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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一:天狗、蛇、河床、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人教版高三选修备课资料)
雷真民
当一个时代翻涌而过,我们可以从前人的记录中了解其种种状况,但是那些现实很快便远离我们,因为那时的空气我们不曾呼吸,那时的欢乐痛苦我们不曾感受,那些冷静的记录乃至种种数字告诉我们的都是整体,而具体的,现实的,可以触摸能够感知的,是那些经历岁月后留在天空如星辰一般的诗篇,借由这些诗篇,我们了解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时代,同时,也在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身处其中的时代。
学习目标
1、了解作家及时代背景。
2、理解作品的内容。
3、学会从内容、语言、写作技巧等方面对作品进行赏析。
知识汇总
《天狗》
整体感知
1919年,五四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崭新的气象、勃勃的生机。旧道德、旧礼教、专制政治与一切封建偶像受到猛烈抨击和批判,新事物、新思想、新文化与一切进步要求则得到热烈的崇尚与赞扬。倡导科学与民主,争取独立与自由,张扬个性意识,追求个性解放,要求改造旧的社会、建设新社会,成为时代的强音。
郭沫若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诗人,他的诗集《女神》应和着五四时期的狂飙突进精神,以饱满的激情书写了时代的青春和民族的新生。在诗歌观念上,他主张诗是诗人的自我表现,认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他相信诗的灵感和直觉,提出“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他还强调诗的非功利性,但他承认诗所产生的客观社会效应。郭沫若开创了现代新诗的自由诗,他的不拘一格的诗歌体式对后世影响很大。
《天狗》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女神》中的名篇,最初发表于1920年2月7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这首诗以奇异的想象和超凡的象征塑造了一个具有强烈的叛逆精神和狂放的个性追求的“天狗”形象。以恢宏的气魄和极度的夸张,突现了“天狗”气吞日月,雄视宇宙,顶天立地,光芒四射的雄奇造型,喷发出五四时代文学独具的澎湃激情和破旧迎新的主题。
全诗四节,第一节极写“天狗”宏大的气魄。诗人借助古代天狗吞食日月的故事,在奇特虚幻的境界中奔驰的想象,并以如椽的巨笔描画了“天狗”气吞日月星辰,囊括自然万物,以无限膨胀的“自我”,雄居宇宙中心的硕大形象。“把月来吞了”,“把日来吞了”,“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把全宇宙来吞了”,既显示了“天狗”磅礴的气势,又透射其万钧之力,淋漓酣畅地表现了“天狗”横扫旧宇宙的破坏精神。
第二节顺应第一节的气韵,写“天狗”获取无穷能量创造新宇宙新人生。正因为“天狗”有气吞一切的气概,于是,它从自然万物中获得了无比的能量,它吸收宇宙间一切的光源,融汇了“全宇宙的能底总量”,成为宇宙的主宰,大有扫荡一切,重建未来的气度。诗人在《湘累》中借屈原之口曾说过这么一段话:“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我萃之虽仅限于我一身,放之则可泛滥乎宇宙。”这完全可视为对五四时代那种大胆毁灭一切,创造一切的果敢、决断精神的生动写照。
