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屋中的清醒者

——读《在酒楼上》有感

吕纬甫与“我”一样，都是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所形容的“铁屋中的清醒者”。他们都有过“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然而当希望破灭后，他们的清醒，便成了痛苦之源。 

从前，吕纬甫是个“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进步青年。然而到了中年，他反而“行动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青年吕纬甫和“我”一起当教员时，教授的是“ABCD”，如今的吕纬甫，却是在教“子曰诗云”；中年吕纬甫，也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满怀远大抱负，甚至认为自己指挥土工们掘墓的命令是“在我一生中最为伟大的命令”；以前的他，是个敢“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无神论者，现在的他，却会将人的死去归咎于“没有这一份好福气”……总之，如今的吕纬甫与年轻时的他相比，判若两人。 

在短短一席交谈中，“无聊”一词吕纬甫共说了六次之多。另外吕纬甫的话中还有几个高频词：“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然而，他虽模模糊糊，却并非懵懵懂懂。这样的词语出自他的口，说明了他也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麻木。他甚至还亲口承认“我已经深知道自己之讨厌，连自己也讨厌”。这正是铁屋中的清醒者的悲哀。他讨厌自己，说明了他虽然想世俗妥协，抛弃了理想与激情，却没有抛弃自己信奉的价值判断标准。他虽然成了“退步中年”，却又未完全堕落沉沦。 

小说中吕纬甫向“我”讲述了三件他自己经历过的“无聊的事”：为弟弟迁葬时，找不到弟弟的骨殖，但仍坚持把旧坟里的泥土装进新棺材；为船户女儿阿顺买来剪绒花，阿顺却已死于诳言；自己不再教“ABCD”，转而去教“子曰诗云”。他之所以将这些事情称之为无聊，是由于他身为一名接受过新思潮的知识分子，面对诸多社会弊病却无力做出任何改变，只好将自己的生命耗费在日常琐事里；琐事也罢，有些事根本连琐事都称不上，比如迁葬和买剪绒花，全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无用功。 

鲁迅故意采用了“对话体”的形式，把两个有着相似经历的知识分子安排在一起，其实是让第一人称的“我”通过眼前的吕纬甫折射出自己的形象。鲁迅身为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他了解新型知识分子。他对新型知识分子的态度是暧昧的。通过《在酒楼上》中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剖析与审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于当时的新型知识分子持有既批判，又体谅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