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词语产生的途径

狭义的新词语只指利用原有构词成分并按照通常的构词方式创造出来的词；广义的新词语也包括原有词在使用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意义和用法。这样新词语的产生途径可以细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自造新词语。“新造”是新词语产生的主要来源。新造词也就是利用汉语中已有的构成成分（语素或词），按照汉语固有的构词方式来构造的新词。比如“电脑”就是用原有的词“电”和“脑”作为语素，并按照偏正形式构造的一个新的复合词。类似的例子：名词有“劳模、根雕、老外、自费生、外贸”等；动词有“严打、邮购、扶贫、待业、保送、离休”等；形容词有“快捷、低俗、紧缺”等。

（2）吸收方言词语。作为新词语的方言词，指本来只在方言地区通行，进入共同语不久，并且被全社会接受和使用比较广泛的词。像来自吴方言的“断档、发嗲”等，来自粤方言的“看好、靓丽、老公、买单（粤语作“埋单”）、第一时间”等，就是来自方言的新词语。至于只在方言地区通行，或者只是偶尔在共同语交际场合或媒体上使用，还没有流行或固定下来，如粤语中的“手袋、拍拖、爆棚、返学、屋企、行街”，也包括北京话中的“倒爷、小蜜、侃爷、撮饭、起腻”等，就不能算作进入普通话的方言词，当然也就不是新词语。

（3）吸收港台词语。广义上说，普通话从港台地区吸收新词语，跟从方言中吸收新词语有相同的性质。只是港台等地的新词语对普通话词汇影响较大，可以看作是新词语的一种特殊来源。被吸收的港台词语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港台汉语自创的反映社会生活中事物现象的词语，如“物业、运作、资深”等；二是港台汉语受外语的影响而产生的各种外来词，如音译词“镭射”，仿译词“快餐”等；三是香港粤语词，如“大排档、减肥、爆满”等；四是新中国成立前大陆曾经使用过而以后一段时期不再使用、现受港台影响又恢复使用的词语，如“期货、股票、夜总会”等。

（4）吸收外来词语。改革开放以来外来词大量出现，成为汉语新词语的重要来源。比如音译的有“摩丝、托福、马赛克”等；半音译半意译的有“迷你裙、艾滋病、桑拿浴”等；音译兼意译的有“香波、基因、黑客”等；日语借形词有“写真、料理、研修”等。另外还有字母词，如“VCD、MP3、KTV”等，也是一种新词语。需要注意的是使用外语字母词要符合规范，能不用时尽量不用。

（5）旧词语的复活。有些词语只是暂时退出了日常交际领域，有时还会“复活”，也可以看作是特殊的新词语。一是因旧事物的重新产生而复活，比如“股份、当铺、拍卖、酒吧、博士、少校、牛市”等。二是因人们思想认识的变化而复活。比如称谓语中的“先生、太太、夫人、老板、董事长、经理”等。这些“复活”的词语中，有些是反映消极现象的，如“赌博、拐卖、嫖娼、算命、黑社会”等。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制的完善以及精神文明的提高，这些腐朽的事物现象将会受到严厉的打击和控制，一旦这些腐朽的事物和现象灭绝了，代表这些事物的词语也就会再度走向衰亡。

（6）旧词产生新义。有些词语通过借代、比喻等途径改变了词义，这可以看作是更广义的新词语。旧词语获取新义的形式不同：一是增加新义项。如“婆婆”，原指丈夫的母亲，现又常喻指主管企事业单位的上级机关。又如“宰”，现在用来表示商家不道德地卖高价。二是突显新义项。如“松绑”，虽然还保留有解开人身上的绳索的义项，但是新增加的“给企业松绑”的义项则突显在原来意义之前了。三是替换新义项。如“持平”，原是公正公平意，现指保持原来的水平。原来的意义消失了，代之以新的含义。四是贬义词中性化。随着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逐渐客观，被人为扭曲了的东西恢复了本来的面貌，如“竞争”，在极“左”理论的说教下，这个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是贬义的；但是现在国家鼓励竞争，只有竞争才能提高经济效益，这个词成了褒义的。其他如“拍卖、明星”等也是如此。

