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庆云/文

      李少红老姐的新《红楼梦》上映了，便有几个红学家坐不住了，又谈起红的学问来，在我开始批评这些伪红学专家之前，也拿出一点自己的红学文章来，姑且算是作为自己有没有资格批评他们的一点评判标准吧，省得大家说我只会批评，不会自己搞出些东西来。

      ……

      人生是一个被知识所充斥的完整生命过程，虽然这个过程体现在生存空间与生命时间上的差异很大,但被现象与实在所幻化的各种生命物质无时不在提醒那些接受人类存在法则的高级哺乳动物,去追问我们从何处来,又要到何处去的问题,哲学上称它为生命意志的问题。尼采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录于下面：

      通过人性的发展，我们已经变得十分娇弱敏感地痛苦，需要一种最高的拯救与安慰的手段。由此便会产生人会因为他所认识的真理而流血至死的危险。拜伦用不朽的诗句表达出这一点，“知识是悲剧，知道的最多的人，必定最深的悲叹一条不祥的真理——知识的树不是生命的树”。（1）

      人生的悲苦来源于人对于自身悲苦的认知，在这种高能的智慧面前，人的理智往往被自身的分辨与剖析能力的锋芒所伤害，人类惨痛地发现，他们所谓的智慧者，开始在悲剧甚至荒诞剧中寻找人生的超脱与自然状态，或者引入宗教，或者道法自然，又或者避而不谈，引入低俗之流。这些，或许是一种永恒的现象：贪婪的生命意志总是在找寻一种手段，通过笼罩在万物之上的幻觉，让人这个可以适当思辨自我的创造物活在世界上，并迫使其一如既往地活下去。

      “一个人被苏格拉底的求知乐趣和一种妄想所束缚，这种妄想认为通过求知便能治愈永久的生存之伤痕；另一个人被眼前所飘浮的艺术之诱人美丽面纱所诱惑；第三个人得到了形而上的慰藉，感觉在现象的旋涡之下，永恒的生命坚不可摧地不断奔流。”（2）

      尼采给出一些生命的存在形式，或者说是一些支持生命存在的意志。由此我们可见，讨论生命意志的问题，当是一个伴随着生命进程自身不断发展的过程，她不能是静止的，或者一成不变的，而是跟着我们的存在与客观现实不断演化的。因此，生命意志的讨论，一直受到各种哲学与宗教的厚爱，可以说，人类的所有文化都是指向生命意志自身的，我们也只能在一种对自身的发掘中达到一种群体或者仅仅是生命个体的美满与和谐，但我们不能否认，生命意志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不指向美满的。

      而王国维老先生在《红楼梦评论》中说，“《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王国维先生以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观念来重新评定《红楼梦》，进而对生命意志问题做出有别于先前的一种讨论。如果说王国维的红评是渊博的知识所导致，不如说是生命存在本身之使然，王国维先生是以自身的生命热量来完成这一评点的。但可悲的是，这一生命意志的问题最终以换一种形式的存在而告终——自杀的悲壮美！他不能走出叔本华的窠臼，来寻找人生之另一大自在，这是崇高的，也是不可复制的。刘再复先生在他的《红楼梦悟》中说了下面的话：

      王国维以叔本华的欲望——意志论解释《红楼梦》，只能说明人的情欲追求的部分，不能说明其自然性灵的部分，即其空灵的、飘逸的部分。而对意志的反抗，王国维只讲消极解脱（弃欲出家），未开掘书中的积极解脱（诗国中的审美解脱）和自然解脱（回归生命本真状态）的思想。（3）

      我们暂且不讨论两位先生思想较量孰高孰低的问题，单从此处即可发现，用《红楼梦》这本书来参照解释生命意志问题的可行性了。胡适先生有《红楼梦考证》一文，自传考据证红楼，其中贾宝玉身上有曹雪芹的影子，已经是妇孺皆知的问题，毋庸置疑。我们拿出贾宝玉的生命旅程来解释或者参悟生命意志问题，会更有深度与现实可感性了。

