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晋

自汉至清，《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从文学研究来看，因时代文化环境与研究者知识场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学者多侧重于感性的直观式评点的单篇读感，缺少具有综合性、逻辑性的宏观义理阐释和文、史兼顾的文学本体论分析。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证之外，更加扩展了《史记》的综合集成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进化论影响了一个世纪的学者，他们以文献为本，汲取本土考古学成果，结合西方史学学理与方法，考证精严，论断谨慎，逻辑分析严密，极大地推动了大陆《史记》从“史料学”到“《史记》学”的进展，突破性成果较多。例如王国维首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从王国维与郭沫若同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的生年到陈直的《史记新证》，都可看出考古文献得到了极大利用。而这一百年的考据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马迁的行年、《史记》疑案、马班异同考论、《史记》与公羊学、《史记》三家注等领域。学者借鉴西方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的学理，又带动了司马迁人格与社会、民族、民俗思想的更进一层研究，而《史记》的文学研究仍是百年来的重头戏。

一、五六十年代的报纸展开过“《史记》的文学成就的评价”和“《史记》艺术力量的根源”问题的讨论。80年代以后，《史记文学成就论稿》等著作直论《史记》的文学价值，可见《史记》的文学性一直为学者所看重。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司马迁）发愤著书，意旨自激……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传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司马迁著史绝不是简化为文献的收集与整理、考证，或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从外部观察历史，他本身是带着深切的痛苦去理解过去时代人物的奋斗与成败。《史记》是文学的历史，也是历史的文学，是文学与史学的高度统一。

温彻斯特评论其原理说：史之成为文学者，正是其激动感情之力为耳。而《左传》、《史记》之为文学，乃古今所公认，其故是《左传》、《史记》叙述结构，多诉诸感情耳。本来，文学的表达与历史的记载，亦有其区别，前者目的在于求美，词章愈优美，旋律愈起伏越佳；后者的目的在于求真，故事愈近事实，愈近真理愈好。易言之，前者为抒情动感，后者为传知表信。就其语言而论，前者为负荷情意的江流，后者为装载概念的舟车。然这二者并非绝对冲突的，譬如《左传》、《史记》即将二者兼容并蓄。

可见学者对《史记》兼具文学、史学价值的肯定。文学意识结合于历史意识，即是历史学家重新体验，并赋予生命之情感于历史事件的记述与分析之中。历史只有被赋予了精神，才是活生生的、有灵魂的历史，中国史学早在上古就突破了“如实叙述”和主体与客体二元分离的西方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是有生命的历史，它浸透着作者的滔滔情思和进取的人生观，其人生的忧患意识与悲凉感也因此而生出文学的抒情性。褚斌杰在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一书的序言部分也谈及对《史记》的文学成就的认识，说明了《史记》文、史结合而又各具特色的观点。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勾勒出《史记》百年文学研究的状貌，因篇幅所限，只能作一述略。

二、文学研究与社会结构运动、意识形态变化等因素紧密地联系着，文学研究的每一个阶段，总反映出社会结构运动的滚滚涛声和意识形态的微妙变化。

20世纪《史记》的文学研究可分三个时段，每一时段各有特色。1900年至1949年的半个世纪为第一时段，单篇论文200余篇，专著30余部，文献研究13部，思想研究14部，文学研究融汇在各种论著之中。19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西学东渐，斯宾塞社会进化阶段说得到广泛接受，梁启超新史学理论和文学唯美、情感论应运而生，再加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记》研究打破了传统的范式，涌现出一批采用宏观方法研究思想义理为主的专著，《史记》的文学研究也别开生面，展示了新的学术范式和风格。但在新旧学术方法变更过程中，古典文学的传统方法并未遭到彻底摧折，仍有其生命力，如林纾《春觉斋论文》、李景星的《史记评议》、高步瀛《史记举要》等都不失为力作。

