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面具背后的人性化内涵

                         ——卡列宁形象再认识

引言

《安娜 •卡列尼娜》可以说当之无愧地成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奇葩。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以史诗性的笔调描写了资本主义冲击下俄国社会生活和人的内心世界的躁动不安，展现了“一切都翻了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 的时代特点。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融入了作家的情感与心血，致使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鲜活的、立体的、站立的。迄今为止，人们对安娜这一形象地解读可谓是数不胜数，而对她的丈夫卡列宁却关注颇少。在无数外国文学教材和评论文章中，卡列宁几乎是个令人厌恶的戏剧小丑形象，并以他外貌到内心的丑恶和安娜的精神美与外表美形成了强烈地对比。自私、虚伪、冷酷一系列词仿佛是对卡列宁最好的诠释。甚至于他的善，都被赋予了伪善的内涵。其实，卡列宁鲜为人知的身世以及特殊的成长环境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因而他那“机器”面容背后的善与情，往往被历史所湮没。

一、卡列宁形象的传统认识

  自从卡列宁这一人物诞生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就已经定位在了伪善、僵化、空虚等词语上，认为他没有情感需要，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卑鄙小人。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是“体面”，为了这外在的华而不实的“体面”的维护，他不仅牺牲了正常人所应该享受的现实生活的乐趣，而且最终也因此失去了他无论如何也不愿失去的妻子，导致了家庭的破裂，致使他在无比痛苦的内心煎熬中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羞辱、寂寞和空虚。这正是由于他屈服于环境，压制了生命意识中的情感因素，过于理性化而情感意识匮乏，从而形成他扭曲的个性。因而展现在我们读者面前的卡列宁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人，而是一个自私虚伪的官僚、一架麻木冷酷的机器、一位恶毒伪善的圣徒。

（一）自私虚伪的官僚

  以中国学者雷成德为代表的一些评论家在《列夫•托尔斯泰作品研究》中曾对卡列宁这一形象做过较为合理和客观的界定。他们认为卡列宁作为法律、教会和社会舆论的代言人，有着卑劣的一面。卡列宁是一个大官僚，脱离生活，脱离实际，官场的勾心斗角是他所关心的大事，升官和功勋是他追逐的对象，因此他没有那种属于正常人的爱情，就连他的婚姻也蒙上了政治的色彩。的确，这就是大家读完作品后对卡列宁的第一认识，自私虚伪是对他本性的最好概括，我们从他和安娜的结婚、婚变以及处理婚变的历程中，便可以清晰的审视出卡列宁人生观的扭曲。

  卡列宁之所以向安娜求婚并不是因为他爱安娜，而是由于他的政治需要，为了他那向上爬的道路能少一分坎坷，多一道坦途。正如他对安娜所说的“因为你是我的妻子，我爱你。” 而不是因为“我爱你，才娶你为我的妻子。” 在家庭生活中，卡列宁是漠视爱情的，他只需要家庭生活，妻子对他来说是有家有室的标志，而不是需要有爱情的活生生的女人。他的家庭被官气笼罩着，公文的套话成为他僵化人格感情的枷锁。婚姻对于卡列宁夫妇来说完全是一个围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1] 卡列宁就是这个围城的镇守者，而安娜则一心想冲破这个已陷入死寂的围城。但贵族社会的道德、婚姻的制约以及卡列宁的 “体面” 成了安娜企图冲出围城的最大桎梏。卡列宁维护他和安娜的婚姻，不是在维护他们的爱情，而是在维护他的“体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发现安娜出轨的人不是卡列宁，而是上层社会。在贝特西公爵家，安娜和弗龙斯基谈得火热，毫不顾及她的丈夫，而卡列宁也同样没有在意，只是“瞥了他的妻子和弗龙斯基一眼，他就走到女主人面前，坐下喝了一杯茶，用他那从容的、一向嘹亮的声音带着几分挖苦地说了起来”。直到“他注意到客厅里旁人都觉得这有点稀罕和不妥，因此，他也感觉到有失体统了。” 可见卡列宁关心的不是他妻子的爱还在不在，而是他的“面子”是否还存在着。

