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俄罗斯的文学巨匠。在人生哲学和社会伦理问题方面也是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他的文学作品以探索人生与道德伦理为主题。其影响大的伦理思想是生命理论和以非暴力抗恶的伦理观。另外，关于道德自我完善的理论和实践也有一定的影响。

尽管人们对托尔斯泰的人生哲学和道德哲学评价不一，但一致认为他是一位言行一致、道德观点与自身实践相统一的人。他在道德自我完善事业上所作出的努力是令人钦佩的。

他说，要寻求生命的目的和意义问题的正确答案，不必到实证科学和形而上学中去寻找，而要到普通百姓和宗教中去寻找。他说，“如果我想活下去并理解生命的意义，我就不应该向那些已经丧失生命意义并想自杀的人，而应该向亿万前人和今人，构成生活并把自己的与我们的生活担在肩上的人那儿去寻找生命的意义”为了寻找生命意义的正确答案，他就和贫穷、朴实，虽然没有学问但是有信仰的教徒、香客、修士、农民接触，观察他们的生活和信仰，并得出三条重要的关于人生目的和意义的结论：

1.要理解生命的意义，应该首先使生命本身不再是毫无意义和罪恶的。他认为那些以剥削为生的生命是寄生虫的生命，沉迷于情欲的生命也是罪恶与荒谬。这些生命都是毫无意义的，都不是真正的人类生命。他说，创造生活的劳动人民的行动是惟一真正的事业，他们的生活所具有的意义是真理。劳动人民中，理解生命的意义，善于生也善于死的人不是两三个，十来个，而是几百、几千、几万万个。

2.鸟儿活着就是要飞翔、觅食、筑巢；山羊、兔子、狼活着就要吃食、繁殖、喂养自己的后代。它们的生命也是合理的，幸福的。人也应该像动物那样去谋生，惟一的区别在予人单独去谋生就会死亡。因此，人必须为大家，而不是为自己一个人谋生。只有这样做的时候人的生命才是合理的、幸福的、有意义的。

3.关于生命是什么，生命的意义的知识不是来自理性，而是来自宗教信仰。他说：合乎理性的认识，使我承认生命毫无意义，我的生命停顿了，于是我想毁灭自己。对我来说，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可能性都是宗教信仰提供的。他认为，无论何种宗教，都赋予人的有限生命以永恒的意义。只有在宗教信仰中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可能性。宗教信仰是生存的力量。只要人活着，总有宗教信仰。没有信仰，人就无法生存。

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不但把圣经规定的基督教道德作为行为准则，也把基督教倡导的忏悔、相互服务、忘我精神等道德律法作为道德自我完善的准则。他进行道德自我完善的第一个方法是忏悔。他在52岁时写了一篇“忏悔录”，认真、坦白而真诚地进行忏悔。他在忏悔自己年轻当兵时的表现时写道：想到这几年，我不能不感到可怕、厌恶和内心的痛苦。在打仗的时候我杀过人，为了置人于死地而挑起决斗。我赌博、挥霍、吞没农民的劳动果实，处罚他们，过着淫荡的生活，吹牛撒谎，欺骗偷盗，形形色色的通奸、酗酒、暴力、杀人……没有一种罪行我没有干过，为此我得到夸奖，我的同辈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我是一个道德比较高尚的人。他认为有没有忏悔之心是人与人最重要的、最本质的区别。有忏悔之心的人就会不断进步，没有进步的原因是没有忏悔之心。他不但对自己的过去进行忏悔，而且通过记日记，感到他是一位真正虔诚的基督教徒。例如，在1891年2月21日他写道：我是一个伪君子，……我在上帝面前为了善而活着，一面又为了名活着，让名把我的灵魂弄脏到这种程度，我阅读报刊的时候，总在寻找自己的名字，听人谈话的时候，也总是等着别人谈起我来，我的灵魂已这般污秽。我每天说，我现在不愿意为了今生个人的肉欲，为了尘世的虚名活着，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为爱而活着，可我还是为了今生个人的肉欲，为了尘世的虚名活着。

托尔斯泰进行道德自然完善的第二个方法是日日行善。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必须每天做三件事，一受教育，二在诗歌方面用功，三行善。他每天都要检查这三件事做得怎样。为了坚持日日行善，自己动手生火、打水、做饭、洗脸，把干家务活看作是道德自我完善的措施。他进行道德自我完善的第三个方法是从事慈善事业。在他生活的年代，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在俄国开始发展的时期，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在莫斯科等大城市出现了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里所描述的情况。当时，托尔斯泰生活在莫斯科，提出贫困人口调查的计划。他走访贫民区，与不幸的人们交往，了解穷人的需要和困难，帮助失业工人找工作，资助贫困工人子女上学，安排老人进养老院和福利院，做了大量慈善事业。他还积极向贵族老爷们作宣传，企图唤起他们的同情心，出资帮助穷人。他说，这既能使莫斯科不会有穷人，也使贵族老爷们能心安理得地享受安乐生活。这使他在莫斯科有很高的道德威望，赞扬他是一位心地善良，道德高尚的文学家。他自己乐善好施，常常资助穷人，因此名气很大。要求资助的人也越来越多。托尔斯泰希望通过道德自我完善的方法唤醒富人的良心，帮助穷人，解决社会问题。实践证明，这是行不通的。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发展社会生产力，单纯通过道德自我完善，依靠人道主义的慈善事业既不能解决社会贫困问题，也摆脱不了自己的苦恼。

托尔斯泰提出的非暴力抗恶学说，是在20世纪初影响很大的著名伦理观。它与印度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主义运动构成世界上独具特色的政治思潮，拥有众多的崇拜者和信徒。