      一、 贾宝玉生命意志的基石：童心赤子

      陀斯妥耶夫斯基《白痴》中的梅思金公爵，用痴眼看世界，实际上是用一个婴儿般的眼睛来看待整个生命存在。而福克纳《喧嚣与骚动》中的班吉，也是一个白痴，小说一开始就以他的眼睛来看待整个世界，他的本能，他的没有任何世俗偏见的原始眼睛，正折射出成熟目光所不能见或者不愿意道明的东西。这或许正是文学的巧合，生命意志的存在性雷同。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也是这样一个世俗人眼中的白痴，无才补天，好吃女人胭脂，连他的父亲贾政都说他是“无知蠢物”。可正是这样一个世俗眼中的白痴承担着众多女性悲苦精神的寄托，也只有这样的白痴精神，方成其洞见世界的本能。从另一个角度讲，世界的原始形态则正是这种简约明朗。难怪道家讲求小国寡民，讲求自然，讲求赤子之心。

      李贽在《童心说》一文中讲到，“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他所谓的“童心”，即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中国的文人亦或诗人，大多保持着一颗坚韧的童心，在世俗的险恶面前，他们把坚硬的皮壳推在前面，风刀霜剑，却磨不掉灵魂深处的赤子童心，或许生命的残酷则更加浓烈了他们的纯真，在黑暗面前，他们奋力地保持着内心的光明，当世俗的反动力过于强大时，为了自保，文人大多成为世人眼中的傻子、白痴，他们相对于濯缨濯足的玩世不恭来说，更加的透彻与坚定，他们不反对任何存在，而以爱的方式化解存在，走向大荒中去。

      道家一直认为人的最初状态与最完美状态就是赤子之心，他们是不讲求现代性的，无为乃是最大的有为，生命意志也成为用与不用之间的一种附庸。在道家看来，生命也如烹饪小鲜一样的寻常，这是一种洒脱美，不同于古希腊式的悲壮与崇高。他们的生命意志归于道，“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外篇·知北游》，庄子）这种生命意志成为先验的范畴，时间上不在讨论开始与结束，她既非物质的，但又成为物质的基石与起源，她无生死之别，无疑成为众多浪漫主义哲学家的想象之舟。赤子之心，看破红尘，“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道家那里的生死是逍遥之游，羽化之梦，骷髅之辨，是大自在。也只有这种赤子之心才最可容纳此一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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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心赤子，则更容易达到“放下”的佛家状态，但这种放下，不是放下情，放下对生命存在的基本诉求，而是在生存之外别无所求。世俗的名利、财富、荣耀、桂冠等一切障碍都不能成为他们肩膀上的负担，因为这些本就不曾进入他们的灵魂。他们放下的是污浊，得到是超脱，最残酷的超脱是死亡，如王国维。

      童心赤子是否排斥所有欲求？在贾宝玉那里，她不是。

      “在宗教发展史上，我们不断听到宗教家的保证——只要举行某些仪式、压制欲念、控制思想、升华我们的热情、限制口腹之欲、疏导性欲等，身心饱受这些磨练以后，就能在这渺小的生命之后，觅得某项至宝。这正是上百万宗教人士世世代代所行之道。……但一颗受尽折磨而四分五裂的心，一个只想逃离一切干扰的心，它既舍弃了外在世界的一切，又被规范与服从磨得迟钝不堪，这颗心就算花再多的时间寻找，找到的也只是一个被自己扭曲之后的东西。”（4）

      童心赤子是一种简约的状态，是接近自然而不是世俗的状态，她更像人类善的本源。贾宝玉那里的童心赤子是对所有人的爱，包括他的世俗的“敌人”。贾宝玉的世俗观念十分简单，他没有恶的任何概念，在他那里，简约的自然状态甚至要放逐概念，而这种简约又是对人世的，对现实可观可感的东西的。童心赤子的人，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则不是简单的。他们不排斥基本的生活欲望，不做伪善的道德说教，不在克制合理欲望的过程中扭曲自己的灵魂，自然的真实是这样的：苍柏深植于所生养她的大地上本是无可厚非的。用多少则取多少！这样，童心赤子之人，保持了健全的人格，才能有所爱，一种直接的爱，而不是通过上帝的爱。

      儒家讲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童心赤子则更进一步，己所欲不加于人，不欲也不强求他们不欲。贾宝玉从来没有过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时候，这是一种内在修为，是淳朴的自然，道家说返璞归真，归的便是这一自然状态。这里看似无为，其实已经无不为。