4.2　外来词

一、外来词的定义

外来词也叫借词，即一种语言从外族语言中翻译或借用的词语，这也是一般词语的来源之一。各种语言的词汇中都大量吸收外来词。外语中也有吸收汉语词语的情况，尤其是日语、越语、韩语中就有大量汉语的借词；甚至印欧语系语言也有从汉语吸收的词，如英语的“tea（茶），typhoon（台风），kongfu（功夫）”，德语“Schach（象棋）”等。汉语从汉代就开始出现外来词，如“琵琶、骆驼”来自匈奴，“琉璃、狮”来自西域，“袈裟、佛”原是梵语词；从少数民族语言吸收的外来词有“戈壁、站”（蒙），“喇嘛、糌粑”（藏）等。到了近现代，吸收外来词更是汉语词汇不断丰富的重要途径。现在常用的“沙发、夹克、巧克力、蒙太奇”等就是典型的外来词。

汉语中严格的外来词应只指上面说的这些音译外语词，不包括完全意译的外语词。例如“科学、电话”的意义原本是外来的，但它是用汉语原有的语素按照汉语的构词方式构成的，就不算是外来词；而五四时期称作“赛因斯（science）、德律风（telephone）”才是外来词。但实际上完全排除意译的外来词也有困难，比如像“浪漫、俱乐部、可口可乐”等词，就不能说完全没有意译的因素。所以更准确地说汉语吸收外来词采用多种手段。狭义的外来词是指纯粹音译的外来词；广义的外来词也包括半音译半意译、音译兼意译、仿译等，甚至也很难完全排除意译作为吸收外来词的一种手段。

二、外来词的类型

汉语中的外来词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纯粹音译。纯粹的音译词主要来自印欧语。比如货币名称“便士、马克、卢布”等，人名“莎士比亚、海明威、托尔斯泰”等，地名“伦敦、纽约、莫斯科”等，医药名称“阿斯匹林、吗啡、尼古丁”等，物理单位“安培、瓦特、伏特”等，生活用语“沙发、夹克、沙龙、扑克、拷贝、雷达、高尔夫、迪斯科、奥林匹克”等，食品名称“咖啡、沙拉、巧克力、三明治”等：都只是直接翻译外语词的读音。但由于汉语与印欧语差别较大，所以汉语一般并不喜欢借音，而是更多地用汉语原有构词成分（语素）来构词。因此很多音译外来词后来都被仿译词或完全意译的词所代替。比如“bank——版克——银行”，“penicillin——盘尼西林——青霉素”，“bikini——比基尼——三点式”，“microphone——麦克风——扩音器——话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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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半音译半意译。半音译半意译的外来词包括两种形式，如“新西兰、北爱尔兰”等是一半音译另一半意译，“卡车、啤酒、酒吧、卡片、芭蕾舞、艾滋病”等是一半音译另一半是注释。一半音译一半注释的词又有两类：一种情况是，汉语先音译外语原词，另加个注释部分，且不能省略，如“鼠标、汉堡包、三文鱼、拉力赛、迷你裙、卡宾枪、加农炮、诺贝尔奖、歌德巴赫猜想”等；另一种情况是，汉语词先音译外语的原词，可加注释部分，但又可以省略，如“香槟（酒）、比萨（饼）、吉普（车）、雪茄（烟）、扑克（牌）”等，当注释部分省略时就相当于音译词了。

（3）音译兼意译。音译兼意译主要是音译但又能够从汉字的意义获得外来词词义的某种提示。如“幽默（humor）、逻辑（logic）、香波（shampoo）、基因（gene）、黑客（hacker）、维他命（vitamin）、俱乐部（club）、可口可乐（coca-cola）”等。其中有些词如“逻辑、幽默、浪漫”，久而久之已经看不出外来词的音译痕迹了。

