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云博客

      名士，正如在第一部分中谈到的，本意是指士人中享有社会名望者，即“有名之士”，是一通称。汉代那些以儒道为生命承担的志士，如李膺、范滂等，当时也都有名士之称。不过，后世所言“是真名士自风流”之“名士”，却专指那些不拘礼教、任性纵情、生活悠然又风貌倜傥的读书人，这就赋予“名士”一称一种特别的意义，不同于一般所言的著名人士，究其所以，正是由于魏晋名士的影响。苏东坡诗曰：“临淮自古多名士，樽酒相从乐寓公。”（《次韵张琬》）陆游诗曰：“饮酣自足称名士，安用辛勤读楚辞。”（《放逐》）或誉对方为名士，或以名士自称，用的都是魏晋典故，显示其放旷不羁的士人风貌。那么，魏晋时期的名士风度究竟是什么模样呢？我们可以借助于《世说新语》一书来作解读。

      1、 魏晋风流之生死篇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庄子·德充符》）人生本是一生命的过程，这过程始于生，终于死，生与死是人生之两端，是人之所以存在的依据，当然是人之大事了。因此，人如何看待生死，就会决定如何对待自己的人生。汉代的史学家司马迁，在遭遇宫刑后强忍羞辱地生活，为的就是一定要完成《史记》之书。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司马迁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报任安书）故发愤著书，决心借助于《史记》的流传而使自己的生命在死后仍然可以延续，即所谓不朽。人之所以可以流名于后世，有赖于社会价值观的认同。在古代社会里，首先就是儒学伦理道德的价值观认同。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正如熊掌的价值要高于鱼，儒学道义的价值要高于个人的生命。汉代那些为维护儒学之道而蹈水火、赴刑戮在所不惜的志士，实践的正是孟子所言之“舍生而取义者也”。

      但是，在魏晋时期，崇尚老庄之学的名士们却有了新的见解。在他们看来，人虽然不愿意去死，但是死亡却是不可避免的。人非但不可以避免死亡，而且也不可能选择死亡的方式。人唯一可以掌控的，只是活着的时光。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表示不以生死系怀（晋书卷49）。张翰公然宣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任诞20）陶渊明也说：“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饮酒11）相比于汉代士人认同社会价值而追求生命的不朽，魏晋名士更重视活着时的自我感觉。人的生活是需要有意义支撑的，总是要有所珍惜的。那么，既以身后之名为虚妄，面对死亡，魏晋名士所主张的生命意义是什么呢？《世说新语》中有一则著名的故事，那就是“嵇康临刑”。

      嵇康，字叔夜，是竹林七贤中与阮籍齐名的领军人物。他的妻子是曹操的曾孙女儿，他因此成为曹魏王室的姻戚，任官中散大夫。这是一个职闲薪优又可与皇帝亲近的官职，后人因此称他为嵇中散。他身材高大，容貌英俊，学问渊博，又长于书法，通音乐，善抚琴，多才多艺，在当时名气很高，很受人们的仰慕。在司马氏集团与曹魏集团争夺政治权力之际，他在政治态度上应该是亲曹魏的，但在行为上却表示不问世事，讲老庄之学，修养生之术，以避祸远害。不过，尽管嵇康以不问世事来避祸远害，他却是必死的。首先是，他这样一位名声赫赫的人物，社会影响太大，在司马氏与曹魏两大政治集团对垒之时，不支持本身就意味着不赞同，这就已经招致司马氏的不满，只是碍于他的名气太大，不便随意加害罢了。其次，嵇康禀性率直，言语无忌，难免树敌，这就更增加了他遇害的危险。何况他所得罪的都是司马昭的人。如山涛举荐他去吏部作官，这是到相当于今天的人事部或组织部这样的要害部门担任实职，他非但不去，还要说自己生性自由，不喜约束，说是“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饷以嘉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仅此婉言拒绝倒也罢，他还要说自己一旦为官，就有七不堪二不可，会有杀身之祸。因此，山涛的举荐实在是陷他于罪，并以山涛不足为友而与之绝交；行事截绝，不留情面。又如钟会仰慕他的学问名声，带着人去看他。他与向秀正在树下打铁，一个掌钳，一个挥鎚，视若无见，钟会很尴尬，只好自己找了一地儿坐下，没趣地看了一会，就起身离开。而就在钟会起身离去之时，一直沉默的嵇康开口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这话颇有一点挑衅的意味：“那么，您抓住我的什么把柄了呢？”故钟会恼怒地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言语之中，已有杀气。山涛与钟会都是司马昭集团中人，嵇康虽然是不问政治，但其才华超越，为人真率，行事无忌，怕是使那些忌惮他的人无时不想置他于死地。