      “知识与财富一样，积累的太多太饱的时候，也会危害身心的健康。……许多有学问的人，到最后不仅无法从学问中跳出，而且变得非常冰冷、世故，以至世故大于学问，就是被知识所危害。所以我觉得最幸运的学者是他获得知识并且由此获得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穿透力与洞察力以后又有力量返回婴儿状态，所以我称之为生之凯旋”。（5）

      生之凯旋，正是贾宝玉的一种凯旋方式。大观园中吟诗做赋，宝玉往往甘居众人之后，现实的、此岸的学问，贾宝玉不如人，但更高一精神层面上的对宇宙、对人生的关照，却只有他和林黛玉可以达到。“岂道红绡帐里，公子情深；始信黄土垄中，女儿命薄。”一曲《芙蓉女儿诔》竟成为《红楼梦》中与林妹妹《葬花辞》并举的圭臬。非童心赤子，无以为此，难怪李贽有“童心”一说！

      故，惟有童心得生命本真的自然解脱，惟有赤子得诗性王国的审美解脱，也惟有贾宝玉这样的白痴得生命意志的凯旋。

      二、贾宝玉生命意志的成长：无立足境

      在《红楼梦》第二十二回，贾宝玉参禅，云“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林黛玉道，后两句固然好，但还未尽善，补充为“无立足境，是方干净”。宝玉心悦诚服。

      在这里，贾宝玉的生命意志已经由“童心赤子”阶段开始向有所思、有所想发展，如果说童心赤子是人生的一个澄明境界，那么在澄明的同时，人不得不走向一种对生存体验的感性认知中去，虽然在人生的大多数情况下，认知并不能解决我们生存中的诸多问题，反而把人拉向不可知的深渊，但就是在这种深渊中，人才可以得到超脱，因为深渊的力量不是吞灭万物，而是给瞥见她的万物以高度，澄明的境界，正需要这种高度，我们把她称为生命的高度。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有这样的话：

      你有勇气吗，我的兄弟？

      不是那众目睽睽之下的勇气

      而是勇士与鹰隼的勇气

      这是甚至连上帝也见证不到的！

      那种知道恐惧但又征服恐惧的人

      是有魄力的人；

      他瞥见深渊，然而却带着高傲的情怀

      那以鹰隼之眼打量深渊的人

      ——那以鹰隼的利爪把握深渊的人

      才是具有勇气的人

      如我们上面所说，人性的认知往往把我们带向深渊，走向一种令人窒息的深刻，在这种深刻面前，大多数的生灵选择回避，而仅仅只有一小部分人执意去追问，所以尼采说，瞥见深渊的人是有勇气的人，这种勇气是不需要见证的，也是无法见证的，因为生命的深度不能靠懒惰的指标来显现，而人世的种种见证，往往由数字、指标、大小所构成。尼采的生命哲学“带着高傲的情怀”，这也是他生命意志中对权利意志的极度推崇。而这种高傲的情怀，贾宝玉身上没有，他不是以鹰隼的眼睛来打量生命的深渊，而是用一种赤子童心来看待这种澄明境界，这是宝玉非主观意识的高明之处。

      “近代西方人常在外物的经验与内心的理性之对立中找不到妥当的出路，遂复转入生活意志一条路上去。此在德国，消极的如叔本华之幻想主义，积极的如尼采之超人主义，论其渊源，依然都以康德为出发点。叔本华对现世生活只想逃避，尼采则主张改造现世。他们的态度，显然都是极浓重的个人主义与现世主义者。个人主义与现世主义到底不能满足人类内心一种不朽与永生的要求。”（6）

      这种意志与人的经验和理性一样，依然解决不了个人主义与二元哲学之间的苦闷。对生命意志的这种不同的瞥见方式，造成不同的结果，西方的近代人走入哲学思辩的苦闷，虽然他们在中世纪奥古斯丁时代就已经进入了这种苦闷，但由于他们一直坚持这种高傲的哲学上的打量，故他们只能在生命深渊之上有所建树，而不能彻底走进或者离开生命深渊。

      贾宝玉不同，他不是用一种高傲的哲学情怀来打量生命意志的深渊，而是用一种低沉的禅学来化解深渊，他不求瞥见生命深渊的所有细节，而是力图在整体上想象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也许连他自己都无法描述出种种细节。但，这正是真正的世界与生命意志，因为任何科学包括哲学若想完全在细节上把握某一事物，这一事物必须是可静止的来供我们参模，但世界的本质是运动的，乌有的静止不能造就完全的细节真实或者细节把握，所以哲学有时很难逃脱苦闷。

