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说纷纭的《论语》可靠性当然要比用玄学、佛学、理学、心学、“旧本”去注释多一些。但为尊孔、为孔子辩护、为孔子隐讳，却是各时代各学派绝大多数学者的共同缺点。只要以孔子为唯一无二的“大圣人”，就无法避免这个大毛病了。

    《论语》一书的注释著儿，既然多到讼人无法全读，实在也没有全读的必要。因为大体说来，汉清考据学者注释的是一种，魏亚玄学家与历代佛学家注释的是另一种，而宋明理学家注释的又是一种。他们的注释各带有各时代的浓厚色彩。不仅如此，即在同一时代，而学派不同，对《论语》字句的理解也会不相同。例如汉代经学有今文，古文两派；清代经学先有吴、皖两派，继有今文古文两派；宋明理学有程朱唯理、陆王唯心两派；直到近代，也还有尊孔、反孔两。自己接近于哪一派，就会以孔子为傀儡而各为本派的观点作宣传。我早在三十年代初就听见程朱派学者黄建中说：“朱熹一生研究《论语》，其注释都是自己躬行实践体会出来的，所以他高于其他时代儒者的注释。”殊不知从某一方面来说，《论语》全书都没有“理”字，朱熹这位理学家就硬把“理”字塞入《论语》，而使《论语》理学化，利用注释《论语》来为私货“理学”作大宣传了。喧难道真是客观地为《论语》作注释的么？直到七十年代，钱穆的《孔子与论语》仍在大捧道：“两千年来，中国学人对此书之解释发挥，……不下四五百部，其中惟南宋理学大儒家朱熹之注，最得《论语》之精义。同样不足信。魏晋学者的私货是玄学，其注释《论语》也就不免玄学化了。汉儒也有极其烦琐与神怪的失处。许多佛教家或儒佛各一者，又往往用佛学观点解释儒家观点，以致令人看不出儒佛的不同。最不好的一个注释本，我认为首推康有为的《论语注》，他把孔子《论语》拼命美化为西文资本主义的民权书。最主观任意地抹杀任何证据。他的自由改动古书比秦始皇的焚书并不见得好些。例如，他对孔子说的“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女子”改为“竖子”而说：“女子本又作竖子，今从之。”表示孔子尊重女权，并非把“女子”等同于“小人”。他又把孔子说的“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康有为真不失为乱改古书原文的最大骗子。所以古来的注释，也是可信与不足信都有的。我们对各派都应当抱着“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态度。如果定要加以比较，那么清儒用训诂、考据去注释古书，“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两个“不”字删掉而说：“今本有‘不’字衍，据旧本改定。”表示孔子主张君、臣、人民平等，反对君主专制。他所说的“据旧本改定”，全是自欺欺人的。康有为真不失为“托旧改定”，校勘学被他作为傀儡，可以任意无中生为了！《论语》原文或是“莫比”二字。

    杨伯峻说：“《论语》的词句，也几乎每一章节都有两三种的以至于十几种不同的讲解，一方面，是由于古今人物引用《论语》者‘断章取义’的结果，……另一方面，更有许多是由于解释《论语》者‘立意求高’的结果……。”但如更认真地说：为什么要“断章取义”？为什么要“立意求高”？这也仍然和上面论述为尊孔、为美化孔子、为孔子辩护、为孔子隐讳有密切关系。例如《论语》“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本来很好懂。可是在尊信孔子者看来，觉得有损孔子的伟大，因此，就改读为“伤人乎不”，“不”字作“否”字解，这便解释为孔子先问“伤人没有”，然后“问马”。有的改读为：“伤人乎”？“不”。“问马”。就是说，“马厩起火，问伤了人没有？回答他没有，于是他又问马”。有的改“不”字为“休”字，说是首先问伤人，而休一下就问马了。（我儿时私塾先生是这样教的）还有其他解释，详见《集释》。经过这类解释之后，孔子的重人不重物，就变成对人与物都重了。又如《论误》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人读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经过这类解释之后，孔子的愚民政策，就变成民主思想了。《论语》说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经”，清刘宝楠把“厌”解释为“极”，钱穆也说：“不厌，不饱食也”。经过这类解释之后，孔子的奢侈就变成节俭了。崔述对孔子把女子与小人相提并论加以否认而说此章属于篡乱者，不能据为典要。邝玉葵更反而说：“孔子乃尊重女权者，《五经》中随处可见。又以此“女子”是指婢仆，不是指一般妇女婢仆就不是“女子”，就不是“人”，这还不是大男子的片面立场么？经过这类否认与反解之后，孔子的男权就变成女权了。钱穆认为《论语》“孔子曰‘我久矣不复梦见周公’，周公即相权之代表。”“儒家思想重臣不重君，与其谓之导奖君权，无宁谓之提倡臣权。儒家思想之在政治，乃臣学，非君学也。”，经过这类解释之后，孔子的提倡君权就变成提倡臣权了。钱穆不知道进步时期的严复早已得出与他相反的结论，严复说：“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东方之臣民，世隆则为父子，世污则为主奴，君有权而民无权者也。这才是孔子主张君权的传统影响与科学解释。