      嵇康有一好友叫吕安，与他政治倾向、生活趣味都相同，也与司马昭集团保持着距离。吕安的哥哥吕巽却是司马昭集团中人。吕安的妻子很美，吕巽好色而侮辱了她，于是兄弟失和。吕安向嵇康说起此事，嵇康考虑利害而劝吕安释怨不计，于是出面为兄弟二人作了调解。但吕巽毕竟心中有愧，在吕安已经放下怨恨之后，反而恶人先告状，向朝廷打报告说吕安在家对母亲不孝。这在当时是一桩大罪，要判死刑的，吕安因此下狱。在审讯之时，吕安讲述事情的原委以明吕巽的陷害，并引嵇康为证，这就将嵇康牵进了案中。司马昭本对嵇康不满，但又顾虑于嵇康的名气，这时钟会就劝司马昭说：嵇康固然有才，龙章凤姿，却是一不起之卧龙。不为我用者，越有才，越有害，何不趁此机会除掉他呢？司马昭遂下决心，以吕安不孝一案的牵连而杀嵇康。《世说新语》记载说，当嵇康被判死刑，太学生三千诣阙请求减免死刑而让他到学校中来作教师。这更使司马昭认识到不合作的嵇康影响之大，绝不可赦免，因此，嵇康无罪，而嵇康必死。《世说新语》是这样来写嵇康临刑的：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

展开全文阅读

      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雅量-2

      嵇康之死，完全是一莫须有的罪名，可以说是政治迫害。可是，在面对死亡之际，他既没有表现出反抗迫害的慷慨正义，也没有因为心底坦然而表现出无所畏惧。“神气不变”四字，是说他面对死亡时的神情举止，与其平素完全没有区别。“神气不变”写出了嵇康面对死亡的态度：人总归是要死的，有生就有死，活得长是一死，活得短还是一死。既然死亡不由人掌控，那么，是自然死亡还是非自然死亡，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既然同为一死，又何必计较长短与原由呢？生死不过是一变化，就像自然界有春夏秋冬四季的流转一样。唯处变不惊，顺其变者乃为大智。这就是庄子所主张的“一死生”之学。魏晋名士主张以超然于生死的泰然为高，其理论就来源于庄子的生死哲学。因此，玄学名士嵇康面对死亡而“神气不变”。

      但是，既然超然于生死之外，嵇康的演奏与叹息又是为着底事呢？《广陵散》是一著名的古曲，据说早已失传，嵇康是在月夜郊野之中得到一鬼魂的传授，《广陵散》才复现于人世。因此，唯有嵇康一人能奏此曲。说久已失传的《广陵散》得之于鬼魂，不过是说这支琴曲高妙深奥，如果没有超凡的演奏技艺，如果没有深刻的音乐理解，就难以操琴。这种传说，当然是对嵇康的音乐素养与琴艺的高度赞美，同时也提示了《广陵散》一曲是古代音乐文化的精粹。

      古人就死，亲属要临场送行。嵇康在东市临刑，不知他的妻儿是否到场？但据刘孝标注引《晋阳秋》：“临死，而兄弟亲族咸与之别，康颜色不变，问其兄曰：向以琴来不邪？兄曰：向以琴来。康取调之，为《太平引》。曲成叹曰：《太平引》于今绝矣。”则其亲族是在现场的。虽然在《晋阳秋》中乐曲之名的说法有不同，但同样表现了嵇康临刑时的坦然与对乐曲不传的遗憾。嵇康面对死亡，不眷怀生命，不牵挂妻儿，不嘱托家事，却对《广陵散》表现出这样浓烈而炽热的感情，这是他临终之时唯一未曾放下的事情。这就让我们体会到，嵇康虽然超然于生死，却依然有着对生活的热爱。只是他所热爱的不是财富，不是地位，而是音乐这样的代表了人类精神财富的艺术创造。唯其爱得深切，他曾舍不得轻易地传授给人，也唯其爱得真切，他才遗憾《广陵散》是因为他的死而将要失传，并由此而自责。