（4）仿译。仿译是用本族语言的构词成分对译外语原词的构词成分。这种词不仅把原词构词成分的意义翻译过来，而且保持了原词内部的构词方式。例如“黑板（blackboard）、足球（football）、马力（horsepower）、蜜月（honeymoon）、热狗（hotdog）、超级市场（supermarket）、黑马（darkhorse）、黑匣子（blackbox）、软件（soft-ware）”等。成语的借用也往往采用仿译的方式，例如“鳄鱼眼泪、泥足巨人、鸵鸟政策、尘埃落定”等。

（5）字母词。这是把外语的音和形一起借入汉语。比如“WTO、VCD、DNA、UFO”等。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大量的字母词涌现，90年代以来更是走向了巅峰。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使用字母词，尤其是外语的缩写形式，会使语言的表述更加方便。但是从长远看，过多地使用字母词是不利于汉语自身发展的，不但会造成汉语词汇系统内部的混乱，也会破坏汉语语言的纯洁和健康。因此使用字母词一定要慎之又慎，除非经过规范作为专业术语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其他时候，特别是日常用语中，不提倡使用字母词。

（6）日语借词。指的主要就是借自日语中的外来词。这些词中有许多原本是日语从汉语中借去的，用来表示日语中的新事物；也有日语利用汉语的字构造的新词。但后来汉语又从日语中借回时，虽然字形还是汉语的，但意思已经很不相同或者完全是新的意义。如“封建、劳动、经济、干部、营养、原罪、组织、社会”等，就是如此。

五、参考文献链接

●陈建民(《汉语新词语与社会生活》，语文出版社，2000年）

要了解社会，首先必须了解语言。语言由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部分所组成。其中，词汇跟社会的关系最为密切，社会中出现了新事物、新概念和新观念，语言中就立刻会有相应的新词语来记载它；旧事物、旧概念和旧观念一旦消失，反映它的词语也会即刻消失或隐退。不同时期的词语常常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它贯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流行一时，为某个时代所特有。可以说，新词语在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变革方面最为直接，最为迅速，最为集中。有人说，新词语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窗口”，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新词语的特点是一个“新”字。这里所说的汉语新词语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后产生并稳定地使用到现在的词语。1978年以前出现至今仍然使用的词语一般不算新词语，而成为普通词语了；1978年以后出现，只是偶尔见到或“昙花一现”，谈不上“稳定地使用到现在”的词语，这里也不讨论。新词语就是改革开放20年社会生活中广为流传、反映新事物、新概念、新观念的词语（包括新出现的全社会和某年龄层通用的词语，一部分产生了新义的旧词）。下面讨论改革开放以来汉语出现的新词新义新用法。

新词语是新事物、新概念、新观念的反映。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工作重心已由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大量反映政治、经济、法律、商贸、科技、文教、日常生活和现代意识等方面的新词语不断产生。例如：“中国特色、一国两制、多党合作、参政议政、廉政建设、依法治国、反腐倡廉、法人、平反、引进、外资、经济特区、政企分开、国有企业、第三产业、乡镇企业、小康、市场经济、知识经济、宏观调控、转换机制、软着陆、下海、股票、倒爷、大款、白领、外来妹、保税区、炒鱿鱼、购物中心、连锁店、商品房、承包户、回扣、打假、研讨、社区文化、素质教育、希望工程、电脑、微波炉、宇宙飞船、信息网络、信息公路、彩电、卡拉OK、迪斯科、文化快餐、休闲、微缩景观、迷你音响、大哥大、港台歌曲、激光唱盘、电子游戏机、空调、防盗门、铝合金门窗、计划生育、性骚扰、婚外恋、年薪、下岗、分流、二人世界”，以及“公关、反思、机遇、认同、奉献、爱心、创意、媒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等。以上是成千上万个新词语中极小的一部分，是这20年巨变的时代印记。最近，还出现新词“知本家”（以知识为主要资本的企业家）。信息时代是“知本家”的时代，表明信息时代已展现在我们面前。

