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真民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不可能忽视爱情这个题材，尤其在戏剧舞台上，激烈的冲突，复杂的纠葛，动人心魄的美好，往往伴随着美丽的爱情，这也是人类永恒的理想和力量源泉之一。在璀璨的戏剧夜空里，我们先选取几个耀眼的星座来欣赏品味。

学习目标 

　　1、了解从文艺复兴时期到现代社会的爱情、家庭伦理观念的发展

　　2、了解在与“仇”和“理”的冲突中，爱情所显现出来的美好高贵，以及超越生死的顽强与坚韧

　　3、初步了解中国戏曲的美学特征

　　4、了解戏剧情境与与冲突的关系，了解“戏剧事件”对推动人物性格的冲突和发展的意义

知识汇总 

莎士比亚与《罗密欧与朱丽叶》

　　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的基本思想是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用他的语言说，就是“爱”。他的作品就是“爱”的观念多方面的表现。人文主义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武器。莎氏作品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

　　《罗密欧与朱丽叶》(1595)是莎士比亚(1564—1616)早期创作的著名悲剧。它诗意盎然，热情充沛，洋溢着浓郁的浪漫气息和喜剧氛围。其艺术风格与作家早期创作的大多数喜剧相一致，被人们称为抒情悲喜剧。 

　　一、人文主义思想的进步性和复杂性 

　　我们先看对莎士比亚创作的经典论述：“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的基本思想是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用他的语言说，就是‘爱’。他的作品就是‘爱’的观念多方面的表现。人文主义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武器。莎氏作品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这些言论可以为我们理解《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作品的意义提供参照。 

　　罗密欧和朱丽叶是代表莎士比亚时代的人文主义理想的贵族青年，他们与贵族家庭的斗争映现着人文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斗争。斗争是尖锐、残酷而悲壮的。年轻的一代带着“爱”的理念和精神走上历史舞台，尽管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萌芽生长的必然性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但他们毕竟稚嫩，无力抗拒封建势力的遏制和扼杀，他们的“爱”也是缺乏现实基础的“海市蜃楼”。他们为了“爱”和自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从这意义上说，人文主义的悲剧是必然的。然而斗争又是以人文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胜利而告结束，因为两位青年之死终于唤醒了顽固、守旧的贵族阶级的良知，两个世仇家庭和解了。这也可以理解为人文主义“爱”的胜利。结局并不像有些古典悲剧那样过分地渲染悲沉、死寂的气氛，而是带有一些乐观情调，这又体现莎士比亚剧作人文主义精神中的乐观倾向。这种所谓“曲终奏雅”，使得本剧的锋芒不是那么锐利了，也许是莎士比亚式的人文主义思想的的妥协性、博爱性和平和性的表现。 