文学既是自成体系的历史存在，有着自身的本质特性、结构功能、发展规律和独立价值，又是与社会、时代、民族、文化等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意识形态的表征。如何在整体的历史生活中把握文学自身的质素？林纾、李景星、高步瀛诸家，由于他们的深厚的传统国学修养，同时具有中国的历史感受与审美感受，其研究话语与思路并未在白话文运动与西学思潮的冲击下丧失传统的学术范式，他们还是成功地在历史文化语境中阐发文学的审美感受。其方法还带有清人的作风，即单篇评点的痕迹，不过，比之清人，他们是有进展与发扬的，其所述极扼要、精当，至今仍为后世学人广为征引。这让我们看到古典文学研究传统的延续性与牢固性，也就证明了学术传统与学术现代性并非二元对立。

1949至1979年的30年间，因政治气候的影响，学术力量与研究论著较为有限，《史记》的研究打上深深的时代教条化的文学理论的烙印，此时段的论文侧重《史记》的人民性、道德观、阶级性等方面的分析，而文学上的突破性研究成果较少。值得一提的是郑鹤声《司马迁年谱》、季镇淮《司马迁》对司马迁行年和传畧的研究，尤其是季著侧重于用文学纪传的特质来剖析《史记》的纪传文学价值，堪称佳作。另外，陈直对《史记》名称及早期传播的研究，卢南乔对《史记》体例的研究，侯外庐、任继愈对司马迁哲学思想的研究，齐思和对《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的研究，程金造对《史记》三家注的研究，都独具新见。同时，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贺次君《史记书录》、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陈直《史记新证》、钱钟书《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五十八则》也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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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至今，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正常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80年代以来，学者数量激增，论著超过130部，论文超过1600余篇。历史文献与西方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成为一大潮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历史进化论的客观运用，澄清了第二时段的极左思潮，心理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学理的引入，拓宽了《史记》的研究领域。对司马迁思想和《史记》在文学、史学、哲学、经学等方面的研究，使《史记》一书的百科全书价值得到彰显，论著的综合性涵盖了司马迁的历史观、政治观、经济观、战争观、社会伦理观、学术观、历史编纂意识、历史文学观、美学思想、法律思想、民族思想、人才观、妇女观、天文学、医学见解等。在各种司马迁的评传和《史记》综论的著作中，以及数千篇的单篇论文中，论者都涉及《史记》不同侧面的文学成就评价。

三、古典文学的研究存在一个阅读——怀疑——假设——求证——释疑的过程，而文献的考订、辨伪、疏证、训释乃古典文学研究的基础，也可称之为文学文献学。这一百年的文献考据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马迁的行年、《史记》疑案、马班异同考论、《史记》与公羊学、《史记》三家注等领域，这些成果为《史记》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也为纯文学论述打下了坚实的材料基础。

《史记》疑案研究所关注的是司马谈作史、太史公释名、《史记》书名、《史记》断限、《史记》残缺与补窜等问题。司马谈作史，从王国维、顾颉刚、李长之始，到时人赵生群、赖长扬、张大可均有考论。推断司马谈作史篇目37篇，涉及五体，因此“《史记》之作，迁遂不得专美，凡言吾国之大史学家与文学家者，必更增一人焉曰司马谈”（顾颉刚《司马谈作史考》）。太史公释名，历来有尊称说和官名说，以及以官称书名说，朱希祖提出司马迁从楚俗，自题太史令为太史公（《太史公解》，1936年《指言》半月刊第15期），张大可《太史公释名考辨》（《人文杂志》1982年2期）一文认为：“司马迁署官以名其书曰‘太史公’，既尊其父，亦是自题”，那“太史”就是官名，指“太史令”，“公”字为尊称。陈直《太史公书名考》（《文史哲》1956年6月号）一文称：“司马迁自定原名为《太史公书》。嗣后西汉诸儒多沿用此称，故《汉书•艺文志》列《太史公书》于“春秋”类。一变为《太史公记》，再变为《太史记》，三变为今《史记》。其他有称《太史公传》及《太史公》，均属演变中多种的名称。《史记》的断限，《太史公自序》记载有两说，一是起于陶唐，至于麟止；二是起于黄帝，迄于太初。朱东润《史记考索》一书对《史记》下限为太初元年的定论甚为客观。《史记》残缺与补窜集中于班固十篇亡书说（魏人张宴开出十篇亡书书目）和梁玉绳七篇亡书说，李长之却认为“《史记》只有零星的补缀，却无整篇的散亡”，《武帝纪》是《封禅书》的重抄，意在讽刺武帝的迷信鬼神。

