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彩虹(《书屋》一九九九年第六期 ) 

    《书屋》一九九九年第四期上专栏集萃中郜元宝先生的《经济学

“来了”》引发了我对于中国经济学问题的思考。我对于郜先生批判

“文学专业中先进人士速成经济学”的观点自是赞同有加的。由这种

批判细想开去，我产生了一些自责。自己是学经济学出身的科班之士，

经济规律、经济模型以至于医却中国经济问题的“良方”没少抛出，

大小报刊亦时有文见，却发现众多研讨，其中包括自己认为很是灼热

深刻的“思想”，只在那个小得可怜的学界圈内流传。一九九八年，

某大学出版社朋友帮忙出版了正正统统的论文集，只落得个一千册印

数，书店不敢进货的结局。经济学人并没有将“经济效用”规则运用

得最好，多少是些讽刺。倒是郜先生谈及的那种“人文经济学”火热

了市场，这岂不是中国“正宗经济学人”的悲哀？既然人出生落地就

得吃喝拉撒睡，就得挂钩交易类市场，就得纠缠经济问题，是不是

“正宗经济学人”应当拨划些精力，走向现实普通至极的生活里去论

三道四呢？想着想着，陡然地生就一股责任感，郜先生对“人文经济

学”家们的批判，倒让我几分难为情了――自该为之而不为，他人为

之而受责。不安矣，心不安矣。

    文学人士进入经济学来成就“新经济学”当然是有些理由的。这

需要从经济学自身的困惑谈起。

    经济学毫无疑问是“西学”。对于我们这些四十多岁的“经济学

人”来说，文化大革命断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之根，多年对于马克思主

义教条式的强行灌输又生长出了本能性的“逆反”心理，文化大革命

之后一进入大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还没有学全，几近白纸

般的心灵上便迅速地涂满了新潮的“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与分析方法。

不论是不是到国外受过专门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充斥于这一代人头脑

中的经济学思想，主流部分无疑是当代最实用性的“西式学问”。对

于那些深究者，则不但提问的方式西化，提问的语言表达西化，就是

问题本身也是“西方型”的，以致于经济学有着“西化先驱”的意味

而受到海内外多种声音的批评。然而，批评归批评，中国经济学人，

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经济学人，熟知的经济学概念和理论，是完全从外

面引进来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表达是直白的，至少现代主流经济学是如此，

它完全诉诸于功利。成本—效益分析构造了主流经济学的全部基础，

也构造了主流经济学的几近全部内容。尽管我们有着种种翻版式的特

殊表达，如“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运用”、“经济学讲究以

最小的成本支出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等等，归根结底都落实到功

利的评价之上。由此来分析经济学说的发展史，从亚当．斯密的分工

形成交换，交换产生效益，到边际学派的收益递减规律，再到交易成

本比较下的经济制度的选择，无一不可在功利的旗帜下找到根由。加

上西方经济学里大量对于数学模型的运用，量化分析，社会生活中

“人”的因素被约化掉了，那种在古典经济学里能够找到的伦理道德

因素、文化传统、历史典型经验、意识形态等所谓“人文”的东西，

完全地在“效用函数”中消失，经济学变化成了只问“投入”和“产

出”，只问“投入产出比”的数量关系学了。

    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于功利目标的纯粹化追逐，制造了经济学对于

现实经济生活的巨大距离感，生活里毕竟太多的“人文”成分左右着

经济活动，文化传统无不在深深地影响着成本对于效益的关系。谓之

为主流学说，实则在对于生活的解释方面，时刻面临“下岗”的危机。

在那些视经济学生存和发展为己任的经济学家们那里，赢得经济学继

续发展的要旨并不在纯粹的数量关系上。出路只有一条，走向生活现

实，理入生活中的价值判断，寻找确定的经济形式的道德基础，思考

文化传统产生的“路径依赖”。一言以蔽之，经济学不能只是种种算

法，而要深究种种算法之后为何如此的“人”的缘由。

    由此，经济学界内部有了公平与效率的争论。“公平”的旗帜一

展，经济学就部分地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社会生活中的经济问

题被经济学所高度关注而有了“人文”的空间。就非常狭义的理解来

说，“效率”涉及的是经济学中的生产与经营问题，“公平”则涉及

的是经济学中的分配问题。从人类社会开始，任何分配都是深深地镶

嵌着社会文化因素的，例如分配的制度，它总是一定知识格局与传统

沉淀之下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讲，“公平”的判定，就是某种特定

文化积累下的共识之说，因为世界上绝不存在着共同性的、普遍性的

“公平”，历史从来就没有上演过这样的一幕。除非我们可以痛下决

心，在能够主宰世界的假定下，实现分配上的“绝对平均”。显而易

见，“绝对平均”绝不是“公平”。

    由此，我们的经济学又在不知不觉中步入到了社会道德领域。更

有细致者，干脆地提出了经济道德的概念而深加讨论。道德不论其冠

上何种限定词，它总是属于文化的、属于传统积淀的、属于历史经验

集合的。最重要的，它是属于人的心灵的，属于并没有外化成具体制

度或记录的“人”的社会。谈及道德问题，也就根本不可能回避“人”，

不能回避回归“人文”和“传统”类范畴，尽管相当一些经济学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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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道德问题时，总是将其作为对“成本―效益”的外生影响来看