　　二、矛盾冲突的多重性和偶然性 

　　莎士比亚曾明确地称《罗密欧与朱丽叶》为命运悲剧。但这部作品与莎士比亚以后创作的悲剧有着明显的不同。它除了强烈的爱恋这单一的情致外，男女主人公并不是像《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等众多悲剧中的人物那样处于种种冲突的支配地位，最终造成毁灭性的必然结局。哈姆雷特面对父亲的突然死亡，作为人文主义者、王子和儿子的他，必须承担的三重使命，又加剧了他性格中的犹豫和彷徨。而克劳迪斯的阴险，狡诈及其所代表的旧势力的强大，这激烈的外在和内在的冲突，更把年青的哈姆雷特一步步推向无可选择的必然的悲剧性的结局。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却不是这样，它几乎都是出乎难以解释的偶然。黑格尔曾明确地说：“在《罗密欧与朱丽叶》里，外在的偶然事故粉碎了精明能干的神父的干预，就导致两位有情人的死亡。”以黑格尔观点为基础评论莎士比亚悲剧的布拉雷德也说：“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命运先是向上发展，在他们的结合中达到顶点，然后就因为双方家族的反对开始衰落。家庭的反对加上偶然事故造成悲剧的结局，但随即又转化为由悔恨导致的和解。”仔细研读剧本，确实如此。罗密欧与朱丽叶相见是偶然：为凯普莱特家族举办的舞会通知贵宾的仆人竟不认识通知单的名字，罗密欧为他念诵时知道了这一消息，为了见到自己迷恋的美人罗瑟琳，罗密欧才决定冒险参加舞会，不想却见到了娇美、清纯的朱丽叶，两人一见钟情，成为悲剧的起因。罗密欧失手杀死朱丽叶的表兄提伯尔特也是偶然：罗密欧的好友茂丘西奥和提伯尔特口角，罗密欧的劝阻，招致提伯尔特的咒骂和挑衅，罗密欧一再退让，激怒的茂丘西奥和提伯尔特拔剑相击，被提伯尔特刺死。悲愤的罗密欧冲上拼击，杀死了提伯尔特，于是被大公判决逐出维洛那城，成为悲剧情节发展的关键性的动因。罗密欧最后服毒还是偶然，劳伦斯神父设计朱丽叶服药昏睡假死，然后送信通知流放的罗密欧，使两人一起远走他乡。但信未送到罗密欧先得到朱丽叶死的传闻，遂秘密潜回维洛那，劳伦斯神父得知消息后，匆忙赶往墓地，而罗密欧已经进了墓穴，服毒死在即将苏醒的朱丽叶身边，这一切成为导致悲剧性结局的最后的直接原因。总之，《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是一系列偶然性的情节，使家族的世仇与真挚的爱情构成了矛盾，并不断地激化着矛盾，使矛盾的解决无法采取圆满的方式，只能选择了最后的毁灭。所以这部戏剧留给人们的首先是对于本可避免而又未能避免的悲剧结局的遗憾，是对于殉情所导致的家族和解的欣慰。却不是像他中期创作的那些著名的悲剧一样是对于人类社会和人类本性当中的必然性悲剧因素的思考。 

　　三、人物性格的多样性 

　　尽管有不同势力、不同方面的矛盾冲突，但全剧的发展最后落到人心向善的归结点上，表现了矛盾冲突的同一性和人群根性的同一性。在这种同一性之下，人物性格仍显其多富多彩，值得玩味。 

　　同是人文主义化身的罗朱二人，性格有较大的不同。罗密欧性本温和，热情、直率、善良，不够沉稳，缺乏心计。直率的本性和残酷的现实逼使他走向极端的道路。他杀死凯普莱特家族的人（提伯尔特），杀死帕里斯，都是忍无可忍的，或是出于仗义，或是出于自卫。在本文中，我们看到他亲手杀死帕里斯，表现出一个垂死者不可理喻的疯狂。但即使是这样，他还是表现了一个具有崇高理想的人文主义者的品格：他对对手表达了爱心，实在不愿杀死对手；他是为了美好的爱情而死的，死得壮烈，可歌可泣。他的性格既直率，又不乏多样性。他是一个勇敢而不成熟的理想主义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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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丽叶美丽纯洁，忠贞不屈，同时善良温和，也不乏某些心计。她有如一株亭亭玉立的水莲花，虽根植于污浊的泥淖而自有纯洁与明净，虽经摧残仍飘散着经久的芬芳。她不顾家族宿怨的禁忌，大胆地接受罗密欧的爱情，表现了她“离经叛道”精神。为实现美满的婚姻，她用心良苦，靠假死躲过与帕里斯的婚姻，以期与真正所爱的人结成良缘。从“死亡”中醒来的第一句话是询问自己的“夫君”，当得知“夫君”已死，便毅然真的殉情，决不苟活，把爱情看得高于生命。她的理想最终不能如愿，是因为她太天真稚嫩，毕竟才14岁，也是因为现实太黑暗残酷，使她实在无法抗拒命运的错误安排。她是一个热情而柔弱的理想主义青年。 

　　劳伦斯神父是本场剧中的一个穿针引线的重要人物。他性本善良，而又驽钝怯弱。他是僧侣，却过多过深地介入世俗事务。当罗密欧前来求援时，他秘密地为他们二人主持婚礼，并决心帮着化解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两大家族之间的矛盾；当得知给罗密欧的信未能送到时，他不得不亲自来挖朱丽叶的坟墓。这些都表现了他具有世俗人士般的热情善良。但他也有过于“俗”的地方：在墓地救出朱丽叶时胆战心惊，当听到有巡夜的人来了的时候，他吓得丢下朱丽叶不管自己逃跑了，又可见其如俗人一般怯弱猥琐的一面。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作为神父，却始终没有一句歌颂神灵的话语，也不见他用神教启迪人心、教人忏悔。他是莎士比亚所理解所描画并带着莎士比亚既怜又爱情感的神父，看来莎氏不愿写出一个尽神教职守的神父。他是一个世俗化的神父。 