新词语反映社会上新旧观念的变化。轻商是中国的传统。历史上关于行业排列的顺序，不管是“士农工商”还是“工农兵学商”，“商”总是排在末尾。“无商不奸”、“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早就成为古往今来对商人的文化定性。自古文人做官，归隐，投笔从戎，都有许多赞誉之词，唯独书生经商，为世人所不齿。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力推动下，人们开始摒弃陈旧观念，增强了商业意识，产生了“无商不富”的新观念。一大批文化、科技界人士纷纷下海，办企业、开公司，做各种买卖，他们有眼光，有社会责任感，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从而出现了学者式商人；而一些具有经商才干和经验的商人，为了振兴国内商业，提高自己的经商素质，改变商人的固有形象，又以各种形式掺入了文化界和经济界，出现了商人式学者。其中，儒商的出现最引人注目。儒商作为一种社会势力登上历史舞台，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际。那时候，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有事业心、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商人，即“儒贾”和“贾儒”。但人数不多，还不足以改变人们对商人的传统观念。今天的儒商是贾与儒的结合，商与文的交融，而且人数不算太少。近几年，由于强调搞活流通领域，商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出现了许多带“商”的新词语：商海、商战、商德、商誉、商风、商检、商展、商贸、商场（指商业界）、商亭、商摊、商厦、商业街、商业写字楼、商品房、商品菜、商业广告、文商、房地产商、外商、港商、台商、游商（指流动商贩）等。

新义的产生也跟社会生活的变化息息相关。新义可以是新词具有的意义，也可以是旧词（即早就存在的普通词语）新产生的意义，这种新义往往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取得新义的旧词就兼有新词的某种性质了。新义的产生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1）词义的扩大。“下海”在30年代出现时指“戏曲界业余演员搭班正式成为职业演员”。1949年以后，流行在港台的“下海”泛指“女子沦落风尘”，而在内地，“下海”一词就消失了。80年代末内地再度出现了“下海”，那是指“科技人员离开研究单位自己去办公司，搞实业”，具有“冒风险，赚大钱”的含义。90年代初，“下海”又引申为“各行各业放弃原来的工作而经营商业”。“下海”新义的产生，反映国内在建立市场经济初期，一些公职人员自愿扔掉了铁饭碗，纷纷走向市场，投身到涌动的商业大潮中去的社会巨变。

（2）词义的缩小。1996年修订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里，把“同志”的第2义项注释为“人们惯用的彼此之间的称呼”。在此之前（例如1976年版）注释为“我国人民之间的称呼”。20年之间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交称谓，“同志”的使用范围明显地缩小了。“惯用”的措辞比较准确，表明交际双方如果惯用“同志”就用“同志”，惯用“先生、教授、老师、老板、老总、师傅、小姐”，又何必强求非用“同志”不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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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词义的改变。“写真”原是汉语词，最初是“画像”的意思。元代，日本从我国借去的“写真”仍指画像。19世纪后，日语“写真”一直是照相、摄影的意思。后来，日语“写真”又引申出“裸照”义。1990年冬，笔者应香港安子介基金会的邀请，以“香港话如何融入普通话”为题在港进行短期调研，发现80年代初香港从日语借入“写真”，既指“照相”，又指“裸照”，“写真集”就是裸照集的意思。80年代中期，“写真”从香港融入内地时仍是“裸照”义。内地禁止宣传“裸照”，含“裸照”义的“写真”便一下子改为“真实写照”和“照相”的意思了。于是，相继出现了“北京写真”、“香港写真”、“明星写真”、“周杰（《还珠格格》里的主演）写真集”，所谓“写真集”，内地是指“个人生活照的影集。”