      嵇康这种对于文化艺术的热爱，体现在他对于文化艺术的欣赏与理解之中。因而他对于人生就有一种超然于物利的审美追求，或者说是持有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这种对文化艺术的热爱与欣赏，是魏晋名士人生观的重要构成，是他们生命的意义之所在。《世说新语·伤逝》记载：

      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

      临殡，以犀柄麈尾著枢中，因恸绝。 ——伤逝10

      王濛，太原人，担任过司徒左长史，因而称他王长史。他是东晋名望最高的名士之一，长于清谈，姿容俊秀。据说他到市场上去买帽子，卖帽子的老太太喜欢他的俊美，新帽子送给他而不肯收钱（晋书卷93）。刘惔，沛国人，曾任丹阳尹，因称刘尹，是与王濛齐名的清谈高手，二人又是很好的朋友。当时的人物品藻曰：“刘惔清蔚简令，王濛温润恬和。”玄学清谈既是一种哲理的探讨，又是名士之所以为名士的社交活动，代表了名士们的精神文化。名士清谈时必持麈尾，麈尾也就成为名士文化的象征。王濛死时才三十九岁。当他在灯下转动麈尾而叹“如此人”时，其伤感不在人而在“如此”二字，麈尾就是“如此”二字的落实。而麈尾是名士文化的象征，因此，王濛所伤感的并不是个人的生命，而是这一生命所承载的名士文化。所以，刘惔要将这犀牛角装饰的麈尾放入王濛的棺材之中，并且悲伤欲绝：今后的清谈，再也没有这样高妙清远的析理对手与论辩知音了！

      因为是持一种审美的态度来看待人生，由此而珍爱生命所创造的文化艺术，所以魏晋名士虽然是超越生死，不以生死系怀，却满怀着对生命的怜惜与尊重。《世说新语·德行》记载：

      晋简文为抚军时，所坐床上尘不听拂，见鼠行迹，视以为佳。有参军白日见鼠行，

      以手板批杀之，抚军意色不悦。门下起弹，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

      损人，无乃不可乎？” ——德行-38

      简文帝司马昱在登上皇位前，做过抚军将军。床是一种面宽脚矮的坐具。参军，是他手下官员，相当于今天的司令部下面的参谋处中的一个小参谋。手板，是见长官报告情况时持在手里用来写提要的木板，类似于见皇帝时所用的笏。门下，是将军府中执掌军纪禁令的官员。弹即弹劾。教，是将军下达的指示。

      司马昱之所以不许擦去坐具上的灰尘，留着以便观赏老鼠爬行时留下的爪子印记，是因为人的生命随时光而逝去，却往事如烟，不见任何痕迹，而那薄薄灰尘上零乱散布的小小的老鼠的爪印，昭示着人世间这些小生命的活动，也就唤起人对于自身的生命无痕的伤感。参军不理解将军司马昱的悲怀，看到老鼠在大白天公然行走于将军的坐榻之上，顺手就用手板去打杀。司马昱不高兴了。于是奉迎长官的门下官员就打报告要惩罚这位参军。然而司马昱说，老鼠被杀，心中尚且难过，何况于人呢？他因为感慨于人生而借观于鼠迹，正是由于人与鼠同为生命之物的缘故。老鼠是生命，参军亦为生命，凡生命是不可以随意残伤的，无论身分如何，地位如何，情境如何，物类如何。这种对生命的尊重，也许与司马昱信奉佛教有关，但在感情上，则与名士们的审美的人生态度一脉相通。后来苏轼有诗曰：“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趾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雪泥鸿爪的比喻，恐怕就是由这则记事的联想而触动的灵感。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名士崇尚老庄之学，直面死亡，真诚坦荡，却对于人生的艺术创造，对于个体的生命，有着一种深深的悲悯。相比于两汉崇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志士，他们似乎是将儒家传统中勇担道义的铁肩化为了珍爱美好、尊重生命的柔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