　　四、人物语言的艺术性 

　　莎士比亚剧作语言的鲜明个性，高妙的艺术华采，以及丰富的内涵，是历来为人所称道的。歌德说：“莎士比亚用活的字句影响着我们，而字句最好通过诵读来传达……闭目倾听人们用自然正确的声调来诵读，而不是演员般地朗诵一篇莎士比亚的作品，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件事情更高尚更纯粹的享受了。”“发生世界大事时秘密地在空气中动荡着的一切，巨大事件发生的时刻在人心中隐藏着的一切，都说出来了；心灵中生怕别人看见的密封着的事物，在这里自由畅快地被采掘出来。”（歌德《说不尽和莎士比亚》）歌德以一个杰出作家和一个高明鉴赏家的敏感与深思，将莎士比亚作品语言的丰富与生动、自然与贴切描述出来了，堪称莎氏知音。 

　　莎剧人物的语言都恰到好处地表现人物的身份、性格和当时的心情，成为人物个性化的标志。罗密欧与帕里斯身份、教养基本相似，他们都爱恋着朱丽叶，但是语言的深情和力度有所不同：帕里斯的话只是一般性的哀悼和思念；罗密欧的话更为激情澎湃，是从一个行将殉葬者口里说出来的，更为感人。而且罗密欧的话在剧情的进展中可以看出不同的感情层次，以及人格的不同侧面，例如即使要杀死帕里斯，也说出爱对方胜过爱自己的发自内心的话。 

　　另外，剧中人物的语言可分出诗意的和非诗意的两种：有身份有教养的人物常说诗意的话，下层人常说非诗意的话；人物在抒发感情的时候说诗意的话，不动情的时候说非诗意的话。剧中许多话语真如诗语，或铿锵有力，或激情飞扬，或委婉深沉，例如帕里斯和罗密欧在朱丽叶墓前的倾诉，充满激情和感伤，全是华美的诗语；亲王最后的宣示也是华美的诗语，所不同的是，他是以权威的口气向全体人、也为全剧作的总结，虽然抒情味不如帕罗二人的话语，但有哲理，这又是胜出的地方。这些诗语有些是以诗行排列的，有些是以散行排列的，都值得认真诵读、品味。

汤显祖与《牡丹亭》

　　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字义仍，号海若，自署清远道人，晚号茧翁，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生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卒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他的不朽剧作《牡丹亭》，是我国古代戏剧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此剧不仅有高度的艺术性，而且有深刻的思想性，自其问世之日，即轰动了文坛剧场。当时一位著名的戏剧评论家沈德符曾这样描述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同时，他在指出汤显祖剧作中“不谙曲谱，用韵多任意处”的缺点后，又十分肯定地说：“乃才情自足不朽也。”诚如沈氏所言，四百年来，《牡丹亭》一剧不仅已成为古典文学和戏剧的经典作品，而且其中的一些精彩折子，至今还在戏曲舞台上传演不绝，仍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汤显祖一生写了四部戏剧作品，《牡丹亭》是他最为得意的一部。此剧演述杜丽娘与柳梦梅这对青年男子之间的爱情故事。作者通过曲折离奇的情节，优美动人曲词，以其巨大的艺术感染力，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个读者的心。 

　　要认识这部戏剧主题思想的时代特征，必涉及到朋中叶的时代特征，然后再看这个时代特征如何在剧中反映出来的。

　　我们知道，程朱理学产生于宋代，但它产生重大影响在明清，理学是统治阶级的哲学思想，它把封建的伦理道德说成万古不变之理，要人民绝对的服从，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他强迫人民排除基本的生活要求与合理的愿望，要求人民压制自己的思想感情，它提倡禁欲主义。在封建社会的后期，统治阶级加强了理学，用它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明中叶以后，在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萌芽状态下，在哲学思想方面，泰州学派提出了“以情反理”，他们反对禁欲主义，他们提出要重视人的思想感情与合理的生活愿望，提出了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时代要求，所以在明中叶以后，从生活领域到意识形态，情与理的斗争是非常尖锐的，这就是明中叶以后的时代特征。

