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词义内部的关系不很清楚，即从语素义不容易直接推出词义来

一是词中包含的语素义比较生僻。比如“乖戾”的意思是“乖僻、粗暴”；“出类拔萃”中“萃”意思是“草”；“振聋发聩”中“聩”意思也是“聋”；“自怨自艾”中“艾”意思是“治理、惩治”：这些语素义都需要经过解释才能明白。二是词义中包含了典故。比如“鱼肉、中肯、染指”等，如果不了解典故、历史及词义的引申过程，就无法仅从语素义推知整个词义。例如“鱼肉”并不是“鱼和肉”或“鱼的肉”的意思，该词出自《史记•项羽本纪》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一句，意思是“任人宰割的东西”，进一步又引申出“像对付菜板上的鱼和肉那样欺凌残害人民”的意义。三是词义是语素义的借代、比喻用法。比如“细软、私房、谈吐、裙钗”的词义就是语素义的借代用法；“城府、虎穴、鬼胎、死胡同”的词义就是语素义的比喻用法。四是词语中的语素义一下子看不出来，需要考证才能弄明白。比如“姑娘”，就既不是现代意义的“姑”，也不是现代意义的“娘”，而指的是“未婚女子”，这就需要考证语素的古代意义。再如“小时”是相对于“大时辰”（一天分成12段）的“小时辰”（一天分成24段）这个古代词语的简缩形式，结果从词语形式就看不出语素义和词义的关系了。此外像“麻利、大方、冬烘”等词语，由于构成词的所有语素的意义都已失落，当然也就无法从语素义看出词义，差不多就相当于一个语素或者说是一个单纯词了。

4.2词义的义素分析

一个词的意义可以分析为若干义项，一个义项也可以进一步分析为一束更小语义元素的集合，比如把“哥哥”与同类的“弟弟、姐姐、妹妹”等词对比，就可以得出它的语义成分：“＋同胞/＋男性/＋年长”。又如把“靴子”与同类的“鞋子、袜子”等词对比，就可以得出它的语义成分：“＋穿在脚上的东西/＋有筒/＋走路时着地”。这种由分析义项得到的词义的区别特征就叫作“义素”。义素可以看作是词义的“语义原子”，是一种不与语音形式相联系的抽象的语义单位，因此义素是不能直接观察到的。“义素分析”就是把词语的义项进一步分析为若干义素，用来说明词义之间的异同以及词义之间各种关系的方法。

义素分析通常可以按三个步骤来进行：第一步是找出一组相关的词语，确定对比分析的范围。对比的应该是指称同一种类对象的词语，比如分析“哥哥”的义素就不能用“看”来对比，因为前者是一种人际关系，后者是一种动作行为；也不宜用“司机”来对比，因为“哥哥”和“司机”虽然都指人，但前者是一种亲属称谓，后者是一种职业称谓。所以分析“哥哥”的义素，就要从“哥哥”与“弟弟、姐姐、妹妹”的对比开始，因为这些词同属“亲属关系”中“同胞”这个类；分析“靴子”的义素，就可从“靴子”与“鞋子、袜子”的对比开始，因为这些词同属“衣着”中“穿在脚上的东西”这个类。第二步就要运用对比的方法找出不同词义在语义元素上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比如要分析“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的义素，可以先从中提取出共同义素“同胞”，然后比较“哥哥”与“弟弟”，提取出区别义素“年长”和“年幼”，再比较“哥哥、弟弟”与“姐姐、妹妹”，提取出区别义素“男性”和“女性”。再如分析“鞋子、靴子、袜子”的义素，可先提取共同义素“穿在脚上的东西”，然后比较“鞋子”和“靴子”，提取出区别义素“无筒”和“有筒”，再比较“鞋子、靴子”与“袜子”，提取出区别义素“走路时着地”和“走路时不着地”。利用这些共同义素和区别义素，就不仅可以使这些词的意义互相区别开来，而且也可以使它们同其他词语相区别。第三步还需要以一定的方式整理说明，使分析结果能准确反映词义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一方面是义素分析的结果不能过宽或过窄。比如“男人”的义素若分析为[＋男性/＋人]则失之过宽，本来不属于此类的“男孩”也被包括进去。“雨衣”的义素若分析为[＋穿在身上/＋防雨/＋用塑料制成/＋衣物]则失之过窄，本属于此类的用帆布、橡胶等制成的雨衣就被排除在外了。另一方面是义素分析的结果还应力求简明。比如“女人”的义素分析为[－男性/＋成年/＋人]就足够了。如果再加上[＋体内能产生卵细胞/＋会说话/＋有思维能力]三个义素，就是多余的，因为这三个义素中，前一个已可以从[－男性]中推知，后两个已可以从[＋人]中推知。