正因为如此,第三节中,这汇聚了“全宇宙的能的总量”的“天狗”终于暴烈地行动起来,它“飞奔”、“狂叫”、“燃烧”,“如烈火一样地燃烧”、“如大海一样地狂叫”、“如电气一样地飞跑”,并且无情地“剥”、“食”、“吸”、“啮”自己的肉体,毁灭自己旧的形骸,进而渗透入自己的精神细胞,在内在本质上更敏锐、更自觉地把握自我意识。最后,以“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收束全篇,将“天狗”终于舍弃一切,希冀在爆裂中求得自我新生的革新精神,以奇异的光彩描画出来,从而使整首诗在主题意向上统一到郭沫若式的“涅磐”精神的基调中。
《天狗》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诗人把自我的情感熔铸到“天狗”的形象中,直接以“天狗”自比,极写自我力量的扩张和自我精神的解放。每行诗均以“天狗”自比,极写自我力量的扩张和自我精神的解放。每行诗均以“我”为主语起笔,又多以带有肯定语气的判断词“是”强化比喻,直抒胸臆,以造成火山般喷发式的奔突,汹涌澎湃的激情。充分表现出五四时代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追求个性解放和自我新生的社会精神。
艺术特色
本诗在艺术上,充分体现出郭沫若诗歌的浪漫主义风格特色。
1、比喻新颖生动。天狗本来只存在于民俗传说中,而诗人却将其拿来作为崇尚歌颂的偶像。诗中的天狗形象,成为旧的时代、旧的传统、旧的世界的叛逆者的象征,成为吐故纳新、具有无限能量的个性解放与新的世界、新的社会、新的未来创造者的象征。这一比喻手法的运用,既生动地表现出诗人张扬个性、追求解放的强烈愿望,又在诗歌意象上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此外,诗人将“我”比作是“X光线的光”、“如电气一样地飞跑”等,也都体现着当时崇尚科学的时代特点。
2、想象大胆奇特。天狗的形象在传说中带有很大模糊性,而在诗中则具化成为有着无限能量、充分得以解放了的个性“我”的形象。他一会儿把月来吞了、把日来吞了、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一会儿成为月底光、日底光、一切星球底光,一会儿又飞奔、狂叫、燃烧,而且在神经上飞跑、在脊髓上飞跑、在脑筋上飞跑,这都表现了诗人想象的大胆奇特。
3、感情奔放激越。诗中全篇都以“我”的口吻来写,诗人以天狗自喻,通过天狗气吞宇宙的非凡之势来抒发内心豪情。诗歌自始至终贯穿着强烈的感情,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
4、讲究韵律和节奏感。这首诗在语言形式上也极有特点,诗人多采用简短的句式,并将其与叠句、排比等手法结合起来,造成一种强烈的旋律、急促有力的节奏和摧枯拉朽般逼人的气势。此外,诗的语言自由而又大致押韵,可以看出诗人对韵律感的重视。
《蛇》
整体感知
冯至(1905—1993)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翻译家,1927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昨日之歌》,在诗歌界反响甚大,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而冯至自己对早期诗作的评价是:“形式比较多样,语调比较自然,写的还是真情实感”。总体看来,冯至的诗歌感情含蓄深沉,于平淡中见奇巧,这些特点在这首诗中也得到了完整的表现。另外,他的诗歌虽为自由体,但结构整齐,格律韵式井然有序。本诗的用韵就很严谨,诗节内部ABAB押韵,每节换韵。从而使诗歌获得强烈而又富有变化的整体感。
