，他会还继续在这山上生长着，一年一年地下去，忘却了死亡。”而《一个消失了的山村》则更多的表现出人对于自然的仰仗和敬畏。代表人类文明的山村消失了，而山林依在；曾在山村中生活着的人消失了，而曾滋养他们的小溪却仍在流淌。点缀过前人幻想的山间野菌和往来采菌的人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比对，“秦时明月汉时关”的感伤依然在冯至的笔下叹出，自然是永恒的，因此人要有所敬畏。于是当作者面对着高大的有加利树时，心中泛起了不安——“望久了，自己的灵魂有些担当不起，感到悚然，好像对着一个崇高的严峻的圣者，你不随着他走，就得和他离开，中间不容有妥协。”

      可是战争仍在继续，冯至也终究不是歌德，寄情山水的日子终将过去。1941年秋老舍应邀来到了西南联大，作了几次讲演，在学生的壁报上，冯至读到了有关演讲的摘录，其中所表达出的“抗战时期写文章的人应为抗敌而写作，不要在小花小草中寻求趣味”的思想触动了他，进城时所看到的听到的“成群的士兵不死于战场，而死于官长的贪污，努力工作者日日与疾病和饥寒战斗，而荒淫无耻者却好像支配了一切”（《山水·后记》）的情状与他所期望的“人、动物、植物，好象站在一个行列上，人人守着自己的既不能减损，也不能扩张的范围：各自有他的勤勉，他的懒惰，但是没有欺骗”（《罗迦诺的乡村》）的平等世界是如此格格不入，那些“不合理的事成为常情，合理的事成为例外”的情形使他更加注目现实。这种变化在《人的高歌》一文中流露出来，在这篇散文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像前面那样是“紧密相依”或是“有所敬畏”，人开始有了与自然抗衡的事业，并与这种事业紧密相连，“意志坚强的人在他的事业未完成前是不会死去的，假如那工程再延长五年，他也许会晚死五年吧”，“事业”取代了《一棵老树》中“小牛”的位置，意味着人对自然的疏远，以及超越自然的力量的出现。这里对人的力量和主动性的强调预示着作者正在为自己的思想寻找一个新的支点，实现新的转变。于是1942年后，作者和林场的自然风光日渐疏远，“很少写《山水》这类的文字了”，“起始写一些关于眼前种种现实的杂文”。1943年8月，冯至写了一篇名为《认真》的杂文，文中提到“一个人对他自己的工作漫不经心，该是多么大的一个罪恶”。将其与《罗迦诺的乡村》加以对照，不难发现对作者已然从心灵的遥想转向现实的关照。冯至渐渐告别了山水，也告别了《山水》。

展开全文阅读

      注：原文有注，略

      参考书目

      1、《冯至选集》（第一卷、第二卷）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 1985.8

      2、《立斜阳集》 冯至 著 工人出版社 北京1989.7

      3、《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 姚丹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2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