　　《牡丹亭》主题思想时代特征和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点：

　　1、《牡丹亭》描写杜丽娘与柳梦梅的恋爱故事。围绕这恋爱故事展开的戏剧冲突，既不是负情与多情的矛盾冲突，也不是恋爱自主与门第观念的矛盾冲突，而是封建卫道与反理学的斗争，这个斗争主要在杜丽娘与其父杜宝之间展开。这点很重要，即从戏剧冲突来看它的时代特征。

　　杜宝是位有爱国之心的正直清濂的官，他是南安太守，他自称是西蜀名儒，是以理学传家的，应该说他是封建理学的代表人物。他克守封建的礼法，对女儿实行封建的专制主义，对女儿进行封建主义的教育，他要把杜丽娘培养成“三从四德”的活标本，要求杜丽娘在家中做孝敬父母的温顺的女儿；出嫁以后做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在严格的封建教育下，杜丽娘不能自由的行动，也不能有自由的思想，不允许她有个人意志和思想感情。 

　　杜宝还请了陈最良来教杜丽娘读书，目的在于用儒家圣贤的书籍来使杜丽娘拘束身心，不让她自由行动，一切都要服从于“理”。

　　杜宝这个人物是理学的代表人物。杜丽娘生活在一个蒙昧主义、禁欲主义的客观环境里，她的内心深处积压着深深的郁闷，作为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中的一个独生小姐，她养尊处优没有什么生活负担和痛苦，更不存在饥寒的威胁，她切身感受最突出的是对身心不自由的不满，对个人青春的担扰，对将来婚姻的关注，她要情，要合情合理的生活欲望和要求。这样。，在杜宝与杜丽娘之间就存在封建卫道与反封建理学的尖锐斗争。这一斗争贯穿了全剧，至到杜丽娘死而还生，杜宝还阻挠她与柳梦梅的结合。《牡丹亭》，通过封建阶级内部一个感情倍受压抑，行动不得自由的少女，争取自由爱情而出生入死的故事，展开了真情与伪理的矛盾，强调了“情”的伟大作用，反映了明中叶后从生活领域到意识形态，情与理的尖锐斗争，反映了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时代要求。这是从戏剧冲突来看《牡丹亭》主题思想的时代特征的 

　　汤显祖写的爱情故事，是传统的题材，它表现的是反封建主题，但在反封建的具体内容上，不是反对父母包办，反对门第观念、等级制度，而是反封建、反理学，这个主题抹上了情与理的斗争的时代特色，具有斗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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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牡丹亭》主题思想时代特征，主要是通过杜丽娘这个形象体现的。汤显祖把杜丽娘作为达到“情之至”的有情人，来塑造杜丽娘的感情真挚、强烈和合理性，这与程朱理学所提倡的“去人欲”是针锋相对的。作者通过杜丽娘因情而死，因情而复活，反映了当时反礼教、反理学的普遍要求和强烈的愿望。

　　3、《牡丹亭》主题思想的时代特征，还表现在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上。我们说浪漫主义就是理想主义，为了追求某种理想而表现出强烈激情，表现出对反抗斗争的坚持，对腐朽传统的叛逆，在剧中杜丽娘一口咬住“情”字，为争取合理的生活欲望要求，她出生入死。 剧本通过虚幻离奇的情节，描写了杜丽娘为情而死，为情而复活，表现了“情”可以超越生死界限，具有伟大不可征服的力量，在情与理的斗争中，情最后取得胜利。这种“情”主要是爱情，但也不限于爱情，而是包括了一切生活欲望、要求。剧本还展示了未来是“理之所必无，情之所必有”的世界，充满了对理想的追求和激情。 

　　杜丽娘是个具有反封建的光辉形象。她是封建官僚的女儿，从小受着严格的封建教育，被严密的关在家里，同外界社会隔绝；被严密关在闺房里，与外界自然也完全隔绝。

　　她的家庭是处在理学的统治下，礼法、家规、女诫、妇道等，一重又一重的枷锁紧紧地套在她的身上，她因为疲乏了白天稍微困一会儿，就被认为是行为放纵，有失检点。她在裙子上绣成了成双成对的花鸟，却引起了封建家长的大惊小怪，被看作是不得了的邪思妄念。她的父母对她冷酷，只盼望着她将来为父争光添彩。她的母亲拿封建礼教来毒害杜丽娘，把女儿关在闺房里，认为凡少年女子最不能够冲撞无人之处。她的老师是个腐儒。陈最良从小攻读儒家的“经典”，迂腐的近于愚昧，他叫杜丽娘读书只知道孟夫子说的好，圣人千言万语，则要人“收其放心”。“收其放心”就是拘束身心，不准自由行动，自由思想，一切都要服从“理”。 