义素分析在词义研究中有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可以清楚说明词义的异同，有利于学习、掌握和研究词义，特别是同义词的词义。比如“边疆”和“边境”的词义相近但又有所不同，义素分析就可以清楚地把二者的异同揭示出来：“边疆：[＋国土/＋靠近国界/＋范围大]”，“边境：[＋国土/＋靠近国界/－范围大]”。其次是有助于说明词语组合的语义限制条件。比如汉语可以说“男孩在笑”、“邻居们在聊天”，但一般不能说“?石头在笑”、“?小山羊在聊天”，其原因就在于“笑、聊天”等动词都要求表示动作发出者的词语必须具备[＋人]这个义素，而“石头、小山羊”就不具备这样的义素。

4.3同义词和同义词辨析

不同的词语表达相同或相近的意义，这些词就可以叫作同义词。比如“凉快—凉爽”、“流放—放逐”、“保护—庇护”、“散步—溜达”等。

同义词应该具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同义词中几个词语的词义所概括反映的对象必须相同或者基本相同，因而指称某一大类事物的词和指称这一大类事物中的某一小类的词就不能构成同义词，比如“衣服”和“衬衣”，“水果”和“苹果”，就不是同义词。指称事物整体的词和指称整体中某个部分的词也不能构成同义词，比如“房子”和“房间”，“手”和“手指”，也都不是同义词。其次，同义词是就特定语言或方言而言的，因而不同语言或方言中表示同一意义的词不能算是同义词，比如普通话的“玉米”和成都话的“玉麦”，就不能算是同义词。最后，同义词实际上不完全是词与词的关系，而是词的义项之间的关系。比如“熟”有好几个义项：在“植物的果实完全长成”这个义项上可与“成熟”构成同义关系；在“因常见或常用而知道得清楚”这个义项上就与“熟悉”构成同义关系；在“精通而有经验”这个义项上又与“熟练”构成同义关系。

同义词中有的词的意义完全相同，有的词的意义则大同小异，因而同义词中又可分为“绝对同义词（等义词）”和“相对同义词（近义词）”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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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义词是指词义的外延和内涵完全相同的词。造成等义词的原因有多种：一种是借用外语词或方言词的结果。比如汉语借用外语词产生的等义词有“维他命—维生素”、“米—公尺”、“麦克风—扩音器”等，汉语普通话借用方言词产生的等义词有“晓得—知道”、“脚踏车－自行车”、“番茄－西红柿”等。再一种是命名理据不同或词语简缩的结果。如“热水瓶－保温瓶”、“计算机－电脑”、“电风扇－电扇”等。三是由构词成分顺序颠倒造成的，如“山河—河山”、“演讲—讲演”、“严谨—谨严”等。等义词意义完全相同，因此只会徒然增加人们的记忆负担，在语言表达上也就没有什么积极作用。因此一般来说等义词大多不能长期存在，要么逐渐分化出细微的差别；要么最终只保留一个。比如“批评”和“批判”原来的意义是相同的，而现在意义上已经有了轻重差别而成为近义词了。“德律风”和“电话”原来是等义词，现在则一般只用“电话”，借自外语的“德律风”已退出日常交际。

