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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仁义礼乐中庸思想
创学派,开风气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首开私人讲学学风,引导社会重
视知识、重视人才的一代大师。儒家,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最古老的一家,班因
《汉书•艺文志》描述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
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
其言,于道为最高。”班固认为儒家来源于古代的司徒之官,其职掌是宣明教化,
其特点有四:以六经为经典,以仁义为指导思想,以尧、舜、文、武古帝王之治为
理想的政治境界,以孔子为祖师。司徒是官职,据《周礼•地官》其职能乃“掌建
邦之土地之图,与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是国家不动产和居民人口的总管。
其具体职掌有“施十有二教”以化民,有“以五礼防万民之伪”、“以六乐防万民
之情”等内容,不过,儒家是否就是这些官员发展演变而来,因年代久远,文献无
征,不可肯定。但考之《周礼》其他篇章,“儒”这一名称和与儒家类似的官员,
确实在孔子以前已经出现了。《周礼•天官•大宰》:“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
儒,以道得民。”郑玄注曰:“师,有德行以教民者;儒,有六艺以教民者。”六
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是上古社会知识和技能的全部内容。师教重道德
品行,儒教重文化知识。孔子继承这一传统,将师职和儒教结合起来,用六艺教育
生徒,仍然以儒者自居,徒众也以儒家为名,可见儒家与儒是有联系的。但二者又
有区别,正如金景芳先生所云:“作为教六艺的儒来说,早已存在,不自孔子始”,
“称为儒家就不仅仅是教六艺的,而是由老师、门徒和具有相同观点的人所形成的
一个集团。”[注]这个“老师”即是孔子,这些“门徒”即是仲尼弟子,而这“相
同观点”即是班因所谓“留意于仁义之际”的仁义。可见,促成由儒而儒家的转变,
正是孔子起了关键作用。是他整理六经,终生教学,将旧时贵族垄断的六艺知识传
播民间;是他用仁义礼乐的思想来影响生徒,武装青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有理论、有行动纲领、有政治目的”[注],有声有色的学术流派、他弟子三千,
贤者七十二,他们各怀异能,分散四方,有的贵为将相和诸侯师傅,以儒术润饰政
事;有的则聚徒讲学,弘扬儒业,用儒术来教化人心。如“子路居卫,子张居陈,
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魏),子贡终于齐。如因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
厘之徒,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史记•儒林列传》),如果说在孔子
以前,中国上自周王室,下至诸侯国,实行的都是世卿世禄制度的话,那么,自从
孔子开馆教学、造就人才以后,有知识、有修养、有文化的人也能进入仕途,参加
管理了,这大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官吏结构,改善了统治阶层的素质,也大大地
促进了社会的文明程度。自此之后,中国官吏阶层由於越来越多地吸收有知识、有
文化的知能之士,逐渐摆脱血缘纽带的束缚,实现中国官吏制度的文官化,这不能
不说是孔子首开教育风气,并主张教育为政治眼务,将人才输入仕途的伟大功绩!
同时,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推动下,社会渐渐重视知识,重视人才,重
视教育。不少士人研讨学问,自立新说,创立学派,开门授徒,于是乎百家竞起,
九流斯成,从而形成了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学术繁荣景象。孔子不仅
创立了儒家学派,而且也开启了战国时期重知识、重人才的新时代,他在文化史上
的贡献,实在难以估量!