展开全文阅读
这首《蛇》,是作者在他二十一岁(1926年)时,看到了十九世纪英国唯美主义画家毕亚兹莱的一幅黑白线条画后,有感而发写下的。
据冯至先生自己回忆说,“那幅画上画的是一条蛇,尾部盘在地上,身躯直长,头部上仰,口中衔着一朵花。”他感觉到“那蛇是那样的秀丽无邪,有如少女的梦境”。
于是,诗人将少年对爱情的“寂寞”而纯真的向往融入这条“静静地没有言语”的这条蛇中,借蛇“热烈的乡思”暗喻痴情的相思,又用“茂盛的草原”比喻恋人“头上的,浓郁的乌丝”;它从恋人的梦中走出来,仿佛是爱的使者,“象一只绯红的花朵”般地羞怯。
全诗分为三节。第一节写恋人不在身边而感到“寂寞”。一个人一旦陷入痛苦寂寞的境地,常表现为无言的沉默。第一句很突兀,以一个奇特隐喻开始,将寂寞比喻为蛇,一是抽象的情感,一是具体的动物,两种事物的性质有很大距离,然而作为诗歌语言,这个隐喻将两种事物联系在一起,产生了新的意义,提示了抒情主人公复杂的情感体验。写“蛇”的游走,取蛇的修长和无言的自然特征,“静静地没有言语”,既是蛇的特点,也是当心爱的姑娘不在身边时“我”感到寂寞的写照。表现抒情主人公深沉的相思,并祈求“姑娘”:千万不要因此而害怕。因为蛇会咬人,缠人,所以“我”紧接着告诉心爱的姑娘,万一梦到它时,不要悚惧。这里用“梦”字而不用“见”字,也显露了诗人的匠心:“梦”是姑娘在想念,而“见”则似乎只是“我”闯进了姑娘的眼帘;同时,这个“梦”字又与第三节的“梦境”相呼应,有着暗联的作用。
第二节写“蛇”的“相思”(乡思为相思谐音),取“蛇”栖息草丛的生活习惯,说它想念的草原,就是姑娘头上的浓郁的乌丝。用这比拟“我”对心爱的人的乌丝的感情。借“蛇”的相思,凸显“我”对姑娘的相思。这里用的是间接表现法:“我”的寂寞——蛇;栖息于草丛,它的乡思——草原;草丛与姑娘的青黑的发丝近似——姑娘的乌丝。经过三个转折才将“我”对姑娘的相思暗示出来。这一节,诗情、诗意、诗趣三者兼具。
第三节写“蛇”的归来,通过“蛇”的行动书写了“我”的意愿。取“蛇”轻轻行走和只能以口衔物的特点,写蛇像月光般轻轻走过,同时为“我”衔来姑娘绯红的花朵般的梦境,姑娘的梦境,可以做多种理解,如她的心境,她的爱意,她的希望,她的理想,甚至她对“我”的感情等等。“像一只绯红的花朵”,一方面是暗示姑娘心境、感情,另一方面也隐约的暗示“我”的意愿,“我”的期盼。这是,抒情主人公也就非常心满意足。这种写法,有诗情诗趣。把“我”的爱意,她不在身边时的寂寞的心,化成了活生生的艺术形象,给人难忘的印象。
问题探究
这首诗的艺术构思有什么特点?
“蛇蝎之心”这句成语典型地反映了人们对蛇痛恨、鄙夷的态度。诗人跳出了关于蛇的古老的思维定势,以浪漫的笔触描绘出一条通灵的寂寞之蛇。它带给读者的是柔情、爱、美。
《蛇》在艺术上的特点,既有中国古典诗歌那种优美的意境,又在表现手法上融入了象征派的一些东西,使这首爱情诗包含着象征性。在格律形式方面,这首诗注重语言的整饬和内在的音节美,在一定形式的约束下而又舒卷自如,流动着一种柔缓的旋律。每节四行,二、四行押脚韵,各行字数大体相近。
另一个特点是感受的真挚和比喻的新颖贴切。象征主义诗人主张摈弃自然主义注重外在描写的方法,要求通过具体物象来感知或暗示抽象观念,并把表达内心作为“最高最真”来追求。这首诗曲折地表现诗人对姑娘思念时异乎寻常的特殊心理。诗人的思念之情被久久地缠绕着,但他没有直抒胸臆,而是通过“静静地没有言语”“心里害着热烈的乡思”的“蛇”来揭示自己的某种经验。其寂寞而又热烈向往的感情体验正是在冷与热、静与动、梦境与现实的交汇之中细细地表现出来。诗的最后以“像一只绯红的花朵”作比,是诗人审美感觉的快意和喜悦的些许透视。
《河床》
作者简介
