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起鲁迅先生的“投枪”

万树相

鲁迅先生把自己的杂文喻为“匕首”“投枪”，直刺敌人的心脏。但他的杂文不直接说理，而借助于具体的艺术形象说理，具有鲜明的文艺色彩，是我国议论性散文的典范。总观鲁迅先生的散文，大致有这样一些共同特点：

从生活出发，善于联想，以小见大。以小见大，就是用生活细节或看似平常的易被一般人忽视的事情来表现重大的社会内容。如《灯下漫笔》从具体生活现象——钞票兑现铜元之生活小事，自己兑换银元的高兴心情入手，看到了人性中的弱点：“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由此联想到中国古今社会的发展状况，进而巧妙地概括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规律：“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真可谓一语点醒梦中人。《文学与出汗》主旨是要批判存在于文学创作中的人性问题的错误思想主张，却从人的生理现象——出汗说起，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反动文人的文学没有阶级性，人性不变的错误论调。《春末闲谈》从夏季一种小昆虫——“细腰蜂”说起，联想到关于政治统治等方面的大问题，深刻揭露了统治者的治人术与杀人术，说明人民被麻醉只是暂时的，他们终有清醒的时候。《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也是从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小事情入手，透视到人们精神上的病象：守旧、维持现状、惧怕变革的“十景病”，指出我们需要 “革新的破坏者”的大问题。

善于形象说理，深入浅出，幽默深刻。鲁迅先生特别善于形象说理，把道理巧妙地蕴含在具体可感的形象之中，将形象与说理、感性与理性高度统一起来，使读者能自然领悟，使文章具有艺术魅力。主要有以下种：

类比论证。类比是根据两个事物具有某些相同或相似的属性，其中一个事物还具有另一属性，从而推出另一个事物也可能具有这一相同或相似的属性或者不类似某个属性，使人对此深信不疑。如《拿来主义》关于把尼采自诩是光热无穷的太阳与某些人自夸中国地大物博进行类比，很形象地揭露了投降卖国主义者自欺欺人的嘴脸，耐人寻味，使人信服。《文学与出汗》中把“成者为王败者寇”的错误论调与“只要流传的便是好文学，只要消灭的便是坏文学”相类比，无不讽刺地反问“莫非中国式的历史论，也将沟通了中国人的文学论欤？”让人感到此种论调的荒谬可笑。《灯下漫笔》中，作者把钞票贬值时自己的恐慌与“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相类比，很形象生动写出了那一个时代人民的恐慌。

比喻论证。用打比方的方法将抽象的深刻的道理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比如《拿来主义》把文化遗产整个比喻成“大宅子”用“孱头”“昏蛋”“废物”来批判三种对待文化遗产的错误观点和态度；“鱼翅”“鸦片”“烟灯和烟枪”来比作文化遗产中的三个组成部分；用“占有”、“挑选”、创新来说明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三个步骤。对于批判继承这样的重大问题，如果摆开阵势铺开来谈，不知要废多少笔墨，作者通过比喻来谈，化抽象为具体，化艰深为浅显，一读就懂，令人折服。再如《灯下漫笔二》：用比喻论证法把“所谓中国的文明者”比成是给阔人安排享用人肉的“宴席”的，把吃人的旧中国比成人肉宴的大“厨房”，有力地抨击了封建等级制度的罪恶，揭露了帝国主义赞颂旧中国“固有文明”的险恶用心。又如在《未有天才之前》一文中作者把天才比成“乔木”“好花”“嫩苗”，把民众比喻成产生天才的“泥土”，把恶意的批评家比成“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非常贴切，具体形象。

善用反语、仿词等修辞手法： 鲁迅散文中的反语俯拾皆是，如“不知道倘要做长留世上的文字，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是描写香汗好呢，还是描写臭汗好？这问题倘先行不解决，则在将来文学史上的位置，委实是“岌岌乎殆哉”。”（《文学与出汗》）正话反说，模拟站在敌对方的立场上讽刺调侃，使对方论调滑稽可笑。又如“但有了太多的‘特殊知识阶级’的国民，也许有特在例外的希望；况且精神文明太高了之后，精神的头就会提前飞去，区区物质的头的有无也算不得什么难问题”（《春末闲谈》），结尾不露声色地又讽刺批判了“留学生”一把。善用仿词也是一大亮点。如，仿“自信力”造出“他信力”（《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仿“阔人”造出个“窄人”（《春末闲谈》），由闭关主义仿造出“送去主义”、“拿来主义”（《拿来主义》），灵活机智，新鲜有趣，贴切生动。此外，音译词的灵活运用也很生动有趣：例如“他对你不‘费厄’，你却对他去‘费厄’，结果总是自己吃亏，不但要‘费厄’而不可得，并且连要不‘费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费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对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费厄’的，大可以老实不客气；待到它也‘费厄’了，然后再与它讲‘费厄’不迟。”一口气八个 “费厄”，如绕口令一般，寓庄于谐，机智幽默。

总的来说，鲁迅先生的散文冷峻的思考中蕴涵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社会良知，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了顶峰，他的文笔犀利幽默，迄今为止，无出其右者。赏读首先要静下心来，其次要了解文章所涉及的当时的社会背景；再就是要把握以上总结的几大特点。

 

万树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