马班异同考论是自古以来的争论焦点，从厚此薄彼的评论发端，到形成《史记》、《汉书》系统的文字、体例、风格、思想以及史法、文法的比较，以下诸家，功不可没。白寿彝的《司马迁与班固》一文针对唐扬班抑马（刘知几）、宋扬马抑班（郑樵）、明清马班并提的传统观点，自立新论，指出《史记》是“答复历史在怎样变化发展的”，司马迁有进步的人民性，而《汉书》却是“答复如何维持目前局面”，“用五经的道理将上下二百年的历史妥贴讲通”，意在维护汉室，该文肯定了司马迁在体裁与史识方面为班固所不及。施丁的论著《马班异同三论》，从历史编纂、史学思想、历史文学三方面作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细致比较，专立“论马班历史文学之异同”一节，从“写历史人物”、“战争”、“人情事故”、“历史环境”四点比较两书的异同，得出《史记》绘形绘色，生动传神，较为准确，《汉书》朴质规整、字简句省，较为刻板的结论。徐朔方著《史汉论稿》则另立一说，“作为文学，《汉书》比《史记》逊色；作为史学，《汉书》对《史记》有所发展”。韩国学者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也不失为一佳作，他从两书的“传记文之写作技巧比较”的角度陈述了两书文学风格的差异。

司马迁与公羊学的关系，从其自序师从大师董仲舒为据。杨向奎《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国史研究》1979年1期）一文说：“司马迁是前期公羊学派中的重要人物”，他继承公羊学传统有两立：一为后王立法而宣扬大一统；一为后人立法而颂扬反暴政。他又有两颂：一颂货殖，二颂游侠，意在向封建秩序挑战。赖长扬《司马迁与春秋公羊学》（《史学史研究》1979年4期）一文，认为公羊学的基础是“阴阳五行说”，其主要内容是“天人感应”，派生的观点有“历史循环论三统说”、“王权神授说”等等，司马迁对此持批判态度。吴汝煜《史记与公羊学》（《徐州师院学报》1982年2期），认为司马迁对公羊学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批判地继承，此文立论公允，有一定影响。

《史记》三家注研究以程金造50年代至70年代的五篇专论为代表，这些论文收入《史记管窥》一书，1985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论者考释谨严，举证精确，洞察入微，解决了清钱大昕提出的《索引》与《正义》“二书不相称引”的问题，他还考证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一书增录的千余条《正义》佚文的真伪。

文学文献学的长足进展为文学自身的研究提供了丰饶的材料。如1934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排印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这是继三家注之后的一次集大成的整理，涵盖中日120余种典籍，荟萃1200年来诸家之说于一编，与《史记》原文和三家注合排，并辑录《正义》佚文千余条补入注中，此书就涉及到部分学者对《史记》文学性的精典评价。

另外《史记》的版本整理、研究团体、现代科技信息成果也为《史记》文学研究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四、从文学本体论入手，《史记》的文学研究，全面而独到的论著以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成就为大。其书共八章，第一章的附录《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列举十条证据论证司马迁的生年，目的在于说明《史记》是其血气方刚、精力弥漫的壮年时代的创作，而“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苦闷，深情，这是那一个时代的共同情调，而作为其焦点，又留下了一个永远不朽的记录的，那就是司马迁的著作！”论者从西汉对齐学与楚文化的吸取层面指出了司马迁对南北文化的兼容。第三章至第八章，融汇西方学理，全面分析了司马迁的生平体验与创作的关系（李陵案是其一生创作的转折点），以及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的“风格之美学上的分析”。李长之说：“我写一部东西，很少是基于外在的动机，却往往基于自己的一点创作欲求。在我创作冲动不强烈时，我不能写；在我酝酿不成熟时，我不能写；在我没感到和自己的生命有着共鸣时，我也根本不能选择作为我写作的对象。”论著者是饱含着无限敬仰的深情完成研究的，他的情愫与司马迁的创作激情有相通的一面，超越了那些为论文而做论文的枯燥的研究，这本身就展示出文学的实质，即情感，加之受德国古典美学的习染，全书才情横溢，见解新奇。从中，我们也体会到论者的“设身处地”与“诗性智慧”对文学研究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对《史记》文学艺术性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一部难得的《史记》文学艺术总论的佳作，也是一部关于文学本体论的超越前人、启发后人的要著。