　　杜宝、杜母、陈最良等人组成了一个使人窒息的客观环境，这就是杜丽娘生活的环境，这些人代表着封建势力，代表着礼教观念，代表着理学思想的统治。这是一个笼罩着禁欲主义、愚昧主义世界。杜丽娘在这样的客观环境里，循轨蹈矩。她稳重、文静、温良、柔顺，这是她性格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她的内心深处又积压着长期的郁闷，她抑郁、愁烦、焦虑不安，这并不是为生活而愁，而是被礼教束缚了身心，得不到自由而发愁。她要求人的正当感情，她要自由，她要接近大自然，要迈出囚笼一样的闺房，她要享受青春的欢乐，她也要求爱情。总之，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要求和权利，杜丽娘都要，因此她有排解不开的内心矛盾。 

　　杜丽娘性格有两个方面：她内心充满着矛盾，她和环境的对立掩盖在庄重的外表之下，杜丽娘的性格是发展的。《闺塾》一出，通过春香闹学，实际写的是杜丽娘闹学，具体表现了情与理的冲突。杜丽娘厌烦陈最良先生的说教，但不敢反对，不敢表露，她读了《关睢》诗以后，把长期压在心底的郁闷引发了出来。陈最良说妇女不能抛头露面，不能伤春游春，但杜丽娘在春香的提议下，乘她父亲不在家的机会去府衙后面的花园游玩消遣，游玩花园对杜丽娘来说是一个大胆的行为，使她长期被压抑的郁闷忧愁逐渐发展为反抗的因素。她的身子挪出了闺房，思想也开始逾出了礼教的限制；她的脚步踏进了花园，行动也就开始走上了叛逆的道路。 《牡丹亭》主题思想的时代特色主要是通过这个人物形象来体现的，杜丽娘这个形象反映着明中叶后，从生活领域到意识形态情与理的尖锐的斗争。 艺术最能表达感情，也最能动人之情。《牡丹亭》以情抗理的主旨，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所以在社会上，尤其在妇女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里抄寻几则传说，以见其概。据明张大复《梅花草堂集》载，一位叫俞娘的女子酷爱《牡丹亭》，尝言：“书以达意，古来作者多不尽意而止。如‘生不可死，死不可生，皆非情之至’，斯真达意之作矣。”十七岁郁愤而死。明焦循《剧说》卷六引《磵房蛾术堂闲笔》说，有一杭州女伶商小玲，最擅长于演《寻梦》，唱到“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时，泣不成声，倒地而死。又如，《红楼梦》中写到林黛玉听了常州伶人演出这部戏时，也引起了无限的伤心。这虽说是小说中的情节，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世人的感情好尚。 

　　《牡丹亭》的强烈社会反响，也引起了一批封建礼教卫道者的害怕和反对。他们编造谣言，说什么汤显祖死时“手足尽堕”，这是因为他“以绮语受恶报”（《活埋庵识小录》）。而更有甚者，说汤氏写《牡丹亭》污蔑大家闺秀，口孽深重，所以死后在阴间阿鼻地狱受罪，永远不得脱生等等（《消夏闲记》）。然而同情和推崇汤氏和《牡丹亭》的人更多。这从《牡丹亭》对其后不少作者和戏剧作品，乃至一些小说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即可见其一斑。其中最著名者，如洪昇的《长生殿》、曹雪芹的《红楼梦》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其影响。至于其后宗法汤氏的“临川派”（亦称“玉茗堂派” ）则更是一口咬定一个“情”字来做文章。 