仁义学说孔子不仅以教育的形式招徕徒众,还用理论来武装弟子,这些理论包
括仁、义、礼结合的哲学思想、中庸的方法论、仁政德治的政治思想、天命的自然
观和区别君子、小人的伦理思想。
仁义与礼乐结合是孔子的思想特色之一。《礼记•中庸》引孔子曰:“仁者人
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这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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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仁、义、礼定义及其相互关系的准确表述。仁的基本内涵是人,即人性。人性首
先是人作为动物的本性,具有生存和繁衍的本能需要,即告子所谓“食、色,性也”。
略与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相当。鉴于此,在为政方面,孔子主
张实行“庶、富、教”的治国方略,让人民繁殖起来,富裕起来,文明起来,过人
丁兴旺、丰衣足食、知礼守纪的文明生活。同时,孔子又看到了人的社会性,即人
与人之间如何和睦相处?于是他又给仁赋予了“爱人”[注]的内容。爱人首先从爱
亲始,故曰“亲亲为大”;故曰“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
爱人集中体现在忠恕的情感上,忠恕有两层含义,从积极意义看是“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从逊守意义看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
仁德表现出高尚的成全之心和不忍人之心,是人性的高度自觉与自律。仁,包括很
多优秀品德,它几乎是一切人间美德的总和。若孝若悌[注],若“刚毅木讷”[注],
若“恭宽信敏惠”[注],若“智勇”[注]“不佞”[注]……都是仁德的表现形式或
个性修养。有了这些仁德,君子才成其为君子,如进而将这种仁爱精神施诸天下,
那也就成了圣人[注]。因此,孔子要求人们“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
一刻也不要放弃仁德,放弃对成仁的追求,甚至号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
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义是宜;即恰当、适宜,是处事的原则性。其标准是等级制,是“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颜渊》),是“贵贵、尊尊”(《札记•丧服四制》)。如果说,
仁的思想,反映了原始社会血缘亲族关系残余意识的话,那么,义的思想则反映了
阶级社会的等级关系。对个人而言,仁是内在人性的自觉,义是外在道德的自律。
正如董仲舒所云:“仁之为言人(他人)也,义之为言我也。”[注]“仁之法在爱
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春秋繁露•仁义法》)
即将义定义为自律,深得孔子原意。义是一切得失与行为最高、最后的准则,一切
仁人、君子,必须“见利思义”(《宪问》)、“见得思义”(《季氏》),作到
“义然后取”(《宪问》)。尽管孔子一生困顿,四处碰壁,但却始终坚持“临财
毋苛得,临难毋苟免”的取予之道,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述两》)宁愿“饭疏食饮水,曲肽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利义
之间,真是一丝不苟!
仁是主观的友爱精神,义是外在的合理原则,礼就是这些精神和原则的具体规
定。那些行仁的区别(“杀”)、讲义的等级(“等”),都在礼的规定中得到了
体现。仁义是内容,礼乐是形式,仁义、礼乐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分言之则辞义
各别,合言之则二者为一。因此,他一则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
乐何?”(《八佾》)“礼之所尊,尊其义也。”(《礼记•郊特牲》)“君子义
以为质,礼以行之。”(《卫灵公》)一则又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
无下归仁焉。”(《颜渊》)都说明仁义与礼乐是一体的,互相依存。
中庸之道中庸是方法论。中有中正、中和、适中、时中之义;庸,即用也。中
庸即用中。用中的第一义为处适中,行中正,就是无过与不及。子贡问颛孙师与卜
商孰贤,孔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曰:“然则师愈(优)乎?”孔子
曰:“过犹不及。”任何事物都有保持其质之稳定性的度,超过度就是“过”,达
不到就是“不及”,过分与不及都不好。这是对矛盾转化规律和质量互变规律的正
确理解。孔子认为,妥善地把握度,人为地控制过与不及,可以促成事物向理想方
向发展,此即他的“因材施教法”。“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
何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
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取问。’子曰:
‘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针对两种极端,予以分