昌耀(1936-2000),原名王昌耀,出生于湖南桃源三阳港镇王家坪村。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宣传队员。同年,响应祖国号召,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期间,推出处女作《人桥》,从此与诗歌艺术结下不解之缘。1953年6月元山战役中因头部负伤回国治疗。伤愈后进河北荣军学校学习。1955年主动报名参加开发大西北。1956年调青海省文联任创作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此后从事农垦,1979年平反。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8年,在省作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97年被省文联评聘为一级作家。2000年3月23日,昌耀因患肺癌在西宁逝世。
著有《昌耀抒情诗集》《命运之书》等,代表作有《慈航》《山旅》《划呀,划呀,父亲们》《河床》等。他的诗以张扬生命在深重困境中的亢奋见长,感悟和激情融于凝重、壮美的意象之中。其新边塞诗歌将饱经沧桑的情怀、古老开阔的西部人文背景、博大的生命意识,构成协调的整体。后期的诗作趋向反思静悟,语言略趋平和,有很强的知性张力。
诗人自述
1957年对于我以及我这样的一批人都是流年不利的一年。那年秋,正当我的第一本诗集《最初的歌》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第二编辑室发排出版。我以两首原由《青海湖》诗歌专号刊作头条(后挪于末版)的16行小诗《林中试笛》而罹罪。这很滑稽:颂歌等于“毒箭”,故定为右派分子。从此扫出文坛,打入最底层。这是一个对于我的生活观念、文学观念发生重大影响的时期。我以肉体与灵魂体验的双重痛苦,感悟了自己的真实处境与生存的意义。而清白无辜与欲加之罪带给我的心理冲突终难将息。我感觉到自己从来没有像那时强烈感受到的与普通劳动者的认同。不,我的处境还要等而下之,一个“贱民”。即便想融入到“普通劳动者”一族,过一种平和的世俗生活亦不易得。我写于右派身份初期的一些诗作己见出这种心理流程。此后22年我在劳改农场劳作之余间或有过的写作,均可看做一种留作自慰的心境表述,一种顾影自怜,或是一种自命的雄飞豪情。但我承认,我定然自负于个人的文学才具与清白,故并不排斥我的“命笔”已含有在可能的一日与读者相沟通的期许。我会沉得住气,而不在乎即时的社会功利性。重要的是正视痛苦给予我的“修炼”文学创作是瓜熟蒂落的过程。或者说,是痛与哭那样自然的联动关系,价值已包含在其中,无须刻意追求。重要的是守住自我。对于我,“逐出乐园”的流放、现实的严峻,需要我正视并确认自己的来路、归属,并解决这种归属,即便只是先在精神上的自我确认(一种自重、自尊意义上的自我保护)。因为哪怕只是“精神上的流放”也会导致事实上的沉沦、颓废。与泥土、粪土的贴近,与“劳力者”“被治于人者”的贴近,使我厌弃文坛习于浅表雕饰的浮华不实之风。
我追求一种平民化,以体现社会公正、平等、文明富裕的乌托邦作为自己的一个即便是虚设的意义支点。我始终称自己是一个这种意义上的、怀有左派情感的理想主义者。也寻找这样的一种有体积、有内在质感、有瞬间爆发力、男子汉意义上的文学。——我以这种描述概括我在1957年秋以迄于今与我阅读或写作兴趣有涉的审美特点。
整体感知
昌耀是一个独具生命魅力且有持续艺术创造力的诗人。他的情感深沉且充满西北地域特色的作品引起评论界广泛的注意。他甘于寂寞的思想气质和写作心态,赢得了诗坛的尊重。
