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展

　　今年8月6日，《天津日报》刊登了宋安娜等三人对老舍先生之子舒乙的访谈录——《关于老舍之死》。说是“文革”初期担任北京文联革委会主任的浩然如是说：“老舍夫人听到老舍自杀的消息后，反应冷淡，说死了就死了呗!”

　　舒乙说：浩然在说谎!实际上是浩然心里有鬼!想掩饰他个人的责任。老舍在投湖的前一天受到红卫兵的摧残和侮辱，当晚是我母亲把他从派出所接回家的，为他脱下了血迹斑斑的上衣。投湖辞世，后事也是母亲和我操办的。老舍失踪，母亲让我去找周总理。尽管天气炎热，我还是把父亲的血衣穿在里面，连夜赶到国务院，一位接待我的军官看了血衣。回家后，就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总理已知道了此事，他非常着急，将派人尽力寻找先生。家属对先生焦急的程度，绝不像浩然所讲的那样。另外，浩然还提到草明说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税卖给了美国人，得了美金。于是导致了红卫兵对老舍的迫害。当时年轻的中学生，以为拿了差不多就是接受了美帝的肮脏钱；他们哪里知道，解放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作家，稿酬不拿美元，难道要拿蒋介石的坑害了几亿中国人的该死的金元券吗?那时还没有人民币呢。

　　舒乙认为对老舍之死，可以采取两种态度，一是沉默，二是忏悔。作为革委会主任，浩然的责任，他怎么一点儿也不谈?反说家属麻木；我们要控诉他，甚至要起诉他!他用造谣的方式，无耻地攻击95岁的老舍夫人。作为家属，我们很宽容，我现在原谅草明，她已经老了。但浩然和浩然们(这个复数词——“们”，舒乙用得好，真切而传神)，没有任何自谴的能力，他们对这场民族大劫难，一笔带过，轻描淡写，向上一推了事；这已成了一个可悲的通病。

　　舒乙在1988年初曾经赠我一部由他主编的《老舍之死》。这是一部饱含着血泪、怀念和反思的沉重的书。最早写纪念老舍之死文章的不是中国人，而是1967年由日本作家水上勉先生写的《蟋蟀葫芦》(文洁若译)。中国最早写怀念老舍文章的是在12年之后的1979年底，巴金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的《随想录》。巴金说：“日本朋友和日本作家，似乎比我们更重视老舍的悲剧式的死亡，他们比我们更痛惜这个巨大的损失。为老舍昭雪平反的骨灰安放仪式一直拖到1978年6月才举行，而且骨灰盒里也没有骨灰。甚至在1977年上半年还不见谁出来公开替死者鸣冤叫屈。”巴老还在《老舍之死》的代序中说，老舍的死是值得尊敬的行为!也可以说这是“士可杀不可辱”，是中国知识分子有骨气的表现!

　　《蟋蟀葫芦》中有一段话讲得耐人寻味，水上勉说：“中国封建贵族设专人饲养蟋蟀，并且以蟋蟀之间互相残忍的恶斗死咬，来解闷取乐。”

　　中国作家里，有没有靠别人的鲜血和生命，或解闷取乐，或博得虚名，或保存自己，从而进行政治赌博的伪币犯呢?我不敢妄断。因为历史档案，尚未解密。但像康生、姚文元那样的职业杀手和金棍子，梁效、罗思鼎那样被江青豢养的御用文人，中国知识分子是以家破人亡的血和泪来领教其残忍和兽性的。江青的宠臣和给他写效忠信和劝进表的人，早已解密，其尊姓大名，白纸黑字，赖是赖不掉的。不过这些人的作品，几乎都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那点小聪明，都在诬隐、投机、告密和整人的心束中用得干干净净，等到动手创作时，江郎才尽了。他们还没有一边出杰作，一边充当刽子手那个本领。

　　我个人不能代表任何一个读者表示对哪一个作家的好恶。我只知道我自己。中学时代就看过《骆驼祥子》、《离婚》……老舍的若干代表作。他的良知、幽默、情趣、京味儿、语言和勤奋……特别是那可亲可爱的平民骨气(例如丁二爷、常四爷、老赵……他笔下的警察，也多是穿官家衣服的善良的平民)，令人由衷叹服!他一再叮嘱新凤霞给发配到北大荒的吴祖光写信，充满了豪侠气和人情味。风格即人。像《茶馆》那样的经典，浩然们有几人能写得出来?

　　书海汪洋，许多该看的中外名著，实在看不过来；怎么可能有时间看浩然们的大作?一位友人送我一本某地浩然的追星族编的杂志《浩然专号》。名曰争鸣，实则颁扬。翻了翻，没功夫细看，当然也就没啥可说的了。不过，浩然们不妨深夜扪心仔细想想，中国人的思想解放，为什么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中国当代的改革，为什么是从小岗的联产承包开始的?号称通往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成立了24年的人民公社，为什么被解散了?你嘴上虽然也否家“文革”，但历次运动和“文革”，是否给你带来了既得利益?为什么你骨子里不可避免地染上了舒乙所说那种可悲的通病呢?这个病很像骨癌!根治也难!

　　历史是无情的最高审判长。时间这个最公正的大法官，最终自会作出判断：老舍和浩然们的作品，看谁在历史上站得住?假币可以趁机猖獗于一时，甚至打败真币。但1979年初，在王府井新华书店，我亲眼看到浩然的成堆的大部头著作，是用大卡车运走的。不知是哪个单位集体抢购拿回去活学活用呢，还是运往造纸厂作纸浆?我也不想打听……

(摘自《忏悔还是不忏悔》，作者：郑实 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