别调节,使之符合度,这就是行中正,又叫行中道。
中庸的第二义为中和。中和是行中正后达到的一种和谐境界。孔子贵中,亦贵
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有子之言似
孔子”,此语可代表孔子思想。“和”,不是矛盾的调和,而是矛盾的对立统一,
矛盾双方在力量对比上达到均势,同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无原则的调和叫“同”,
和同之辨,孔子是区别严格的,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
路》)与孔子同时的齐国大贤晏婴对此有形象的说明:譬之调羹,五味相剂叫和,
以盐济盐,以水济水叫同。君臣之间,不同意见的互相匡补叫和,阿谀奉承叫同
(《左传》昭公二十年)。和之与同,孰是孰非,不言自明。
中庸还有时中之义。时中,即适时用中。孔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
中。”(《礼记•中庸》)君子能审时度势,在恰当之时用中于民,这便是具体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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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具体分析,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机智灵活,不胶不固。他说:“中人以上可语上
也,中人以下不可语上也。”(《雍也》)又说:“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
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皆此例。在进退出处上,孔子是待价而沽,伺机而动。他
本来对古代隐者的独立人格大加赞赏,但他本人却并不一味盲从,曰:“我则异于
是,无可无不可!”(《微子》)既不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山林隐士,又不愿作
屈己就人的俗吏。孟子说他“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佳而仕……
孔子,圣之时者也!”(《万章下》)中庸的基本特征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它
要求人们准确把握度,正确选择时机,妥善运用手段,这些分寸是那样地难以掌握,
因而他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
天命观念天命观,又称天人观,是关于以天为代表的自然界(天)和自然规律
(天命,或天道)及自然与人类关系(天人关系)的学说。孔子的天命观,从现有
资料看,似乎有物质之天与精神之天的双重念义。他曾大气磅礴地宣称:“天何言
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天的行为表现为四时运行,
天的作用表现为百物化生。这里的天,是物质性的、客观性的天。他也愤愤地说过:
“获罪于天,无所椅也!”(《八佾》)也曾垂头丧气地说过:“天丧予,天丧予。”
(《先进》)这里的天有喜怒、有主宰权,看似精神的天。其实孔子的“天”,指
的是同一个事物,即自然界的天;孔子的“天命”(或天道)即自然规律。言“天”、
言“天命”,只表明孔子天命观中历史继承性的一面,而这些旧词的实际内容才是
孔子的真实用意,孔子的天命观正是历史继承性和个人创见性的统一。综观人类认
识史,无不经历著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级三大进程。孔子所处的春秋
时期,正是有神论向形而上学阶段过渡时期,一方面夏商周以来关于诸神的资料充
斥人间,成为顽固侵蚀人心的习惯势力;另一方面,以老子为代表的“道”的形而
上学体系已经形成,但还没有广泛地征服人心。孔子从传统神学那里借来“天”、
“天命”、“命”诸名词及其表达形式(如“天丧”、“天生”、“天厌”……),
慰藉人们普遍的宗教心理,以便为“神道设教”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又从老子那里
吸取“道”这个将最高神抽象化的精髓,用它来代表自然规律、宇宙精神和善恶的
最高裁判者。孔子的天命观既具有传统形式,便于人们接受,又有科学内容,具有
进步的意义。旧瓶装新酒,虽有旧烙印,却赋予了新内容。孔子的天命观,从积极
意义上讲,可以激发人们上进,百折不挠。因为他首先认为天有规律,人可效法:
“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泰伯》)而天的特征首先是四时运行,健行
不已,《周易•干•大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亦是:“发愤忘
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其次,天的道行是促使“百物生焉”,
《周易•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孔子亦积极入世,汲汲救世,必欲实现
“博施济众”的伟大理想而后已。从消极意义上讲,出于对天命必然性和公正性的
坚信,又可以给困境中的人们提供精神支柱和心理慰藉。当他被围于匡时,他坚信
“天之未丧斯文也”(《子罕》),上天一定会助成他复兴周公之业。见侮于公伯
寮时,他也信守:“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余何?”