      贾宝玉的世界，首先是心证意证的，她不是理智之证，中国人在哲学上更多的是讲求心术，孔子的仁、老子的道，甚至宋朝的玄学，它们都不曾把研究的方向定为从外界的物到内界的心灵，而是从内心深处向外界散发，甚至有些人走向心外无物的境界。接下来，有无之证，则流入道家一派，有则是无，无则是有，但道家最终是用无来肯定有的，不然道家不会追求长生，不会炼丹取药，道家的明智之处就是，用无来解释有，避开了文字上的曲折，而不走向二元苦闷。看贾的最后两句就可以知道，他最终还是归结为“是立足境”的现实与此岸中去，不超脱于生命意志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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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黛玉不然！她给宝玉的解脱是——无立足境，是方干净。这则一下子流入佛家的“色不亦空，空不亦色”中去。色，是万物的外在形态；空，是万物的生命本质。万物的生命本质在存在长河的某一瞬间看来，必然表现为色的形态，而把无限个“色”的生命瞬间形态整体大观，则表现为一个“空”。空，不是对色的否定，色，也不是对空的狡辩，它们是生命形式在不同存在时间长度上的差异性互补。这样看来，贾宝玉的“是立足境”则表现为“色”，林黛玉的“无立足境”则表现为“空”，在有无之间，林妹妹归于无，大观的境界，一种宇宙的超脱感。

      如果说贾宝玉瞥见生命意志的深渊时，靠着赤子童心，最终还是落脚于有的，那么林黛玉则提升他为无，到无何有之乡的境界中去。如果说贾宝玉的“色”是生命意志的一瞬间的体现，林黛玉则感染他为生命的永恒，在永恒变换的“色”中体验到永恒不变的“空”。难怪刘再复先生在他的《〈红楼梦〉的哲学内涵》一文中一再强调林黛玉是贾宝玉的生命导师。

      由澄明达到对生命深渊同一高度而不是“高傲”的瞥见，然后又由对生命意志一瞬间“色”的“是立足境”的肯定，到对生命永恒的“无立足境”的追寻，这成为贾宝玉生命意志成长的又一高度。无立足境，是方干净。

      三、贾宝玉生命意志的顺产：阿尼玛气质

      阿尼玛（Anima）、阴性（Feminine）和灵魂（Soul）这三个词其实都指向同一个现象实体，阿尼玛这个阴性名词在拉丁语中就是“灵魂”的意思。在荣格的著作里，经常会把“阿尼玛”与“灵魂”这两个术语互换使用，在其心理学理论中，“阿尼玛”是其男性心灵中主要的阴性原型——即男性当中潜意识的、往往未充分发展的女性气质。而正如David N.Elkins所说，“在个人层面上，那些忽略自身人格中阴性气质的人，往往会与自己的灵魂相互隔绝，自身精神性的成长之路也会遇到阻碍”。他进而又说了如下的话：

      “精神的成长有赖于我们是否学会尊重阴性气质。……阿尼玛的途径也就是灵魂的途径，是通向更深刻、更充裕的精神生活的道路。”（7）

      这种阴性气质在中国的文化里一直处于旺盛而不被肯定的状态下，中国的文人往往以女性气质方面的物象自比，如屈原的香草美人，他在《离骚》中甚至有“众女嫉余之娥眉兮”的句子，更有文人以化妆是否入时来问候主考官，以求闻达的。老子有言，“知其雄，守其雌”，亦是保护与生俱来的阿尼玛气质的意思。

      但中国的主流文化系统里，是不能承认阴性气质的蔓延的，这与我们否定女性地位、推崇男权夫权的社会现实有直接关系，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压制，中国文人在气质方面往往流入阴柔之美，达到一种个人感伤主义的高度，从而把一种小忧郁演化的变幻无穷。社会现实中道德甚至权法的不许可，则转化为艺术美术中的许可，在现实中受到的压制，在诗文中得到偿还。