  也正是由于他在上层社会中的 “面子” 似乎比他的生命都重要，因而才会使得他不敢、也不愿意相信安娜的出轨。在社交界都吵得沸沸扬扬时，他依然固执地相信这不是一个事实，甚至在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同卡列宁的谈话中暗示了安娜和弗龙斯基的接近有些不妥时，“卡列宁严厉地制止了她的话，极力表示他的妻子没有可疑的地方。” 他不愿看见，也没有看见，社交界都已经斜着眼睛看他的妻子了。这时的卡列宁无异于用纸包火，用他那虚伪的言行来掩盖一份死而复生的爱情。显然，他是徒劳的、无力的、甚至于是掩耳盗铃。当卡列宁确认妻子背叛自己的实情以后，他也曾十分痛苦，但冷静地思考了安娜和他以往生活的细节后，理智又在他的思想中占了上风。“他只关心一件事，怎样用最妥善、最得体、最方便，因此也是最合理的方式雪洗由于她的堕落而使他蒙受的耻辱，继而沿着积极、诚实和有益的生活道路前进。” 并且自我安慰，像自己一样遭遇到妻子对丈夫不贞的，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问题在于怎样不失面子，忍受这样的境遇。他逐一分析了跟他同样处境的人们的应付方法，决斗、离婚、分居，这些对自己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对于一个声名赫赫的省长来说，无异于让他赤身裸体的站在公众面前。“他深信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把发生的事隐瞒起来，采用一切办法斩断他们的私情。但最主要的是——这一点他自己不承认——要惩罚她，用这种方法把她留在身边。” 当他发现安娜与弗龙斯基的私情不但没斩断反而愈演愈烈时，卡列宁所想的仍旧是如何维护他的面子，而不是他的爱情。这就是一位上层社会的官僚，除了自私虚伪，他一无所有。

（二）麻木冷酷的机器 

  在情与理的人生天平上，卡列宁重理轻情，“本我”让位于“超我”。过多的追求“体面” 等华而不实的因素，造成了他那种机械地爱、机械地生活、机械地工作的人生状态。“他不是男人，不是人，他是木偶。”是“一架官僚的机器，当他生气的时候，他是一架凶狠的机器。” 这就是安娜眼中的卡列宁。而卡列宁同样也早已在心目中构建好了一位省长夫人所应有的举止和一个女人所应该做的事情。托尔斯泰曾经认为：“人的尊严不在于他具有无论何种品格和知识，而仅仅在于完成自己的天职。男人的天职是做人类社会蜂房的工蜂，那是无限多样的；而母亲的天职呢，没有她们便不可能繁衍后代，这是唯一确定无疑的。”[2]依此观点，妇女的天职是生儿育女，男人的职责是像工蜂一样筑巢安窝，养活妻儿，那么妇女永远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妇女将被永锁家中，永远是男人的附属品。卡列宁对安娜的要求恰恰是列夫•托尔斯泰这一思想的真实再现。卡列宁想当然地以为安娜也像当时俄国社会的大部分女性一样，安心在家做一个贤妻良母就知足了。情感地不可能沟通使他不知道安娜这样的女性，在社会新思潮的冲击下，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生活观念，生儿育女已不再是她生活的全部。她渴求一种新的生活，渴求有激情的生活。在安娜的内心深处，爱的火焰正时刻等待有人来点燃，比安娜大二十岁的卡列宁是不可能察觉妻子这一需要的。他只认为他给了安娜应该有的一切，给了安娜一个上流的富足的家，给了安娜一个完成她女人应该有的使命的机会，而对于安娜情感上的需要，卡列宁是麻木的，也是他这个年龄、地位的丈夫无法想象的到的。此外，卡列宁对安娜重新寻求爱情的态度几乎是冷酷的。在赛马场，弗龙斯基由于不慎摔下马，安娜顿时不知所措，坐立不安，根本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因为她无法得知弗龙斯基的伤势，而又不好以个人名义打探，只能心急如焚的等着哪怕是一点儿消息。可这时的卡列宁看到安娜的失态举止后，唯恐大家有什么想法，便赶紧走到安娜面前，殷勤地把胳膊递给她说：“我们走吧，假使你高兴的话。” 此时的安娜当然无暇顾及她的丈夫，但卡列宁又坚持说：“我再一次把胳膊伸给你，假如你要走的话。” 就在安娜毅然回绝了他，并且为弗龙斯基哭泣的时候，卡列宁非但没有任何安慰同情的话语，反而“用身子遮住她”并且说“我第三次把胳膊伸给你。” 在这一次次的催促中，我们只看到卡列宁为了维护其颜面不受伤害，近乎于残酷的一次次逼安娜离开，丝毫不去顾及安娜心内的情感与焦躁地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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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恶毒伪善的圣徒