(《宪问》)当他看见弟子不幸身染恶疾时,他悲叹:“亡之,命也夫!斯人也面
有斯疾也!斯人也面有斯疾也!”(《雍也》)天命是一种正义力量,可以帮助人
们逢凶化吉;天命是一种终极力量,让他的弟子身染痼疾,不可救药。甚至,天命
还是人间善恶的公正裁判,因此当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他引起学生误会时,他指天
为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
仁政德治孔子的政治思想可归纳为仁政、德治。仁政是施政原则,仁者“爱人”
(《颜渊》),仁政亦主张以爱人为最高职志。他说:“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
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君子学道则爱人。”(《阳货》)都以
爱人为统治者的主要职能。仁政包括两大主题:成全和不忍,这是“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运用。孔
子继承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注],认为国家的建立并不是为了统治者的淫乐,也不
是单纯地为了推行礼乐和刑罚,而是为了人民的普遍幸福,他要求统治者必须立足
于人民的利益,让他们人口繁衍、财富增殖、知礼明乐,过人丁兴旺、丰衣足食、
秩序和谐的文明生活,此即“庶、富、教”、“博施济众”的政治理想,充分地体
观了一个仁者的成全之心和生养之德。孔子还认为“性相近,习相远”(《阳货》)。
因此主张政治应从根本作起,加强教育,实行礼制,诱发人们的向善之心,提高人
们的个人素质,实现各阶级、各阶层的和谐相处:“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
易使。”(《阳货》)人民素质提高了,刑罚也就成了多余的设施,因此他反对
“齐之以刑”(《为政》)、“刑罚不中”(《子路》)和“不教而杀”(《尧曰》)
的作法,向往“胜残去杀”(《子路》)的太平盛世,充分体现了他仁者的不忍人
之心。
德治强调统治者的个性修养,主张让有崇高道德修养的人来治理天下。他说: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如果是一个修养很高
的统治者跃居大位,那么人们自然敬眼,天下自然大治。在衡量统治者有德无德时,
孔子提出了“正”的概念,首先要求统治者从自己作起,做好榜样。“季康子问政
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又说: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
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国家就像个大家庭,家长必须子爱下民;国
家又像个大学校,官员必须作下民的师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上位者喜欢什
么,提倡什么,都是天下风俗无言的导向。只要统治者立身正、处事正,天下就没
有行邪的,因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懂得
这个道理,认真做好榜样,就可收到“子欲善而民善矣”的效果,否则,榜样不好,
虽天天声嘶力竭地叫喊正直,廉洁也不起作用。其次是统治者运用行政力量端正世
风,整顿秩序,此即“正名”思想[注]。正名的具体内容即矫正礼坏乐崩的颓俗,
使社会秩序重新回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的轨道上来,恢复
奴隶制等级制度。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名分不正,秩序
不清,社会就处于混乱之中,因此,德政的任务理所当然应端正名分,不仅使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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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自己明白职能与权限,而且也使社会不同阶层的诸色人等明白自己的身分和
位置,各尽其职,各行其事,共同在社会大舞台中扮演和谐的喜剧。
君子人格孔子的伦理观主要体现在对“君子”人格的推崇上。孔子的伦理观是
建立在他“仁义礼”统一的哲学思想之上的,在他看来,人是具有人性的,社会应
该是和谐的,故需要仁;社会分成阶级、阶层,各阶级、阶层应该是有等级的,故
需要义;要充分地贯彻仁和义,社会应该是文明的社会,故需要礼。凡是顺应历史
的潮流、满足社会的需要、符合现实的价值尺度的人格,就是合理的,就被他誉为
君子,否则就是小人。仁、义、礼成了划分君子、小人的分水岭。他说:一君子去
仁,乌乎成名?”(《里仁》)又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卫灵公》)
君子既是仁者,又是义士,还是“说诗书、敦礼乐”的文质彬彬之士。君子有很多
高尚的道德修养和优雅的为人处世原则:“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
者不惧。”(《宪问》)“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
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君子有三戒:少之时
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
之在得。”(同前)君子是人间美德的实践者,小人是世间卑污的集中表现:“君
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君子周而不比,小人
比而不周。”(《为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
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卫灵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泰而不骄,小
人骄而不泰。”(《子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卫灵公》)“君子
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
之言。”(《季氏》)“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君子坦荡荡,小
人长戚戚。”(《述而》)等等。这些刻画和论断,无不闪耀著智慧的灵光和正义
的火花,成为中国人民千古以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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