诗人首先创造的是一组由诗人的命运自传和心灵经历开始,而逐渐推向整个西部时空,显现高原精神生命的长诗(或组诗)。它们包括《大山的囚徒》《慈航》《青藏高原的形体》(从《河床》到《寻找黄河正源卡日曲:铜色河》共六首)等等。它们记写了“反右”时期诗人以无罪的戴罪之身在西部乡村服刑的生命行迹,以及在结束了那段岁月后,诗人置身于现代场景中,再次从那座大高原上折射的、此在的精神生命图像。这些诗,从整体上呈示出一种沉郁、顿挫的大生命的庄重与阔大。对苦难的深刻体验和对青藏高原的原始风情的描述,是昌耀创作的两个最重要的灵感源泉。该诗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写“河床”,诗人不仅传达出神秘而雄性的河床给人的奇异感觉,而且推向黄河源头,显示出母亲河的精神生命。也正是这种神秘、孤寂、阳刚、大气的气质与诗人自身生命过程中折射出的情绪交叉综合在一起,使我们感受到一个特殊年代诗人命运的行迹,一种劫后余生的生命律动。
展开余文
除了表现主题的独特外,诗人的抒情手段也是导致其诗歌独树一帜的原因所在。诗人爱用短促的句子,但对分行似乎没有太多的强调,每个诗行,有长有短,短的就一句组成,如“我是父亲”,长的多达五个句子,如“我是排列成阵的帆樯。是广场。是通都大邑。是展开的景观。是不可测度的深渊。”这种写作特征也印证了诗人关于诗歌分行的观点:“我并不强调诗的分行……也不认为诗定要分行,没有诗性的文字即便分行也终难称作诗。相反,某些有意味的文字即便不分行也未尝不配称作诗。诗之与否,我以心性去体味而不以貌取。”而诗人看重的还是“激情——永不衰竭的激情,此于诗人不只意味着色彩、线条、旋律与主动投入,亦是精力、活力、青春健美的象征”(《昌耀的诗?后记》)。那么,该诗的“激情”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意象的独异以及语言的夸张,如“兀鹰”“母狼”“黄河象”等,它们本身都是带有原始色彩的血性动物,容易唤起人们对旺盛生命力的渴望与想象;而“我是……”的连续排比,更形成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这不仅是河床的气势,也是诗人的气势、创造力与“须臾不停”的“精力”。
美国当代诗人加里•斯奈德说过:“每一首诗都是从一个有能量的、舞蹈着的思想领域中产生的,而它自身又包含着一颗内在的种子。诗人的大部分工作就是让这一颗种子生长起来并自己开口来为自己说话。”昌耀的《河床》就找到了那颗诗歌“内在的种子”,他让这种子开口为自己说话。这是一幅流动的画面,它的流动受到更为内在的力的牵制。我们读它,感到的是一种沉实、粗犷、雄悍的美。由此看来,美感的流动性,更多的是作用于诗人和读者内心,而与表现对象自身的运动关系并不是很大。这种审美效果,决非那种诗人急不可耐地出来发言,迫不及待地使画面流动起来的诗可以比拟的。昌耀的诗总有一股旁人难以企及的壮硕的艺术精神。他似乎不屑于浅斟低唱的一己情愫,而是要将土地的全部丰富性展示出来。他的诗使我们领略到了吞吐大荒真力弥满的气象。这种气象险而不怪、硬而不瘦、阔而不空,原因是诗人在写自然时,总有一种深沉的历史穿透力运行其间。
问题探究
1、你能说出诗人笔下的河床有何特点?
诗人写出了河床的地域特征,除此之外,还用其多彩的诗笔描绘出了河床外在的形态特征和内在的性格特征。
地域特征是它来自黄河源头,起源于巴颜喀拉山;形态特征表现为:宽阔浩荡(“巨人般躺倒”“巨人般屹立”)、有时滋润(“我须臾不停地/向东方大海排泻我那不竭的精力”)、有时干枯(“我刺肤文身,让精心显示的那些图形可被远观而不可近狎”)、沟壑纵横(“我在每一个瞬间都表现为大千众相”);性格特征表现为:坚实宽厚(“那些马车响着刮木,像奏着迎神的喇叭,登上了我的胸脯。轮子跳动在我鼓囊囊的肌块”)、雄性美(“我拓荒千里”)、富有使命感(“我把龙的形象重新推上世界的前台”)、博爱(“我在每一个瞬间都同时看到你们”)。
2、诗中用了多种人称,“我”“他们”“他”“她”“你们”,分别指代什么?