综合性非专题性研究的论著以聂石樵《司马迁论稿》、张大可《史记研究》等著作为经典代表，论者文笔洗炼，归纳完备。

总结一个世纪以来，就《史记》的各种文学性成就的阐释研究，可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

（1）《史记》的文学观。顾易生《司马迁的李陵之祸与发愤著书说》（《复旦大学学报》1980年2期）具体分析了李陵之祸对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直接影响。姚风林《论司马迁的文学观》（《北方论丛》1980年5期）较早指出司马迁有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把文学从传统的庞杂的学术概念中分离出来，给文学事业和文学家以崇高评价，提出“发愤著书”为中心的文学创作理论，探索和实践了以典型化为主要内容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等等。蒋凡则从《史记》的“实录”创作精神、创立“《春秋》义法”、“发愤著书说”、对于屈原等文学家的具体批评、地位及影响等五个方面作了精要提炼，可认作此问题研究的范例。此外，聂石樵、肖黎、何旭光、陈子谦、袁伯诚等学者也有相关的具体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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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记》的美学观。美学在80年代以来，一度成为研究热点，这一时代学术思潮也灌注进《史记》的研究。叶幼明《试论司马迁的美学思想》（《求索》1985年1期）一文认为，“真”和“雅”是司马迁的审美标准；“爱奇”是司马迁的审美原则，因之而使《史记》在思想和艺术表现方面都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风貌。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认为司马迁的美学核心和实质是自序中说的“舒其愤”或“舒愤懑”，“这在古代美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宋嗣廉《史记艺术美研究》一书也认为形成《史记》雄浑悲壮的美学风格的要素即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的非“中和”美学思想。何世华《史记美学论》就《史记》的美学特征作了全面论述，不过，在运用现代美学理论与《史记》所具有的美学特征的扣合分析上显得不足。

（3）《史记》的语言艺术。殷孟伦《试论司马迁〈史记〉中的语言》、《通过〈魏其武安侯列传〉来看司马迁〈史记〉的语言艺术》、桂秉权《司马迁善于灵活地运用虚词》、于永川《〈鸿门宴〉中的文言虚词的句式》、杨松浦《〈史〉〈汉〉语言风格的比较——试析关于项羽、刘邦和苏武的描述》、李孝堂《〈史记〉的语言艺术》、洁茫《性格化语言的创造和奠基——〈史记〉人物语言成就谈》等从不同的角度概括了《史记》语言的准确、生动、鲜活、简洁等特征。

（4）《史记》的散文风格。扬雄以“爱奇”，韩愈以“雄深雅健”，柳宗元以“峻洁”，苏辙以“疏荡”、“奇气”，刘熙载以“逸气纵横”，姚祖恩以“逸品”，章学诚以“质苍”、“轻灵”总结《史记》散文的深情、厚韵和雄健风格，前人之述备矣。今人的阐释也大抵如此，如苏仲翔《试论司马迁的散文风格》（《文学遗产增刊》1957年4期）、郑健民《司马迁散文风格探源》等。今人有开创性的见解是“爱奇”论的新解上，如刘振东《论司马迁之“爱奇”》（《文学评论》1984年4期）一文集合各家之说予以评论，指出《史记》奠定了中国叙事文学的民族传统特色。他认为“司马迁之‘爱奇’，就是对于‘奇人’——有特异性的历史人物的推崇与偏爱，至于‘旁搜异文’、‘多闻广载’等都是围绕着表现和突出有特异性的历史人物这一中心点派生的具体问题”。