      而这里说贾宝玉的生命意志得到顺产，是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也没有压制这种阿尼玛气质，贾宝玉说女儿都是水做的，一见就清新，而男儿都是泥做的，浊臭逼人，正是这一气质的外在显现。当然，我不是说阴性气质者就必然全盘否定阳性气质，对任何一种气质的鄙夷都是对生命意志的无形减损，阴性气质否定的是阳性气质中过分的功利主义，不是其它。所以，贾宝玉在见到那些身上有阴性气质的男子的时候，第一反映是亲切，这里面也许有狎昵之嫌疑，但更多的是一种感同身受，是对“相同”这一概念的积极争取与倍加珍惜。

      这时候不得不谈到同性之恋的问题。在柏拉图记录的《会饮篇》里有这样的话，“要知道，苏格拉底是迷恋美少年的，总是围着他们转，向他们献殷勤，而且做出完全无知、没有心眼的样子”。（8）这里我们好象已经找到了贾宝玉的一个现实原型，在《会饮篇》里曾多次谈到同性之恋的问题，她也是源于一种爱的，是生命万态的一种形式，不能遭到完全否定。因为贾宝玉身上的生命意志得到顺产，他的阿尼玛气质必然会造成他对阴柔之美的惺惺相惜，故其爱美男子与爱众多大观园中的女性是一样的，均来自于一种内心深处的“同一感”。

      阿尼玛气质产生爱。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爱是属于阴性的，她往往不是一种本能或者理智，她不能被人的意志所完全操控，在本能与理智之外是否还存在另一种人的思维意识上的客观实在呢？罗素在其《社会改造原理》中提出“本能”、“理智”、“灵性”的三分法，我认为这种源自阿尼玛气质的爱，是属于灵性的。而关于人是否存在“灵性”一说，我取罗素的观点，梁漱溟老先生在其《人心与人生》一书中也有相同论证，故不多言。

      阿尼玛气质是相通于灵性的，而这种灵性产生一种生命意志很难操控的实在——爱。爱的本质是对阴性气质的许可，或者可以说是对女性气质的回归，在爱的过程中，我们的本能、理智都会给灵性让路，爱体现于本能则是性的需要，体现于理智则是情感的需要，但它们都仅仅只能体现爱，而不产生爱。由灵性而出的爱，必然是温柔的、缠绕的、交融的，在爱的正常状态下是平和，一种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在爱的非常态占有欲下是悲壮与崇高，如古希腊为了自己的女神而战。二者均无可厚非。

      贾宝玉生命意志的顺产，首先来源于他对赤子童心的保留，如弗罗伊德所说，婴儿是恋母的，正是因为贾宝玉的这种婴儿状态，才使他更接近生命的本真形态，在对女性的依恋中肯定自己的阿尼玛气质。而无立足境的人生通透，则更催化了对这种产生爱的阿尼玛气质的尊重，因为爱是无中唯一存在的有，是常衡的。人只有回到阴性的气质中去，才能彼此相爱。

      “如今，一种集体力量，阴性气质重生之力，正在这个星球上兴起。她正席卷所有的角落，接收不同的产业，在孩子中兴风作浪，用尽一切办法使男人变得疯狂。她对我们知根知底。她也不缺乏德行，而我们却缺乏。她记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人应当互爱。她出来重新唤醒我们。她带着我们重返家园。”（9）

      很高兴，我的观点有相同者的言语支持。

      贾宝玉生命意志得到顺产，拥有了不被文化与世俗所摧毁的阿尼玛气质，因为这种拥有，他更接近于爱的灵性中去，这种爱成为生命意志的执著所在，也因为这种执著，生命得到线性的时空延续。

      四、贾宝玉生命意志的执著：木石前盟

      “个人意识由于死亡而终止，然而，又是什么使他还能燃起对永恒生命的热爱呢？他所希求的究竟是什么？细察人类意识活动的大部分内容，不，几乎是全部内容，可以知道，那不外是由于他对世界的怜悯和对自我的执著（或者为了别人，或者为了自己）；他的目的无非为了求得活得不虚此生而已——所以古人往往在死者的墓碑上刻着无愧此生或愉快安息的字样，其中实在有无比深刻的含义。”（10）

      对永恒生命的热爱，源于对世界的怜悯和对自我的执著。贾宝玉在“无立足境，是方干净”的哲学思辩面前，通透着他对生命的热爱，因为生命只有在完全的无挂碍的情景下才能真正被爱，不然，我们爱的只是养活我们生命的物质或者虚幻的精神满足而已，我们的爱容不得虚伪，容不得矫情，容不得利益关系。而这种超脱的爱，又是因为他的阿尼玛气质，在赤子童心面前，爱可以抛弃所有构成所谓的爱的世俗因素而回归她的本原状态，也正是由于这种本原状态的显现，才能叫贾宝玉超乎常人地把握爱。