近义词是指词的意义基本相同但又有细微差别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一般所说的同义词主要就是指这种类型。近义词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在表达上有各自的分工和职责，所以在说话和写作时要注意选择恰当的近义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不能用错。近义词又是一种很好的修辞手段，善于选择和运用近义词可以使语言表达精密、得体、富于变化，从而增强表达效果。近义词之间的差别可以表现在词的理性意义上，即近义词的词义概括反映的对象虽然相同，但在强调的重点、方面或达到的程度上却有所不同。比如“改善”和“改进”都指改变原有的情况使其更符合人们的愿望，但前者强调更好一些，后者则强调更进步一些。“优良”、“优秀”和“优异”都表示“好，使人满意的”，但在达到的程度上“优秀”高于“优良”，“优异”又高于“优秀”。近义词在理性意义上的差别，往往会影响到词语的搭配习惯，在用法上也往往有所不同。比如“改善”可以和“生活、条件、关系、待遇”等词搭配，“改进”则只能和“方法、工作”等词搭配。近义词之间的差别也可以表现在非理性意义即附加色彩上。其中有些近义词的差别主要表现为感情色彩不同。比如“教师”是中性的，“教书匠”则是贬义的。“行为”和“行径”都是“受思想支配而表现在外面的活动”的意思，但前者既可以用来指好的活动，也可以用来指坏的活动，而后者只用来指坏的活动，是贬义的。也有些近义词的差别主要表现为语体色彩的不同。比如“爸爸”和“父亲”理性意义相同，但前者常用于日常交谈，带有口语色彩，后者则一般用于书面写作，带有书面语色彩。“聪明”和“聪颖”都指“智力发达，记忆和理解能力强”，但前者是通用词，后者则带有书面语色彩。还有些近义词的差别主要表现为形象色彩的不同。比如“狮子狗”和“哈巴狗”指同一种狗，但前者能使人联想到长着长毛的狮子的形象。近义词在附加色彩上的差异会影响这些词的运用领域。比如当人们要以褒扬、赞许的态度去谈论某一事物时，就会选用褒义词；当人们要以贬斥、厌恶的态度去谈论某一事物时，就会选用贬义词。

五、参考文献链接

●郭良夫(《词汇》，商务印书馆，2000年。有删节）

同义词，可以说有两种。一种是意义完全相同的，有的书上叫做等义词；一种是意义大致相同的，有的书上叫做近义词。晋代郭璞（276－324）在注《尔雅》的开头说：“此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这就是说，同义词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有方言的原因。从《尔雅》来看，从扬雄（前53－后18）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来看，研究的确实是“古今之异言”的同义词，“方俗之殊语”即各地方言的同义词。由历史原因和方言原因形成的同义词，其中有很多都是意义完全相同的词。描写一个语言里的同义词，不能把古今异言中同义的，各地方言中同义的，放在一块儿来研究。我们要研究的是现代汉语同义词。既然是现代汉语，当然就不是古今“异言”。方言的叫名不一样，意义完全相同的，例如“向日葵”，方言中有“葵花、朝日葵、朝阳葵、转日葵、转日莲、转莲、望日莲、朝日莲、老爷转、爷爷转、朝爷花、日头花、朝阳花、朝日转、朝日蒲、向日黄”等，名称不同，意义完全相同。这种同义词，即所谓等义词，是方言词汇研究的范围，不是现代汉语普通话词汇研究的范围。语言的事实是，意义和用法完全相同的同义词，很难长期并存。例如鲁迅1920年7月写的《一件小事》：“巡警走近我说：‘你自己雇车罢，他不能拉你了。’”鲁迅1920年10月写的《头发的故事》：“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现在只说“警察”，而“巡警”早就淘汰了。在鲁迅的早期著作里，“国民”和“人民”的意义是相同的。后来这两个同义词的意义就分化了：“国民”指的是具有某国国籍的人，“人民”是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意义分化，用法也有所不同。这个事实说明：两个同义词不能长期并存，不是一个被淘汰，就是两个词在意义或用法上分化了。由此可知，一个语言里的同义词，如果能够长期并存，必然是在意义或用法上有差异。我们要研究的正是大同小异的同义词。