（5）《史记》的传记文学特质。这是《史记》文学研究的又一焦点。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的《史记》部分首肯了《史记》写人为创造历史之主体的伟大，他说：“（司马迁）对于能发动社会事变之主要人物，各留较详确之面影以传于后，此其所以长也。”朱东润在《人物》1983年1期上发表《传记文学能从〈史记〉中学到什么》一文，高度评价了《史记》在传记文学方面取得的重大成绩。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传记文学新成就”一节从《史记》增加了故事情节、戏剧冲突、写进生活细节三点论述了其比先秦的史传更带有传记文学的性质。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一书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就《史记》人物传记的思想与艺术成就作了系统论述。在第三章中，论者认为《史记》人物材料取舍精当，结构安排巧妙，并运用多种艺术手法，生动地描绘和表现历史人物，如注意入细刻画历史人物和场面描写，运用心理描写、对比手法、细节描写等。另外《史记》人物传记的语言运用丰富多样，如在当时口语基础上创造出的“文言”，历史人物的语言，叙述人的语言，或是两者的有机结合，以及《史记》人物传记对民间谚语、俗语、民歌的运用等。这是一部成体系地研究《史记》人物传记的专著，与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可互看。李著的侧重点不同，论述“纪传体本身的特点即同文学有着一定联系”，“纪传体是文学发展的产物”，“纪传体标志着我国传纪文学的真正开始”，“同诗歌、散文等文学种类一样，古代传记文学也是一份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文学遗产”。而这一财富的发端正是《史记》，论者还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新解“列传”之名，很有创意。

（6）民间文学。由于学科分工的精细化，《史记》的民间文学价值也得到发掘，如杨迅《论〈史记〉的民间文学色彩》、鲁金波《〈史记〉的俗谚和民谣》、黄荣发《〈史记〉〈汉书〉俗语歌谣的引用及比较》等，以及一些专著中对《史记》文学艺术手法分析时也多有涉及。

（7）《史记》对后世散文、戏剧、小说等的影响。百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比起明清评点家札记式的感性观点更具分析体系，如李万均《史记与荷马史诗——中西长篇小说源头比较》、潘啸龙《论〈史记〉人物传记的浪漫主义》、季镇淮《司马迁传记文释例》、赵逵夫《论〈史记〉的讽刺艺术及其对〈儒林外史〉的影响》，以及吴汝煜《史记论稿》一书《试论〈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章中指出司马迁是古文家心目中的千秋宗匠，《史记》为唐宋散文的典范，不仅句法、章法、笔法有不少来自《史记》，而且其审美观也受其启示。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一书的《史记纪传体对我国小说发展的影响》的部分则专从传记体裁、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人物描写及方法题材等方面详尽分析了《史记》对后世小说的影响。

再从方法论来看，纵横比较方法兴盛一时。有的学者从《史记》篇目的自身比较，探讨互见法的运用，如孙绿江《从〈史记〉互见法看其历史价值观》、宋怀仁《互文见义——司马迁史笔札记》；有的学者侧重《史记》与前、后史籍的比较，贯穿古今中外，如《史记》与《春秋》、《左传》、诸子、《楚汉春秋》、《资治通鉴》等的比较，论文有刘节《〈左传〉〈国语〉〈史记〉之比较研究》、陈其泰《司马迁与孔子：两位文化巨人的学术关系》、莫砺锋《〈左传〉人物描写艺术对〈史记〉的影响》、黄新亚《论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刘一龙《论〈史〉〈汉〉重叠部分的思想内容和语言艺术的差异》、李尔纲《〈史记〉〈汉书〉许慎注通考》；有的学者把《史记》与西方史籍作比较，有李少雍《司马迁与普鲁塔克》、刘清河《从〈旧约〉与〈史记〉的比较试探东方文学的一点规律》、夏祖恩《试比较司马迁与修昔底德的经济史观》、胡凤章《希罗多德与司马迁》等文。这一时期学者也涉猎了《史记》与档案学、地方志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五、对《史记》研究存在的问题，早已有专家关注。张大可曾在《史记研究》书中提出《史记》研究要注意三点，即“不要用今人的思想去改铸古人”，“不应为尊者讳”，“不能以偏概全”；还在《三十年来〈史记〉研究述评》一节中指出应注重文、史比较的方法对《史记》内容进行更加系统的研究。张论甚为切实。