      对世界的怜悯，或许是所有宗教的主题，基督讲求救赎，佛家的地藏王菩萨也是众生度尽方去成佛，这种怜悯是生而无力的象征与外在显现，更是人类在各种历史摧折后的反思，因为自身的力量缺乏而产生危机感，又因为自身的危机而推至于他人，故发现，世界需要怜悯，因为自我需要怜悯，所以他人也需要怜悯，自身若想得到怜悯，则势必先给予别人怜悯。没有对生命意志的一定参悟，是无法升起怜悯之心的，而这种怜悯之心一旦形成，则更多的表现为爱的主题，对他人的爱，甚至对整体大观的爱。

      佛家反对执著，反对一切现实的物质实体。“生烦死畏，追求超越，此为宗教；生烦死畏，不如无生，此为佛家；生烦死畏，却顺事安宁，深情感慨，此乃儒学。”（11）佛家要达到的是跳出轮回，因此他们极力强求了无挂碍，甚至认为“不如无生”，至于爱，则更多的是一种要普度众生的观念，他们把爱当作一种关系，一种把所有人都度化的关系，而无法正视爱的真正价值所在。中国的儒家不同，他们把爱看成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直接沟通，仁的意象，其实就是我的爱在对方那里看到表达，而对方的爱在我这里也有直接的体现，儒家的存在价值，或者说是生命意志，正是这种相互的仁，所以儒家很讲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不通过其他虚幻的外物，故，不造神。耶稣在《圣经》中说，“你依上帝的心来爱你的父母与兄弟”，相互之爱必然需要一种人造的媒介，故，西方有神。

      我们来看贾宝玉的爱。他的爱中有怜悯，有执著，对自我与他人生命的执著。贾宝玉的身上更多的还是一种儒家气质，虽然他反对那些儒家虚伪的教条，但对儒学的精华部分还是身体力行的，或者说在这种文化的大熏陶下，他不由自主的实践着。贾宝玉对所有人的爱，都是直接的爱，他不需要借助于人造的神话物体，贾宝玉身上缺少基督的救世能力，但他从来没有丧失对生命消亡的敏锐感觉，他无法救助，但常存救助之心，并用爱的给予，达到无力的生命反抗。所以，贾宝玉面对的所有死亡都是感伤的，他的感伤甚至进入自然界，对花，对草，对虫鱼鸟兽。阿尼玛气质使他拥有怜惜一切的阴性情怀，所有凄楚的结束与消亡都与他有关，虽然无力拯救，但却悲慨万千，这或许正是对中国文人心态的最好写照。

      正是这种怜悯，并上无力拯救，才生发出贾宝玉的执著的爱。我看深受儒家影响的禅宗（可参见季羡林老先生的《佛教十五题》）也开始并不反对这种执著了。禅宗要打破的我执，是假我之执，并非真我之执。倘若让慧能来解读《红楼梦》，他要打破的是甄宝玉的世俗妄念之执，而不是贾宝玉的本真之执。相反，这种贾宝玉的本真状态，愈加执著愈好，越执著越可能明心见性、立地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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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爱的执著，源于对自身与世界的怜悯，贾宝玉一切世俗都可以放下，一切挂碍都可以抛弃，惟独不能超脱于爱，对爱的执著使他达到对生命意志的延续。在这里我们又不得不提到爱的最强烈价值所在——爱情。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的《娇娜》一篇的末尾这样写到：

      “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忘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焉，则色授神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

      贾宝玉与林黛玉的这种爱情，也正是这种腻友般的爱情。在生命意志上，林黛玉的哀伤时时点醒贾宝玉，如果说贾宝玉的人生境界刚好到“是立足境”的高度，那么正是林黛玉的无心插柳，方使得贾宝玉走入“是方干净”的澄明中去。《葬花辞》的听众是贾宝玉，《芙蓉女儿诔》的听众则恰好是林黛玉，也只能是林黛玉，也只有林黛玉才能听出其中的忧伤与感怀。高鹗续书的高明之处也正在于成婚后的贾宝玉与薛宝钗谈经邦济世之书时的哀婉与凄凉。实则，在宝玉挨打众人探望一节，大家不同的言语中不就见了这个端倪了嘛！“林妹妹是从来不说那种混帐话的。”