   卡列宁在托尔斯泰的笔下除了自私、虚伪、麻木、冷酷之外，还体现出了超人的大度和宽容，甚至于常人难以理解的善，但这种宽容的背后又恰恰隐藏着卡列宁的虚伪。他可以轻而易举的原谅安娜，允许弗龙斯基与自己的妻子约会，对妻子的婚外情表现出难以理解的宽容，实则这善的背后隐藏着卡列宁强烈的报复心理。工作中，他能在家庭最危机的时候清醒地知道如何击败自己的政敌，并因想到了周全的计划而愉快。在对他的语言和心理描写中，我们真正感受到的不是丈夫失去妻子的痛楚，也不是男人失去尊严的愤怒，而是一个高官害怕自己名誉受损的胆怯与恐惧。

   他不仅用他的伪善折磨安娜，把安娜推上上流社会公认的情妇的位置，而且要求安娜照顾他的面子，“上流社会不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的名字没有遭到侮辱的时候，我可以不闻不问。”这实是荒唐至极。更甚者在于他对安娜恶毒的指责：“我告诉你，你在吃着丈夫的面包的同时为了追随情人而背弃了丈夫和儿子，这才真叫做卑鄙无耻！”卡列宁知道安娜的自尊心很强，也很清楚这些话会给安娜带来多么深重的打击和耻辱，却依然“直言不讳”。除此之外，卡列宁的杀手锏就是夺走儿子，如果说前两种手段是从政治经济上侮辱安娜，那么夺走儿子则是从情感上彻底摧毁安娜的精神支柱。作为母亲的安娜深爱着自己的儿子，她曾痛苦的说：“没有儿子，我不能生活。”安娜无法挣脱的牢笼就这样形成了，而卡列宁则理所当然的扮演了一个让女人不得不寻找幸福而又必然不幸的丈夫的角色。

   这就是我们初读作品时的卡列宁，充满了人性恶的本质。自私虚伪，麻木冷酷，恶毒伪善。但是如果我们仅看到了卡列宁的这一面，实是有失公允。正是因为读者和评论者对安娜的偏爱，对安娜的同情，自然而然地造成了对卡列宁的深恶痛绝。这种极端的恨，造成了卡列宁现象的扁平化与单一化，这委实是不符合托尔斯泰塑造人物的多元化手法的。卡列宁绝不是一个扁、线的形象，而是一个性格十分丰富，心路历程相当曲折复杂的人物。

二、卡列宁形象新探

卡列宁这一人物固然有让人深恶痛绝的地方，他的官僚习气，虚伪的处世方式，冷酷的人生态度着实让人敬而远之。可是随着故事的深入，卡列宁这个可憎的人物越来越变的让人同情，他既是官场生活的失败者，又是家庭生活的不幸者。在他身上体现着人类的善变与矛盾。托尔斯泰曾说：“人好比河，所有的河水都一样，到处都是一个样子。可是每一条河都是有的地方河身狭窄，有的地方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水流缓慢，有的地方河水澄清，有的地方河水冰凉；有的地方河水浑浊，有的地方河水暖和，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切人性的胚胎。有的时候表现这一些人性，有的时候又表现那一些人性。他常常变得不像他自己，同时又始终都是他自己。”[3] 托尔斯泰在这里讲的“人性胚胎”，在不同条件中显现出不同性格的可能性，只讲了性格流动的生理基础。事实上，人并不可能固定在社会大系统的某一个小系统里，他总是不断变化地适应着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生活环境。应该说卡列宁正是在适应着家庭与社会之间的转化，才会展现出冷酷的外表，掩盖了其内心那一点儿可怜的真实。单从卡列宁个人角度来谈，他爱情专一，从不寻花问柳，对工作又有很强的责任心。无论对妻子还是儿子，他还是有爱心的。他并不是毫无人情的死板的官僚机器，就连他的情敌都承认他是一个善良的人。那么下面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看看卡列宁官僚面具背后隐含着的人性化内涵。