不言而喻，意义相同才能形成同义词，但是一般所说的同义词，总是同中有异的。因此需要辨析，揭示相同之中的差异。（1）被认为意义和用法完全相同的同义词，其实也表现出许多差异来。例如“礼拜（日；天）和星期（日；天）”，好像是一对所谓“等义词”，实际上还是有不少相异之处。（a）“礼拜日”和“星期日”相同的意义都是“休息的日子”，所以才成为同义词。但是在这个相同的意义之中就存在着差异。例如朱自清《欧游杂记•德瑞司登》：“德瑞司登（Dresden）在柏林东南，是静静的一座都市。欧洲人说这里有一种礼拜日的味道，因为他们的礼拜日是安息的日子，静不过。”“礼拜日”蕴涵的这个意思来源于《旧约全书•创世记》：“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显然，“星期日”就不含什么“圣日”的意思在里头。（b）由于蕴涵的意义不同，用法也就有了差别。只能说“做礼拜”，不能说“做星期”，只能说“歇礼拜”，不能说“歇星期”。（c）除了一般所说的，“礼拜”多用于口语，“星期”多用于书面语以外，还有一个习惯不习惯的问题。（2）在构词上有一部分相同的词，它们的差别可能表现在那一个不同的成分上，但也不一定。因为一个词是一个整体，不能拆出一个成分来，单看它的字面意义。例如“保护”跟“庇护”是同义词，但是它们的差别并不表现“保”跟“庇”的表面上，不能望文生义。（3）构成成分不同的同义词，意义上的差别十分细微。例如“仿佛、好像、似乎”是一组同义词，都是“大致如此”的意思，可以通用，但效果不一样。让我们用朱自清的《欧游杂记》和《温州的踪迹》中的几个词作例子，说明其间的差别。（a）“仿佛”，表示置身其中，亲身感到的意味较深，主观色彩较浓。例如“中国人到此，仿佛在江南的水乡；夏初从欧洲北部来的，在这儿还可看见清清楚楚的春天的背影（《威尼斯》）”，“乍走进去的时候，摸不着头脑，仿佛连自己也会丢掉似的（《柏林》）”。（b）“好像”，表示的虽然也是亲身感受，但又强调客观现象本来如此。例如“这所房子从运河中看，好像在水里（《威尼斯》）”，“下三层都是一色的圆拱门和柱子，上一层只有小长方窗户和楞子；这种单纯的对照教人觉得这座建筑是整整的一块，好像直上云霄的松柏，老干亭亭，没有一些繁枝细节（《罗马》）”，“从前有位著名的文人在这儿写信给他的未婚夫人，说他正从高岸上望下看，河上一处处的绿野与村落好像‘绣在一张毯子上’；‘河水刚掉转脸亲了德瑞司登一下，马上又溜开去’。这儿说的是第一个弯子。他还说‘绕着的山好像花箍子，响蓝的天好像在意大利似的。’在晴天这大约是真的（《德瑞司登》）”。（c）“似乎”，表示虽不能确定，但总觉得亲身的感受是接近真实的。例如“一只歇得高些，小小的眼儿半睁半闭的，似乎在入梦之前，还有所留恋似的（《温州的踪迹》）”，“曲词自然是意大利语。意大利的语音据说最纯粹，最清朗。听起来似乎的确斩截些，女人的尤其如此——意大利的歌女是出名的（《威尼斯》）”，“这个隧道似乎有四层，占的地方也不小（《罗马》）”，“瑞士有‘欧洲的公园’之称。起初以为有些好风景而已；到了那里，才知无处不是好风景，而且除了好风景似乎就没有什么别的(《瑞士》）”，“路似乎颇弯曲的样子，一座大山峰老是看不完，瀑布左一条右一条的，多少让山顶上的云掩护着，清淡到像一些声音都没有，不知转了多少转，到勃吕尼了（《瑞士》）”。说“似乎有四层”，差不离儿就是四层，说“似乎没有别的”，差不多都是“好风景”，说“似乎颇弯曲”，就是转了很多转。所以说“似乎”是表示感受到的接近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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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荐(《汉语词汇新讲》，语文出版社，2000年）

语言中有这样一类词汇现象：同一个事物对象而由不同的词称说，这不同的词彼此间就存在着同义关系，成为同义词。

同义词根据它们同义程度的不等而分为相等的同义词和相似的同义词两类。相等的同义词，一般又被人称作等义词，它是此词和彼词在理性意义上完全相同而只在感性意义上存在着些微差异，例如“父亲、父、爸爸、爸、爹”，“新娘、新娘子、新嫁娘、新妇、新媳妇”；相似的同义词，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同义词，它是此词和彼词在主要的理性意义相同的前提下在次要的理性意义或/和感性意义上有着区别。这一类同义词非常复杂，是同义词分析和研究的重点，通常所说的同义词主要指的是这一类。