易卜生与《玩偶之家》

　　易卜生（1828—1906）是挪威著名的戏剧家、诗人，他是在1848年的国际革命浪潮和挪威国内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下开始创作的，因而使得他的作品有较强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时代烙印。易卜生的现实主义倾向的剧作是最有价值的部分，他开创的“社会问题剧”真实地反映挪威现实生活，实质上也剖析了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的特点，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肮脏腐朽的本质，提出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如反对传统的封建道德问题，扫除资产阶级市侩意识问题，争取民族独立问题，提倡个性自由、妇女解放问题等等，目的在于引起人民群众的注意，进而改革社会。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坛，易卜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启发了中国的现代作家们创作了一系列“问题小说”。
　　易卜生的代表作有四大名剧，即《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和《人民公敌》，其中《玩偶之家》为最重要的作品，他每部作品都探讨社会的某个重大问题，如《社会支柱》提出的是社会道德问题，《群鬼》的家庭夫妇关系、遗传的问题，《人民公敌》的社会公德问题。易卜生一惯强调个性解放和个人意志之自由，他心目中最有力量的人往往是孤独的、鼓吹精神反抗的个人主义者，这在扼杀个性的封建社会里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同时他自己也看到，他心目中最有力量的那些孤独者最终是抗衡不过强大的黑暗社会的。
　　《玩偶之家》又译作《傀儡之家》或《娜拉》，是使易卜生闻名全世界的剧本，它通过女主人公娜拉与丈夫海尔茂之间由相亲相爱转为决裂的过程，探讨了资产阶级的婚姻问题，暴露男权社会与妇女解放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而向资产阶级社会的宗教、法律、道德提出挑战，激励人们尤其是妇女为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为争取自由平等而斗争。娜拉与丈夫已结婚八年，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然而在家庭中仍然是玩偶的地位，起初她并不自知，易卜生在此着重描写了她的觉醒和“精神反叛”，她终于逐渐认识到自己可悲的社会地位：结婚前属于父亲的，结婚后属于丈夫的，“像要饭的叫化子，要一口吃一口”；她再也不愿意处于奴隶的地位，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而勇敢地出走了，她要到社会中去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可以这么说，娜拉从幼稚的和谐到复杂的矛盾，从耽于幻想到幻想破灭，从安于玩偶之家到坚决出走的过程是妇女觉醒的苦难的历程，当然出走了的娜拉走向何方，她未来的生活道路在哪里，连易卜生也无法回答，但易卜生对妇女解放的心理过程的刻划其意义已十分重大。
　　《玩偶之家》上演后，易卜生也登上了世界文坛，这固然因为其鲜明的思想倾向性和娜拉这个反叛的女性形象，但同时他艺术上的成就也是令人瞩目的。易卜生革新了欧洲近代戏剧，对现实主义的戏剧文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把社会问题与舞蹈艺术结合起来，创造了“问题剧”，使当时的观众耳目一新，人们再也不是被作者牵着鼻子走，而是按照生活的逻辑去关心剧中人物的命运，去思索社会现实问题，这在欧洲戏剧史上是个创新；同时易卜生还革新了戏剧形式，他抛弃流行于当时欧洲舞台上的乔装、谋杀、决斗等惊险场面和意外事件，剧中人物仿佛是观众常见的人们，其经历也仿佛是自己经历过似的，观众参与讨论，探索问题的答案，大大增加了艺术效果；还有追溯手法即倒叙手法的运用、人物心理过程的细腻刻划等，都使之显示巨大的艺术魅力。

　　在世界文学史上，易卜生曾经被称为“一个伟大的问号”。这个“问号”至今仍然发人深省，促使人们思考：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被摧毁之后，还应当怎样进一步消除和肃清易卜生在《玩偶之家》等剧中所痛斥的资产阶级的传统道德、市侩意识及其流毒。在这个意义上，易卜生的戏剧对于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正是一宗宝贵的精神财富。

思考 

　　一个是为爱而死，一个是为情复生，已经有很多人把《罗密欧与朱丽叶》和《牡丹亭》相比较来鉴赏了，这两部戏剧都着重表达了爱情与周围环境的激烈冲突，以及强大的力量。

　　而《玩偶之家》似乎是发现了另一个问题，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女性自身的觉醒，对自我意识和内心尊重的要求，使娜拉离开了那个看上去非常美满幸福的家庭以及一直呵护照顾她的爱人。

那么从女性角度来看，朱丽叶，杜丽娘，娜拉，这三个人是否有什么关联？从整部戏剧体现的思考和精神来看，这三部戏剧又是否能放在一起做比较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