“我”指河床,诗人用第一人称的口吻为河床代言,消弭了河床与阅读者之间的隔膜;“他们”指唐古特车夫,也泛指熟悉河床,与河床有过“亲密接触”的人们;“他”指兀鹰,“她”指母狼,这里把动物都拟人化了,使之更加形象;“你们”有两种不同的指代,一指黄河象(“也永远怀念你们——消逝了的黄河象”),表达诗人对消失了的物种的一种亲切缅怀的情绪;一指人类,把河床和人类并举,有种不分“你我”的和谐感,使读者更能进入诗歌的意境,感同身受。
语言品味
1、语言的不同流俗
昌耀的诗歌抗拒那些“主流诗歌”语言系统中的语汇、喻象,那些想像、表述方式。不同流俗,凸现了诗歌的质感和力度。他拒绝“格律”等的“润饰”,不讲究韵律、押韵,但注重的是内在的节奏。内在节奏通过奇崛的词汇、长短的句式来实现,如“你们的麦种在农妇的胝掌准时地亮了”,并将现代汉语与文言汉语、句式相交错,如“我刺肤文身,让精心显示的那些图形可被远观而不可近狎”,形成突兀、冲撞、紧张的效果。
2、丰富多彩的意象
一种是与传说、神话有关的意象,如“兀鹰”“母狼”“黄河象”等,它们本身都是带有原始色彩的血性动物,容易唤起人们对旺盛生命力的渴望与想象;另一种是与实在的民族世俗生活有关的细节,如“白头的雪豹默默卧在鹰的城堡,目送我走向远方”,“唐古特人的那些马车”,“在我隘口的深雪潜伏达旦的那个猎人”等,给人以具体的视觉刺激。除了这些实的意象外,还有一种是虚的意象,如“是眩晕的飓风”,“我是时间,是古迹。是宇宙洪荒的一片腭骨化石。是始皇帝”,“是不可测度的深渊”,“是结构力,是驰道。是不可攻克的球门”等。这一系列具有伤残感的意象,既是他心灵痛觉的复写,又是他对那种狞厉粗犷的原生力量的认同,表现出人类最高贵的精神品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作者简介
食指,1948年生于山东,母亲在行军途中分娩,为之起名郭路生。笔名食指是个有意味的名字。他认为在中国作为诗人,无论是写作还是生活都存在着无形的压力,但别人在背后的指点绝对损伤不了一个人格健全的诗人,于是他用“食指”为笔名,以表达自己的抗争与解嘲。15岁开始诗歌创作。1964年高中升学失利,在文化补习班接触了当时前卫的秘密文学团体“X诗社”及“太阳纵队”中的文学青年。1965年考入北京56中学高中部。1968年到山西杏花村插队,插队时创作了各种体裁和风格的诗作,他的许多诗歌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知青中传唱。1971年参军,1972年因各种压力造成他精神崩溃,1973年退伍就医,后到北京光电技术研究所工作。1979年他的作品终于在《诗刊》上首次公开发表,引起各方关注。1988年,他的第一本诗集《相信未来》出版面世。1992年,《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出版,引起较大反响。
其大部分代表作,如《鱼儿三部曲》《海洋三部曲》《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来》《烟》《酒》《愤怒》等,都完成于1965至1969年间,但是他的诗歌从风格来看与当时的主流诗歌格格不入,并给后来的诗歌写作以巨大影响。他纯净的抒情体现出平民风格,诗歌语言节奏铿锵易于朗诵。
整体感知
食指的诗质朴明了,在十分经济的篇幅里,包容了极为丰富的内涵,往往能给人以较多的想象空间,因此,特别受到同时代青年人的喜爱。《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与作者的另一首诗《相信未来》一起在知青中广为流传。
“多情自古伤离别”,这首诗表现的就是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离开家园,奔赴乡野边陲时的一首离别诗。作为上山下乡队伍中的一员,在即将离开故乡北京的一刹那,作者的心灵突然受到强烈的触动,这种触动包括对故乡、母亲、文明的眷恋,也许还包括对不可知的未来的恐惧。凡是经历过那种场面的人,都会永世不忘。远离父母、远离亲人、远离家乡,对刚刚步入人生的十几岁的青年到底意味着什么?在惶恐、希求与别离的痛苦之中,当时的北京火车站告别的泪雨与声浪如海潮般有卷走车站的力量。这不是一般的分离,也许就是永别。同学、朋友各奔东西,父母儿女远隔千里,到底何时能相见?到底明天会发生什么?“文革”的那些岁月谁也无法估测,也许这就是他们“最后的北京”。
全诗共七节,第一、二、五节主要写所见所闻,其余几节主要写即时的感受;七个诗节依次交错,相互叠现,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即将离别亲人的知识青年们丰富的情感世界,生动地表现了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北京火车站那稍纵即逝的情景,令人回味无穷。诗中用了一些细节,是异常生动传神的。诗歌中的描写,具体细微,不是为了逼真,而是只有如此具体的细微的事物才容易被读者领悟,激发他们进入诗的情感世界中去。最后两节,诗人选择了真实的场景,将情感推向高潮,成为定格,永远不会消失在我们心灵的视线中了,这就使全诗丰满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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