待，将道德因素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一种基本环境来看待。至今，在

世界，在中国，经济学不涉及道德问题大体也会受到言语不弱的批评，

至于专门性的经济道德论，也多了起来。这多少反映出经济学在本世

纪行将结束之时对于自己走向的一种反思。

    其实，经济学从先圣们开始一直尊重和力陈“人文”的配置。经

济思想史研究者们则给予了我们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之外的另一种经

济学发展路线的描绘。经济学原本从最先始，就没有脱离过对于“人

文”的关怀，它真不是仅仅研究成本与收益对比的“算学”，实实在

在地还在研究着人性、习惯、道德操行。古典经济学的最杰出代表亚

当．斯密就在我们最熟知的巨著《国富论》之前，先出版了《道德情

操论》。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里，最重要的思想莫过于通过对

于剩余价值创造与分配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剥削人的现实，

力图激励社会革命，实现剩余价值对于创造者的回位，以创造一个美

好和谐的人类社会。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诺斯在其著作《经济史

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认识到社会意识形态对于降低经济成本的重要

作用，将“人文”的历史拉入了经济史研究的视线，从而有着重写经

济史的理论基础创造。这是一条非常清晰的经济学演进进程，它们不

曾有任何割裂“人文”的迹象，细细地辨析这些学说，经济学计算成

本与收益的研究道路上，流动着社会生活中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经济

学从其发源就有着所谓对于人类自身的特殊“人文关怀”。原本上看，

一个社会得到更多一些的物质财富总量并不是人的全部幸福或解放，

甚至于不是人的基本要求满足，算计成本与效益的财富创造研究，当

然就不应当是经济学的全部目标，因为经济学并不只是解决物质财富

创造问题的学说。或者说，仅仅从物质财富创造上去考虑问题，经济

学是解决不了人类社会进步问题的，而且也无法解决财富最大要求下

的低成本支付问题。例如，没有良好的道德环境的市场经济，就一定

会增大交易成本，这如同在十字路口，没有人遵守交通规则就必须增

加交通管理成本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一种“人文”的东西。

    经济学就是这样从起点浸透于“人文关怀”之中，只是后期所谓

的主流经济学偏离了那种轨道而已。由于这样两种学路的差别，一个

在经济学界内仍然争议不休的问题是，经济学是不是应当“回归古典”，

理入“人文关怀”，特别是走向人类的终极关怀，它包括对于人生命

的尊重、人的社会价值的实现、人的生活质量对于数量的反抗、环境

伦理的创设等等。经济学由此陷入一种不可言状的困惑之中，争论仅

仅只是困惑的一种表现。我们虽然可以欣慰地言及，不论如此的争论

结果如何，经济学终于又在谈论“人文”，但这只是我们这些赞同

“人文”论道者的态度。

    经济学在困惑和争论的同时，是社会经济问题复杂性在生活中的

求解被耽搁了，从经济学阵营里传来的清脆格斗声，并不能够给予现

实生活中经济问题的理解。那些啃过几本经济学著作的“文学战士”

能够进入到经济学体系中来，并创造元宝先生称谓的“新经济学”，

当是有“时势造英雄”之嫌的。或许，在这样的“新经济学”中，一

些对于“人文关怀”的经济学理解，有它对于现实的某种直接功用，

毕竟那是在面对着生活说话，它是一种生活的亲和剂；所欠缺的，可

能对于现实经济问题理解的过于“人文”化，有的则可能“人文”化

到只剩下“文笔优美”的表达，那确实是算不得“经济学”的。因此，

“新经济学”是种时代的产物，如果有些许自由主义的思想，对其出

现应当有种宽松的理解。显然，这样的“新经济学”是不可能长久的。

那种真地想离开文学领域而进入经济学地盘的学人，我们所要劝说的，

是花些功夫到经济学的“成本/ 效益”基石上磨炼一把，再将哲学的、

历史文化、本土传统的根基扎实些，到那时，文字优美而内容充裕的

经济学文论未必不摄人心魄的，巴门尼德不曾做过诗味的哲学么？而

要做到这些，恐怕需要理解经济学阵营现时的困惑之势，在明白经济

学在做什么或需要做什么后，才能有明确的目标和选择的重点。不然

的话，待经济学阵营里相当量的学人们回归了“古典”，“人文关怀”

有了真实经济学的背景支持，文学战士们也就没有饭碗了。

    所谓“人文关怀”，我以为就是对人的生活关怀，经济学本来就

是针对生活的，当然不能够离得开这等关怀。经济学是属于历史的，

它不能够离得开特定的历史环境而去论道布说；经济学还是属于地域

的，正是地域的差别而有了人的文化积淀的不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人在自己土地上的一次伟大而复

杂的历史革命，它一定会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的“路径依赖”，从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里，从中国人的道德沉淀里，开掘出中国土地上

的“经济学”，必定深含中华文化素养。只要是作为中国人，不论是

不是在经济学的阵营里，关注和关心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并加上一把

力，都是神圣而重大的责任。中国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差别不会在

那种“成本――效益”的算法上，而必定会在文化传统内容之上，理

解中国经济学的独特性，就在于理解它文化的差别性。在还没有冠名

为“中国经济学”的时代里，任何为此的努力我觉得还是应当尊重的，

只要这等努力没有虚化到完全的“文字游戏”，尽管它们的生命力可

能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