(一) 隐匿同情的自然流露

卡列宁是有同情心的，只是他不愿意表露自己的同情，因为处在上层社会，每天与那些和他一样没有真情实感的人打交道，他的同情心几乎没有用武之地，彼得堡的上层社会不需要他的同情，也不允许他的同情存在。一旦这样做了，就会遭到嘲笑和鄙视，因此卡列宁的同情越来越隐蔽，几乎被掩埋掉了。但作为人之本性，这种原始的感情仍在苦苦的挣扎，顽强的拼搏，终于无奈的存活下来。因此我们仍能从冰雪掩埋的缝隙里看到卡列宁对安娜的同情，对弗龙斯基的同情以及延伸到周围每个人身上的同情。

在安娜把她和弗龙斯基的关系告诉他之后，随着就蓦地哭起来了。此时的卡列宁虽然心中充满了愤恨，但“他同时也感到了眼泪所照常引起的那种情绪的激动。”可见安娜的掩面痛哭，触动了卡列宁心中那根敏感的同情神经，但“他意识到当时流露任何感情是不适宜的，他便竭力把生命的一切表现压抑在心中。因此没有动一动，也没有望她一眼。”终于理智又一次战胜了情感，就是在安娜即将死去的那一刻，卡列宁也没有放松他那警惕的神经。卡列宁和安娜感情完全破裂，安娜早产，自觉不久于人世，打电报给出差在外的卡列宁说：“我将死，求速返，能得宽恕死亦瞑目。”卡列宁接到电报后，首先以为是安娜欺骗他，无动于衷。后来他想：“电报里说的是我将死……”他把电报又读了一遍，忽然这句话的直接含义惊动了他，“可如果这是真话呢？”他对自己说：“如果真是在她死亡和痛苦临近的时候说地真话，而我却把她当作欺骗拒绝回去，这不仅是残酷的，而且人人都会指责我……”卡列宁此时的同情心如果说还是建立在怕被指责的基础之上的话，那么他之后在病房的举动想必不会再有人质疑那不是同情心的真情流露了。

卡列宁在病房见到产后高烧，极度亢奋，极度痛苦的安娜，听了安娜盼望丈夫回来并请求丈夫宽恕的话后，卡列宁“双眉紧锁的脸上显出痛苦的表情，他拉起她的手想说点儿什么，但是怎么也说不出来。他的下嘴唇在颤抖，他仍在竭力克制自己的激动，只偶尔望一望她，每次望着她那双眼睛，那双眼睛那么动情地、那么热烈而温柔地注视着他，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这里既写了卡列宁激动的感情，同时也写了他感受到的安娜的激动。此时此刻的卡列宁再也无法掩饰自己对安娜的同情与怜悯，终于释放出了他那深藏心底的怜爱，不可谓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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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列宁的同情不仅仅表现在安娜身上，同样也流露在了弗龙斯基和那个新诞生的小姑娘身上。“他原谅了妻子，为她的痛苦和悔恨而怜悯她。他原谅了弗龙斯基，也很怜惜他，尤其是听到人们说到他那个绝望的举动之后。他也比以前更加怜惜儿子，如今他责备他自己关心儿子太少了。然而，对这个新诞生的小姑娘，他所体验的更是一种特殊的感情。不仅是怜惜而是温情。”这个时候的卡列宁几乎展现出了他人性的另一面，实则这也是他“真”的一面。他终于抛开了那份如影随形的虚伪，在一个“死”过一次的敌人面前，在一个新生的婴儿面前，他屈服了，投降了，让步于自己的同情心，让那种无声的怜悯在静静地流淌。