      这种爱，是相互的怜悯，是对“天尽头，何处有香丘”的共同迷茫，是生命意志的契合，没有这种契合，就无法达到他们的相通，无法呈现出不可结合的悲壮与凄婉。悲剧是什么？鲁迅说是把好的东西撕毁给人看。但是，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则更加坚定地说，悲剧正是人生的常态，在酒神意志的癫狂时刻，人生的景象得到无秩序的展开，因此契合人生，脱离形式，不再拘泥于物态。坚信着木石前盟的贾宝玉，因为这种爱情而渲染悲剧，他渴望的是一种爱情的感觉，给人超脱的感觉，在与林黛玉交流的时候，他们得到太极一样的旋转。

      我们清醒的认识到，不论在哪里都无例外，自然的纯粹象征是圆形，因为圆形是循环的图式。这实是自然界中最普遍的形式，上自天体的运行，下至有机体的生生死死，万物之中的所行，只有因这种图式，在时间和其他内容不断的流动中，才可能产生一种现实存在，即眼前的自然。（12）

      爱情也正是这种太极一般的圆形。如果没有林黛玉存在，贾宝玉的生命意志将走向直线，走向可怕的深刻中去，虽然林黛玉也很深刻，但他们构成了相互的旋转，互为生命存在的价值，不走出儒家的相互体现的入世观念，故他们还能以常态的生存方式存在着。从文人的角度讲，贾宝玉又是幸运的，他得到了蒲松龄渴望的东西。看看那些没有得到的人怎么说吧。

      为当作智慧的解毒剂，她劝人“娶妻子——这种动物极愚憨无害，然而极便利有用，可以柔化、缓和男人的僵板与阴郁的心情”。（埃拉斯摩，转自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尼采甚至把妻子当作隐士的第三者——而第三者是防止两人的交谈陷入深入的浮木。

      贾宝玉的幸福，正在于他可以从林黛玉那里得到一定的“深入”，并在那一深度上做着圆形的运动，不至于流于肤浅，更不至于水深窒息。执著于爱情，而放下生命的繁复，进入时空的单一运转，化瞬间为永恒，变永恒为瞬间，在离合聚散之间产生有与无的超脱，他们达到了，因为一个是绛珠鲜草，一个是神瑛侍者，他们的伊甸园是——青梗峰下。

      悲剧注定要以“撕毁”为常态，在执著于爱情的贾宝玉那里，林黛玉的远去，又将使他以何种生命意志来继续呢？

      五、贾宝玉生命意志的解脱：漂泊

      悲剧注定要以“撕毁”为常态，人的生命意志的圆形弧度必然以一方的灭寂为老的死亡与新的开始，林黛玉的早早退场，叫贾宝玉与所有读者都深刻地领悟到生命的不恒定性，无论是有还是无，都开始值得重新商榷。而人生的常态也正是这样——一个个生命弧度的消失与一个个生命弧度的重新出现，人，这个喜欢画圆的动物，在某种精神情致的操控下，归于安静与顺应，而时不时的对曾经的记忆，则幻化为人生情感的波澜，一般人是在一个波澜之后是再生一个欲望的追寻。贾宝玉不是这样，在他的生命意志中，最后是还玉的过程，宝玉之“玉”，正是欲望之“欲”。这样的结局或许正是哲学上的无法言说，与文学上的巧妙汇合，难怪王国维先生在他的《红楼梦评论》中这样说：“拒绝吾一人之意志，而姝姝自悦曰解脱，是何异决蹄岑之水，而注之沟壑，而曰天下皆得平土而居之哉。”我们不得不对这种还欲与个人之解脱进行诘问。

      “战争、革命和争斗的唯一原因是肉体及其各种欲望……如果我们想要对某事某物得到纯粹的知识，那就必须摆脱肉体，单用灵魂来关照对象本身……看来我们在有生之年只能尽量接近知识，其办法是尽量避免与肉体接触往来，非绝对必须时不碰，不受肉体本性的影响，使自己纯粹独处，直到最后神使我们解脱。”（13）

