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伪善。在善与恶的交战中，“伪善”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中介。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存在着善与恶的斗争，就有伪善存在，就有达尔杜弗式的人物。在同伪善人物的斗争中，人们意识到，大密斯那种直来直去、当面揭穿的办法在道德上是好的，从策略意义上说却是愚蠢，往往把自己置于尴尬境地。对付伪善的办法之一是“伪善”──这是人们在长期斗争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当全家人都被置于达尔杜弗奸诈的鹰爪之下时，奥尔贡的年轻妻子终于想出了一个反败为胜的办法，即剧本第二个令人叫绝的“突转”，这是一个圈套：她约达尔杜弗来幽会，而让愚蠢的丈夫钻在桌子底下偷听。这回达尔杜弗果然中了圈套，居然厚颜无耻地让艾耳密尔用“实实在在的好处”来满足他的情欲。当艾耳密尔假意说这样做会得罪上帝时，达尔杜弗竟说：

“如果您自己有上帝和我的爱情作对，去掉这样一种障碍，在我并不费事，您大可不必畏缩不前。”

“不要害怕，满足我的欲望吧！”

第四单元莫里哀与《伪君子》第四单元莫里哀与《伪君子》“眼见为实，耳听是虚”，奥尔贡终于醒悟了。这个圈套是戳穿骗子的决定一环。这种手法就戏剧技巧而言是常用的，在法文中叫“Lescontrelemps”，也就是“请君入瓮”之意。在中国传统戏曲乃至现代舞台、银幕上依然是百用不厌。过去是把人藏在柜子里、桌子下，现代则使用录音机、录像机录下实情，以戳穿伪善者的假面。

“以‘伪善’对付伪善”不仅是莫里哀的艺术技巧，而且是他所不能不取的生活哲学。他深知写作《伪君子》鞭挞圣体会的奸诈之徒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因此，他是极其小心谨慎的，努力表明他绝不是反对教士，而只是反对伪教士：“材料需要慎重，我竭尽所能，仔细从事；为了保持人对真信士应有的尊重和崇敬，我尽量把真信士和我要刻画的性格区别开来；我没有留下模棱两可的东西，我去掉可能混淆善恶的东西；我描画的时候，也只用鲜明的颜色和主要的特征，人一接触，立时认出他是一个真正、地道的伪君子来。”剧本中特设一个人物克莱昂特（奥尔贡的妻兄）多次出场正面阐明真教士与伪君子的区别。显然，莫里哀为自己定下的这一条“界限”，也许是出于道德上的真诚，更多的可能是防范圣体会的攻击。无论出于什么动机，这种“界限”，把人物性格单一化、表面化了。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伪善源于基督教义的悖逆自然人性，伪善的产生同基督教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谨守着真教士的界限，表明莫里哀不认识或不敢正视伪善与基督教的必然联系，而只能把它当作一种“恶德”来加以鞭挞。为了不让圣体会的恶徒抓住辫子，惟恐人们把真假混淆，他“没有留下模棱两可的东西”，“只用鲜明的颜色”。这种内含恐惧的对单一性的追求，使达尔杜弗的性格更加趋于单一和肤浅。

莫里哀在戏剧冲突已经解决（用骗局使奥尔贡认清了达尔杜弗的丑恶嘴脸）后，又突起波澜，让达尔杜弗以“秘密文件”相要挟。在危急万分之时，由于国王明察，使奥尔贡一家获救，骗子伏法。从戏剧艺术的内在发展来看，这是一个“蛇足”，但作者这一安排的用意是良苦的：他需要路易十四的保护和恩宠，特别是在他预感到这部作品将会受到圣体会的抨击时。

事情果如莫里哀所料。《伪君子》刚试演了前三场，圣体会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指向他们的，便怂恿路易十四的母亲出面禁演。路易十四不能不以“圣上对宗教一向特别情重”为由，下令《伪君子》暂时不要公演。莫里哀也不能不说“达尔杜弗之流，暗中施展伎俩，赢得圣上的恩意。他（指攻击莫里哀的教堂堂长卢莱）看也不看我的喜剧就把它说成魔鬼的制作，把我的脑壳说成魔鬼的脑壳，我是一个装扮成人，有肉身子的魔鬼，一个自由思想分子，一个应该作为借镜、处以极刑的不信教的人。拿火把我烧死赎罪，还太便宜了我。这位狡猾高尚的人，抱着恻隐之心，不肯就此罢休：他不愿意我得到上帝的赦免，一心一意要把我打入地狱，而且毫不犹豫。”为了争取上演，他不能不改头换面，剧名改为《骗子》，主人公改名巴女耳弗（Panulphe)，着交际家而不是教士的装束。

二、关于“扁平”人物。在如此众多的敌人的围攻之下坚持对伪善的斗争是非常感人的。但莫里哀不可能超越他的时代。众多的法规也有形无形地影响着他。他不可能逃脱道德说教和劝善性艺术的窠臼，在人物塑造上也不可避免地遵循着古典主义的类型说或定型说。他的全部艺术才华不是集中运用于发掘人物的深度，而是歌颂美德、鞭挞恶德，人物常常成为某一种品德的形象载体。例如达尔杜弗是“伪善”的同义语，而阿巴公（《悭吝人》的主人公）则是“吝啬”的代名词。英国小说评论家福斯特（E.M.Forster,1879—1970）称这种围绕着单一概念或品质塑造出来的人物为“扁平（flat)人物”，或叫“象征（type)人物”或“两度（twodimensional)人物”。莫里哀笔下的这类人物易辨、易记，具有惊人的鲜明性和生动性，然而与此相关的缺点就是肤浅和单调。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赞美莫里哀的《伪君子》有针砭现实的勇气，却批评他笔下人物的浅薄：“一个能够在伪善的社会面前狠狠地击中虚伪这条多头毒蛇的人，就是伟大的人物！《伪君子》的创作者是不会被遗忘的。”但是，“达尔杜弗这个人那么缺少计谋，他只能欺骗一个人，而那还是因为这个人是一个蠢货，真的，要是和莎士比亚《奥赛罗》中的伊阿古相比，那就‘小巫见大巫’了。”普希金也曾把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同莫里哀的相比较：“莎士比亚创造的人物不是莫里哀笔下的只有某种热情或恶行的典型，而是具有多种热情、多处恶行的活生生的人物；环境把他们形形色色的多方面的性格展现在观众面前。莫里哀笔下的悭吝人只是悭吝而已；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却悭吝、敏捷，怀复仇之念，抱舔犊之情，而又机智灵活。莫里哀笔下的伪君子追逐自己恩人的妻子，是假仁假义的，接受财产的继承权是假仁假义的，要一杯水是假仁假义的。莎士比亚笔下的伪君子以虚假的严厉态度宣读判决书，但他却是公正的，他处心积虑地借对一名绅士的判决来为自己的残忍作辩解；他用强有力的引人入胜的诡辩而不用杂以虔诚和殷勤的可笑态度勾引童贞少女。”

悲剧、正剧、喜剧对人物塑造的要求是不同的，悲剧人物往往是复杂型，而喜剧人物宜为单一型。这种单一型的人物，英国小说家福斯特称其为“扁平人物”，他将复杂性格的人物称之为“圆形人物”。两种类型的人物在文艺作品中各有其存在的价值，无问轩轾。我们可以效法普希金，将中国文学中的伪善人物如《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同达尔杜弗比较，也会认为曹操更为深刻有力，但曹操属正剧人物。在喜剧范畴里则不能如此塑造。从这个意义上说，“扁平人物”也可以不朽。

 

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