（二）机械爱情的悄然展现

   卡列宁对安娜是有爱情的。安娜曾说：“假使她没有听到过爱情这么一回事，他是永远不会用这个字眼的。他不知道爱是什么。”这是安娜寻求爱情的重要原因。卡列宁缺少爱情但不等于他没有爱，只不过他的爱被机械化了。从而与他那个机械化的日常生活同一化，因而不易被人察觉，也更不会被安娜所感受。当他知道上流社会对安娜和弗龙斯基的看法时，他想和安娜好好谈一下，面对安娜对他的封闭，他既没有固执的把谈话继续下去，也没有恶语中伤安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怕假如这是谣传，那么会伤害自己的妻子。一个根本不爱妻子的丈夫是不会顾及到这些的，也根本不会在乎他们之间的感情会不会遭受打击。尤其是在他不得不走法律这一步时，为了拿到安娜与弗龙斯基的信件，他与安娜第一次大规模的冲突。“由于过分激动，话说的太快，卡列宁舌头打结，连‘痛苦’一词的音都咬不准了，竟然发成了‘通苦’。”“她望着他。‘不对，那只是我的错觉’。回想他结结巴巴发不清痛苦一词读音时的脸上的表情，她心里对自己说道‘不会的。一个眼神那样呆滞，神态那样洋洋自得的人怎么会有知觉和感情！’”此时，就连安娜也似乎意识到了卡列宁那激动的背后隐藏着一份对自己的爱，只是她不好确认，也不愿意承认罢了。但是这份爱却是真实存在着的，是一种无意识的自然流露。

卡列宁的确做了很多伤害安娜感情的事，但这些都是一个丈夫对于背叛自己的妻子可能采取的措施。他从不愿意离婚的理由中可以看出他是爱妻子和儿子的，尤其不能让他的妻子出庭受审，遭受侮辱。即便他下了最大的决心去见律师，要以法律的手段解决这件事情，可当律师提出“要达目的，就需不择手段”时，他又犹豫了，终于没有迈出法律这一步。离了婚的母亲会有她自己的不合法家庭，而在那个家庭里一个继子的地位和教育无论怎样都不会好的。卡列宁从未向安娜表示过这一切，也不想让谁明白他的良苦用心，但他的爱却是的的确确，真真切切的。社会、宗教、法律都是严格维护上层社会道德准则的，不仅安娜无法与之抗衡，就连卡列宁这种大官僚也是无能为力的。一向在官场镇定自若，老谋深算的卡列宁在处理感情问题时也同样忧郁、矛盾、痛苦，这正说明他是爱妻子的，爱儿子的，也是爱整个家庭的。强烈的家庭责任感驱使他找一个合理妥当的处理方式。他没有采取一个官僚所采取的专横、偏激的诋毁，也没有采取上流社会所惯用的决斗，是因为他在乎这个家庭的完整，还企图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来挽救这个家庭，无论人们是否承认，安娜是否接受，卡列宁的这份责任之爱、机械之爱、隐匿之爱都是客观存在的。它并不是浪漫的、体贴的、温存的，而是奇怪的、古板的、机械的，但这就是卡列宁所特有的爱的方式。

（三） 宽恕一切  慰藉心灵

“宽恕”可以说是托尔斯泰赋予卡列宁人性化内涵的最高表现。在小说的后半部，卡列宁几乎成了一个圣徒，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打破了他的行为模式，可能这正是卡列宁“人性胚胎”的逆向展示吧。一位心理大师曾经说过：“消除人性之恶的工程往往从家庭开始，而净化自身的灵魂一直是伟大的人类所拥有的最有力的手段。唯有人类的爱可以治愈邪恶。为此，人类必须具有真诚的牺牲奉献精神。”[4]卡列宁最后的基督式的“恕”正印证了这一点。