（4）词义的转移。专用语向通用语靠拢体现出科学文化知识向大众逐渐普及的趋势。“力度”是音乐术语，指音乐作品表演时音响的强度，分最强、中强、渐强、中弱、更弱、最弱，由最强到中强到渐弱、最弱，力度逐渐消失。现阶段“力度”已转用于泛指许多社会现象，包含“强度”和“功力的深度”的意思。如“加大改革力度”、“增强打假（指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力度”。“效应”原指物理的或化学的作用所产生的效果，如“光电效应、热效应、化学效应”等；现泛指某个人物的言行或某种事物的发生、发展在社会上引起某种反响或产生某种效果，如“轰动效应、名人效应、明星效应、深圳效应”等。1993年我国因经济过热现象曾引发通货膨胀，党中央及时采取措施，狠抓金融整顿工作，不到半年时间，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就稳定下降，化险为夷，人们借用航天术语“软着陆”去描述这种现象。“软着陆”主要指航天飞机由于采取了减速等措施，安全降落在地面。

（5）通过比喻产生新义。“婆婆”原指丈夫的母亲，在我国的传统文化里，“婆婆”附上了独断专行的文化色彩。近年来，有人管对下面瞎指挥和不明智、不民主的顶头上司叫“婆婆”，用于比喻义的“婆婆”具有新词的性质。

（6）词语褒贬色彩的变化。从前，人们认为竞争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残酷得很；如今认为竞争可以保持活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吃大锅饭”是指不管干与不干，干好干坏，一律都有饭吃。过去，大锅饭在实际上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现在则认识到大锅饭越吃越穷，它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需要改革。于是，出现了“砸三铁”（“三铁”指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以及“金饭碗、泥饭碗”等新词语。新时期里某些政治色彩浓厚的词语也发生了褒贬色彩的变化。

●史有为(《汉语外来词》，商务印书馆，2000年）

“外来词”，也叫“外来语”，在某种意义上可同“借词”相当。在汉语中，一般来说，外来词是指在词义源自外族语中某词的前提下，语音形式上全部或部分借自相对应的该外族语词、并在不同程度上汉语化了的汉语词；严格地说，还应具备在汉语中使用较长时期的条件，才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外来词。例如“袈裟”，虽然用汉字表示，但其意义和读音显然全部来自梵文的kasāya；又如“冰淇淋”，其意义和构成来自英语ice-cream，但只是借其后半部分的音，前半部分则用外语固有的语素翻译表示，成为一种混血儿语词；再如“卡车”只是部分源自它种语言，“卡”的意义和语音形式是来自英语的car，而“车”却是为了易于中国人接受而另外添加上去的语义标记（以下简称“义标”），是汉语的固有语素，是另一种混血儿。它们都已经在汉语中较长时期地使用，落地生根，真正成为汉语中的一员了。

现在一般所说的外来词有三个基本层次，此外还有一个接近它们的层次：

A.整体上借用外族语词语音形式的是狭义上的外来词，如“布丁”（英pudding）以及外加汉语语素的“卡车”（英car）。

B.语音形式中一部分大致借用外族语词相对应的部分而另一部分则意译外族语词相对应部分的词是广义上的外来词，如“冰淇淋”（英ice-cream）、“摩托车”（英motorcycle）。

C.更广义地说，日语汉字词进入汉语后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外来词，不过这不是借音，而是借形，借的文字之“形”，如“手续”（日训读tetsuzuki）和“领空”(日训读ryōkū)。这种外族语源的“汉字词”是直接借用他民族创造或改造并用汉字书写的词，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准外来词”，即仅仅借用文字之形而不借外族语读音的词。这种词在语音形式上是被彻底地汉语化了的，而且使用的是与汉语字义、字形基本一致的汉字以及与汉语基本一致的构词方式，因此，从汉语角度看，它们又是一种“准汉语固有词”。

D.此外，还有一种“仿译”词（calque），根据外族语词的语素逐个意译而成，只在语素对应和次序上以及构成方式上保持了外来形式，如“黑板”(英blackboard)。这可以说是最广义的外来词。按理也可以作为“准外来词”看待，但是国内一般不列入外来词中，本书也暂时维持这一习惯。

 

追忆