同义词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意义、色彩和用法三个方面，对同义词的分析也就可以从这三个方面进行。从意义上看，同义词的差别主要表现在：（1）意义的轻重。例如“忽视”和“无视”都表示没把什么事放在眼里或心上，但“忽视”强调忽略、疏忽，语意较轻，“无视”则强调漠视、不认真负责地对待，语意较重。（2）范围的大小。例如“局势”和“形势”都表示事物发展的状况，但“局势”主要用在政治、军事等领域，范围略狭，而“形势”基本没有上述限制，范围较宽。从色彩上看，同义词的差别主要表现在：（1）感情色彩不同。例如“奴才”和“奴仆”，都指供主人驱使而没有人身自由的人，但“奴才”有鄙夷的感情色彩，“奴仆”没有这种色彩。（2）形象色彩不同。例如“鄙弃”和“唾弃”，都表示看不起、厌恶，但“唾弃”有以吐唾沫表示鄙视的形象色彩，“鄙弃”则不具这种形象色彩。（3）语体色彩不同。例如“转眼”和“旋踵”，都表示极短的时间，但“旋踵”因只用于书面语而有书面语语体色彩，“转眼”因既可用于书面语也可用于口语而没有特殊的语体色彩。从用法上看，同义词的差别主要表现在搭配对象的不同上。例如“感觉”和“觉得”都表示感官对外界发生某种反应，但“感觉”后可加补语成分“到”，“觉得”不能有这样的用法。

与同义词关系密切的是近义词。近义词是所指不一而存在某种近似关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例如“含糊”和“含蓄”，前者义为：“①不明确，不清晰；②不认真，马虎；③示弱（多用于否定）”；后者义为：“①包含；②（言语、诗文）意思含而不露，耐人寻味；③（思想、感情）不轻易流露”。“含糊”和“含蓄”在主要的意义上不同因而不是同义词；但它们又都有“使人不易了解”的次要意义，因而是近义词。（刘叔新1980）同义词是所指对象同一的词的集合，这就要求它们在语法属性上一致；而近义词所指本就不同一，只是因意义相比差不多就系连在一起，故不须语法属性一致。

在语句中正确地选用同义词，既可避免语意呆板、词汇贫乏，亦可使语意丰赡，准确达意。例如鲁迅《故乡》中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这段话用了“心情、心绪”这对同义词，不但避免了语意重复，而且在说到不好的心情时用“心绪”比用“心情”更能反映出作家乱如麻的复杂心境。

●沈阳（语言的表达内容——语义，《语言学常识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读音和书写形式不同的一批词在意义上有某种密切联系，这批词也就构成了一个意义的集合，这种一批词通过相互有联系的意义构成的集合就可以叫作“语义场”。“场”（英语称“field”）这个概念是从物理学中借用过来的，原指由某些互相关联和相互作用的物质构成的一个范围，如“电场、磁场、引力场”等。“语义场”也是这种情况。或许可以打个比方说，语义场就像是由具有意义联系的一批词语所构成的一个“家族”。

“语义场”中各个词语（实际上是义项）在意义上的联系可以理解为具有共同的上位意义或类属意义。语言中有些词所代表的事物范围大些，有些词所代表的事物范围小些，如果后者可以完全包容在前者的范围之内，那么它们之间就有上下位的关系，其中所代表事物范围大的词叫“上位词”，所代表事物范围小的词叫“下位词”。比如“蔬菜”这个词，对于“白菜、萝卜、韭菜、菠菜”这些词来说，它所代表事物的范围就大，并且可以包容后几个词所代表的事物，因而“蔬菜”是“白菜、萝卜、韭菜、菠菜”等的上位词，后者都是“蔬菜”的下位词。属于同一上位词类属意义的所有下位词就可以构成一个语义场。类似的如“钢笔、铅笔、圆珠笔……”的类属义素都是“书写工具”，“父亲、母亲、儿子、女儿、丈夫、妻子……”的类属义素都是“亲属”，“车、船、飞机”的类属义素都是“交通工具”。各组词语的意义，或者直接说各组的这些词语，就都构成了一个语义场。当然事物本身的分类是有层次的，小类上面有大类，大类上面有更大的类，因而反映事物类别的语义场之间也就有不同的层次。若干较小的语义场可以集合成较大的语义场，若干较大的语义场可以集合成更大的语义场。比如“卡车、轿车、吉普车”等可以构成“汽车”这个语义场，“汽车”又可以和“火车、大车、自行车”等集合成“车”这个较大的语义场，“车”还可以和“船、飞机”等集合成“交通工具”这个更大的语义场。在同一个语义场内的所有词语，既有相同的类属义素，可以共同反映一类对象，又有不同的区别义素，可以有各自的语义分工。