 记得在小说一开始，安娜成功的为哥哥奥布郎斯基和嫂嫂调解之后，卡列宁曾严峻的说：“我不明白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被饶恕，虽然他是你的哥哥。”由此可以看出卡列宁对出轨行为坚决否定，甚至认为是不可饶恕的。但当他面对安娜出轨时，却给予了极大的宽容，并且最终宽恕了安娜。他的做法不仅仅是在维护自己的名誉和地位，更是在成就安娜。爱，是成就彼此，而不是毁灭哪一方。卡列宁在是在成就安娜的同时成就自我，而并不是要毁灭安娜。他曾一度同意与安娜离婚，在安娜生了弗龙斯基的女儿后，他却宽恕了安娜。在卡列宁宽恕了垂死的安娜后，“他心慌意乱到不去克制自己的地步，他忽然想到，他不认为这是心意乱，其实相反，这是一种非常安宁的心灵状态，让他忽然间得到一种新的、他从未体验过的幸福。他这时并未想到那些他毕生力求遵循的、要求他宽恕和爱自己敌人的教规，而是一种爱敌人的快乐情感正充满他的灵魂。他跪在地上，把头贴在她肘部，她的手火一般地烫着他，他像孩子一般失声痛哭了。”这时卡列宁的哭似乎融入了更多内涵，有对自己婚姻不幸的痛苦，有对安娜的怜悯，有对虚伪上流社会的愤恨，更多的是一种宽恕之后的快感与轻松。此时，卡列宁的灵魂已经远离了自私、冷酷。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意的男人。卡列宁的爱和宽恕不仅施于妻子和无辜的孩子，还施于了给自己造成巨大痛苦的情敌弗龙斯基。这个原来只会玩弄文牍、应酬官场的官僚在情敌面前也露出真情：“你知道，我已经决定离婚，并且已经开始办这件事了。不瞒你说，开始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是犹豫不决的，我非常痛苦，我向你承认，我一直想报复你和报复她。当我收到电报时，我是带着这样的感情来到这的，再说明白些，我是希望她死的，但是……”他停住不说了，他在考虑要不要把自己的心思都袒露出来，但他还是袒露出来了。“但是，我一见到她，我就原谅她了。原谅让我感到幸福，这种幸福感又向我启示了我应负的责任。我就完完全全地原谅了。我要把另一边脸也给人打。人家拿走我的袍子，我要把衬衣送给他。我只恳求上帝不要夺走我这种原谅的幸福。”此时的卡列宁已经忘记了仇恨，忘记了背叛的痛苦，充斥全身的都是一种博爱。人的意识有两种，一种是理性的趋利避害式的冲动，一种是超验的对于爱、善、神的向往与冲动。此时的卡列宁正带有一种对于爱、善、神的向往与冲动，在经历了恕与不恕的二律背反之后，精神上的恶的自由的苦难已经超脱了人性的原欲，逐渐地从心灵深处涌起了一种对爱的向往与冲动。最终，他失声痛哭，以至不能把话说完。这种“宽恕”的力量让弗龙斯基震惊，甚至于无法理解。但他感到这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并因此而感到羞愧。此时，不仅卡列宁充满了感情，托尔斯泰饱含着热情，我相信就是每位读者都会为之动容的。法国哲学家狄德罗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黑暗，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5]这个人的定义放在卡列宁身上再合适不过，他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他在假面与真情、恨与爱、恕与怨中徘徊。最终他找到了慰藉心灵的方式，那就是宽恕、牺牲与包容。

三、卡列宁性格的成因及托尔斯泰人生观的体现

安娜自出世以来就被定义为一个悲剧女性形象，无疑卡列宁也是一个悲剧的形象。要说安娜之悲是反抗之悲、叛逆之悲的话，那么卡列宁之悲则是妥协之悲、屈服之悲。正式由于他屈服于命运，见容于上流社会，才形成了这么一个社会悲剧、人性悲剧的复合体。鲁迅先生曾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卡列宁生命中曾闪耀过的“爱”和“恕”不正是托尔斯泰一生追求探索的精神价值麽？然而他没有把这种有价值的“爱”和“恕”表现在自传性主人公列文身上，而是把它放在了一个否定因素居多的卡列宁身上，这就必然会引起我们的思考，作者为什么要把毕生追求的精神之一糅合在卡列宁自私虚伪的躯体上，又是什么力量能够点燃继而又熄灭卡列宁灵魂中真善美的火花呢？

（一） 环境使然

卡列宁是个孤儿，两兄弟在叔父家长大。那是一个缺少感情、关爱和沟通的家庭。如果说卡列宁从来没有为安娜设身处地的想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从未有人为卡列宁设身处地的想过，孤独、自闭始终伴随着卡列宁的成长。卡列宁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在叔父的提携下涉足官场，尔虞我诈的官场不允许他敞开心扉，而是要处处小心，既要争取别人的支持，又要不给政敌留下空隙攻击自己，因此他活得小心谨慎。正是由于卡列宁在这种氛围下浸淫太久，自私、冷酷、虚伪的品性根深蒂固，所以他始终都处于旧的法律，宗教，道德，习俗等强大传统力量的包围之中，因而才会导致他家庭的不幸。恩格斯说：“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婚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志。”[6]所以当事人双方互相爱慕应当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当时社会是没有的，也是绝对不可能有的。因而卡列宁的婚姻实则是当时社会再正常不过的婚姻了，可贵的是卡列宁又是一个勇于承担家庭责任的丈夫。婚后他也一直在努力爱他的妻子，无论这份爱是缘于真心还是疲于表面，但它的确是存在的。托尔斯泰主张：“凡和一个女人结合了，就必须共生共处，不惜任何代价。”[7]卡列宁是这么认为的，也是这么做的。但命运恰恰就给这条极力想驶入正轨的船开了一个玩笑，于是他和安娜的婚姻之舟偏离了航向，再也无法驶入“消融之河的状态”。