他提出非暴力抗恶的学说，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正值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时期。当时，英、法、德、俄等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极其尖锐，为了争夺殖民地，进行扩军备战，不断强化国家的暴力机器。俄国是个封建专制军事帝国，不断对外侵略扩张，对内镇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他目睹频繁出现的暴力事件，痛心疾首，悲愤异常。在1900年7月17日，意大利发生国王亨伯特被暗杀的暴力事件。他发表了《不可杀人》一文，提出不应该去杀害皇帝们，而应当停止支持各国社会制度的非暴力抗恶的主张。1908年5月10日，他在《俄国导报》上读到有20个农民因抢劫地主庄园而被沙皇政府判处绞刑的消息，他写了《我不能沉默》一文，控诉沙皇政府的暴行。1905年1月9日，彼得堡发生“流血星期日”暴力事件，沙皇军队向10多万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开枪、砍杀，当场打死1千多人，打伤2千多人的流血事件，导致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正当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展开激烈搏斗的时候，列夫•托尔斯泰的非暴力抗恶学说应运而生。论述非暴力抗恶伦理观的主要文章有：《天国就在你们心里》、《不可杀人》、《论末世》、《给一个中国人的信》、《当代的奴隶制度》等。非暴力抗恶学说的主要观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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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是任何道德的首要和惟一的基础他认为生命是不可衡量的存在。杀人是最可怕的罪恶。他说，生命是没有重量、没有长度，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衡量的存在。因此，为了一个人的生命去毁灭另一个人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他认为，杀人，乃是人的罪恶中最可怕的罪恶之一。不管杀谁，杀人总是罪恶，正如通奸、偷盗总是罪恶一样。他认为，暴力是恶，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不管杀的对象是谁，也不管是否根据统治者的意志，都是恶。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任何道德的首要的和惟一的基础。如果允许暴力杀人、行凶，就不可能有什么道德学说。

2.战争就是大规模杀人，宣扬正义战争就是为杀人的罪恶辩护他说，国家实行普遍兵役制，就是要求每一个人准备去杀人。任何一场战争，总是伴随着耗费巨资，毁坏庄稼、奸淫掳掠、烧杀挞伐等罪恶。人们宣扬所谓正义战争、颂扬战士的功勋、宣扬对军旗、对祖国的爱，就是为杀人的罪恶作辩护。他认为，一年战争对人民的毒害，超过一百年狂热暴徒的单独行凶作恶的总和，超过数以万计的抢劫、纵火和凶杀案件的总和。因此，他提出必须反对一切战争，反对一切暴力行动。

3.使人民饱受战争之苦的不是哪个具体人，而是社会制度，因此，杀死皇帝是白费力气他反对暗杀皇帝的暴力行动。他在评论无政府主义者杀死意大利国王亨伯特的暴力事件的《不可杀人》一文中指出，杀死皇帝就跟神话里讲的斩妖一样白费力气，杀掉妖魔的脑袋以后，又会长出新脑袋。老皇帝杀死了，新皇帝万岁，何必去杀他们呢？他认为使人民饱受压榨和战争之苦的，并不是哪个具体人，而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所以不应该去杀害皇帝们，而应当停止支持产生皇帝的各国社会制度。

4.停止支持各国社会制度的办法是拒绝执行杀人命令、拒绝一切与暴力有关的职务和活动他认为，人们支持各国现存制度是暴力机关得以存在，战争等暴力杀人事件得以发生的根本原因。人们为了自己的一点小小物质利益而去当兵杀人，当警察抓人。他要求人们认识到，交纳用于雇佣军的税收就是怂恿杀人。参军入伍或当警察就是参与杀人。接受元帅、部长、税收员、证人、村长、陪审员、省长、议员等与暴力有关的一切职务就是支持现行制度。他认为，只要人们克服自私自利之心，不接受暴力政府的一切职务，不交纳税收，不求助政府用暴力来保护自己的土地、财产、安全和幸福；青年拒绝参军，士兵拒绝开枪和搏斗，警察拒绝向平民开枪；只要人们清醒过来，停止相互残杀，就可以根绝使人民饱受压榨之苦和战争灾难的社会制度。他说，“俄国革命应该摧毁现存制度，但不是用暴力，而是消极地用不服从的办法。”

5.革命暴力无法制服国家权力，也不比旧国家暴力好，因为它也杀人，也在行恶他说，19世纪的欧洲充满用暴力革命摧毁专制国家制度的尝试，但都反而使统治阶级的权力更加强了。从前让人民吃尽苦头的旧国家暴力要不得，用革命暴力建立的新的国家暴力也要不得。前者不比后者坏，后者也不比前者好，所以应当摆脱一切国家暴力。他认为，在1905年革命活动中出现的新的暴力形式也是砸烂、破坏、罢工，而主要是自相残杀。不能说杀这一部分人是罪恶，杀另一部分则不是罪恶。在他看来，双方都在杀人，因此都在行恶。

非暴力抗恶的伦理观来自基督教教义。基督教有一条重要的道德戒律就是“不可杀人”。托尔斯泰在有关非暴力抗恶的论文里反复地摘引和论证这一道德戒律的重要意义。他说：“基督教教义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惩罚不合理、惩罚有害的道理，指出人类的主要灾难来自一些人以惩罚为借口对另一些人施行暴力。他的学说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于揭露沙皇专制政权残暴统治人民的罪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一学说具有很大局限性。他从抽象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观点出发，不加阶级分析地认为一切暴力都是恶，就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其要害在于：他既反对剥削阶级滥杀无辜，也反对革命暴力惩罚坏人；既反对非正义战争，也反对正义战争；他不加区分地反对一切国家权力。（选自《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1997年第5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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