一个语义场实际上就是一个局部的词义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类属义素的意义领域被划分成若干块并分配给不同的词语，这些词语以一种互相补充的方式对同一个意义领域进行反映。语言中有些语义场的意义领域是相对恒定或封闭的，这样一个词义占据的地盘大了，其他词义的地盘势必就会缩小；一个词义占据的地盘小了，其他词义的地盘必然就会扩大。因此这种系统中的各个词语的意义不能随意变化，词语的数量也不能随意增减，否则就会导致意义领域的重新划分，并且引起系统中其他词义的变化。比如“父母的兄弟”这个意义领域，在汉语里被划分为五块并分配给“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夫”五个词语来表示，在英语里则未作任何划分，只由“uncle”一个词语来表示。由于系统内成员的数量不同，英语的“uncle”与汉语的“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夫”中的任何一个在语义上都不可能是等值的。又如表示“大小”的语义场的意义领域在现代汉语里一般划分为“大、中、小”三级。这三级是相对而言的，“大”占的地盘大了，“中”和“小”的地盘就要缩小，反之亦然。但如果要再细分，比如两边再加上“极大、极小”，原有“大、中、小”的地盘就势必得缩得更小些。古代汉语中“行（意为走）、走（意为跑）”和现代汉语中“走、跑”的词义转移过程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当然由于语汇系统的成员数量庞大，而且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变化需要，整个语汇系统又必须保持开放的状态，因而也有一些语义场的意义领域是相对可变的，这种语义场内某一词语意义的变化以及词语成员数量的增减，可能只是造成整个语义场意义领域的延伸或收缩，而不一定会使相邻词语的意义发生变化。比如“家用电器”语义场，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这个语义场内随时都可能出现新的成员，像“微波炉、摄像机、录音笔、MP3播放机、DVD机、等离子电视机”等就是近年出现的一些新的家用电器，而这种新词语的出现就不一定会引起这个语义场内其他词语的意义以及词义之间关系的明显变动。

语义场研究对词义研究和语言间语义对应关系的研究都有用处。首先，通过语义场研究，可以更多地了解词义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在词义的形成和发展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比如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有许多词义扩大了，比如“腿”原指小腿（“股”指大腿），后意义扩大指整个腿；“脸”原指脸面上的一个部位，即“目下颊上”（“面”指整个脸面），后意义扩大指整个脸面；“牙”和“齿”原来分别指两边的牙齿和中间的牙齿，现在就不分了。如果能联系同一语义场内词义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就能更好地解释这些词义扩大现象。其次，语义场的划分实际上是前面讨论的“义素分析”的基础。义素分析的第一步就是确定对比分析的范围。一般说来，用来对比的应该是指称同一种类对象的词语，而且对比范围应该划定在指称事物最小类别的一组词语上。这实际上就是要求进行对比的一组词语必须属于同一个层次的语义场，而且是最小语义场。再其次，语义场研究为词义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理论和途径。语义场是分层次的，由小到大，最后集合成最大的语义场，一种语言中的所有词义最后都有可能容纳到这个语义场的层级体系中去。这就为将一种语言的所有词义集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提供了一种可能，对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最后，语义场研究为认识不同语言之间的语义对应关系提供了一种可以利用的手段和框架。比如通过前面说的汉语和英语“亲属”语义场构成的对比，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的差异。汉语的亲属称谓系统一般分长辈、本人和小辈，其中长辈和小辈还可以细分到长二辈、长三辈、小二辈、小三辈等，而且还分男女，分长幼，分父系和母系。英语的亲属称谓系统只分长辈、本人和小辈，其中长辈和小辈也还可以再细分，也分男女，但是却不分长幼，不分父系和母系。至于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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