（二）原欲使然

使卡列宁心中的“爱”和“恕”隐匿、升腾而又毁灭的是卡列宁人性中的生命原欲力量。我们知道托尔斯泰是人性论者。他认为人的原欲和善的灵魂都源于人的自然天性，他将前者称为“动物的人”，将后者称为“精神的人”，且二者共属天性，彼此不断搏斗，如精神人获胜，人性就得到升华，甚至与上帝同在；如果动物人获胜，人性就会堕落沉沦。卡列宁就是在“动物的人”和“精神的人”之间徘徊、游移，企图得到一种人性的安宁。在卡列宁得知安娜与弗龙斯的恋情后，他愤怒嫉妒，仇恨安娜，甚至希望安娜难产而死，这时的卡列宁“动物的人”占了上风，后来经历心灵的殊死搏斗，宽恕了安娜，宽恕了一切，并体验到了宽恕带来的幸福，这时“精神的人”又战胜了“动物的人”。后来安娜与弗龙斯基出走，又激起了卡列宁强烈的愤怒，人性的自尊仿佛被伤害到了极点，于是他拒绝了离婚，把安娜推向难堪的境地，以一种不可抗拒的恨来发泄他宽恕后却没有回报的满腔怒火。此时。他彻底抛弃了“爱”和“宽恕”，由“精神的人”又堕落为了“动物的人” 。托尔斯泰在这里就是要通过展现卡列宁“动物的人”和“精神的人”的挣扎与反复来表达他的人生哲学——“人生在罪孽之中一切罪孽都出自肉体，但是灵魂也在人身上，并与肉体进行斗争。人的一生就是灵魂与肉体的斗争。人要活得好，在这斗争中就不要站在肉体一边。”[8]

结论

卡列宁的形象体现了列夫•托尔斯泰世界观的矛盾，他塑造了安娜这样的女性形象，但并未对她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从宗教和伦理道德出发，她也是有罪的。因而他对卡列宁也同样融入了复杂、多角度的情感思维。他也赋予了卡列宁诚挚的感情和迸发的热情，只是很少让他表现出来。他的行为不是任何时候都合乎理智的，有时也不无某种向善的冲动，这恰恰体现了托尔斯泰矛盾复杂的人生观。综观卡列宁的一生，他虚伪但是他真实，他麻木但是他理智，他恶毒但是他向善。他只是在用他的生命、他的思想来适应这个世界。他那种趋利避害式的冲动是人性的本能，何况他又一直在努力宽恕一切，博爱众生。但他仍旧令人厌恶，遭人唾弃，因为他失败了，最终没能战胜“动物的人”而成为“精神的人”，这也正是托尔斯泰留给我们的人性的反思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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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郭志刚.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178

[2]陈建华.托尔斯泰思想小品[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48

[3]张雅奎.安娜•卡列尼娜形象再认识[J].安徽：宿州师范学报 2003.44

[4]斯考特•派克.邪恶人性——一个心理治疗大师的手记[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30

[5]刘再复.性格组合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6.1

[6]杨英杰.卡列宁人物性格简析[J].黑龙江：鸡西大学学报  2007年7卷7期

[7]艾尔默•莫德.托尔斯泰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1.359

[8]托尔斯泰.生活之路[M].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8.15

参考文献

[1]托尔斯泰娅. 托尔斯泰夫人日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2]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5

[3]艾尔默•莫德.托尔斯泰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1

[4]草婴.我与俄罗斯文学[M].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3

[5]斯•茨威格.人文之光[M].广西：漓江出版社  2000

[6]韩霞.倾斜的人生天平——卡列宁形象的另一种解读[J].河南：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7

[7]张雅奎.安娜•卡列尼娜形象再认识[J].安徽：宿州师范学报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