    崔述所著的《洙泗考信录》等于一部孔子传记。他是旧疑古派，为新疑古派的顾颉刚等所尊崇。但二者究竟有不同，旧疑古派虽疑古，却不敢疑孔疑经，新疑古派才敢于疑孔疑经。所以崔述的疑古是很有限的，因此，不免主观片面，也仍然是带了尊孔的色彩的。

    以上说的多是属于因尊孔子而美化孔子的几个例证。

    除了在主观上的美化孔子一派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客观上的考据问题。例如，《论语·述而》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因为旧说《周易》的《易》有易简、变易、不易三种意义，也有两种读音。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的的《周易音义》说“易，盈隻反”。孔颖达的《周易正义》说“作难易之音”。他们都是把《周易》的“易”读作“易简”的“易”，陆德明在《论语》“学易”两个字下面加注音：“如字，如《鲁论》读‘易’为‘亦’，今从古。”冯友兰解释道：“陆德明的《音义》只说明当时‘易’字有两种读音，并不是说在《鲁论语》本子上，‘易’字是‘亦’字。如果是那种情况，陆德明就应该说，《鲁论》‘易’作‘亦’，不应加一‘读’字。”冯友兰是参看《伪书通考》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初稿》）我同意这种说明。可是有些人都说：《鲁论语》“易”字作“亦”字，应读作“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无大过矣”，从而断定《论语》没有讲到《周易》，孔子没有学过《周易》，证明孔子以前没有《周易》。刘汝霖早就说：“以余考之，《彖》《象》《文言》等，皆出于孔子之后”，“以‘易’乃‘亦’字之误”。（《周秦诸子考》不知“《彖》《象》《文言》等，皆出于孔子之后”与“以‘易’乃‘亦’之误”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不能用“《彖》《象》《文言》等，皆出于孔子之后”，证明“以‘易’乃‘亦’之误”，孔子没有五十以学《易》的话。这种考证是不够严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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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友兰等所说，是孔子学《易》的第一个证明。《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周易》，可以无大过矣。”这是说孔子到五十岁，更加喜《易》而读《易》了，而不说孔子到五十才开始学《易》。这是第二个证明。《论语·子路》说：“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这里引的就是《易·恒》九三的爻辞。顾炎武《日知录》也有《孔子论易》条可参看。这是第三个证明。如果把《论语》的话读作“五十以学，亦可无大过矣”，不但孔子不会到五十岁才学，而且也未免欠通。    冯友兰等所说，是孔子学《易》的第一个证明。《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周易》，可以无大过矣。”这是说孔子到五十岁，更加喜《易》而读《易》了，而不说孔子到五十才开始学《易》。这是第二个证明。《论语·子路》说：“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这里引的就是《易·恒》九三的爻辞。顾炎武《日知录》也有《孔子论易》条可参看。这是第三个证明。如果把《论语》的话读作“五十以学，亦可无大过矣”，不但孔子不会到五十岁才学，而且也未免欠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