      希望用知识得到超脱的人们，把个人的欲望看成是对“解脱”的必然伤害，而持这种观念的人又非独只有柏拉图一派的哲学家，宗教也是热衷于绝欲的，在佛家那里，甚至到了“生烦死畏，不如无生”的境界中去。但是尼采却给出了我们不同的声音。

      “往昔灵魂十分鄙视肉体，而这种鄙视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件极高尚的行为——灵魂希望肉体瘦弱、苍白而饥谨，它认为如此便可以逃避肉体与大地。

      “呵，这灵魂本身却是那么瘦弱、苍白而饥谨，同时冷酷成了它的嗜趣！”（14）

      欲望是否值得完全否定，我看未必。假我之欲，当绝则绝，真我之欲，势必执著，如果说贾宝玉向和尚、道士归还宝玉，是对自身肉体的超脱，不如说他更加的尊重肉体，他的精神情致与肉体真正结合，不再寄托于外物，而深刻地知道灵魂与肉体实则是完美的一体，对任何部分的损害都是对整个生命的亵渎。所以，贾宝玉在归还了宝玉之后不是自杀，不是升起对生存之欲的毁灭，而是另一种无牵挂的存在——行走，或者说是漂泊！我们不妨重新地认定一下生命欲望的最高价值所在——死亡，或者说是主动的死亡。来看看王国维老先生在《静庵文集续编*教育小言十二则》中是怎么说的吧。

      “自杀之事，吾人姑不论其善恶如何，但自心理学上观之，则非力不足以副其志，而入于绝望之域，必为意志之力，不能制其一时之感情。而意志薄弱之社会，反以美名加之，吾人虽不科以杀人之罪，其可得乎？”

      我们是否又在最终选择自杀的王国维那里得到了一个新的王国维呢？

      我们是否应该重新衡定这样一个事实，人生是否是一场悲剧？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的悲剧来源于欲望，叔本华这么说，众多的哲学家与宗教家也是持这样的观点，但我们是否可以从另一面想，人没有欲望，就没有悲剧感了吗？悲剧来源于人的意识，许多深刻的人把她归结为知识的罪恶，认为人没有知识则没有对自我的审视，没有审视则没有悲剧感。悲剧被归结为人生的反动面，我们不敢于接受这样一个常态，而对人生悲剧的忽略，才是麻痹我们的罪魁祸首！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么一点，悲剧就是正剧，悲剧产生怜悯，有赤子童心的怜悯感则生出爱，对世界的爱与对自我执著的爱。

      “谁以最大的悲剧态度看待人的将来，谁倒是真正把改善人类前途的关键掌握在自己手里了。”（15）悲剧的力量不是叫人毁灭生存，而是更大的超越的爱，执著地走的意识。难怪王国维说，“欲达解脱之域者，固不可不尝人世之忧患，然所贵乎忧患者，以其为解脱之手段故，非重忧患自身之价值也。”

      贾宝玉的最后结局是出走，这或者是另一种存在的开始，人生漂泊的开始，我把这种漂泊作为一种解脱。海德格尔说过，“惟有这样的人方可还乡，他备尝漂泊的艰辛，他在异地已经领悟到求索之物的本性，因而还乡时得以有足够丰富的阅历”。《红楼梦》里面说“反认他乡是故乡”，值得我们再次体味。故乡到底是什么？诗人陈超这样说，“当诗人定居在丰富的生命内核之中时，漂泊才可能是有效的，丰富的；当诗人漂泊的精神历程不再是一种盲目和自恋的被动放逐时，定居才具有重建家园的积极意义。”（16）

      鲁迅在《故乡》里这么写道，“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里地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也不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所谓的生命意志吧，她不也是我们自己所手制的偶像么？对生命意志的无穷追问，正是我们成为人的一个必须条件，追问的结果是悲剧，或者悲剧的感觉，正是这种感觉诞生怜悯，怜悯生发爱，爱造就执著，执著产生超越大观，人得以在这样的氛围中漂泊，然后是存在着。

      我们甚至于不需要去问故乡在哪里？鲁迅笔下的过客正是人生的最好写照，哪怕前面是坟墓，我也要以行走的姿态来面对——行走成为生命意志的终极，或者，新的开始。这或许是《红楼梦》中贾宝玉出走的力量所在了，她的美学价值与伦理学价值都在这里了。

      人生，最后是漂泊，是行走，是向绝望寻找绝望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