纵观《史记》文学研究在百年之间的进展，令人喜忧参半，丰硕的成果不必再论，而论著的重复与欠专精，是一个较突出的问题。比如就《史记》的讽刺艺术与互见法、人物描写特点而论，专著中有专节论列，单篇论文还有数百篇，而论述内容基本雷同，严重缺少创新。表现《史记》百科全书式的综合研究已达到一个顶峰，论者此后应开掘新的学术空间，否则就是浪费精力与物力。同时，为出版的商业利益或是其它利益而驱动，极个别研究者的某一专著改头换面，一出再出，而书中内容百分之九十是老样子，仅仅在序言部分稍事润色修改。这是不遵从学术规范的行为，在学术道德下滑的今天，古典文学研究最应保持学术规范与本色，上述弊端应及时制止。

其次，《史记》研究的文学本体论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这有两方面因素，一是中国的文学理论在散文方面最为忽略，诗论、词论显得发达。二是《史记》文学研究者自身知识结构的问题，在熟悉古典文献与古典文学研究范式的同时，没有充分地把握西方文学理论，有的学者甚至自身对古典文论也缺乏深入了解，结合古典文论释《史记》的文学观，百年以来不外是“发愤著书”论而已。50年代前苏联文论的教条化吸收，对文学的典型性与形象性格外强调，但这对《史记》这样的史传散文难以找到更多的契入点。80年代西方文论纷纭而至，《史记》研究者一方面缺乏古典文论的严格训练，另一方面因语言局限对西方学理无从运用。中西文论并不是不存在沟通点，叶嘉莹教授用符号学、象征主义析词的方法不失为新学术空间的拓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叙事学的理论完全可以借鉴来分析《史记》人物列传的叙事风格，笔者以为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也可用来解释《史记》对下层人物讴歌的艺术策略。如巴赫金通过对狂欢节中人们笑谑地给国王加冕，继而罢黜的仪式的经典分析发现，那些被加冕的人是和国王有着天壤之别的奴隶和小丑，而罢黜则代表了加冕的最终完成，人们扯下帝王的服装，嘲弄他们的权威，甚至讥笑和殴打他，这就鲜明地表现了狂欢式的交替和更新精神。笔者认为司马迁通过塑造民间英雄人物而对现实进行批判，对民间文化、民间文学给予高度赞誉的内在思理逻辑，即象征着司马迁内心充溢着更替和更新的激情。当然，具体的《史记》文学研究既要适应现代学术范式，又不失本土文学研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吸收西方学理时，既不做外来知识的纯粹消费者，又不成为僵化的研究形态的护卫者，而应取开放的创新的研究态度。随着世界学术交流的加深，大陆本土学术的现代化转型的争论已持续良久，虽然非西方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即是“传统社会”（非西方）向“现代社会”（西方）的转化的论调不断受到挑战和批评，但中国现代学术范式的构建仍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笔者并不主张割裂传统，仅以简单的二元对立来强调《史记》文学研究的转化，但这一思维的转变是应当具备的。台湾中青年学者在这方面的尝试做得不错，他们对《史记》的文学研究，除了用传统的考证、校勘、比较等方法之外，注意消化西方学理，从新的角度去重新认识和评价《史记》的文学成就，在学术方法和结论上有所突破。

再次，《史记》作为体大思精的巨著，应为现代生活建构一种在全球化潮流中保持民族性的人文精神。历史传统总是浓缩并渗透于现实生活，把它转化成一种动力，在面对西方学术冲击时，表现出自己民族的生机。这就要求《史记》学术研究具备现代学术规范的条件，既有材料的进一步发现、整理、考证和诠释的过硬功夫（研究者的传统国学素养是必须好好修炼的），又有新学理的吸纳、运用、释疑、解难的贯通才干。

 

王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